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尚书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正义仅举其三。今考之古籍，则世本 居篇云：“契居蕃。”见水经注 渭水篇。通鉴地理通释引世本作“番”。疑即汉志鲁国之蕃县，观相土之都在东岳下可知。契本帝喾之子，实本居亳，今居于蕃，是一迁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书正义引。由蕃迁于砥石，是二迁也。荀子 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是昭明又由砥石迁商，是三迁也。左氏 襄九年传云：“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是以商丘为昭明子相土所迁。又定（九）〔四〕年[一]传：祝鮀论周封康叔曰：“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则相土之时曾有二都，康叔取其东都，以会王之东蒐，则当在东岳之下，盖如泰山之祊为郑有者。此为东都，则商丘乃其西都矣。疑昭明迁商后，相土又东徙泰山下，后复归商丘，是四迁、五迁也。今本竹书纪年云：“帝芬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山海经郭璞注引真本纪年，有“殷王子亥”、“殷主甲微”，称殷不称商，则今本纪年此事或可信。是六迁也。又“孔甲九年，殷侯复归于商丘”，是七迁也。至“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则为八迁。汤至盘庚五迁，书序纪其四。而前之八迁，古未有说。虽上古之事若存若亡，世本、纪年亦未可尽信，然要不失为古之经说也。梁氏玉绳史记志疑引路史 国名纪“上甲居邺”以当一迁，不知邺即殷也。
说商
商之国号，本于地名。史记 殷本纪云：“契封于商。”郑玄、皇甫谧以为上雒之商，盖非也。古之宋国，实名商丘。丘者，虚也。说文解字：“虚，大丘也。昆仑丘，谓之昆仑虚。”又云：“丘谓之虚，从丘，虍声。”宋之称商丘，犹洹水南之称殷虚，是商在宋地。左传 昭元年：“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又襄九年传：“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又昭十七年传：“宋，大辰之虚也。”大火谓之大辰，则宋之国都确为昭明、相土故地。杜预春秋释地以商丘为梁国雎阳，今河南归德府商丘县。又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其说是也。始以地名为国号，继以为有天下之号。其后虽不常厥居，而王都所在，仍称大邑商，讫于失天下而不改。
罗参事殷虚书契考释序云：“史称盘庚以后，商改称殷。而遍搜卜辞，既不见‘殷’字，又屡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独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尚号商。”其说是也。且周书 多士云：“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是帝辛、武庚之居，犹称商也。至微子之封，国号未改，且处之商丘，又复其先世之地，故国谓之宋，亦谓之商。
顾氏日知录引左氏传“孝、惠娶于商”、哀二十四年。“天之弃商久矣”、僖二十二年。“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哀九年。以证宋之得为商。阎百诗潜丘札记驳之，其说甚辨，然不悟周时多谓“宋”为“商”。左氏 襄九年传：士弱曰“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此答晋侯“宋知天道”之问。“商人”，谓宋人也。昭八年传：“大蒐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商、卫”，谓宋、卫也。吴语“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谓宋、鲁之间也。乐记：师乙谓子贡：“商者，五帝之遗音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齐者，三王之遗音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子贡之时，有齐人，无商人。商人，即宋人也。
余疑“宋”与“商”声相近，初本名“商”，后人欲以别于有天下之“商”，故谓之“宋”耳。然则“商”之名起于昭明，讫于宋国，盖于宋地终始矣。
说亳
古地以亳名者甚多，周书 立政云：“三亳阪尹。”郑玄谓：“汤旧都之民服文王者，分为三邑，其长居险，故名阪尹。盖东成皋、南辕、西降谷也。”书正义引。皇甫谧则云：“三处之地，皆名为亳：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同上。括地志申之曰：“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史记 殷本纪正义引。二说不同。然立政说文王事，时周但长西土，不得有汤旧都之民与南、北、西三亳之地。此三亳者，自为西夷，与左氏传之肃慎、燕、亳，说文京兆杜陵亭之亳，皆与汤都无与者也。又春秋 襄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公、谷作“京城北”，公羊疏谓：“服氏经亦作‘京’，今左氏经传作‘亳’，殆字之误也。”则为郑地之亳；史记 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云“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亳阴野中”[二]，则为卫地之亳；左氏传“公子御说奔亳”，则为宋地之亳。与皇甫谧所举三亳，以亳名者八九。然则汤之所都，果安在乎？史记 六国表言：“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徐广以京兆杜陵之亳亭当之，盖探史公之意以为说。班固于汉 地理志则云：“偃师尸乡，殷汤所都。”郑玄亦以为汤都偃师。皇甫谧以为汤居南亳。尚书正义引。括地志兼采二说，以为汤始居南亳谷熟，后居西亳偃师。而汉书 地理志山阳郡之薄县，臣瓒曰：“汤所都。”是汤所都之亳，亦有四说。
