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例
△时代与识见（以下三章，通论读书当考信之意。）
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备载於《诗》、《书》（《书》谓《尧典》等三十三篇），孔子之言行，具於《论语》。文在是，即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六经》以外，别无所谓道也。顾自秦火以後，汉初诸儒传经者各有师承，传闻异词，不归於一，兼以战国之世，处士横议，说客言，杂然并传於後，而其时书皆竹简，得之不易，见之亦未必能记忆，以故难於检核考正，以别其是非真伪。东汉之末，始易竹书为纸，检阅较前为易；但魏、晋之际，俗尚词章，罕治经术，旋值刘、石之乱，中原陆沉，书多散轶，汉初诸儒所传《齐诗》、《鲁诗》、《齐论》、《鲁论》陆续皆亡，惟存《毛诗序传》及张禹更定之《论语》，而伏生之《书》，田何之《易》，邹、夹之《春秋》亦皆不传於世。於时复生妄人，伪造《古文尚书经传》、《孔子家语》，以惑当世。二帝、三王、孔门之事於是大失其实。学者专己守残，沿讹踵谬，习为固然，不之怪也。虽间有一二有识之士摘其疵谬者，然特太仓ㄗ米，而亦罕行於世。直至於宋，名儒迭起，後先相望，而又其时印本盛行，传布既多，稽核最易，始多有抉摘前人之忄吴者。或为文以辨之（如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泰誓论》，苏明允《喾妃论》，王介甫《伯夷论》之类），或为书以正之（如《郑樵诗辨妄》，赵汝谈《南塘书说》之类），或作传注以发明之（如朱子《论语》、《孟子集注》、《诗集传》、蔡氏《书传》之类）。盖至南宋而後《六经》之义大著。然经义之失真已千余年，伪书曲说久入於人耳目，习而未察，沿而未正者尚多，所赖後世之儒踵其余绪而推广之，於所未及正者补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阐而明之，帝王圣贤之事岂不粲然大明於世！乃近世诸儒类多摭拾陈言，盛谈心性，以为道学，而於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亦有参以禅学，自谓明心见性，反以经传为肤末者。而向来相沿之误逐无复有过而问焉者矣！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释往往与经互异。然犹未敢决其是非，乃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後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顾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屡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为此录以辨明之。非敢自谓继武先儒，聊以效愚者千虑之一得云尔。
△人言不可尽信
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亲见也，况千古以上，吾安从而知之！人之言可尽信乎？马援之薏苡以为明珠矣；然犹有所因也。无兄者谓之盗嫂，三娶孤女者谓之挝妇翁，此又何说焉！舌生於人之口，莫之扪也；笔操於人之手，莫之制也；惟其意所欲言而已，亦何所不至者！余自幼时闻人之言多矣，日食止於十分，月食有至十馀分者。世人不通历法，咸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为己尝亲见之者。余虽尚幼，未见历书，然心独疑之。会月食十四分有奇，夜不寝以观之，竟夜初未尝再食也。唯食既之後，良久未生光，计其时刻约当食四分有奇之数，疑即指此而言。然同人皆不以为然。又数年，见诸家历书果与余言相同。人之言其安从而信之！郡城刘氏家有星石二枚，里巷相传，咸谓先时尝落星於其第，化而为石。余自幼即闻而疑之。稍长，从刘氏兄弟游，亲见其石，及其所刻篆文楷字，细诘之，则曰：“实无是事。先人宦南方，得此石，奇其状非人世所有，聊刻此言以为戏耳。”此现有石可据，有文可征，然且非实，人之言其又安从而信之！周道既衰，异端并起，杨、墨、名、法、纵横、阴阳诸家莫不造言设事以诬圣贤。汉儒习闻其说而不加察，遂以为其事固然，而载之传记。若《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史记》、《戴记》、《说苑》、《新序》之属，率皆旁采卮言，真伪相淆。继是复有谶纬之术，其说益陋，而刘歆、郑康成咸用之以说经。流传既久，学者习熟见闻，不复考其所本，而但以为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传，非妄撰者。