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风》
△《车邻》见赵高之祸
吾读《诗》至《秦风车邻》之篇而不禁喟然三叹也，曰，嗟乎，赵高之祸其萌於此矣！春秋之世齐、晋为强，而战国则秦为盛。然《齐风》首以《鸡鸣》，《唐风》首以《蟋蟀》，而《秦风》之第一篇第一章独斤斤以“寺人”为言。且寺人亦有见於《诗》者矣。“寺人孟子”，《巷伯》有之矣，然特忧谗诗耳。“时维妇寺”，《瞻》戒之矣，然特因“哲妇倾城”而波及之耳。未有郑重言之若此篇者。寺人之权安得而不重乎！曰：“未见君子，寺人之令。”不过往来将命，初无预政事也。曰：寺人所以能干政者，正以其将命耳。寺人亦有何权，寺人之权即君子之权也。故人既见君子则权在君子，未见君子则权在寺人。秦之权，在始皇者也；然人不得见始皇，则始皇之权即在赵高。始皇崩，权在二世者也；然人不得见二世，则二世之权亦即在赵高。彼夫扶苏、蒙恬、蒙毅、李斯之属骈首而就戮者，岂有他哉，不过未见君子而已。藉使扶苏、蒙恬得见始皇，始皇必不杀之；即毅与斯得见二世而言其情，亦未见二世之必致之死也。是以《郑》之《缁衣》，孜孜焉贤人之馆，《齐》之《鸡鸣》，汲汲焉听群臣之朝，无他，皆恐人之不得见君子耳。陈蕃、窦武、杨涟、熊廷弼之属位居台辅，功在国家，而一旦不获其死，无他，亦不过不得见君子耳。故孔子曰：“诗可以观。”岂不信哉！岂不信哉！此治乱兴亡之大要，不知说《诗》者何以皆无一言及於此，而但以为美其君之初有寺人车马也？无怪乎诵《诗》者多，而授之以政而不达者亦正不少也。
△秦之寺人
《诗》之言“未见君子”者多矣。《汝坟》曰：“如调饥。”《草虫》曰：“忧心忡忡。”皆据未见时之思慕言之。惟未见时有相慕之忱，故既见时有相逢之乐。而此篇独先以“寺人之令”，若未见时有寺人之令，然後既见时有瑟簧之鼓者。嗟夫，既见君子则“并坐鼓瑟”，“并坐鼓簧”，其情亲矣，其分尊矣，而未见君子则不能不借助於寺人，岂不可惧也哉！是以及时行乐，犹恐耋不能待而其亡也忽焉。亦非但此诗然也。《权舆》之诗曰：“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无馀。”何以始重之而终替之也？毋亦惑於近侍嬖幸之言以至此乎？《晨风》之诗曰：“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亦似初尝有功於国而後为人所间，不得见於君者，故《序》以为弃其贤臣。朱子虽疑《晨风》为妇人念夫之词，然玩其词意未见其必然。而百里奚非秦人，《3之歌》不见於经传，恐未可以是概秦俗也（语详朱子《诗传》）。大凡人主任用近侍，贤人未有不为其所谮者。编《诗》者以《车邻》始，以《权舆》终，或亦有深意存焉乎？观於商鞅富强之才必由景监以见，吕不韦惧祸则荐毒以为内援，似秦立国以来多寄耳目於寺人者。而秦本周之旧，先王遗泽犹存，固当有远虑之君子，或者诗人见微知著，故作此诗以风之，未可知也。纵作诗者不必果有此意，而读此诗自可以悟此理，正不待於读《秦本纪》、《李斯列传》而後知其敝也。
△嬖幸壅蔽之患
壅蔽之患不但寺人然也，但凡近习嬖幸，苟得将出纳之命，皆能变是非而快恩雠。唐长孙无忌以元舅秉政，受弧之任，而一日不得见高宗，则生死之命悬於许敬宗之手。五代欧阳彬求见楚王马殷，知客樊某索贿不遂，竟不得见殷，卒奔蜀为节度使。故彬诗云：“无钱将乞樊知客，名纸生毛不为通。”亦不但人主然也，即府县长吏苟使人将出纳之命，皆能隔聪明而作威福。昔者府县官皆坐堂上理事，吏胥环立案前以听命，讼者投文者咸执牌由门而进，面为批答，置印架上，有文移则取而印之，以故权不下移，含冤者少。寅宾馆在大堂之侧，士大夫来则见之，逾日则往答之，非徒示谦而已，亦欲谘诹小民之疾苦也。以故上下之情常通。不知何时改办事於宅门以内，文呈批稿悉由宅门出入，而为守令者又多耽於逸乐，妄自尊重，往往懒於升堂，讼者待至数月，或至经年，而不得见。至士大夫来者尤不乐与酬对，即其人爵位匹敌，可与并坐鼓瑟鼓簧之人，而亦艰於一见。由是权尽归於门丁吏胥，喜则幅之，怒则祸之，一县中莫敢谁何者。役之烦也，狱之冤也，百姓皆以咎官，而不知主之者自有人也。岂必寺人然後能为威福也哉！嗟夫，《十五国风》人读之皆诗也，余请之皆政也。虽然，此难为世之专事举业者言之也！
△《小戎》、《无衣》见风俗之悍
