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祟，作邑于丰。”（《诗大雅》）
“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同上）
△作丰当在“三分有二”之前
按虞、芮质成，诸侯固有归周者矣，是以《伐崇章》云“同尔兄弟”。然崇以大国当周东出之冲，其势固不能多也。伐崇之後曰“四方以无拂”，作丰之後曰“四方攸同”，则化之所被者广矣。三分有二，固当在此後也。
“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书无逸》）
【备览】“西伯行於野，见枯骨，命吏瘗之。吏曰：‘此无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国者，一国之主。吾即其主！’以棺衾而葬之。天下闻之，曰：‘西伯之泽及枯骨，况於人乎！’”（《吕氏春秋》）
△《二南》非文王时诗
自毛、郑以来，说诗者皆以《二南》为文王时诗；於是《汉广》、《汝坟》、《В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诸篇皆训以为文王德化所被，风俗之美。余反覆玩之，殊不其然。何者？盛世之音有贞无慝；“女”而“游”，“士”而“诱”，求偶而不能以少待，其不可以为训明甚。即“宵征”之叹“命”，“不与”之知“悔”，与至治之时让德施惠，敬事怀恩，上下交孚景象，何啻千里之隔！虽说者曲为称美，终不免於瑕瑜互见。谓其犹有先王之遗风，可也；遂以此为文王之化，亦浅之乎论文王矣！至於《汝坟》一篇，明明东迁时诗：“王室如毁”即指宗周之陨，“父母孔迩”即谓其邑大夫之来，词意显然。若以文王与纣之事当之，则纣之暴原不行於畿外，而诗人亦不必代为之忧；汝之距丰千数百里，亦无缘谓之“孔迩”也。且二十五篇中，文王与凡商、周间人未尝一见；所见者二人，“召伯”“平王”，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然则其馀特不见其名，无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无疑矣。乃後之说者於《甘棠》、《何彼矣》二篇必委曲迁就以求合於《传》说；即有一二有识之士断然以此二篇为武王以後诗，而其余仍以为文王时诗。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今概不敢采。说并见上篇《宜家条》下。
【存疑】“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孟子》）
△灵台非文王所立
《诗郑笺》云：“文王受命而作邑于丰，立灵台。”余按：《灵台》一诗前咏“灵台”，後咏“辟雍”，首尾相联，似咏一王之事者。然而後篇称“镐京辟雍”：武王始迁於镐，故先儒皆以辟雍为始於武王。苟辟雍自武王始，则灵台亦非文王事矣。《大明》、《有声》二篇兼咏文、武之功，皆有明文以分别之，此乃文体应尔；必无咏武王之事而杂入於文王事中者。且《大雅》中凡称前王者皆举其谥，其称今王者乃无谥：此云“王在灵囿”，文王未尝称王，则非文王明矣。盖孟子引诗，断章取义者多。“忧心悄悄”，《卫风》也，而以为孔子。“肆不殄厥愠”，大王也，而以为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僖公也，而以为周公。然则此诗亦未必果文王之事，孟子但欲劝梁王之与民同乐，故不暇辨其时世耳。况《孟子》一书乃其门人所记，苟非大义所关，亦不保无语言之小误。故列之於存疑。说并见後《成康篇》中《下武条》下。
△灵台非观象之所
《诗郑笺》云：“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象，察气之妖详也。”《春秋传》云：“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云物，为备故也。”余按：灵台果为占天而建，则诗人亦当有一语及之，何为但称鱼鸟观游之乐？且二章云“王在灵囿”，三章云“王在灵沼”（《毛诗》旧本五章，章四句，朱子始改前两章各六句。今玩文义及韵，当从古本为正），岂囿与沼亦为察妖详之具乎？若囿与沼止为观游而设，则亦不必因察妖祥而後建灵台矣。考灵台之占天不见於他经传；《春秋传》虽有“登观台以望”之文，然特因南至在朔，故因视朔而遂登之，非以此为常礼，亦非因书云物而後建此台也。盖缘孟子之对梁王以灵台为文王之事，文王非盘于游田者，故注《诗》者以“观象”为言。後世相沿，因建灵台为占天之所。其实灵台未必果文王所建，不必曲为之说也。
【附论】“孟子曰：‘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孟子》）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论语泰伯篇》）