虽以宋儒之精纯，而沿其说而不易者盖亦不少矣。至《外纪》、《皇王大纪》、《通鉴纲目前编》（六字共一书名，与温公《通鉴》、朱子《纲目》无涉）等书出，益广搜杂家小说之说以见其博，而圣贤之诬遂万古不白矣！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圣人之读经，犹且致慎如是，况於传注，又况於诸子百家乎！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然则欲多闻者，非以逞博也，欲参互考订而归於一是耳。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择，则虽尽读五车，遍阅四库，反不如孤陋寡闻者之尚无大失也。
△少见者多误
凡人多所见则少所误，少所见则多所误。唐卫退之饵金石药而死，故白居易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而宋人杂说遂谓韩退之作《李于墓志》戒人服金石药，而自饵硫黄。无他，彼但知有韩昌黎字退之，而不知唐人之字退之者尚多也！故曰，少所见则多所误也。余崔在魏，族颇繁，然外县人罕识之，多知有余兄弟。族人有病於试场者，则相传以为余兄弟病也。族人有畜优者，则相传以为余兄弟畜优也。此耳目之前，身亲之事，犹若此，则天下之大，千古以上可知已。故好德不如好色，许允事也，而近世类书以为许浑。韩魏公在扬州与客赏金带围，王与陈旭、王安石也，而近世类书以为王曾。晋、宋之事且犹不免传讹，况乎三代以上，固当有十倍於此者。是以颜阖之事载为颜渊，阚我所为移之宰我，诸如此类盖不可数。但此幸而本书尚存，犹可考而知之；若不幸而《吕氏春秋》亡，人必以论东野毕者为颜渊，《左传》亡，人必以陈恒所杀者为宰予。虽聒而与之语，终不见听，必曰：“古者言如是，夫岂无所传而妄记者！”然则唐、虞、三代之事，战国、秦、汉所述，其移甲为乙，终古不白者，岂可胜道哉！故尧之臣多矣，乃见“重、黎”，遂以为必羲、和也；纣之臣亦多矣，乃见“父师少师”，遂以为必箕、比也；禹之佐岂止一人，乃见“大费”，遂以为必益；太甲之佐亦岂止一人，乃见阿衡，遂以为必伊尹：无他，彼心中止有此一二人，故遇有仿佛近似者遂以为必此人。犹之乎许允之事移之浑，王之事移之曾也。甚至南宫载宝，公然移之南容，使三复白圭之贤受诬於百世。犹之乎卫退之饵金石药，而以饵药而死为昌黎罪也。故今《录》中凡事之不见於经者，度其不类此人之事，则削之而辨之。嗟夫，嗟夫，此难为眇见寡闻而粗心浮气者道也！（孔毅夫《杂说》，昔人有辨其系伪撰者，故今但称“宋人杂说”，不欲古人之受诬也。）
△以己度人（以下七章，皆论战国邪说寓言不可征信。）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於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互相度。往往迳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汉疏广为太子太傅，以老辞位而去，此乃士君子常事；而後世论者谓广见赵、盖、韩、杨之死故去。无论盖、韩、杨之死在此後，藉使遇宽大之主，遂终己不去乎！何其视古人太浅也！昭烈帝临终孤於诸葛武侯，曰：“嗣子可辅，辅之；若不可辅，君可自取，毋令他人得之。”此乃肺腑之言，有何诈伪，而後世论者谓昭烈故为此言以坚武侯之心。然则将使昭烈为袁本初、刘景升而後可乎！此无他，彼之心固如是，故料古人之亦必如是耳。然此犹论古人也。邯郸至武安六十里，山道居其大半，向不可车。有肥乡僧募修之；人布施者甚少，乃倾己囊以成之。议者咸曰：“僧之心本欲多募以自肥；以施者之少也，故不得已而倾其囊。”夫僧之心吾诚不知其何如，然其事则损己以利人也，损己利人而犹谓其欲损人以利己，其毋乃以己度人矣乎！然此犹他人事也。余之在闽也，无名之征悉蠲之民，有余之税悉解之上；淡泊清贫之况，非惟百姓知之，即上官亦深信之。然而故乡之人隔数千余里终不知也，归里之後，人咸以为携有重赀。既而僦居隘巷，移家山村，见其饭一盂，蔬一盘，犹曰：“是且深藏，不肯自炫耀也。”故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贤，岂有当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见於经者皆纯粹无可议，至於战国、秦、汉以後所述，则多杂以权术诈谋之习，与圣人不相类，无他，彼固以当日之风气度之也！故《考信录》但取信於《经》，而不敢以战国、魏、晋以来度圣人者遂据之为实也。
△虚言衍成实事
