词章诗文每能表现一个人的思想和气质，老苏以意胜，故其为文，亦峭劲，亦庄重。东坡以情胜，故其为文，纵横奔逸，有如巨浪之席卷，汪洋浩瀚，有如大江之入注于海，不可一世。敖器之评其文云：

东坡如屈注天潢，倒连沧海，变眩百怪，终归于雄厚。

东坡的诗，为散文化之诗，亦可以名之为有韵的散文。东坡之文，为含有诗意之文，亦可以名之为谈理的诗。此乃东坡受了环境影响，与时代背景熏陶所孕育而成之一种自然结果。原来有唐一代，在文学史上，为感兴时期，及至宋代，则由感兴时期而一变而为谈理时期了。何以言之？盖唐代思想风雅，所以形成了诗的特殊发达，宋则谈理之风盛行，结果形成理学的特殊发达。唐代风雅的思想，盛于盛唐而衰于晚唐，宋代谈理之风，始于仁、神两朝，而集大成于朱、陆。所以当盛唐时，诗有李、杜，文有韩、柳，韩、柳出而文雅。及至宋代，朱、陆出而文晦，犹似活泼泼的美女，忽然披了一件理学的外套，生趣索然。当仁、神二朝，晚唐文学，已成强弩之末，新兴之理学，方蒸蒸日上。东坡适逢其会，上承诗学之余绪，下开理学之先声，是以谓东坡为纯粹之诗人，固有所不能，即目之为纯粹的散文家，亦有所未可。要之，他的文章，带有诗化的，他的诗，带有散文化的。故东坡之文，东坡之诗，非唐非宋，自成一家。

东坡之诗文，虽自成一家，不过其作风，中间亦经过多少的变迁。观其与侄论文书云：

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旦夕学此。

当东坡年少时，抱负极大，霸气横空，加以受乃父之熏陶，喜学纵横家，极倾心于贾谊、陆贽之言。故其为文，特霸气纵横，剑气满腹，抑且极峥嵘绚烂之至，迨后渐喜庄生之言，而其作风一变。黄州之谪以后，再进而折入于释道，养性敛气，悠然自得，而其作风又一变。子由曾云：

既而谪黄，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

东坡此时的作品，较其少年之作，经过一种洗炼工夫，高华秀杰，特其机锋光芒之气，尚不能免，怨刺之语，犹存于字里行间。既而有岭外远窜，斯时东坡年岁既增，入道亦深，浮华之气，消失净尽，胸中汨然，无丝毫芥蒂。所以其所作诗文，亦如清风明月，一尘不染。黄山谷评其诗文，有云：

东坡岭外诗文，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

及其晚年，私淑陶渊明，其造诣之深，更可知矣。山谷所谓：

渊明千岁人，东坡百世士。出处固不同，风味要相似。

又许彦周论东坡之文云：

东坡辞源如长江大河，飘沙卷沫，枯槎束薪，兰舟绣鹢，皆随流至。

这几句是评论其前半生所为之文。

珍泉幽涧，澄潭灵泽，可爱可喜，无一点尘滓。

这几句是评论其后半生所为之文。又陈后山评其诗文云：

苏诗始学刘梦得，故多怨刺，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处，则似之矣，然失于粗，以其得之易也。

魏淳甫亦云：

吕丞相跋子美公谱曰：“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以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

东坡的文章，气格高迈，风超调逸，亦如其人。所谓：

东坡词源如长江大河，汹涌奔放，瞬息千里，可骇可愕。

东坡为文取材，不拘方物，日常间应事接物，皆为其为文之绝好资料，不弄巧，不炫奇，不因事出奇，不遇境即变，彼亦不自知其所以至，一如大江之顺流东下，穿壁倒谷，一任其自然。彼之为文，既以不经意之笔出之，故其文不假经营，亦不局促，更无所谓出格与入格了。

东坡为文，长于设譬，凡平生耳所闻、目所见者，无一非其取譬之好材料，瓦砾敝屣，一经其运用，立即变为黄金珠玉，街谈巷议鄙俚不堪的材料，一经他的手笔，无不妙处风生，另有一番风趣。所以参寥子尝评其文云：

东坡牙颊间，别有一副炉鞲也。

东坡为文，既不用锻炼工夫，全是一种不经意之作，和一种感时触物猝然而发的文字。故字里行间多少总不免露一些锋芒，譬如一方白玉，总带一些微瑕，主其气，不计其工，这却是东坡之本色。观其曾与谢民师论文书云：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经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