△“三分有二”不当以九州配合
朱子《论语集注》云：“天下归文王者六州，雍、梁、荆、豫、徐、扬也；惟青、兖、冀尚属纣耳。”余按：三分有二，但大略言之，以见周盛商微，无庸服事殷耳，下必取九州而缕分之也。《诗》曰：“虞、芮质厥成。”虞、芮在冀州境；成王世始践奄，奄在徐州境：是西北固不止於雍、豫，而东南犹未逮夫徐、扬也，即所馀一分亦不尽属纣。商政既衰，诸侯多叛，叛商者自叛商，归周者自归周；不得以宋、金之画疆而守例商、周也。
“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左传》襄公四年）
△“帅殷叛国”
按：此文与《论语舜有臣章》意同。所谓“叛国”，即三分有二之国也。然则此在三分有二之後明矣。故次之於此。
△辩囚里及赐弓矢之说
《史记殷本纪》云：“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纣；不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里。西伯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纣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周本纪》云：“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纣乃囚西伯於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悦，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得征伐。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纣许之。”由是後之儒者皆谓文王亲立於纣之朝，北面为臣。余独以为不然。君臣之义，千古之大防也，文王既立纣之朝矣，诸侯叛纣而归文王，文王当拒其归而讨其叛，安得俨然而受之！文王生死悬於纣手，纣亲见其三分有二，其势将移商祚，而漠然不复问，此在庸弱之主犹或不能，况纣之猜忌暴虐者哉！古者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文王果受纣命而为西伯，伐密伐崇，灭之可也，人臣之义不得自私其地，皆当归诸天子，安得据之而迁都焉！晋四卿灭范中行氏而分其地，当是时，晋之公室已卑，出公犹欲讨之；纣果能制文王之死命，安有听其坐大而不问者乎！《书》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後言。”纣脯醢其大臣，文王身为殷相，则当谏；若知纣不可谏，则当去；不言不去而窃叹之，可乎！楚欲戮叔孙豹，乐王鲋求货於叔孙而为之请，弗与。晋之执叔孙也，申丰以货如晋，叔孙曰“见我”，见而不使出。叔孙父子，贤大夫耳，犹不欲以货免，岂文王而反以货免，且以货得高位乎！文王之事，《诗》、《书》言之详矣，与国若虞、芮，仇国若崇、密，下至昆夷亦得附见焉；纣果文王之君，不应《诗》、《书》反无一言及之。况里之囚乃文王之大厄，斧钺之赐乃周王业之所自始，较之虞、芮之质，崇、密之伐，其事尤钜，尤当郑重言之，何以反不之及，若文王与纣初不相涉者，而文王之至德又无所容於讳，岂非文王原未尝立於纣之朝哉！纣囚文王之事，始见於《春秋传》。《传》云：“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於是乎惧而归之。”（在襄三十一年）固已失於诞矣；然初未言文王立於纣之朝也。其後《战国策》衍之，始以文王为纣三公而有窃叹九鄂脯醢之事；然尚未有美女善马之献也。《尚书大传》再衍之，始谓散宜生、闳夭等取美马怪兽美女大贝以赂纣而後得归；然亦尚未有弓矢斧钺之赐也。逮至《史记》，遂合《国策》、《大传》之文而兼载之，复益之以“为西伯，专征伐”之语。岂非去圣益远则其诬亦益多，其说愈传则其真亦愈失乎！学者奈何不取信於《诗》、《书》、《孟子》而独世俗传闻之是信哉！且《春秋传》以为囚之七年，《战国策》以为拘之百日，其久暂固已悬殊矣。《尚书大传》以为在西伯<令戈>耆之後，《史记》以为在虞、芮质成之前，其先後亦复抵捂矣。《春秋传》以为诸侯从之而纣归之，《尚书大传》以为散宜生赂之而纣释之，其所以得出之故又不一说矣。学者将何所取信乎？尤可异者，《殷本纪》以为窃叹九侯而被囚，《周本纪》则以为积善累德而见谮；《殷本纪》以为献洛西而後赐斧钺，《周本纪》则以为赐斧钺而後献洛西；此一人之书也，而先後矛盾亦如是，其尚可信以为实耶！曰：纣，天子也，文王，其诸侯也，安得不立其朝而生死悬於其手乎？曰：此後世郡县之法然耳。古者天子有德则诸侯皆归之，无则诸侯去之。故孟子曰：“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然则武丁以前，诸侯固多不朝，天下固不皆商有也。