战国之时，说客辨士尤好借物以喻其意。如“楚人有两妻”，“豚蹄祝满家”，“妾覆药酒”，“东家食，西家宿”之类，不一而足。虽孟子书中亦往往有之。非以为实有此事也。乃汉、晋著述者往往误以为实事而采之入书，学者不复考其所本，遂信以为真有而不悟者多矣。其中亦有原有是事而衍之者。公父文伯之卒也，见於《国语》者，不过其母恶其以好内闻，而戒其妾无瘠容，无洵涕，无扌舀膺而已。《戴记》述之，而遂谓其母据床大哭，而内人皆行哭失声。楼缓又衍之，遂谓妇人自杀於房中者二八矣！又有无是事，有是语，而递衍之为实事者。《春秋》传，子太叔云：“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此不过设言耳。其後衍之，遂谓漆室之女不绩其麻而忧鲁国。其後又衍之，遂谓鲁监门之女婴尤卫世子之不肖，而有“终岁不食葵，终身无兄”之言，若真有其人其事者矣！由是韩婴竟采之以入《诗外传》，刘向采之以入《列女传》。传之益久，信者愈多，遂至虚言竟成实事。由是言之，虽古有是语，亦未必有是事；虽古果有是事，亦未必遂如後人之所云云也。况乎战国游说之士，毫无所因，凭心自造者哉！乃世之士但见汉人之书有之，遂信之而不疑，抑亦过矣。故今《考信录》中，凡其说出於战国以後者，必详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见於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
△古语失解後之妄说
战国、秦、汉之书非但言多也，亦有古有是语而相沿失其解，遂妄为之说者。古者日官谓之日御，故曰“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羲仲、和仲为帝尧臣，主出纳日，以故谓之日御。後世失其说，遂误为御车之御，谓羲和为日御车，故《离骚》云“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已属支离可笑。又有误以御日为浴日者，故《山海经》云“有女子名羲和，浴日於甘渊”，则其谬益甚矣！古者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常仪古之贤臣，占者占验之占；常仪之占月，犹羲、和之占日也。仪之音古皆读如娥。故《诗》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又云：“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皆与“阿”“何”相协。後世传讹，遂以“仪”为“娥”，而误以为妇人。又误以占为“占居”之意，遂谓羿妻常娥窃不死之药而奔於月中。由是词赋家相沿用之；虽不皆信为实，要已诬古人而惑後世矣。诸如此类，盖不可以胜数。然此古语犹间见於经传，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书已亡，而流传之误但沿述於诸子百家之书中者，更不知凡几矣。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然世之士以其传流日久，往往信以为实。其中岂无一二之实？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诬，其亦惑矣！
△儒者采谶纬语
先儒相传之说，往往有出於纬书者。盖汉自成、哀以後，谶纬之学方盛，说《经》之儒多采之以注《经》。其後相沿，不复考其所本，而但以为先儒之说如是，遂靡然而从之。如龙负河图，龟具洛书，出於《春秋纬》。黄帝作《咸池》，颛顼作《五茎》，帝喾作《六英》，帝尧作《大章》，出於《乐纬》。诸如此类，盖不可以悉数。即为祭其始祖所自出，亦缘纬书之文而递变其说者。盖纬书称三代之祖出於天之五帝，郑氏缘此，遂以为祭天，而谓《小记》“其祖之所自出”为其始祖之所自出。王氏虽驳郑氏祭天之失，而仍沿始祖所自出之文。由是始祖之前复别有一祖在，岂非因纬书而误乎！余幼时尝见先儒述孔子言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稽之经传，并无此文。後始见何休《公羊传序》，唐明皇《孝经序》有此语；然不知此两序本之何书。最後检阅《正义》，始知其出於《孝经纬》之《钩命诀》也。大抵汉儒之说，本於《七纬》者不下三之一；宋儒颇有核正，然沿其说者尚不下十之三。乃世之学者动曰汉儒如是说，宋儒如是说，後生小子何所知而妄非议之！呜乎，汉儒之说果汉儒所自为说乎？宋儒之说果宋儒所自为说乎？盖亦未尝考而已矣！嗟夫，谶纬之学，学者所斥而不屑道者也，谶纬之书之言，则学者皆遵守而莫敢有异议，此何故哉？此何故哉？吾莫能为之解也已！
△刘知几用《左传》驳秦汉之书