吾读《秦风》而知秦之必并天下也。吾读《秦风》而知秦并天下之後之必不复见三代之盛也。何者？三代盛时皆以德服民，以礼治民。东周以後，王者不作，诸侯地丑德齐，莫能相胜，则惟以力争之；而兵凶战危，人情多惮而不肯前。独秦俗乐於战斗，视若日用寻常之事，《小戎》，妇人诗也，而矜言其兵甲之盛，若津津有味者，则男子可知矣。《无衣》，平日诗也，而志切於戈矛，意在於同仇，行阵也而衽席视之，锋镝也而寤寐依之，则临敌可知矣。其风俗之劲悍如是，天下谁复能当其锋者！汤武既不可作，而自田氏三家擅政以来，即桓文亦不能再观，天下之必折而入於秦者势也。虽然，既以力争之，则亦必以力守之，汉高帝所以威加海内必思得猛士以守四方也。是以所务者惟治其甲兵，扼其险要，峻其法令，以弱天下之民，而先王之道以德，齐以礼者至此都无所用，虽欲复为三代，乌可得哉！无怪乎《蒹葭》之“伊人”之隐而不出也！《朱传》之论《无衣》，深得其旨。惟谓《小戎》为“以义兴师”，尚有未尽。篇中称车甲之盛，固未尝有一言之及於义也。至《序》反以《无衣》为刺用兵，失之远矣。又按《春秋传》，季札观周乐，以《齐》、《豳》、《秦》、《魏》、《唐》、《陈》为次；而今乃列於《唐风》後者，意编诗者之所更定。盖自周衰郑弱，齐、晋迭兴；晋霸既衰，而秦遂有雄天下之势。此古今升降之原，或编诗者预知之而列之於此，未可定也。
△《蒹葭》见不惜人才
《白驹》，好贤诗也，曰“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曰“所谓伊人，於焉逍遥”，曰“毋金玉尔昔而有遐心”。《蒹葭》，亦好贤诗也，然但曰“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而已，不望其絷维也，不望其逍遥也，亦不恤其有遐心焉否也。何者？《白驹》之时，周道既衰，周礼尚在，特其君不能用贤，其臣不能举贤，故诗人犹冀其人之出仕，其国之中兴焉。迨至平王东徙，地没於戎，秦虽得而有之，而所听信者寺人，所经营者甲兵征战，而不复以崇礼乐，敦教化为务，人材风俗於是大变。然以地为周之旧也，故犹有守道之君子，能服习先王之教者，见其政变於上，俗移於下，是以深自韬晦，入山惟恐不深。诗人虽知其贤而亦知其不於当世之用，是以反覆叹美而不胜其惋惜之情。吾故读《蒹葭》而知三代之将变为秦、汉也。《序》以此诗为刺襄公之不能用周礼，说者因以“伊人”为喻周礼。朱子以其说为凿。夫强指伊人以为周礼，其说诚凿，然以伊人之不出为因周礼之不用，则《朱传》与《序说》未尝不互相发明也；特说《序》者失其指耳。嗟夫，此诗在《小戎》之後，《黄鸟》之前，知秦人惟务强兵而不复以爱惜人材为事，使伊人不在水一方，且将有继子车氏之三良而不保其身者，信乎其有见几之哲，宜诗人之反覆而叹美之也！
○陈风
△《宛丘》、《东门之》见陈之不能久
《齐风》首以《鸡呜》，《唐风》首以《蟋蟀》，《陈风》何为首以《宛丘》、《东门之》也？君子是以知陈之不能久也。大凡人情宜劳而不宜逸，宜检而不宜纵。奢荡之心胜则本务必荒，於是乎孝弟勤俭之风微。奢荡之俗成则财用必匮，於是乎争夺欺诈之事众。故敬姜曰：“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是以贤，君大夫修其政事，务防闲其民使不得纵态。今《陈风》首二篇即以奢荡为事，则其政事可知已矣。且《三百篇》之中亦有言佚乐者矣──《还》之言夸矣，然不过好田猎耳；《山有枢》言及时行乐矣，然不过酒食衣服以自耳──未有若陈俗之专以游荡为事者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何恃而能久！是以春秋之世，陈最不振。幸而齐桓一霸，得以少安。齐桓既亡，遂折而服役於楚。未久？遂为楚庄所灭。幸而复封，而楚灵复灭之。又幸而再封，而楚惠卒灭之。岂非风俗之敝故哉！诗人盖预知其如是，故赋其事而深讥之；而衡门之高士亦遂乐饥而不出也。
△《衡门》非无心仕进
《衡门序》以为“诱僖公”，朱子以为“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今按：“衡门”，贫士之居，“乐饥”，贫士之事，“食鱼”，“取妻”亦与人君毫不相涉，朱子之说是也。细玩其词，似此人亦非无心仕进者，但陈之士大夫方以逢迎侈泰相尚，不以国事民艰为意，自度不能随时俯仰，以故幡然改图，甘於岑寂。谓廊庙可居，固也，即衡门亦未尝不可居。鲂鲤可食，固也，即蔬菜亦未尝不可食。子姜可取，固也，即荆布亦未尝不可取。语虽浅近，味实深长，意在言表，最耐人思。盖贤人之仕原欲报国安民，有所建白，若但碌碌素餐，己无乐於富贵，况使之媚权要以干进，彼贤人者肯为宫室饮食妻妾之奉而为之乎！恬吟密咏，可以息躁宁神。《朱传》得其旨矣。
△《东门之池》非刺诗或淫诗