故《商颂》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然则成汤以後中衰之世固多有不来享来王者也。周介戎、狄之间，去商尤远，是以大王侵於獯鬻，商之方伯州牧不闻有救之者也；事以皮币珠玉，不闻有责之者也；去而迁於歧山，亦不闻有安集之者也。盖当是时，商之号令已不行於河、关以西；周自立国於岐，与商固无涉也。自凭辛至纣六世，商日以衰而纣又暴，故诸侯叛者益多！特近畿诸侯或服属之耳。是以文王灭密则取之，灭崇则取之，商不问，文王亦不让也；三分有二之国相率归周，商不以为罪，文王亦不以为嫌也。何者？诸侯久已非商之诸侯也。文王自以其德服之，其力取之，於商何与焉！由是言之，文王盖未尝立商之朝，纣焉得囚之里而锡之斧钺也哉！曰：然则《论语》之“以服事殷”，《传》之“帅叛国以事纣”，其皆不足信与？曰：孟子曰：“汤事葛，大王事獯鬻。”汤与大王岂尝臣於葛、獯鬻者哉！所谓“服事殷”者，不过玉帛皮马卑词厚币以奉之耳，非必委质而立於其朝也。《春秋传》韩厥之言，以喻晋、楚也；晋、楚，敌国也，而以为喻，则亦非谓文王为纣臣也。其後晋司马侯之谏平公，亦以文王喻晋而纣喻楚。假令文王果尝委质於纣，则二子之取义为不伦矣。盖自灭崇以後，周日以大，而亦渐近於商，不能不为纣之所忌；而文王委曲退让，不肯与抗；其实纣无如文王何也。故今不载里之事，及赐斧钺征伐等语。说并见前《成汤》、《王季》及《後武王篇》中。
△辨里演《易》之说
曰：文王未尝囚於里，则《易》何为演也？曰：此亦《史记》言耳。《易传》但言其作於文王时，不言文王所自作也；但言其有忧患，不言忧患为何事也。《史记》因《传》此文，遂以文王里之事当之，非果有所据也。且其《自序》文云：“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所引者凡七事。然以今考之，孔子作《春秋》在归鲁以後，非厄陈、蔡之时。《吕览》之成，悬诸国门，是时不韦方为秦相，亦未迁蜀。《屈原传》，作《离骚》在怀王之世，至顷襄王乃迁之江南，非放逐而赋《离骚》也。《韩非传》，作《弧愤》、《说难》皆在居韩时，秦王见其书而好之，韩乃遣非使秦，亦非囚秦而作《说难》、《孤愤》也。此三传及《孔子世家》皆迁之所自著，而皆自反之，乌在其可信乎！至《国语》与《左传》事多抵捂，文亦不类，必非一人所作，失明之说恐亦以其名明而致误耳。《孙武传》既以十三篇为武书矣，而於膑又云“世传其兵法”，然《赞》但称“孙武、吴起兵法”，又似膑无书者。七事之中，其谬之显然易见者四焉，渺茫恍惚不可究者二焉。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况已举三隅而犹不能以一隅反乎！由是言之，《易》即文王所作，亦断不在里时矣。说并详後《文武周公通考易之兴也条》下。
△辨《拘幽操》
曰：《琴录》何以载有文王《拘幽操》也？曰：《琴录》之文，词意浅近，不惟非圣人之言，亦不类三代时语，乃後人闻相传有此事而拟作者耳。唐韩子亦尝有《拟拘幽操》，近世琴谱亦有称为文王所自作者。但此幸而有韩诗存，少知读书者犹得辨其非实；若传之日久，不幸而韩诗亡，则虽大儒亦必以为实矣。彼《琴录》所载，亦如是而已矣！窃谓周、秦以前，事难详考，不宜轻为拟作；倘失其实，贻误後人不浅。然宋人且有以韩子此诗为能得文王之心者。茫茫天下，吾将与谁言之！悠悠後世，当必有人知之！
【存疑】“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易彖下传》）
【存参】“纣不说诸侯之听於周，昌则嫌於死，乃退伐崇、许、魏，以客事天子。”（《大戴记》）
△《易传》“大难”语可疑
按：孔子之在厄，《论语》言之，《孟子》言之。文王之在厄，《诗》不言，《书》不言，《论语》、《孟子》亦无有言之者；至《易》、《春秋传》始言之；《战国策》、《尚书大传》、《史记》以降，言之者更多。何邪？谓实无是事邪，何以传记言之者累累。谓果有是事邪，《六经》、《孟子》不当皆讳之而不言。且只此一事耳，何以传记言之者纷纷而各异乎？盖尝思之，孔子之在厄也，於《论语》不过云“绝粮”，於孟子不过云“无交”；而传记增而衍之，遂有陈、蔡大夫合谋以兵围之之说，与夫颜渊埃墨之堕，子贡乞师之行。由是言之，传记之好因端附会，乃其常事。窃疑文王固尝见忌於纣，纣欲伐之而甘心焉，而文王不肯举兵相抗，委曲退让以承顺之，如太王之事獯鬻，勾践之事吴然者；而後之人递加附会，各以其意而为之说，是以纷纷不一。孔子之去战国仅二百馀年，犹如彼，况文王之下迄战国至八百年乎！余宁从《经》而缺之，不敢从《传》而妄言也。《易传》本非孔子所作，乃战国时所撰，是以汲冢《周易》有《阴阳篇》而无《十翼》，其明验也。而所云“大难”者，亦未言为何难。《大戴》“嫌於死”句亦殊难解；然上云“不说诸侯之听於周”，下云“伐崇、许、魏”，则文王之征伐非纣之所赐矣；不云“臣事天子”而云“客事天子”，则文王亦未尝立纣之朝而为之三公矣。《大戴记》乃秦、汉间人所撰，此语不知何本，疑战国以前道商、周之事，其说有如此者，是以晋韩厥、司马侯皆以之喻晋、楚也。不知《易传》所谓“大难”，亦如《大戴记》之所云云邪？抑作《传》者即因见他传记有里之事而为是言邪？既无明文，未便悬揣而臆断之，姑列之於存疑；而《大戴记》虽不足征信，然亦可以资考证，故并列之存参。《易传》非孔子作，说见《洙泗录归鲁篇》中。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书无逸》）