近世浅学之士动谓秦、汉之书近古，其言皆有所据；见有驳其失者，必攘臂而争之。此无他，但徇其名而实未尝多观秦、汉之书，故妄为是言耳！刘知几《史通》云：“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此《五经》指《公羊》、《梁》、《礼记》之文，非古经也）、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故其记事也：当晋景行霸，公室方强，而云韩氏攻赵（按《史记》攻赵者屠岸贾，非韩氏，此文盖误）有程婴、杵臼之事（原注：出《史记赵世家》）；子罕相国，宋睦於晋，而云晋将伐守，觇其哭於阳门介夫（原注：出《礼记》）。其记时也：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为荆昭夫人（原注：出《列女传》）；韩、魏处战国之时，而云其君陪楚壮王葬焉（原注：出《史记滑稽传》）；列子书论尼父，而云生在郑穆之年（原注：出刘向《七录》）；扁鹊医疗虢公，而云时当赵简子之日（原注：出《史记扁鹊传》）；乐书仕於周子，而云以晋文如猎，犯颜直言（原注：出刘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齐，而云觏晋灵作台，累棋申诫（原注：出刘向《说苑》）。或以先为後，或以後为先，日月颠倒，上下翻覆。古来君子会无所疑，及《左传》既行，而其失自显。”由是论之，秦、汉之书其不可据以为实者多矣，特此未有如知几者肯详考而精辨之耳。顾吾犹有异者，知几於秦、汉之书纪春秋之事，考之详而辨之精如是，至於虞、夏、商、周之事，乃又采摭百家杂史之文而疑经者，何哉？夫自春秋之世，下去西汉仅数百年，而其舛误乖刺已累累若此，况文、武之代去西汉千有馀年，唐、虞之际，去西汉二千有馀年，即去战国亦二千年，则其舛误乖刺必更加於春秋之世数倍可知也。但古史不存於世，无《左传》一书证其是非耳，岂得遂信以为实乎！故今为《考信录》，於殷、周以前事但以《诗》、《书》为据，而不敢以秦、汉之书遂为实录，亦推广《史通》之意也。
△洪迈驳近代浅妄书
非惟秦、汉之书述春秋之事之多误也，即近代之书述近之事，其误者亦复不少。洪景卢《容斋随笔》云：“俗间所传浅妄之书，所谓《仙散录》、《开元天宝遗事》之属，皆绝可笑。其一云：‘姚崇，开元初作翰林学士，有步辇之召。’按崇自武後时已为宰相，及开元初，三入辅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时，美风姿，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遂牵红丝线，得第三女。’按元振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贬死；後十年，嘉贞方作相。其三云：‘杨国忠盛时，朝之文武争附之，惟张九龄未尝及门。’按九龄去相位十年，国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张九龄览苏文卷，谓为文阵之雄师。’按为相时，九龄元未达也。此皆显显可信者，固鄙浅不足攻，然颇能疑误後生也。”至於《孔氏野史》、《後山丛谈》所载张、杜、范、赵、欧阳、司马诸公之事，亦皆考其出处日月而纠驳之。然则虽近代之书述前数十年之事，亦有未可以尽信者，况於战国、秦、汉之人述唐、虞、商、周之事，其舛误固当有百倍於此者乎！惜乎三代编年之史不存於今，无从一一证其舛误耳。然亦尚有千百之一二，经传确有明文，显然可征者。如稷、契之任官，皆在喾崩之後百十余年，而世乃以为喾之子，尧之兄弟。成王乃武王元妃之长子，武王老而始崩，成王不容尚幼，而世乃以为成王年止十三，周公代之践阼。公山弗扰之畔，孔子方为司寇，听国政，佛之畔，孔子卒已数年，而世以为孔子往应二人之召。其年世之不符，何异於《开宝遗事》之所言！然而世莫有疑之者，何哉？安得知几，景卢复生於今日，移其考辨春秋、唐、宋之事之心，以究帝王孔门之事，而与之上下今古也！
△杂说流行之故
自宋以前，士之读书者多，故所贵不在博而在考辨之精，不但知几、景卢然也。至明，以三场取士，久之而二三场皆为具文，止重《四书》文三篇，因而学者多束书不读，自举业外茫无所知。於是一二才智之士务搜览新异，无论杂家小说，近世应书，凡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咸居之为奇货，以傲当世不读书之人。曰，吾诵得《阴符》、《山海经》矣！曰，吾诵得《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矣！曰，吾诵得《六韬》、《三略》、《说苑》、《新序》矣！曰，吾诵得《管》、《晏》、《申》、《韩》、《庄》、《列》、《淮南》，《冠》矣！公然自诧於人，人亦公然诧之以为渊博，若《六经》为藜藿，而此书为熊掌雉膏者然，良可慨也！
△实事之传误（以下五章，论汉人解诂之有误。）
