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考作意
三正之文见于《夏书甘誓》，而其制详具於《春秋》；孔子言之，左氏释之，两汉诸儒阐而明之，魏明唐肃仿而行之，千有六百馀年未有疑而非之者也。至宋程子始谓‘《春秋》假天时以立义；以夏时冠周月’；然亦但谓周不改时耳，非谓月亦不改也。胡氏安国作《春秋传》，乃并周之月亦以为不改，而但改岁首於子；於是《春秋》之正月遂以为孔子之所改矣。家氏铉翁作《原夏正》，又并《春秋》之月亦以为未尝改，而但改旧史之岁首於寅；於是《春秋》之正月遂以为建寅之正月矣。自此二说出，世之学者往往疑焉而不能决。虽有一二好古之士驳其谬戾，顾其为说犹多未尽，征引或失之繁而抉摘未扼其要。余之究此久矣，乃考经传之文，综异同之故，溯流穷源，分条别贯，而详辨之如左。
△辨胡安国孔子改正朔之说
胡氏曰：“‘非天子，不议礼。’仲尼无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余按：孔子以东周之世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故修《春秋》以尊王室，故曰：‘自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盖位愈卑则愈不可僭，况以布衣而改本朝之正朔乎！唐哥舒翰讨安禄山，或劝之还兵以诛杨国忠，曰：‘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若孔子先已僭天子之权，彼乱臣贼子复何惧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盖《诗》、《书》皆王者之迹，《乘》、《杌》、《春秋》皆诸侯之史；孔子修《春秋》以尊周室，明王法以继《诗》、《书》，则不可更以诸侯之史目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岂谓其改正朔，专黜陟哉！若改正朔，专黜陟而可以为天子之事，则吴、楚之僭王皆可以为天子之事乎？为是说者非止诬圣人，亦教天下以悖上作乱也。由是言之，周果名为十有一月，孔子必不书曰正月；孔子既书曰正月，周必不名之为十有一月也。”
△辨胡安国孔子实行夏时之说
胡氏曰：‘圣人语颜回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验也。’余按：为邦之答，持论也；《春秋》之作，纪事也。持论者欲其当；纪事者欲其实。周曰某月，孔子书曰某月，使後人皆得见其是非之实，可矣；不必问其当与不当也。且使周果不改月而但以子为岁首，则是正月固与夏同，但岁首异耳；周之正月固是，但岁首非耳。孔子果欲行夏之时，将改其同且是者乎？将改其异且非者乎？必将改其异且非者也。今也，岁首之异且非者不改而反改正月之同且是者，以此为‘行夏时’，圣人不应颠倒错乱如此也！
△家铉翁以《春秋》为夏正之非
隐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夏正之三月震电，非灾也。家氏欲以夏正通之，乃云：‘震电非异，震电而雪所以为异’。夫雪距震电八日，其与震电无涉也明矣。震电苟当其时，岂得以後日有雪之故而追异之乎！僖十年：‘冬，大雨雪。’夏正之冬大雨雪，非灾也。家氏欲以夏正通之，乃以为‘连三月之雨雪’。然则‘秋，大雨雹’亦连三月雨雹、而‘六月，雨’亦连三十日雨乎！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李梅实。’