《东门之池序》以为“疾其君之淫昏，思得贤女配之”。今按“沤麻”、“沤苎”，绝不见有淫昏之意。即使君果淫昏，亦当思得贤臣以匡正之，何至望之女子？而人君礼不再娶，恐亦不容别求良配也。朱子以为男女会遇之词，较为近理；然亦无由见其必然。细玩此诗，绝无狎亵之语而有随遇而安之意，恐亦贤人安贫自得者所作。既息交而绝游，则惟有悦亲戚（亲戚犹言骨肉至亲）之情话耳。老莱子携妻负薪，梁伯鸾夫妇偕隐，何尝非贤人之事。正不必因“彼美淑姬”一语遂定以为淫诗也。
△《墓门》非刺陈佗
《东门之杨》以下六篇，《序》以为刺诗者五篇。今玩其词，惟《墓门》、《株林》为刺诗耳。《株林》一篇，绝无一语直斥之者，但云：“‘胡为乎至株林？’‘以从夏南故也。’‘然则非株林也，特从夏南耳。’”一问一答，痛疾之意溢於言表。二章又言“说於株野，朝食於株”，则其惟务荒淫，不恤人民，不理政事，显然可见。其言语之妙，与《风墙茨篇》略同，但用笔各异耳。至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陈佗不闻他恶，但争国耳。而篇中绝无一语针对陈佗者。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若此果为刺佗，则语皆索然无味，夫人能之矣。吾故读《株林》而知《墓门》之必非刺佗也。盖陈灵之事见於《春秋传》，故得知其事之首尾，因并知其立言之妙；《墓门》所刺之人不见於《传》，故无从知其妙。然则《三百篇》中言语之妙者不知凡几，特其事不见於《传》，无可考耳。吾愿说《诗》者皆缺其所疑，勿强不知以为知也。
△《栋林》见陈未遽亡
《陈风》凡十篇，首二篇即言歌舞。其馀八篇，言男女约会思慕者四篇，刺淫乱及无良者二篇，独《衡门》、《东门》二篇为佳诗耳，然皆贤者高蹈不仕之作，则其风俗政事从可知矣。吴季札曰：“国无主，其能久乎！”可谓知乐也已。吾故读《陈风》而知陈之必亡也。然吾读《株林》而又知陈之未遽亡也。何者？灵公虽无人理，然大夫谏之，诗人刺之，是其直道犹存，公论未泯，知其民心尚有一线之未尽。不然，荒淫者听之而已，人亦不复鬼之；即鬼之，亦不为诗以刺之；即刺之，亦无人为传之矣。是以楚庄灭陈而复封之；楚灵灭陈而楚平又封之；至春秋之末而後陈卒亡。信乎诗之可以观也！近世说者动谓诗不当存淫诗，不知政事得失，风俗盛衰，皆於诗中验之，岂容删而不存。若如所言，诗何由得通於政，季札亦何由辨其得失及国祚之短长乎？其亦迂腐之至也已！
○《豳风》补说
《七月》非周公作，《鸱》非东征时作，《东山》、《破斧》非大夫美周公，亦非周公劳归士而归士答劳之诗，皆已详於《丰镐考信录》中矣。然《七月》一诗义蕴精深，尚未及详申其说，故复补而解之如左。
○《七月篇》解
余少年时最爱《七月》一诗。近因眼疾，艰於翻阅，往往背诵风诗以自遣。吟讽既久，始觉少年所得尚浅，即先儒之说亦尚有未备未安者。暇日乃为之解，於所未备者补之，所未安者易之，两说互异者折衷之，疑则缺之，已详者则不复赘。时嘉庆庚午夏六月也。
△本篇前後章法
《七月》一诗，旧说谓“首章前六句言衣，後五句言食；二章至五章终衣之意；六章至八章终贪之意”。余按：“采繁”、“<豕开>”，与衣无涉也；“于茅”、“凿冰”，与贪无涉也。且衣莫多於布而布必藉於麻，何为前四章反无一言称麻而後三章乃不一而足乎？细玩此篇文义，首章与第七章相为首尾：首章言农事之始，七章著农事之终。而资生之计以衣食居三者为要，无以“卒岁”岂复有“于耜”之人，不先“乘屋”必致误“播谷”之事；是以首章农事未举先言“授衣”，七章农功甫毕即言“乘屋”。此一篇前後之章法也。其中五章，则皆叙田家杂事。先之以蚕桑者，豳地多塞，承上章“授衣”之文而先言养老之事也。因帛而遂及裘，故“于貉”、“取狸”次之。因衣而遂及居，故“塞向堇户”次之。而第六章则又杂事中之尤琐细者。初未尝以衣食分也。是故同一衣也，麻为农夫所艺则次之於黍稷之後，蚕为女工所成则列之於杂事之中。至第八章，则又於衣食居三者之外补其未备者。以此求之，章法次第井然可辨；正不必取此七章而分属之衣食也。说并详各章中。
△一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饣盍彼南亩；田至喜。
此章述稼穑之始。“于耜”、“举趾”，稼穑之始事也。先之以“授衣”者，关中南北皆山，豳在北山之北，地最苦塞；无以卒岁，来年谁为之于耜、举趾者。杨忠愍公继盛之诗所谓“严底饿夫寒欲死，来年纵稔济谁饥”者也。故以“授衣”先之。冠之以“流火”者，衣非旦夕可成，故於两月前预图之。大凡人情狃於目前，罕为後虑：丰则不为荒备，健则不为疾备，热则不为寒备。七月火虽西流，残暑犹存，距寒尚远，乃见星流即知寒之将至，先事而筹，则无仓卒之患。谚所谓“天河掉角（方音读平声），防备盖窝”者也。故以“流火”冠之。