战国之时，邪说并作，寓言实多，汉儒误信而误载之，固也。亦有前人所言本系实事，而递传递久以致误者。此於三代以上固多，而近世亦往往有之。晋陶渊明《桃花源记》言武陵渔人入深山，其居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遂与外人间隔。此特汉、晋以前，黔、楚之际，山僻人稀，以故未通人世；初无神仙诞妄之说也。而唐韩昌黎《桃源图诗》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又云：“自说经今六百年，当时万事皆眼见。”刘梦得《桃源行》亦云：“俗人毛骨惊仙子”；又云：“仙家一出寻无踪。”皆以渊明所言者为神仙；虽有信不信之殊，而其误则一也。至宋洪兴祖始据渊明原文以正韩、刘之误，然後今人皆知其非神仙，渊明之冤始白。向使渊明之记不幸而亡於唐末五代之时，後之人但读韩、刘之诗，必谓桃源真神仙所居；不则以为渊明之妄言；虽百洪兴祖言之，亦必不信矣，──而岂有是事哉！晋石崇《王明君》（即昭君，避晋讳，故作“明”）《辞序》云：“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後唐杜子美咏昭君村，遂有“千载琵琶，曲中怨恨”之句。由是词人相沿用之，世之学者遂皆以琵琶为昭君嫁时之所弹矣。然此现有石崇之词可证，少知读书者犹能考而知之。若使此词遂亡，後之人但见前代诗人群焉称之如此，虽好学之士亦必皆以为实，谁复知其为乌孙公主之事者乎！嗟夫，昌黎，大儒也，自汉以来学未有过於昌黎者，而子美号为诗史，说者谓其无一字无来历，然其言皆不可指实如是，然则汉、晋诸儒之所传者其遂可以尽信乎哉！乃世之学者多据为定案，惟宋朱子间纠驳其一二，而人且曰：“汉世近古，汉儒之言必非无据而云然者”。然则韩、杜之诗岂皆无据而云然乎！嗟夫，古之国史既无存於世者，但据传记之文而遂以为固然，古人之受诬者尚可胜道哉！故余为《考信录》，於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讠其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
△记忆失真之弥缝
传记之文，有传闻异词而致误者，有记忆失真而致误者。一人之事，两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数人递传之，有失其本意者矣。是以《三传》皆传《春秋》，而其事或互异。此传闻异词之故也。古者书皆竹简，人不能尽有也，而亦难於携带，纂书之时无从寻觅而翻阅也。是以《史记》录《左传》文，往往与本文异。此记忆失真之故也。此其误本事理之常，不足怪，亦不足为其书累。顾後之人阿其所好，不肯谓之误，必曲为弥缝，使之两全，遂致大误而不可挽。如九州之名，《禹贡》详之矣，而《周官》有幽、并而无徐、梁，误也；必曲为之说曰：“周人改夏九州，故名互异。”《尔雅》有幽、营而无青、梁，亦误也；必曲为之说曰：“记商制也”（说详《唐虞考信录》中），此非大误乎！《春秋传》成公之母呼声伯母曰姒，伯华之妻呼叔向妻曰姒，是长妇稚妇皆相呼以姒也。卫庄公娶於陈曰厉妫，其娣戴妫，孟穆伯娶於莒曰戴己，其娣声己，是妹随姐嫁者称娣也。而《尔雅》云：“长妇谓稚妇为娣，稚妇谓长妇为姒。”误矣。必曲为之说曰：“长妇稚妇据妻之年论之，不以夫之长幼别也。”此非大误乎！郑氏之注《礼》也，凡《记》与《经》异及两记互异者，必以一为周礼，一为殷礼；不则以一为士礼一为大夫礼。此皆不知其本有一误，欲使两全，而反致自陷於大误者也！夏太康时，有穷之君曰羿，而《淮南子》有尧时羿射日之事，说者遂谓羿本尧臣，有穷之羿袭其名也。晋文公舅子犯，戴记谓之舅犯，或作咎犯，而《说苑》误以为平公时人，说者遂谓晋有两咎犯，一在文公时，一在平公时也。凡兹之误，皆显然易见者。推而求之，盖不可以悉数。而东周以前，世远书缺，其误尤多。故今为《考信录》，不敢以载於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亦不至为古人之书增其误也。
△传闻异词之重出
传记之文，往往有因传闻异词，遂误而两载之者。《春秋传》，鄢陵之战，“韩厥从郑伯，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至从郑伯，曰，‘伤国君有刑’，亦止。”按此时晋四军，楚三军，晋非用三军不足以敌楚；若郑则国小众寡，以一军敌之足矣；必无止以两军当楚，复以两军当郑之理。此二事必有一误，显然易见者。按後文云，“至三遇楚子之卒”，襄二十六年传云，“中行、二必克二穆”，然则是至以新军当楚右军，而後萃于王卒，无缘得从郑伯；从郑伯者，独韩厥一军耳。襄二十七年《传》，齐庆封聘于鲁，其车美，叔孙讥之；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二十八年《传》，庆封奔鲁，献车于季武子，美泽可以鉴，展庄叔讥之；叔孙食庆封，庆封汜祭，使工为之赋《茅鸱》。此二事绝相似，亦必有一误。且叔孙既食庆封以不敬故而讥之矣，逾年而又食之，又讥之，胡为者！郑之葬简公也，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中止。郑之为除也，复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又中止。