【附录】“ゾ有二陵焉：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象》ω，《南》者，曰：‘美战！犹有憾。’”（《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毕、郢。”（《孟子》）
【附论】“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孟子》）
“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史记周本纪》）
△文王未尝称王
《史记周本纪》於西伯崩武王立之後又云：“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後十年而崩，谥为文王。”後世说者遂有谓文王尝称王者。欧阳永叔云：“《书》称南始咎周以乘黎。其伐黎而胜也，商人已疑其难制而恶之。使西伯赫然见其不臣之状，与商并立而称王，如此十年，商人反宴然不以为怪，其父师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与熟视而无一言，此岂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又云：“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称臣而称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谓西伯称王者，起於何说；而孔子之言，万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余按：《史记》此文系於“西伯崩”後，且连用数“盖”字，则是本非《本纪》正文，盖司马氏别纪异闻而传写者误合之也。果演《易》於里，何不叙於被囚之时；果称王於断讼之年，何不记於断讼之文之下而乃别见於崩後乎？盖当时相传有如此说者，子长不敢必其果然，故於崩後补载其说而云“盖”焉。盖也者，疑之也，非遂决以为如是也。《郦生陆贾列传》，先载沛公召郦生，及生说沛公事，至国除而止；及陆贾、朱建二传既毕，忽又云：“初沛公引兵过陈留（云云），郦生上谒，沛公谢不见。”其事与前文大相反，故说者谓此乃别记异闻，原下一字，而後人误合之。然则《周本纪》之文亦当类是。且《史记》诸世家往往叙至元、成间，则《史记》一书固不尽司马氏本文矣，学者不得以是为疑也。欧阳子之论著矣。文王未尝系《易》，说见後《通考》中《易之兴也条》下。
○武王上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诗大雅》）
“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同上）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戴记檀弓》）
△伯邑考非妄撰
按：《檀弓》语多失实，而伯邑考不见於经传；然诸家书多言伯邑考者，当非妄撰。且管叔乃周公之兄，不称“仲”而称“叔”，亦似武王有伯兄者。惟谓伯邑考为纣所烹，则恐未然。说已见前《商纣篇》中。
△《檀弓》脱文
又按：《檀弓》此章乃辨立孙立子之异，以下文“舍其孙盾”例之，则文当云“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武王。”或记偶脱“之子”二字，亦未可知。姑识其说於此。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左传》定公四年）
【备览】“文王有疾，武王不说冠带而养。文王一饭，亦一饭；文王再饭，亦再饭。旬有二日乃闲。”（《文王世子》）
△武王不冒文王元年