七月、九月，夏正也。一之日至四之日，周正也。《传》云：“‘发’，风寒也。‘栗烈’，气寒也。”余幼读此诗，亦寻常视之。其後身至幽土（即今陕西州，唐时改豳为），仲冬之月，朔风劲甚；逮季冬时，小立庭中，微风不起而肌肤若裂，其塞真有如之发，栗之烈（裂同）者，然後知诗人体物之精，立言之妙也。前但言衣，後兼言褐者，褐亦豳所产也。
“耜”，耕器，即今之锄也。古未有犁，故用耜以耕也。言“同我妇子”者，帛肉专以奉老，劳苦则卑幼皆当任之也。“田至喜”者，上下一体，爱民深，故课耕勤也。
△二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爱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此下五章，皆叙田家杂事。复以“流火”、“授衣”冠之者，因下文言蚕桑之事故也。杂事首以蚕桑者，一则王政以养老为要，故孟子述王政，亦以墙下树桑，五十衣帛为始；一则承上章“四之日举趾”之文，遂言夏正二月事也。
“阳”，晴暖也。“有鸣仓庚”，《月令》所谓“仲春之月仓庚呜”是也。“微行”，由宅至桑径也。孟子所谓“树墙下以桑”者，非环墙皆桑也；民居必相栉比，左右皆邻也，盖於墙外田内树之，是以必遵微行以求之也。“求柔桑”者，二月间蚕尚稚，《郑笺》所谓“蚕始生，宜稚桑”是也。
“蘩”，《毛传》以为“白蒿，所以生蚕”。按《召南》诗以采蘩为“公侯之事”，《春秋传》称“蘩蕴藻之菜可羞於王公”，则蘩乃蔬属可为馔者，非白蒿，亦非以生蚕者。古今名物不同，缺之可也。《朱传》以为“蚕生未齐，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果如是，则诗先言“求柔桑”而後言“采蘩”，於文为倒置。况用蘩为时不久，为数无多，何以於采桑不言祁祁而反於采蘩言“祁祁”乎？然则诗特因言二月间事，故连类而及之，不必果以饲蚕故也。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毛传》以为与豳公子同出同归。女遵微行，何由得与公子同归？郑氏不从是也。然谓“感阳气而思男，欲嫁公子”其失尤甚。惟《朱传》以为“许嫁之女以将远其父母为悲”者得之。盖男女居室，人之大伦，然男多乐婚，而女多不乐嫁。何者？男之娶妻，与之共事父母；女子适人，则不得事己之父母，小有人心者自应尔尔。故曰“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伤悲”固人情也。如郑氏之言，伤春思嫁乃後世不肖女子之所为，宁先周美俗而有是哉！女而嫁公子，则为卿大夫之女可知，然且贵而能勤如是，宜乎朱子以为风俗之美也！
△三章
七月流火；八月住苇。蚕月条桑，取彼斧┥，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贝，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予裳。
此承上章言仲春蚕桑之事，遂言季春蚕桑之事，因终言之以至於成衣也。“蚕月”，即夏正之三月。不称三月者，豳俗重蚕，故呼此月为蚕月，犹今人之呼十二月为腊月也。
“条桑”，芟桑条也。凡树，至春则芟其条，使续生者得遂其长，故择其桑条之远扬者芟而落之，以取其叶，而枝小附干者则但采其叶。盖蚕至三月壮而食多，是以广取桑叶以饲之也。
“载续”，绩丝以为帛也。旧说以为绩麻。按：上方言治丝之事，何得不言绩丝而言绩麻，使丝事有首而无尾乎？盖承上文言绩丝，而麻之绩亦包括其中耳。观下文言“为公子裳”亦指帛而言，则此绩之为绩丝明甚。
周人尚赤，故曰“我朱孔阳”。迁岐以前，周已尚赤，然则驺衍称周以火德王，刘歆称周以木德王，克商之後始尚赤者，其妄不待言矣。“裳”，犹衣也，变文以协韵耳。庶人五十以上者皆衣帛，而云“为公子裳”，尊君亲上之义，举其重者而言之也。
△四章
四月秀；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豕从>，献<豕开>於公。
此因上两章言蚕桑之事，由帛而及於裘，遂推言之以及於大猎也。
“秀”，草蕃也。“鸣蜩”，虫壮也。草蕃虫壮皆非田猎之时。至八月而禾稼熟，十月而木叶脱，然後田猎。取物之中亦有爱物之仁存焉。
上言“于貉”，下言“取狐狸”，互文以见意也。“为公子裘”，犹言“为公子裳”；举其重者言之，卿大夫士庶人之老者皆在其中矣。
“于貉”，私猎也。“其同”，大猎也。安不可以忘危，故有文事必有武备。然兵凶战危，非可尝试者，故借田猎以习之。“私<豕从>”、“献<豕开>”，亦尊君亲上之义也。