霜之杀草，果之再实，皆在亥月，非夏正也。家氏乃云：‘若以此为亥月，草不尽杀，犹或有之，何以遽书为灾？’此或江南如是；中原之草，亥月未有不杀者。且《经》但云‘不杀草’而家氏以为‘不尽杀草’，亦锻炼之甚矣。桓十四年：‘春正月，无冰。’成元年：‘春二月，无冰。’襄二十八年：‘春，无冰。’夏正之春，非冰时也。家氏乃云：‘正月藏冰，二月开冰；为冰政不举，故书以讥之。’夫先王之政，鲁之不举者多矣，何独於冰！且‘无冰’为无藏冰，则‘无麦’亦为无积麦乎？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十三年：‘冬十二月，螽。’夏正之十二月，非螽时也。家氏乃云：‘螽在夏秋，为其贼苗而书；在冬，则以阳气不敛，穷冬蛰出而记异也。’此亦或江南有之；若中土则固无是事也。且二百馀年中书螽凡十，何以皆在秋冬而不在夏乎？庄七年：‘秋，大水；无麦苗。’麦之与苗，夏正五月事也。家氏乃谓‘麦苗’为麦之苗，以求合于夏正之秋。夫中原无麦之岁十而二三，故无麦不书，无禾亦不书，两无然後书之。若但无麦之苗即书，《春秋》何以止於两见？且北方秋遇大水，则播麦必多且美，何以反无麦之苗乎？庄二十八年：‘冬，大无麦禾；臧孙辰告籴于齐。’禾之有无，夏正八月事也。家氏乃谓岁终计所储蓄而言，以求合于夏正之冬。夫饥馑之年，民之望救，朝不及夕，若待丑月岁终而後计之，而後告籴，待其籴至而民之死者不已过半乎！其馀寒暑灾变尚不下数十事。若三‘饥’两‘有年’之书於冬，‘雨雪’‘陨霜杀菽’之书於十月，其断断不可谓之夏正者盖不可以枚数。家氏乃云：‘外此亦有一二之疑，皆可以义例而通。’呜呼，吾不知家氏又将以何义例通之也？
△家铉翁斥杜预《长历》之非
自汉以来，修明历法之人无代不有，所推春秋时交食闰馀皆与周正合。此非杜氏一人之私言也。家氏乃谓元凯撰为《长历》以从《左传》之讹，又谓其借历法之不可知者以为遁词。呜乎，凡人之言，课虚则可欺，征实则难伪；今以历法推未来之交食历历可征，家氏谓为伪，何也？且《春秋》书‘公即位’者八，惟定公以在外故至六月乃即位，其馀皆在正月也。正月为周之岁首，明矣。家氏乃以正月为寅月，而岁首别在子月；孔子革周岁首，故曰‘元年春王正月’。信斯言也，是岁首旧在前年之十一月而孔子改之于此年正月矣。岁首既在十一月，则何以不於十一月即位而反於正月即位乎？
△胡、家二说之病因
虽然，二子之为此说亦有因焉。太初以来千数百年，夏之月名相沿已久，久而习，习而安，遂误以为月之本名，──故疑月数之不可改也。前乎周者以丑为岁首，而《书伊训篇》云‘惟元祀十有二月’；後乎周者以亥为岁首，而《史记高帝本纪》云‘汉元年十月’──故疑古人之但改岁首而不改正月也。晋以十二月朔灭虢而卜偃以为在‘九月十月之交’，绛老人以三月朔生而云‘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郑祭足之‘取麦’《传》书于四月，‘取禾’《传》书于秋，谓《传》之不用夏正不可也。《豳风》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小雅》云：‘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谓《诗》之不用夏正不可也。──故疑周人之未尝改月也。然而《春秋》之始，孔子书曰‘元年春王正月’，故不得已而为孔子改周正月之说，又为《春秋》正月即夏正月之说以曲全之。然则此二说者乃其病之证，而非其病之因也。孟子曰：讠皮辞知其所蔽。其讠皮也，其蔽也。今但攻其讠皮而未通其蔽，则学者之疑终不释而圣人之制犹未能明也。