此二事亦必有一误。不然，前既不肯毁人之庙矣，後又何为而欲毁之乎！《春秋左传》于诸传记中为最古，然其失犹如是，则他书可知矣。是以《史记》记周公请代武王死，又记周公请代成王死，一本之《金》，一本之《战国策》，而不知其实一事也。《列子》称孔子观于吕梁而遇丈夫厉河水，又称息驾於河梁而遇丈夫厉河水，此本庄周寓言，盖有采其事而稍窜其易其文者，伪撰《列子》者误以为两事而遂两载之也。《战国策》中如此之类不可枚举，而《家语》为尤甚，亦不足缕辨也。由此观之，一事两载乃传记之常事，或因传者异词，亦有两事皆非实者。正如唐人小说，以饼拭手之事，或以为肃宗，或以为宇文士及；误称犹子之事，或以为赵需，或以为何儒亮耳。必尽以为两事，误之甚矣！以此例之，汉以来之书以误传误者甚多，不得尽指以为实也。
△曲全与误会
後人之书，往往有因前人小失而曲全之，或附会之，遂致大谬於事理者。《大戴记》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小戴记》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信如所言，则武王元年，年八十有四，在位仅十年耳。而《序》称十有一年伐殷，《书》称十有三祀访范，其年不符。说者不得已，乃为说以曲全之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冒文王之年，故称元年为十年。（说详《丰镐考信录》中）《春秋》书齐桓公之卒在十有二月乙亥，周正也。殡於十二月辛巳，距卒仅七日耳。而《传》采夏正之文，以为卒於十月乙亥；则卒与殡遂隔六十七日。说者以其日之久也，遂附会之以为尸虫出於户。此岂近於情理哉！前人之为此言，不过一时失於考耳，初不料後之人引而伸之，遂至於如是也。然此犹皆前人之误之有以启之也，若乃经传本无疑义，而注家误会其意，及与他文不合，不肯自反，而反委曲穿凿以蕲其说之通者，亦复不少。如《尧典》之“四岳”，注者误以为四人，因与二十二人之文不合，遂以稷、契、皋陶为申命，以治水明农为在尧世矣。《书序》之“以箕子归，说者误以为本年之事，因与伐殷之年不合，遂以伐殷为观兵，以《序》之度孟津为有月日而无年矣（说并详《唐虞丰镐》两《考信录》中）。凡兹之误，其类甚多。展转相因，误於何底。姑举数端，以见其概。乃学者但见其说如是，不知其所由误，遂谓其事固然而不敢少异，良可叹也！故今为《考信录》，悉本经文以证其失，并为抉其误之所由，庶学者可以考而知之，而经传之文不至於终晦也。
△强不知以为知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夫圣人岂不乐於人之尽知，然其势必不能。强不知以为知，则必并其所知者而淆之。是故无所不知者，并真知也；有所不知者，知之大者也。今之去二帝、三王远矣，言语不同，名物各异，且易竹而纸，易篆而隶，递相传写，岂能一一之不失真！《韩文考异》，阁、杭、蜀本互相异同，石本亦有舛误。宋祁所藏《杜诗》，与行世本迥异。近者如此，远者可知。以为不知，夫亦何病。而学者必欲为之说以通之，此古书之所以晦也！偶阅《谷杂记》，记苏子瞻集二事，其事虽小，然可喻大。其一，子瞻过虔州，有“行看凤尾诏，下虎头州”之句，虎头盖指虔也；虔与虎皆从[c065]，董德元言“虔州俗谓之虎头城”是也。注者乃云“虎头，顾恺之也；恺之常州人，盖是时先生乞居常州也。”夫不知虎头之为虔，固其学之不广，然天下之书岂能尽见，缺之未为大失也。强以意度之，而属之顾恺之，则其失何啻千里！彼汉人之说经，有确据者几何，亦但自以其意度之耳，然则其类此者盖亦不少矣，特古书散轶，无可证其误耳，乌在其可尽信也哉！其一，子瞻所记韩定辞事，见於《北梦琐言》。以《琐言》校《苏集》，则《苏集》误以“幕客”作“慕容”，“银笔之僻”作“银笔之譬”，“从容”作“从客”，“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密”，诸本皆然，遂至於不可读。夫以宋人读宋人之书，时代甚近，宜无误也，然其误尚如此，况二千年以前之书，又无他书可校者乎！故今为《考信录》，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也。
△取名拾实（以下三章，论东晋以後伪书。）