△五章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堇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此因上章言制裘以御寒，遂言入室以御寒之事也。
“斯螽”、“莎鸡”、“蟋蟀”，《朱传》以为一物随时变化而异其名，是也（旧说以为三物）。後世谓之促织，或谓之络纬，亦谓之蛩，皆是物也。
启“向”本以清暑，故塞则“塞”之。“户”，历三时，不无剥落，故“堇”之。云“嗟我妇子”者，前三章言裘帛，皆以奉老，此入室则卑幼皆同之，故特著此文也。
前章首以“四月”，此章首以“五月”，亦章法也。
△六章
六月食郁及奠；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此章鸡叙农桑馀事，蔬酒器物之属，皆田家琐细之务也。
“郁”、“”，未详何物。“菽”，今谓之豆。後文十月纳稼有菽，而此文七月已言“菽”者，盖豆种类最多，豇豆有入饭入蔬二种，扁豆亦以入蔬，皆陆续摘食之，白豆将熟者亦可食，故七月即亨菽也。
土宜“枣”，肥大甘美，他方莫能比者。“稻”，北方罕种之，今州惟一川产稻。窃意古者亦当如是。盖缘所产无多，以故不以充食，但以酿酒。是以後文“纳禾稼”不言稻，而此文“为春酒”独言稻也。
稻有粘不粘二种：不粘者可食；粘者可为酒，所谓糯米者也。故《笺传》皆谓稻以酿酒。窃疑枣亦用以酿酒者。今山东有枣酒；关中多用柿醋。或者以枣入稻而酿之，“春酒”二句双承上两句，未可知也。
“壶”，瓠也。“苴”，麻属。“叔”义未详，盖治麻也。《传》谓苴为麻子，与壶皆以充食。按：昔人称“中流失船，一壶千金”，又称“魏王贻我五石之瓠”，《论语》亦称“匏瓜系而不食”，则似古人於壶但以备器用，不以充食也。而麻子亦非可食者。盖亦治麻以为布耳。所以“瓜”独言“食”而“壶”但言“断”，“苴”但言“叔”也。
“荼”，未详何物，或云即今茶也。按，荼茶文相似，古读茶音与荼正同，说为近之。但茶非可常食。古今不同，缺之可也。“樗”，今俗谓之臭椿，易生而非美材，故以为薪。後世近山多薪煤，既泄地气，亦劳人力；平地多薪秸藁，爨则烟浓，遇岁歉则不给於用。古人岂无秸趸，且山亦产煤，然皆不用而惟用樗。惜乎後人但苟目前之安，莫肯预树樗於数年前也！云“食我农夫”者，别於上文“春酒介寿”之养老者而为言也。
上章首“五月”，此章首“六月”，正与上章意同。
△七章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於茅；宵尔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此终首章稼穑之事也。首章“于耜”、“举趾”开农事之始，此章“筑场”、“纳稼”表农事之成，首尾呼应，诗人之章法也。前言“八月其获”，此何以言“十月纳禾稼”也？禾熟先後不齐，此举其终而统言之故也。何以继之以“乘屋”也？犹首章之先之以“授衣”也。
“黍”，类稷而穗散，有二种：粘者可为酒，《诗》所谓“丰年多黍多余，为酒为醴”者也；不粘者可为饭，河以北呼为祭，今人谓之糜，《诗》所谓“其饷伊黍”，《论语》所谓“杀鸡，为黍”者也。朱子《黍离传》云：“黍，苗似芦，高丈馀，穗黑色，实圆重。”按：此乃今蜀黍，种自蜀来而粘者可为酒，故名蜀黍，俗呼为高粮，非黍也。黍，中原遍地有之。朱子生长闽中，闽、浙多稻麦，无黍，仅有蜀黍，故误以为黍耳。
“稷”，汉以後谓之粟，今北方农夫皆呼为。粟，本黍稷未去皮之通称，对米而言，则皆曰粟。故曰“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粟之中，稷最蕃，故概呼之为粟，而黍则必称黍以别之，久之而稷之名遂掩。朱子《黍雏传》云：“稷，一名祭，似黍而小，或曰粟也。”按《说文》云：“祭，糜也。”又云：“糜，祭也。”祭乃黍之别种，故糜从黍，今人亦呼黍为粘糜。何者？其类同也。《说文》云：“莠草似稷而无实。”今俗所谓正与莠相似，非农夫往往不能辨，而梁与莠毫不相类，则祭之非稷明矣。但山东、河南之人多读入为去，因有误以稷为祭者。闽、浙旧无此种，故无从辨其是非耳。云祭非也，云粟是也（详见陆稼书先生《黍稷辨》及余《稷祭辨》中）。
“重”与“”，黍稷皆有之。言“黍稷”复言“重”者，雨无定度。宜早宜晚不可预卜，故多其种，以冀其有一当也。“禾”，黍稷之通称，凡之穗侧垂者皆为禾，故禾从木而侧其首（篆文作米）。“麻”所以绩为布而成衣也。详於桑而略於麻者，帛，贵者老者之衣；布，卑幼之衣也。前已言“亨菽”，此复言“菽”者，前举其一二种，此则兼诸种而统言之也。“麦”以五月熟，乃言於此者，农事既毕，通计一年之所入也。