余案：瓒说是也。山阳之薄，即皇甫谧所谓北亳。后汉以薄县属梁国，至魏、晋并罢薄县，以其地属梁国之蒙县。故谧云“蒙为北亳”者，浑言之；杜预于庄十（一）年[三]传注云“蒙县西北有亳城”，则析言之。蒙之西北，即汉山阳郡薄县地也。今山东曹州府曹县南二十余里。其为汤都，盖有三证：一、以春秋时宋之亳证之。左氏 庄十（一）〔二〕年[四]传：“宋万弑闵公于蒙泽，立子游。群公子奔萧，公子御说奔亳。南宫牛、猛获帅师围亳。冬十月，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庄之族以曹师伐之，杀南宫牛于师，杀子游于宋，立桓公。猛获奔卫，南宫万奔陈。”杜注以亳在蒙县西北。如杜说，则亳与曹接境。曹师之伐，先亳后宋。猛获在亳，故北奔卫；南宫万在宋，故南走陈。是宋之亳，即汉之薄县。又哀十四年传：桓魋“请以鞌易薄。景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鞌，桓魋之邑，地虽无考，当与薄近。是岁，魋入于曹以叛。时曹地新入于宋，虽未必为魋采邑，亦必与魋邑相近，则其所欲易之薄，亦必与曹相近，殆即前汉山阳郡之薄县。而此薄为宋宗邑，尤足证其为汤所都。然则此北亳者，于春秋时为亳、为薄，于两汉为薄县，晋时县治虽废，而尚有亳城。若南亳、西亳，不独古籍无征，即汉以后亦不见有亳名。其证一也。二、以汤之邻国证之。孟子言：“汤居亳，与葛为邻。”皇甫谧、孟康、司马彪、杜预、郦道元均以宁陵县前汉属陈留郡，后汉属梁国。之葛乡为葛伯国。谧且谓偃师去宁陵八百余里，不能使民为之耕，以证汤之所都当为谷熟之南亳。然谷熟之去宁陵，虽较之偃师为近，中间尚隔二百余里。若蒙县西北之薄，与宁陵东北之葛乡，地正相接，汤之所都，自当在此。其证二也。三、以汤之经略北方证之。汤所伐国，韦、顾、昆吾、夏桀，皆在北方。昆吾之墟，地在卫国，汉东郡濮阳城内。左传、世本说当可据。而韦国，郑笺以为豕韦。按续汉书 地理志，东郡白马县有韦乡。杜预亦云：“白马县东南有韦城，古豕韦氏之国。”又白马之津，史记 曹相国世家亦谓之“围津”。是韦与昆吾实为邻国，与亳相距不过二百里。顾地无考，汉书 古今人表作“鼓”。案殷虚卜辞云：“王步于。”“”，当即“鼓”字。卜辞所载地名，大抵在大河南、北数百里内，知亦距韦与昆吾不远。且顾与昆吾，郑语均以为己姓之国，故卫之帝丘城外有戎州己氏，而梁国蒙薄之北，汉亦置己氏县。疑古顾国当在昆吾之南，蒙薄之北。然则亳于汤之世居国之北境，故汤自商丘徙此，以疆理北方。逮北伐韦、顾，遂及昆吾，于是商境始北抵河。王业之成，基于此矣。汤之时，方有事北方，决无自商丘南徙谷熟之理。至偃师之地，更与诸国风马牛不相及。其证三也。自来说汤都者纷歧无定说，故举此三证质之。
说耿
尚书序：“祖乙迁于耿。”史记 殷本纪作“邢”，索隐以为“河东皮氏县之耿乡”。然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其地皆在河南、北数百里内，祖乙所居，不得远在河东。且河东之地，自古未闻河患。耿乡距河稍远，亦未至遽圮也。段氏古文尚书撰异引说文：“，郑地，有亭。”疑祖乙所迁，当是此地。然说文“邢”字下云：“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内怀。”其云“周公子所封”，则指邢、茅、胙、祭之邢。杜注：“在广平襄国县。”然又云“地近河内怀”，则又指左传、宣六年。战国策 魏策：“秦固有怀地刑丘。”史记 魏世家作“怀地邢丘”。之邢丘杜注：“在河内平皋县。”也。邢丘，即邢虚，犹言商丘、殷虚，祖乙所迁当即此地。其地正滨大河，故祖乙圮于此也。
说殷
殷之为洹水南之殷虚，盖不待言。然自史记以降，皆以殷为亳。其误始于今文尚书书序讹字，而太史公仍之。书序：“盘庚五迁，将治亳殷。”马、郑本古文同。束皙谓：“孔子壁中尚书作‘将始宅殷’。”孔疏谓：“‘亳’字摩灭，容或为‘宅’。壁内之书，安国先得，‘治’皆作‘乱’。其字与‘始’不类，无缘误作‘始’字。”段氏古文尚书撰异谓：“‘治’之作‘乱’，乃伪古文。”束广微当晋初，未经永嘉之乱，或孔壁原文尚存秘府，所说殆不虚。按隋书 经籍志：“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束皙所见，自当不诬。且“亳殷”二字，未见古籍。商颂言“宅殷土茫茫”，周书 召诰言“宅新邑”，“宅殷”连言，于义为长。且殷之于亳，截然二地。书疏引汲冢古文云：“盘庚自奄迁于殷，在邺南三十里。”史记索隐引汲郡古文：“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虚，去邺三十里。”今本纪年作“自奄迁于北蒙，曰殷”，无“在邺南三十里”六字。束皙以汉书 项羽传之“洹水南殷虚”释之。见书孔疏。今龟甲、兽骨出土皆在此地，盖即盘庚以来殷之旧都。楚语白公子张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盖用逸书 说命之文。今伪古文说命袭其语。书 无逸称高宗“旧劳于外”，当指此事。然则小乙之时，必都河北之殷，故武丁徂亳，必先入河，此其证也。
校勘记
[一]底本及遗书本俱作“九年”，据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传改作“四年”。
[二]史记 五帝本纪注引皇览作“顿丘城南台阴野中”。
[三]底本及遗书本俱作“十一年”，据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传当为“十年”。
[四]底本及遗书本俱作“十一年”，据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传改为“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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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部分收录的文章选自王国维《观堂集林》（卷第十二·史林四），此标题为编者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