磁州故产磁器。有孙某者，仿古哥、定、汝诸窑之式造之。既成，择其佳者埋地中。逾两年，取出，市於京师、保定诸贵人家，见者莫不以为真也。由此获利十倍。州中鬻烟草者，杨氏最著名，价视他肆昂甚，贸易者常盈肆外。肆中物不能给，则取他肆之物，印以杨氏之号而畀之。人咸以为美；虽出重价，不惜也。由是言之，人之所贵者名而已矣，非有能知其实者也。郑康成，东汉名儒也，所注虽不尽是，然亦未尝尽非，而王肃百计攻之以求胜。然而公道难夺，卒不可胜。於是其徒杂取传记诸子之文，伪撰《古文尚书》、《孔子家语》（《家语》虽有王肃序，然玩其文，亦系其徒伪撰，非肃自作）以欺世人而伸肃说。至於隋、唐之际，复遇刘焯、孔颖达者，不学无识，妄为表章，由是郑学遂微，郑书遂亡，後之学者遂信之而不疑。嗟夫，圣人之经犹日月也，其贵重犹金玉也，伪作者岂能袭取其万一；乃世之学者闻其为“经”辄不敢复议，名之为“圣人之言”遂不敢有所可否，即有一二疑之者，亦不过曲为之说而已，是贵人之买磁器而市贾之贩烟草也！司马迁，汉武帝时人也，而今《史记》往往述元、成时事。刘向，西汉人也，而今《列女传》有东汉人在焉。谓此二子者有前知之术乎？抑亦其书有後人之所作而妄入之其中者邪！《周秦行纪》，李德裕之客所为也，而嫁名牛僧孺。《碧》，小人毁君子者之所为也，而嫁名梅尧臣。然则天下之以伪乱真者，比比然矣，若之何以其名而信之也！汉董仲舒疏论灾异，武帝下群臣议，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为其师书，以为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则是其师书则尊信之，非其师书则诋讠其之，而不复问其是与非矣！是故，辨异端於战国之时最易，为其别名为杨、墨也；辨异端於两汉之世较难，而人亦或不信，为其杂入於传记也：辨异端於唐、宋以後最难，而人断断乎不之信，为其伪之圣言也。故余谓读经不必以经之故浮尊之，而但当求圣人之意；果知圣人之文之高且美，则伪者自不能乱真。嗟夫，嗟夫，此固未易为人道也。
△伪书诬古人
自明以来，儒者多象山、阳明，以为阳儒阴释，而罕有辨《尚书》、《家语》之伪者。然吾谓象山、阳明不过其自为说之偏，而圣人之经故在，譬如守令不遵朝廷法度，而自以其臆见决事，然於朝廷无加损也。若伪撰经传，则圣人之言行悉为所诬而不能白，譬如权臣擅政，假天子之命以呼召四方，天下之人为所潜移默转而不之觉，其所关於宗社之安危者非小事也。昔隋牛宏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刘炫遂伪造书百馀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其後有人讼之，始知其伪。陈师道言王通《元经》，关子明《易传》，及李靖《问对》，皆阮逸所伪撰，盖逸尝以草示苏明允云。然则伪造古书乃昔人之常事，所赖达人君子平心考核，辨其真伪，然後圣人之真可得，岂得尽信以为实乎！然亦非但有心伪造者之能惑世也，盖有莫知谁何之书，而妄推奉之，以为古之圣贤所作者；亦有旁采他文，以入古人之书者。庄周，战国初年人也，而其书称陈成子有齐国十二代；《孔丛子》，世以为孔鲋所作也，而其中载孔臧以後数世之事：然则其言之不出於庄周、孔鲋明甚。古书之如是者岂可胜道，特世人轻信而不之察耳。故吾尝谓自汉以後诸儒，功之大者，朱子之外，无过赵岐；过之大者，无过汉张禹、隋二刘、唐孔颖达、宋王安石等。何者？岐删《孟子》之外四篇，使《孟子》一书精一纯粹，不为邪说所乱，实大有功於圣人之经。禹采《齐论》章句杂入於《鲁论》中，学者争诵张文，遂弃汉初所传旧本。焯、炫等得江左之《伪尚书》，喜其新奇，骤为崇奉。颖达复从而表章之，著之功令，用以取士。遂致帝王圣贤之行事为异说所淆诬而不能白者千数百年，虽有聪明俊伟之士，皆俯首帖耳莫敢异词者，皆此数人之惑之也。至王安石揣摩神宗之意，以行聚敛之法，恐人之议己也，乃尊《周官》为周公所作以附会之，卒致蔡京绍述（京亦以《周官》附会徽宗之无道者），靖康亡国之祸，而周公亦受诬於百世。象山、阳明之害未至於如是之甚也。孰轻孰重，必有能辨之者。
△买菜求益
昔人有言曰：“买菜乎？求益乎？”言固贵精不贵多也。《韩昌黎文集》，李汉所订也。其序自称“收拾遗文，无所失坠，”此外更无他文甚明。而好事者复别订有《外集》，此何为者邪！陈振孙《书录解题》云：“朱侍讲校定异同，定归於一，多所发明，有益後学。《外集》独用方本，益大颠三书，但欲明世间问答之伪，而不悟此书为伪之尤也。方氏未足责，晦翁识高一世，而其所定者尔，殆不可解。案《外钞》云，‘潮州灵山寺所刻’；未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退之自刑部侍郎贬潮，晚乃由兵部为吏部，流俗但称‘韩吏部’尔，其谬如此。又潮本《韩集》不见有此书，使灵山旧有此，刻集时何不编入？可见此书妄也。”（原文太繁，今节录之如此。）由是言之，吾辈生古人之後，但因古人之旧，无负於古人可矣，不必求胜於古人也。论语所记孔子言行不为少矣，昔人有以半部治天下者，况於其全！学者果欲躬行以期至於圣人，诵此亦已足矣。乃学者犹以为未足，而参以晋人伪撰之《家语》。尚恨《家语》所采之不广也，复别采异端小说之言为《孔子集语》及《论语外篇》以益之，不问其真与赝，而但以多为贵。嗟乎，是岂非买菜而求益者哉！余在闽时，尝阅一人文集（忘其姓名），皆其所自订者，其序有云，“异日有人增一二篇，及称吾《外集》者，吾死而有知，必为厉鬼以击之！”呜呼，为人订《外集》，而使天下之能文者痛心切齿而为是言，夫亦可以废然返矣！故今为《考信录》，宁缺毋滥；即无所害，亦仅列之“备览”：宁使古人有遗美，而不肯使古人受诬於後世。其庶几不为厉鬼所击也已。