“宫功”，《朱传》云：“邑居之宅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余按：二义皆富有之。观於“为公子裳”，“为公子裘”，则上下一体，义固无所别也。日入而息，乃“宵而索”者，冬昼短而夜长，故以夜补昼也。“其始播百”，《朱传》得之。《郑笺》以为祈，非也。盖谓明春又将“于耜”、“举趾”，其文正与首章相呼应也。
首章农事未起，先言“授衣”；此章农功甫毕，即言“乘屋”。首章由子丑月逮寅卯月，此章叙戌亥月而仍及子丑月，复遥注寅卯月，亦章法也。
△八章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於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农桑事毕之後何以复终之以此章也？此古圣人所以燮理阴阳而使无水旱之灾者也。何者？务农养蚕，人力尽矣，田畴可辟，百谷可成矣。然使雨不时，五谷不登，农夫将奈之何？故复继之以此章也。盖雨之不时有二，一由於天地之气不通，一由於上下之情不达。“凿冰”四语，所以通天地之气也。“肃霜”七语，所以达上下之情也。
雨也者，所化也。也者，地气之升焉者也。深山幽壑，人所不居，耕凿之所不及，此所由升也。隆冬冰坚，寒气凝结，则春分以後地气不得上升而为。，山多而地寒，层峦叠嶂之中必有积冰之处，故必“凿冰”以疏其气也。
“凿冰”於“二之日”者何？此冰坚之候也，“纳凌阴”於“三之日”者何？恐过此而冰泮也。“献羔祭韭”以启冰室於“四之日”者何？春分以後阳气日盛，恐阳气之烁阴，故渐启其冰以宣阴气。此所以阴不伏，阳不愆，而地气常升也。
然亦有密布空而雨不降者，何也？又气之烁之也。又气何以烁也？里巷之间，强陵弱，众暴寡，而上不之知，知之而不之禁，则怨且愤。怨愤之气盛，则虽升而不能成雨。是以东海孝冤妇死，三年不雨；神宗用郑侠言罢新法而天即雨。故欲和阴阳之气者，必务通上下之情。“朋酒”“羔羊”页“跻公堂”，所以通上下之情也。
曰：雨不时由於讼狱不平，以平讼狱可矣，羊酒而跻堂何取焉？曰：讼狱之平，既事之後则然耳，治民之道固有立於未事之先者，不待於讼狱也。古者诸侯之国，大者不过百里，如今一县然者，而其下有卿，有大夫，有上中下士，承流宣化者多矣，使其君如今县令长，高自位置，不屑轻与士民相见，民谁敢以朋酒羔羊跻其堂者！羊酒之济公堂，民之亲其君也，实由君之亲其民也。此其上下之间无异家人父子：民有所欲，皆可自言於上而与聚之；民有所恶，皆可自言於上而勿施之。不但暴寡陵弱上必知而禁之也？而众自不敢暴寡，强自不敢陵弱，无他，知其耳目周而<疒同>切也。兵法所谓上兵伐谋者，此也。
上下交而阴阳和，雨时而禾麦登，休矣盛哉！此《七月》一诗所以必终之以此章也！
△未然之虑
《七月》一诗，凡事智为末然之虑，不侍於临事也。“九月授衣”而先言“七月流火”者，见火已流，知衣之将授也。“四之日举趾”、而先言“三之日于耜”者，计田将耕，知耜之当治也。“于貉”、“其同”在子月後也，见“其获”、“陨”而已预戒之。“塞向堇户”为改岁计也，当“动股”、“振羽”而已递数之。至第七章末始明指其故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然後知前文之“流火”、“于耜”等语皆非泛言，诚为先事之虑故也。盖天下之事，未事而图之则有功，临时而计之则无及。计然所谓“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者也。是以乐则虑忧，常则虑变，丰则虑荒，故有终岁之忧而无一朝之患。後世之民情则不然：田谷丰登则亻失快乐顿起，衣食态为好美，风俗务尚繁华，若丰登可以常恃者。一遇凶荒，非流离於道路，即劫掠於闾阎，亦复何济於事！甚矣古人风俗之美也！
△资用不待外求
《七月》一诗，资用尽取之於国中，不待於外求也。五谷取之於田，不待言矣。其次莫如衣，而帛取之於桑，布取之於麻，裘取之於猎。又其次莫如室，而亦不过茅索以供其用。乃至酒取於稻，薪取於樗，无非国中之所自有。此外，惟历锻之属须涉渭取之耳。是以其民各自安於耕凿之天，无求於人，无慕於外；不待捐金於山而固无所用於金也，不待沈珠於渊而固无所用於珠也。夫惟不贪，是以无争。夫惟无争，是以宗族和谐，乡里姻睦。美哉俗乎！余幼时至乡中，见其俗尚有一二近古者，薪米取之於田，衣则市绵而纺绩以为布，罕有靡丽之饰，鱼肉之奉，而应酬亦殊少，即有之，亦多以饼饵为馈遗，以故人不蓄钱，亦不贪钱。壮年以後，乡民渐尚纷奢，需用日增，非钱莫能买也，由是人多贪钱，智者欺愚，强者陵弱，而风俗遂日敝。吾故读《豳风》而不能无今昔之感也。