△岁首必名正月
凡天地之化皆始於子，故历必起於子。夜半者，日之子也。合朔者，月之子也。日南至者，岁之子也。古之圣人因日之行地一周也，故制以为日；因月之与日一会也，故制以为月；因日之行天一周也，故制以为岁。月最近日曰朔，最远日曰望。日最近地曰南至，最远地曰北至。故朔望者，月之两端也；二至者，岁之两端也。故岁之必始於南至，犹月之必始於朔也。是则子月之为正月，自初有岁月日之名而已然；而後世圣人易而建丑，又易而建寅，乃名之为十有一月耳。习後其後之所改而反不信其前之有是名，其亦亻真矣！且夫岁之必首以正月，犹之乎每君之必首以元年，每月之必首以初一日也。今有人焉，即位之年谓之十有一年，间一年乃谓之元年，可乎？今有人焉，每月之首命曰二十九日，间一日乃谓之初一日，可乎？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也。唐人省试第一人谓之省元；殿试第一人谓之状元。‘元’者，首也。所谓省元，状元，犹所谓岁首也；所谓第一人，第二人，犹所谓一月，二月也。然则谓周不以子为岁首则已耳，既以子为岁首，安得不以子为正月一月哉！
△辨胡、蔡二氏不改月之说
《伊训》一篇，出於孔壁。孔壁之书，则汉郑康成之所注者是也。当郑氏时，此篇已残缺不全，马融所谓‘逸十六篇绝无师说’者也（说详见《古文尚书真伪考》中），其所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者，乃《汉书律历志》所引《旧书伊训篇》之原文，而晋人采之以冠於篇首耳。《汉志》所谓乙丑，则子月冬至朔旦，非丑月也。以子月为十有二月，是前乎周者改月也。《史记》纪历代之事，以其时月参差，民听易惑，故每改用太初月数以归画一。颜师古《汉书注》云：‘凡月皆太初正历後追改；当时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是也。然亦不能尽改，往往自相抵捂。如‘汉元年十月：五星聚於东井’，以历推之，金、水附日当於前年七月在东井；而误载於此年之十月者，前年之七月，旧史名之曰十月也。是迁之追改，其迹甚明，正如《左传》以周正纪晋事，而犹参用一二夏正而未及尽改也。以申月为十月，是後乎周者亦改月也。‘正’者，正月也。‘正月’者，一月也。正月而但谓之‘正’，犹朔日而但谓之‘朔’也。改正月而但谓之‘改正’犹改元年而但谓之‘改元’也。数之始者必异其名，是故以‘元’异年，以‘正’异月，以‘朔’异日；犹卦爻之以一为‘初’也，犹长幼之次之以一为‘大’也。今胡氏既云‘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後乎周者以亥为正’矣，而又云‘月不易’，丑亥为正而寅之为正月如故，是分‘正’与‘正月’为二也。蔡氏《书传》沿此，遂谓‘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商以丑月为正，故於建寅之月不曰正月而曰一月’，丑为正月而寅为一月，是又分‘正月’与‘一月’为二也。然则元年可谓之非一年，改元可谓之非改元年乎？是何异於唐人之谓《文选》但有班孟坚文而无班固文也！
△三正并行於侯国之证