《大戴记》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语本《尚书正义》及《仪礼疏》。今所传《大戴记》无此语。据孔检讨《补注》，考各家注疏所引《大戴记》文，今本往往无之，知今本较唐时旧本不无遗漏）《小戴记》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据是，则文王崩时，武王当年八十三；至九十三而崩，则在位仅十年。（《汉书律历志》作“十一年”）而《泰誓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洪范篇》云：“十有三祀，王访於箕子。”其数不符。说者不得已，乃曲为之解，谓武王之年继文王受命九年而数之。（说详《汉书律历志》及《泰誓篇序正义》）宋欧阳永叔曰：“古者人君即位，则称元年以计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为‘後元年’，汉文帝亦改十七年为‘後元年’，自後说《春秋》者因以改元为重事。果重事与？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间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丧，称十一年；及其灭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听讼远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谓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妄也！”余按：永叔之论当矣，然其误之所由则犹未之及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虽未尽然，然要必近二十乃可成婚。况圣人人伦之至，其行事必可为後世法，若文王十二而生子，则当以十一成婚，安得如是之早；太姒之年当更幼於文王，或仅相若，又安得有生子事乎！《书》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孟子》书公孙丑亦称“文王百年而崩”，是文王百年有征也，即九十七亦可云百年。若武王之年，则不见於经传。况人之修短，命也，父不可以与子，兄不可以与弟，而《记》乃述文王言云：“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其不经甚矣！就令可与；何不多与之，而斤斤於区区之三年也？由是言之，《戴记》之文本不足信明矣。虽然，二篇固属附会，要但各记所闻，原不期於相合；後人务欲合之，使之并行不悖，是以理穷势屈，不得不割文王之年益武王之数耳。嗟乎，既为古人所愚，至於两妨，又欲巧为之说以曲全之，安得而不误哉！故今一概不取。说并见《周公相成王篇武王既丧条》下。
【补】“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论语泰伯篇》）
△辨商容观周军之说
《帝王世纪》云：“商容及殷民观周军之入，见毕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及周公至皆然。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云云。）余按：商容，殷之贤臣，当此时非去则隐耳，必不率百姓而观其国之亡也。且周之君臣舆卫各别，岂容屡误！此乃後人形容之词，非其事实。故不录。
【附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於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同上）
△“乱臣十人”不可指实
按：马氏称“十人”，谓周、召、太公、毕公、荣公及散宜生等四人与文母也。朱子谓子无臣母之义，而以邑姜当之，是已。然武王之臣见於经传者，尚有苏忿生、史佚，而毕、荣皆不甚显；毕公虽见於《逸周书》，而与卫叔、毛叔同举，何所见十人之必为毕、荣而无他人者？既无明文，不如缺之为是。
【附录】“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长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书立政》）
【补】“有攸不为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孟子》）
△“东征”非伐纣
按：此文云“有攸不为臣”，则非伐纣之事明矣；纣安能为周之臣哉！《伪武成篇》采此文於武王伐纣之时而又患其不合，乃删其首句及末句“臣”字以求合於其事。若然，则《孟子》何故增此数字，使其文理不通乎？至引《泰誓》之文，特以证“取残”之意，原不必即为此事；况《泰誓》既亡，安知当日之非追述往事邪？自武王即位至伐纣凡十一年，其间岂能绝无征伐，故《史记》有观兵之文，而金仁山以戡黎为武王之事。此或即《书》之“戡黎”，或即《史》之“观兵”，均未可知；要之当在伐纣之前。故次之於此。
【备览】“九年，武王上祭於毕，东观兵，至於盟津。”（《史记周本纪》）
【备览】“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同上）
此与“东征”未知为一事，为两事；姑附次於此。
△观兵与伐纣之年