△趋事之勤
《七月》一篇，自正月至十二月。趋事赴功，初无安逸暇豫之一时。男子耕耘於外，女子蚕绩於内，未“举趾”而已先“于耜”，甫“纳稼”而即“执宫功”，虽农隙之时而亦有“剥枣”、“断壶”、“采荼”、“薪樗”、“取狐狸”、“缵武功之事，乃至冰坚水涸，一切之事皆毕，而犹使之冒寒“凿冰”，毋乃过於劳乎？”曰：此先王之所以为忧深而虑远也。大凡人心不能无所用，不用於此则用於彼，不用於正则用於邪。日有所用而无休息，则心专於所营之事而不暇他有所及，以故无分外之思。一日无所事事，则其心遂放，而忄舀淫之念得以乘之而入。於是乎博奕、樗蒲、燕歌、楚舞、烟火、灯船、杂戏之属盛行於时，而民之心遂荡；荡则不复思义。於是乎子不思孝，弟不思友，而邻里亦不思任恤。且其用财既奢则必不敷所出，不敷所出则必取之於人，於是乎智欺愚，强陵弱，相争夺而不止，讼狱自是繁而风俗自是坏矣。是以楚庄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鲁敬姜曰：“民劳则鬼，思则善心生。”吾故读《七月》而知周之所以王，读《蟋蟀》而知晋之所以伯也。惜乎後世之学优而仕者之罕知此义也！
○《东山》诗解
《东山》一诗叙室家离合之情沈挚真切，最足感人；而绝无怨尤之意，尤足以见盛世风俗之美。余曩在京师时，滇南陈履和以其所作《东山诗解》贻余，余曾书其文後数十馀言，载於余文集中。暇中吟讽此诗，犹觉所论未尽。不能自己，复著此解，附载之於《七月》诸章之後。
△《卫序》之误
卫宏《毛诗序》云：“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乐男女之得及时也。”余按：首章自叙途中情形，次章代写家中景象，皆未归时事，谓之为“完”与“思”，尚属近之。至第三章明言久别乍逢之喜，故曰“妇叹於室，我征聿至”，而云“室家望女”，已为误解。若第四章，乃言夫妇聚首之乐而借新婚以形容之，然後以“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两句醒出主意，词意甚明；今乃以为“乐男女之及时”，是反以衬笔为正笔，失诗人之指矣。
△一章
我徂东山，忄舀忄舀不归（二句无韵）。我来自东，（韵）零雨其（叶东）。我东曰归，（韵）我心西悲（叶归）。制彼裳衣（叶归），勿士行枚（叶归）。者烛。（韵）在桑野（韵）敦彼独宿。（叶烛）亦在车下（叶野）。
首章先写未归之时途中情形，以为下文作势。“西”字直照下“妇叹於室”句。“独宿”、“车下”所以反跌三章“我征聿至”，四章“其旧如之何”句。不写未归时之苦，不见既归後之乐也。
△二章
我徂东山，忄舀忄舀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果之实。（韵）亦施於宇（韵）。伊威在室，（叶实）蛸在户（叶宇）。町重鹿场，（韵）熠宵行（叶场）。不可畏（韵，读平声）也，伊可怀（叶畏）也。
次章极写家中萧条景象，暗含“三年”二字在内，首章所谓“我心西悲”者也。家中萧条如此，何以为情？不如是，不见归後之乐也。前两章纯用反跌，文势极佳。以“伊可怀”结之，神气直注末章“其旧如之何”句。
△三章
我徂东山，忄舀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鹳鸣於垤，（韵）妇叹於室（叶垤）。洒扫穹窒，（韵）我征聿至（叶窒）。有敦瓜苦，（不入韵）在栗薪（韵）。自我不见。（不入韵；除首二句外，篇中单句惟此二字不入韵）於今三年！（叶薪。）
三章乃写夫妇相逢之乐。“妇叹於室”，“我征聿至”，两两相对。然使乍别即归，亦属常事，无足异者，故复借“瓜”点出“三年”二字，以见久别重逢之乐也。
△四章
我徂东山，忄舀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仓庚于飞，（韵）其羽（韵）。之子於归。（叶飞）皇驳其马。（叶羽）亲结其缡（韵；读若罗），九十其仪（叶缡，读若俄）其新孔嘉（叶缡，读若歌），其旧如之何？（叶缡。）
此当写夫妇重逢之乐矣，然此乐最难写，故借新婚以形容之。“缡”，也而“亲结”之，“仪”也而“九十”之，凡其极力写新婚之美者，皆非为新婚言之也，正以极力形容旧人重逢之可乐耳。新者犹且如此，况於其旧者乎！一句点破，使前三章之意至此醒出，真善於行文者。大抵此篇多用旁敲侧击之词，最耐学者思索玩味，工於为文者也。孔子谓“不学诗，无以言”，读此篇，益信《诗》之有资於言者大也。