至於《经》、《传》之用夏正，亦有故焉。古之时，三正虽迭建於帝廷，亦并行於侯国；犹诸侯上奉天子之元年而又自以其即位之年纪元於其国也。盖诸侯之历，其先皆有所授，行之既久，其民安焉；有王者作，惟暴其民者乃举兵而灭之耳，苟其能守旧典而无大过，圣人亦不强改其历使从己也。故启讨有扈氏，不责其不奉夏正之罪而曰‘怠弃三正’；犹商用助而公刘自用彻也。故商之建丑，周之建子，非改历也，汤以前本建丑而文、武以前本建子也；犹彻之不始於武王而始於公刘也（说详见《三代经界通考》中）。晋封於夏故墟，民习於夏正者久，故其历仍用夏正。以《竹书纪年考》之，曲沃庄伯之元年正月，乃周平王之三十八年三月也。是以周十二月，卜偃谓之十月；周三月，绛老人谓之正月；晋赵武以襄二十五年秋为政，至昭元年正月当为八年，而祁午谓之七年。此乃晋用夏正，非周亦用夏正也。而左氏作《传》，亦多采旧史夏正之文而未及改：如卓子之弑，申生、平郑之杀，《经》在明年春，《传》皆在前年冬；韩之战，《经》在十一月壬戌，《传》在九月壬戌，是也。其纪他国之事亦间有用夏正者：如齐桓之卒，《经》在十二月乙亥，《传》在十月乙亥，是也。此或其国亦用夏正，或此国之事旁见於彼国之史，均未可知。以其采摘太杂，逐致参差不一。是以‘取麦’书於四月，‘取禾’书於秋也。左氏既未及尽考而正之，而杜氏《经传集解》既成，始见《竹书》，又未及追改原注，因致後人茫然莫得其解。逮顾宁人始揭此义。而余以推之《传》文；不但正月不同，即置闰亦互异。如王子朝之乱，卫侯辄之奔，《经》、《傅》之文皆差一月。乃知列国皆自用其历，固不得以唐、宋郡县之法而概商、周封建之时也。且自唐末以及五代皆用崇元历，南唐用齐政历，蜀用永昌、正象二历，国各异政，犹不足以为怪，而民间亦别有小历，唐末用符天，五代用万分；近代未尝有是事也。此虽皆以建寅为正，然分至晦朔之日，闰馀之法，皆不能无异。相距未及千年，其制之不同已如是，况三代以上乎！
△三正通用於篇章之证
古之时，三正既并行於侯国，亦通用於文人学士之篇章──犹封建废为郡县而刺史太守节度观察使犹谓之诸侯，犹知府知县犹谓之守令也。盖诗之为体与纪事不同；歌谣之兴，始於虞、夏，其时方用寅正，其後欲以相沿──犹唐诗之多沿汉、魏、六朝语也，亦可据唐诗以证《唐书》之误乎！且纯用夏正者惟‘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一诗耳，其馀则周、夏之正义皆可通者较多。若《豳风》，则自巳月至亥月用夏正，子月至卯月兼采周正；而辰月谓之蚕月，此盖当时里巷之语云然，後世去古远而不可考耳──犹天津、泰安之为府已数十年而民犹呼之为天律卫泰安州，犹汴之为开封已数百年而民犹呼之为汴城也。张氏以宁虽极为《诗》辨，然不知诗人之於古名本自通用；陈氏廷敬虽颇为《传》解，然未知侯国之於夏正原自兼行，则其说犹未备而其疑犹未释也。
△《周书》皆用周正
若夫王朝纪事之书则无不用周正者。《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本《汉书》，与今《书》文小异）《国语》云：‘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汉书律历志》云：‘师初发，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五度，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癸巳，武王始发。’由是言之，其为周正明矣。若以夏正释之，则日当在元枵、n訾之间，辰且近营室矣，《国语》何得乃云然乎！《毕命》云：‘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フ。’《汉志》以历推之，亦为周正。至《召诰》之‘二月’，《多士》之‘三月，’《顾命》之‘四月’，《多方》之‘五月’，虽无明文可考，然以二篇例之，皆为周正无疑。其尤显然较著者，则《洛诰》之‘十有二月戊辰，祭岁’。若果岁首在十一月，则十有二月何得祭岁乎！