《伪孔传》以伐纣为十三年，而《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为观兵於孟津。《蔡传》驳之云：“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误也，《序》本依仿《经》文，无所发明；偶‘三’误而为‘一’，汉孔氏遂以为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武王观兵，是以臣胁君也。张子曰：‘此事间不容发：一日而命未绝，则是君臣；当日而命绝，则为独夫。’岂有观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司马迁作《周本纪》，因亦谓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讹谬相承，展转左验，遂使武王蒙数千百年胁君之恶。一字之误，其流害乃至於此哉！”余按：《伪孔传》以一事而误分两年，故以《序》之十一年伐殷为观兵。《蔡传》驳之，当矣；然谓武王未尝观兵，谓《史记》承孔氏之讹谬亦谓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则犹未免於考之未详而论之未审也。《史记》云：“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於盟津。”是观兵自在九年，不在十一年，非以伐殷而观兵也。《史记》云：“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乃东伐纣。”是伐殷元在十一年，不在十三年，非以《序》之十一年伐殷为观兵也。以伐纣为在十三年者，乃《汉志》所载刘歆《三统历》之说；撰《伪泰誓经传》者因之，故以《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为观兵，其说与《史记》正相悖。蔡氏不详阅《史记》本文，乃谓《史记》亦言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疏矣！不知《伪泰誓》之十三年乃袭《三统》之误，而反谓《史记》之观兵为袭《伪孔传》之误，抑又慎矣！孟子曰：“有攸不为臣，东征。”而说者亦或谓戡黎为武王事。然则武王未伐纣前十年之中不无用兵之事，或河、洛间有诸侯无道者，武王伐之，因而会於孟津，此固理之所有；不得遂以观兵为伐纣也，不得因武王之先二年未尝伐纣遂谓武王先二年亦不应观兵也。犹是商与周也，犹是纣与武王也，苟先二年观兵即为胁君，则後二年伐纣安在遂得为无过乎！况《史记》言“诸侯皆曰‘纣可伐’，武王曰‘未可’”，则是此举乃武王不伐纣之明证，正得圣人之心，而何谬之有哉！故今删节其文而仍存之，以见武王不忍伐商之至德。十一年之非误，《三统》谓在十三年之谬，说并见後《伐殷访范条》下。当日命绝之非是，详见後《甲子条》下。
△辨白鱼赤乌之说
《尚书大传》云：“太子发升于舟；中流，白鱼入于舟中；跪取，出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休哉！’有火流於王屋，化为赤乌三足。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史记周本纪》云：“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土复于下，至於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余按：孟津，河津，河南河北皆可谓之孟津（今孟津县在河南岸）；武王既自孟津还师，必不渡河而北，复渡河而南也。白鱼赤乌，其事荒诞不经，君子之所不道。盖汉人尚谶纬，是以其言如是；《大传》、《本纪》不知其谬而误采之耳。且伐商之役，武王即位久矣，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武王安得变而称“太子发”也哉！果称“太子”，《牧誓篇》中何以又称为“王曰”也？故今并不录。
【附论】“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篇》）
△“至德”不专属文王
《注》采范氏言云：“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与泰伯皆以‘至德’称之，其旨微矣。”余按：孔子但言“周之德”，未尝言文王之德也。“周”也者，文、武之统称，何由而知其专属文王？况上文所记者武王之言，则以为论武而兼文也可；若以为论文而删武，则上下之文不相属矣。范氏之意，但以武王尝伐商，故改而属之文王，以曲入武王之罪耳。不知武王牧野以前，其不忍伐商而服事之心初与文王不异；而孔子之言亦非谓纣之终不可伐也，但谓其势足以代商而不革命，必待纣恶既盈，万不得已，然後伐之为“至德”耳。奈何反以伐商罪周也哉！嗟夫，孔子斥臧文仲不仁不知，而宋儒曰“数其事而责之，其所善者多也”；孔子称子产有君子之道，而宋儒曰“数其事而称之，犹有所未至也”；孔子称周德至，而宋儒曰“以至德称周者，以伐商罪周也”；凡孔于之所褒务贬之，所贬务褒之，以此为尊信圣人，吾不信也！故今以“服事”之文系之文王伐崇作丰以後，“至德”之论系之武王观兵还师之时，以见自作丰至此，无时非不忍伐商之心，庶不至歧文、武而两视之也。说并详後《甲子条》下。