△言语之妙
“我征聿至”，“於今三年”两句，乃一篇之关目。篇首“忄舀々不归”一语，次章“果”“伊威”六句，皆暗含“三年”字在内。“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是撇笔，即补笔也。至第三章，始借见瓜点出“三年”二字，非瓜也，其人也。言语之妙可想。
按；此诗词意明甚，不知向来何以解为大夫美周公，与周公劳归士也？姑存此注，俟有深於《诗》者决之。
○通论读《诗》
《诗》之旨趣，前卷之言详矣。近觉其义有未尽者，复附论之於此。
△诗与政
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夫《诗》以写性情，《书》以道政事，《诗》之有资於言，可以专对，固也，若政事则莫如《书》，而圣人反责之诵《诗》者，何哉？余自近年始悟其理，盖其故有三焉。一则春秋之世卿大夫诵诗者多，观《传》所记赋诗引诗之事不可枚举，故圣人就所素习者言之。二则《尚书》所载皆帝王经世之大法，非寻常人所能，春秋之世贤士大夫尚未足以及此，故圣人亦不以过望於当时也。三则政以治民正俗为要，《尚书》所言乃朝廷兴革之大端，至於民情之忧喜，风俗之美恶，则《诗》实备之。故读《七月》而知周之所以兴；读《大东》而知周之所以衰；读齐、唐之风而知其立国之强；读陈、郑之风而知其享国之促。《车攻》、《夜如何其》，非不朝会仍其旧也，然诵《白驹》、《黄鸟》而知周之必微。《载驰》、《定之方中》，非不国家失其故也，然诵《淇澳》、《干旄》而知卫之必久。《诗》之有益於政大矣，无怪乎季札观於周乐而兴亡得失遂如指诸掌也。余尝观前代诸史书，亦自以为识其治乱之由；其後泛观前人诗集文集与野史之所载，士大夫之风气，民间之好尚，官府闾阎之利弊，所以兴亡盛衰之故皆了然如见，然後知始之所得尚浅，而史之未足以尽政也。圣人於诵《诗》者而望其达於政，其亦犹此意乎？惜乎世之诵《诗》者皆为《诗序》所误，强以事附会之，失诗人之本意，遂至与政不相涉也！
△人心风俗之固
大抵国家之所以久，惟在人心风俗之固；而人心风俗之固，惟赖都邑大夫之贤。观《大田》之诗，“遗秉”、“滞穗”以济人，诵《无衣》之篇，“同袍”、“同仇”以结友，不惟无争而且相恤？不惟衣裘可共而且患难可同。俗何以如是美也？无他，大夫廉勤自励，修明政事，扶弱抑强，奸豪有所畏惮，故民得以相安。相安则不争，不争则相恤，是以如此。若贪惰自恣，则政皆失宜，徇私而鬻狱者有之，告於上而不为理者有之，豪强由是肆行，而平民皆无以自保，非附会同党以求其庇，则别倚豪强而与相抗，风俗安得而不坏乎！吾故读《黄鸟》而知周道之衰，读《硕鼠》而知魏俗之敝也。何者？笃实守分之人决不肯为济恶之事，他乡寄居之客断不能敌土著之民，势必至於“食黍”、“啄粟”，惟所欲为而无如何。“莫我肯顾”，“不可与明”，言人皆视为当然，不以为异也。非乐土而复邦族，更有何策？良民去而旅人归，则所存者皆败俗之人耳，岂复能有固志！一旦疆场频惊，势必土崩瓦解；无怪乎其避而迁於洛，折而入於晋也。此治乱兴亡之大要。学者熟此二篇，则授之以政而无不达者矣。《硕鼠》，《诗序》以为刺君，《朱传》以为刺有司。今以《黄鸟》观之，“贪黍”、“食麦”何异“啄粟”、“啄粱”之喻？盖亦困於豪强之陵藉者。但因有司失政，是以至是；不必定以“硕鼠”属之有司也。说已见《魏风》中。
△说经之轻信人言
古之人主有轻信人言而误用奸人，误杀贤臣者。读史者辄讥其不明，固也。然此亦人之通病，非独人主然也。虽说《经》亦如是而已矣。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至於曰“不可”，曰“可杀”，亦然。必待国人之言佥同，然後察之；必待察之见其果然，然後去之杀之。若是乎其不肯轻於信人也！今说《经》者则不然。《卫序》、《郑笺》之说《诗》也，不过一家如是言耳，《齐诗》不如是也，《鲁诗》不如是也，即《韩诗》亦不如是也；是何异一二人如是言，而诸大夫国人皆不以为贤，不以为不可，不以为可杀乎？且考之《史略》、《汉书》，不合也，考之《春秋经传》、《国语》，不合也，即细玩本诗之词意而亦不合也；是何异一二人如是言，及察之而实未尝资，未尝不可，未尝可杀乎？然而说者皆不之问，有如不见不闻然者，此何故哉？夫诸大夫国人之言皆同，尚犹不敢尽信而必察之，况仅一家言之，而遂曰“《诗序》近古，必非妄言者”，然则古人之受诬者可胜道哉！此可为长太息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