曰：然则《周官》、《月令》何以不用周正也？曰：此二书皆战国时所撰。《月令》出於不韦，乃阴阳家之说，所推中星皆在春秋以後，其非周制明甚。《周官》封建之制，山赋之法，皆与《诗》、《书》、《春秋》、《孟子》不合，安在正朔之独能得其实。（说并详见《丰镐考信录周公篇》中）惟《尚书》、《春秋》乃圣人之经，当时纪事之史。学者不此之信而反取《周官》、《月令》滋其疑，亦可谓亻真矣！且此二书多以‘孟春，仲夏’为文而罕举月数者，则亦以三代之正并行通用之故，故变文而称夏时，欲其对考而易辨耳；岂足为异也哉！
△《孟子》、《戴记》、《易彖辞》用周正
亦非惟纪事之书然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间旱’，‘七八月之间雨集’，‘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此非夏正明矣。家氏乃云：‘十一月涧水涸，十二月河水涸，至是乃可施工。’夫今之水涸皆在秋分以後，今之成梁亦皆在小雪以前，此虽田夫牧竖妇人孺子皆知之，且民之病涉莫如亥子丑之三月，若至丑月施工，则梁成且无所用，而何为劳民而伤财也哉！《记》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非夏正明矣。家氏乃云：‘未闻有春日至，秋日至者，此汉儒记礼传闻者之误。’夫《戴记》诚不能以无误，然古人但言日至，原无春夏秋冬之名。孟子曰‘千岁之日至’，又曰‘至於日至之时’；《易传》谓之‘至日’；《春秋传》谓之‘南至，北至’；《月令》谓之‘长至，短至’。自汉以後概用寅正，乃呼之为‘冬至，夏至’。家氏乃欲以此律商、周乎！惟《易临卦彖词》所谓‘八月有凶’云者，或主周正而以为《遁》，或主夏正而以为《观》，或主商正而以为《否》，说皆可通，理难相胜；要之皆不甚合。盖由先儒误分十二月之卦，以子月为《复》，午月为《后》，故人不得其解耳。何以明之？二至者，气消长之极也；二分者，气消长之中也。《乾坤》者，卦消长之极也；《泰否》者，卦消长之中也。然则《乾坤》当配二至，《泰否》当配二分，丑月乃为《复》，未月乃为《后》耳。（说详见《易十二卦应十二月图说》中）未月者，周正之八月也。然则此文‘八月’乃《后卦》也。不然，由《遁》而《否》而《观》，以至于《剥》，无一非阳消阴长之卦，何所见而当专属之某卦？惟《后》，一阴初生，乃凶之始，前此未尝有凶也，故曰‘至于八月有凶’，──岂不理明而词顺邪！家氏乃云：‘文王之《彖》惟从夏正，此月次不易之明证。’夫此《彖》，家氏自解以为《观》耳，《经》何尝谓为《观》也哉！嗟夫，周正之文见於《经》、《传》者多矣，家氏概不之信，而偶得一二夏正之文则沾沾焉据之以攻左氏，其亦异矣！
△书‘王正月’见《春秋》用周正
且夫《春秋》正月之为周正，孔子固自言之矣，‘王正月’是也。孔子何以冠‘王’於‘正月’也？古之时，三正并行於侯国，亦通用於篇章，孔子惧民听之惑乱，後之学者无所考证，故属正月於王，以别嫌而传信。‘王’也者，周也。‘王正月’也者，周正月也。不曰‘周’而曰‘王’者，以别於夏、商之丑正寅正则曰‘周正月’，以别於诸侯之丑正寅正则曰‘王正月’也。犹之乎诗之别於《商颂》则曰《周颂》，别於十五国风则曰《王风》也。《春秋》於诸侯之大夫书曰‘齐人，晋人’，其师书曰‘齐师，晋师’；独其齐周也，人曰‘王人’，师曰‘王师’，女曰‘王姬’，正曰‘王正’，皆不云‘周’。何者？普天之下皆周也。犹之乎四量不曰‘齐量’而曰‘公量’，二耦不曰‘鲁臣’而曰‘公臣’也。──季氏亦鲁而陈氏亦齐也。後儒不知三代正朔之制，因而不知孔子书王之意，但见《召诰》之‘二月’，《多士》之‘三月’皆不书王，求其解而不得，遂疑圣人别有深意而以欲行王道之义训之，谬矣。