△“三分”以下不可断为一章
朱子《集注》此章末云：“或曰，宜断‘三分’以下，别以‘孔子曰’起之，而自为一章。”余按：此章本通论周事：上节论周之才，此节论周之德，皆兼文、武言之。《书》云：“武王维兹四人，尚迪有禄。”则武王之臣大半皆文王所遗，十人至武王时始备耳。其章首记武王言者，但为後文“九人而已”张本；因有“唐、虞之际”一语，故并记舜五臣；正如《左传》记宋攻荡氏事，先称“二华，戴族；司城，庄族；六官，桓族”，不过为後鱼府“是无桓氏”一语张本耳。其实孔子自专论周事，非泛论古今人才，故曰“於斯为盛”，不曰“於周为盛”；不得因章首记舜武王之臣，遂割上节属之，而此又别为一章也，亦不得谓上节自论武王而此自论文王也。
【补】“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逸书武成》）
△辨使人候殷之说
《吕氏春秋》云：“武王使人候殷；反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武王曰：‘焉至？’对曰：‘谗慝胜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复往；反报曰：‘贤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报曰：‘百姓不敢诽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余按：圣人之心无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当行当止惟义所在，初无利天下之心也。藉令纣恶未甚，可以不伐，武王之所乐也；乌有志在取商而按兵观衅，冀纣之不道以蕲得志者哉！此与汤阻贡职一事，皆战国之人习於权谋术数之俗而妄意圣人之亦如是，遂从而造为此言耳。後世文学之士好博览而不知所择，乃以杂家小说之言与经传齐观，遂以为圣人果如是，於是非汤、武者接踵而起；其所关於世道人心非小也。故今并不录而仍为之辨。说并见《商录成汤篇》中。
【备览】“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周语》）
△伐殷岁在鹑火
按：春秋之末上距周初未远，此言当有所据。武王以十一年伐殷，岁在鹑火，则武王之元年岁当在寿星也。其谓十三年伐殷者，亦谓岁在鹑火，但武王之即位先二年耳（元年，岁亦在鹑火）；其谓冒文王之九年者，亦谓伐殷岁在鹑火，但武王之即位迟数年耳（元年，岁在大梁），其伐殷之年无异也。故采此文以表其年。至《汉志》所推，虽未必尽符，要得其大略，故列之存参，说并见後《革车三百》及前《观兵条》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书序》，见《汉书律历志》）
【存参】“师初发，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明日壬辰，晨星始见。癸巳，武王始发。”（《汉书律历志》）
△辨迎太岁及折天雨之说
《荀子》云：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韩诗外传》云：“武王伐纣，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太公曰：‘折为三者，军当分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余按：圣人举事，惟义所在；异端术数之学，世俗忌讳之说，不但君子之所不道，而周以前亦无此等言也。况武王奉天罚罪，会朝清明，当致休祥，安得反致灾异！《国语》记武王伐纣事，亦无此等一语。则此皆战国人之所附会无疑也。《说苑》亦述此事而文稍异，要之皆不足信。故并不采；但载《汉志》之文以为参考之助云尔。
【补】“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孟子》）
【备览】“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史记周本纪》）
△伐纣在十一年