所谓“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云云，这几句不啻东坡自己的写照。至其对于扬子云之作，评为雕虫篆刻者，所以讽当世文人好为艰涩之词而发也。

东坡文字中，小品亦佳。如尺牍着墨不多，而情韵风生，所谓虽嬉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也。吾人纵在极烦恼的时候，读了他的小品，总觉得习习清风，生于两腋。王世贞所谓：

懒倦欲睡时，诵子瞻小文及小词，亦觉神工。

宋孝宗刊其集而为之序曰：

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华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

又东坡自评其文曰：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我亦不能知也。

这一段评论，除对于评论他的文章外，其余无论以之评其诗，评其性情，甚至评其一生，无不适合。换言之，东坡的一切，都可在这几十个字中包括无遗了。

东坡平生笃于友孝，门下弟子甚多，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等，东坡待之如朋俦，不以弟子门人目之。元祐中，晁、秦、陈、黄与东坡同入阁，当时号称四学士。

长公波涛万顷陂，少公巉秀千寻麓。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俪舒桃李，晁论峥嵘走珠玉。

长公指东坡，少公指子由，其余即指四学士，就中晁、张长于文，黄、陈长于诗。而黄庭坚之诗，尤高奇超人一等。世人或以黄之诗，与苏东坡并称，称为苏黄。其实二人之气度魄力，并不相同。魏道辅论之甚详曰：

东坡文中龙也。理妙万物，气吞九州，纵横奔放，若游戏然，莫可测其端倪。鲁直区区持斤斧准绳之说，随其后而与之争，至谓未知句法，盖鲁直欲为东坡之迈往而不能。于是高谈句律，旁出探度，务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纵放，铺张学问以为富，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东坡评曰：“如蛑蝤江摇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若多食，则动风发气。”又云：“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适用，然不为无补于世。”谓论文者尊东坡，言诗者右山谷，此门生亲党之偏说而已。《东都事略·山谷传》云：庭坚长于诗，与秦观、张耒、晁补之游苏轼之门，号四学士。独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谓之苏黄。盖自当时已不以是为公论矣。

王世贞亦云：

诗格变自苏黄固也。黄意不满苏，直欲凌其上，然固不如苏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陈，愈近愈远。

可知黄之诗，远非东坡之诗，所可以拟了。

东坡不特长于文，擅于诗，其词亦大有可观。近人谓东坡在诗歌上的成就，远远不如其词之成就之上，以其诗在诗史上，不得谓之为上乘作家，而其词则占词史上之特殊地位。故吾人与其目东坡为诗人，毋宁谓东坡为词人也。

东坡之词，后人评论者，不一其说。《四库提要》云：

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流溯源，不能不谓之别格。

此乃评东坡之词，为词中之别格者。《吹剑续录》云：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比柳耆卿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按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则讥其词太豪放，不如柳耆卿之婉约绮致。陈无己云：

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太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则又以词派来排斥苏词了。李易安《词论》：

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预律者，何邪？

晁无咎亦云：

居士词人多谓不谐音律，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

陆务观云：

世言东坡不能词，故作乐府词，多不协。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下，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

则又以音调不协来批评苏词了。其实以上各家的评论，都是片面的观察。究其实，则苏词豪放缜密，两擅其长，世人仅就其豪放处立论，遂有铁板铜琶之诮，不知苏门之婉约处，何让温、韦。如《浣溪沙》云：

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

《祝英台》云：

挂轻帆，飞急桨，过钓台路。酒病无聊，欹枕听鸣㯭。

此等作品，与“大江东去”“把酒问青天”诗作，如出两手了。故《词筌》云：

苏子瞻有铜琶铁板之讥，然其《浣溪沙·春闺》“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

又《爰园诗话》亦云：

子瞻词豪放亦只“大江东去”一词，何物袁绹，妄加品骘。

善夫胡致堂之评论曰：

词曲至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然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为与舆台矣。

这确是一个忠实的批评。

东坡小词，亦有可观。楼敬思曾云：

东坡老人，故自灵气仙才，所作小词，冲口而出，无穷清新，不独寓以词人句法，能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也。

要之，有宋三百年，词坛健将，足以雄视万方，睥睨一世者，东坡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