夫文相属之谓词，词相属之谓章，若以‘王’间于‘春’与‘正月’之间而别为一义，不与上下相属，圣人之言安得如是之乱杂而无章乎！盖《召诰》、《多士》皆《周书》也，《周书》则周正矣，故不必自冠以‘王’；《春秋》诸侯之史也，诸侯固有用二代之正者，不冠以王则不可必其为子正，故书曰‘王正月’。由是言之，王正即周正也。孔子谓之周正，故左氏亦谓之周正。非左氏之言，孔子之言也。如胡氏之说，周不改月而孔子改之，则孔子不当诬之为王正月。如家氏之说，周之正月即夏之正月，则孔子不得殊之为王正月。然则非叛左氏也，叛孔子而已矣。
△辨程颐‘夏时冠周月’之说
曰：月之可改，固也，冬不可以为春，夏不可以为秋；然则程子‘夏时冠周月’之说或可信乎？曰：程子盖见《召诰》之二月，《多士》之三月皆不书春，《顾命》之四月，《多方》之五月皆不书夏，故疑‘正月’乃鲁史之旧文，周之本名，而‘春’为孔子之所加耳。然《春秋》者，鲁史记之本名，若果有月无时，何得加此不情之名？且周果改月而不改时，是周之改夏时犹有未尽。孔子不敢改周之月则亦已矣，乃反取周所未改之冬而名之春，是助周以改夏时也，其与‘爱礼存羊’之意亦大相悖矣。《洪范》曰：‘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又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皆不言时。何者？日也者，一昼夜之终始也；月也者，一朔望之终始也；岁也者，一寒暑之终始也。史之所书，三者而已。时也者，分一岁而四之也；旬也者，分一月而三之也；月之不必系以时也，犹日之不必系以旬也。尧未尝建子也，而‘正月’亦不书春，‘五月’亦不书夏。以是知有月无时乃史体之大凡。独鲁史有‘春、秋’，故以《春秋》名之，不得以《春秋》之例例《周书》也。盖正月者王之所建也，故系之於王；年也者随月而移者也，时也者自年而分者也，──孔氏所谓‘月改则春移’者是也，──故年与春不系之於王。乌有所谓‘以夏时冠周月’者哉！然程子之言虽未合於事理，要未尝有不改月之说。二子虽皆引此语以为据，然如胡氏之言则此正月非周之正月，如家氏之言则此正月即夏之正月，皆不可谓之夏时冠周月。是非但失孔子之旨也，亦并未达程子之意矣。
△周四时之名未正
曰：然则四时十二月次皆可以移易乎？曰：一二三四者，自岁首递数之，非寅卯辰巳之名也；子之年可以为元年，子之月独不可以为正月乎！惟其春子丑而秋午未，诚若未善。然古之惊蛰、谷雨，後世谓之雨水、清明矣；古之雨水、清明，後世谓之惊蛰、谷雨矣。古者河以南谓之‘河南’，明则河以北三府亦概称为‘河南’；元并广南两路于湖南，谓之‘湖广’，明无广南，以湖北益之，而仍称为‘湖广’。此何以说焉？乃曰‘子丑之为冬，午未之为夏，千载而上必无有名之为春与秋者也’，抑何其少见而多怪乎！且使四时之名果正，则孔子‘宪章文武’足矣，於‘夏时’又何取焉！
△乾隆己酉跋
此文创於癸巳元旦，凡五篇，题曰《春王正月论》。及秋，复增损为三篇，曰《三正辨》。今十有六年矣。去秋偶自披览，犹惜其说未备，乃复增而次之，间有前人之所已言而未畅其旨者，悉仍其意而更著之，不分篇帙，但以文义相次，命曰《三代正朔通考》，以待好学之士而贻之。乾隆己酉仲春，崔述自识。
△嘉庆乙丑跋
此书於嘉庆丁巳已刻于江西南昌。今秋，《考信录》既成，复取而阅之，仍有未惬心处，因复有所删改，其先後亦颇有所更定，乃复录而存之。计距己酉十六年矣。嘉庆乙丑季秋，述又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