《书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汉书》“殷”作“纣”）；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是以武王伐商为在十一年也。《史记》云：“九年，武王上祭於毕，东观兵，至於孟津；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於是武王遍告诸侯以东伐纣。”是亦以伐商为在十一年也。东晋以後，《伪泰誓经传》出，乃以为十三年，而分《序》之四语为两年事，云：“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毕（谓《序》之“十一年”），观兵孟津，以卜诸侯伐纣之心，诸侯佥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谓《序》之“一月戊午”），更与诸侯期而共伐纣。”《正义》云：“《序》不别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观兵至而即还，略而不言月日；《誓》则经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余按：史之记事，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容有有年无月，有月无日，及有月日而无年者，未有以他年之月日系於此年之下者。若渡河果在十三年，《序》必不系之於十一年下明矣。盖伐殷非一朝之事，而渡河则一日可毕，故系伐殷以年，系渡河以月日，乃史之常；正如《春秋》柯陵之盟，先书“夏，公会某某伐郑”，而後书“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戏之盟，先书“冬，公会某某代郑”，而後书“十有二月己亥，同盟於戏”也。若因年下有事，遂以月日属之後年，则《顾命》之首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ぽ水”，亦可谓甲子为六月之甲子乎！《蔡传》云（在《泰誓序》文下）：“《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继以‘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即记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孔氏乃离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则释为观兵之时；於‘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则释为伐纣之时。上文则年无所系之月；下文则月无所系之年。”其论当矣。顾吾独异蔡氏既知《伪孔传》为说之不通，乃不取所谓十三年之事（谓“渡孟津”）而还之十一年，反取前後之文（兼“伐殷”句在内）尽属之十三年，而谓《序》文之“十一年”为十三年之误，欲正前人之误而反更甚其误，为可惜也！蔡氏以为今《泰誓》文果周太史之所书耶？姑勿论其誓中所言浅陋剿袭，即以篇首纪事一语言之：《尚书》之事有系於年者，有系於月与日者，从未有系於四时之名者。何者？古固不以时纪事也。《金》之“大熟”言“秋”也，犹之乎言“禾”也；犹《盘庚篇》之云“乃亦有秋”，不可谓“乃亦有春”，“乃亦有夏”也。惟《春秋》一书专以时纪事，──或有时而不月者，未有月而不时者，──故名之曰《春秋》，言此书与他书不同者在此也。若他书皆有春秋，则此书不得独名《春秋》明矣。今《伪泰誓》上篇之首乃云“惟十有三年春，大会於孟津”，不书月而反书时，《尚书》有是文体乎！中篇之首又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蒙日於时而反无月，不但《尚书》无此文体，即《春秋》亦无此文体也。《序》也者，本《经》而作者也，其文虽不能无误，然误亦依傍《经》文，故《康诰篇》首有错简，而《序》遂误以为成王之书，其明验也。若此《泰誓》果在《序》前，则《序》何得取《经》文中明明十三年之事而系之十一年；而司马迁亲见《古文》，又亲从安国问故，若此《泰誓经传》果出安国，则迁又何得以明明十三年者而载之十一年，明明十一年者而载之九年乎！且《序》与《经》异者，当从《经》，谓义理也，事实也，恐作《序》者之未必精审耳。若文字之误，则非作《经》作《序》者之事也，传《经》与《序》者误之也。苟误在於传者，则《序》文可误，《经》文亦可误。然则即使此《泰誓》果孔氏《古文》，亦未见夫“一”之必误而“三”之必非误也。盖《伪泰誓》文之称十三年，实本於《汉书律历志》所采《三统历》之文；而《三统》之为是说，乃刘歆因《洪范序》文而揣度言之者，其初本无的据，而相沿既久，撰《伪泰誓》者因亦靡然从之。蔡氏以其名为《经》也，遂不敢议，而反变易西汉以前之说而从之，嘻，亦已过矣！《书序》、《史记》之文虽不必悉合於《经》，然较刘歆以後之书则为近古，而所谓十一年者於事无所剌谬，亦无以见其必不然，故今备列其文以正《汉志二传》之失。说并见前《观兵》後《孟津条》下。《三统》之误，详见後《访箕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