△《孟子》不可信处（以下三章，论经传记注亦有不可尽信之语。）
经传之文亦往往有过其实者。《武成》之“血流漂杵”，《汉》之“周馀黎民，靡有孑遗”，孟子固尝言之。至《宫》之“荆、舒是惩，莫我敢承”，不情之誉，更无论矣。战国之时，此风尤盛，若淳于髡、庄周、张仪、苏秦之属，虚词饰说，尺水丈波，盖有不可以胜言者。即孟子书中亦往往有之。若舜之“完廪，浚井”，“不告而娶”，伊尹之“五就汤，五就桀”，其言未必无因，然其初事断不如此，特传之者递加称述，欲极力形容，遂不觉其过当耳。又如文王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而以为其囿方七十里，管叔监殷，乃武王使之，而属之周公，此或孟子不暇致辨，或记者失其词，均不可知，不得尽以为实事也。盖《孟子》七篇，皆门人所记，但追述孟子之意，而不必皆孟子当日之言；既流俗传为如此，遂率笔记为如此。正如蔡氏《书传》言《史记》称朱虎、熊、罴为伯益之佐，其实《史记》但称为益，从未称为伯益，蔡氏习於世俗所称，不觉其失，遂误以伯益入於《史记》文中耳。然则学者於古人之书，虽固经传之文，贤哲之语，犹当平心静气求其意旨所在，不得泥其词而害其意，况於杂家小说之言，安得遽信以为实哉！
△传记不可合於经
传虽美，不可合於经，记虽美，不可齐於经，纯杂之辨然也。《曲台杂记》，战国、秦、汉诸儒之所著也，得圣人之意者固有之，而附会失实者正复不少。大小两戴迭加删削，然尚多未尽者。若《檀弓》、《文王世子》、《祭法》、《儒行》等篇，舛谬累累，固已不可为训。至《月令》乃阴阳家之说，《明堂位》乃诬圣人之言，而後人亦取而置诸其中，谓之《礼记》，此何以说焉！《周官》一书，尤为杂驳，盖当战国之时，周礼籍去之後，记所传闻而傅以己意者。乃郑康成亦信而注之，因而学者群焉奉之，与《古礼经》号为《三礼》。魏、晋以後，遂并列於学官。迨唐，复用之以分科取士，而後儒之浅说遂与《诗》、《书》并重。尤可异者，孔氏颖达作《正义》，竟以《戴记》备《五经》之数，而先儒所傅之《礼经》反不得与焉。由是，学者遂废《经》而崇《记》；以致周公之制，孔子之事，皆杂乱不可考。本末颠倒，於斯极矣！朱子之学最为精纯，乃亦以《大学》、《中庸》跻於《论》、《孟》，号为《四书》。其後学者亦遂以此二篇加於《诗》、《书》、《春秋》诸经之上。然则君子之於著述，其亦不可不慎也夫！
△朱子之误
朱子《易本义》、《诗集传》，及《论语》、《孟子集注》，大抵多沿前人旧说。其偶有特见者，乃改用己说耳。何以言之？《孟子》“古公父”句，《赵注》以为太王之名；《朱注》亦云：“父，太王名也。”《大雅》“古公父”句，《毛传》以字与名两释之；《朱传》亦云：“父，太王名也；或曰字也。”是其沿用旧说，显然可见。《豳风鸱篇》，《传》采《伪孔传》之说，以“居东”为“东征”，遂以此诗为作於东征之後。及後与蔡九峰书，则又言其非是；以故蔡氏《书传》改用新说。然则朱子虽采旧说，初未尝执一成之见矣。今世之士，矜奇者多尊汉儒而攻朱子，而不知朱子之误沿於汉人者正不少也。拘谨者则又尊朱大过，动曰“朱子安得有误！”而不知朱子未尝自以为必无误也。即朱子所自为说，亦间有一二误者。卫文公以鲁僖二十五年卒，至二十六年甯庄子犹见於经，则武子固未尝逮事文公矣。而《论语宁武子章》注云，“武子在位，当文公，成公之时；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误矣。盖人之精神心思止有此数，朱子仕为朝官，又教授诸弟子，固已罕有暇日，而所著书又不下数百馀卷，则其沿前人之误而未及正者，势也；一时偶未详考而致误者，亦势也。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惟其不执一成之见，乃朱子所以过人之处。学者不得因一二说之未当而轻议朱子，亦不必为朱子讳其误也。
△世益晚则采择益杂（以下二章，泛论务博而不详考之失。）
大抵古人多贵精，後人多尚博；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於黄帝。然犹删其不雅驯者。近世以来，所作《纲目前编》、《纲鉴捷录》等书，乃始於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开之初盘古氏者，且并其不雅驯者而亦载之。故曰，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也。管仲子卒也，预知竖刁、易牙之乱政，而历诋鲍叔牙、宾须无之为人，孔子不知也，而宋苏洵知之，故孔子称管仲曰“如其仁，民到于今受其赐”，而苏氏责管仲之不能荐贤也。之礼，为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左氏、公羊、梁三子者不知也，而唐赵匡知之，故《三传》皆以未三年而吉祭为讥，而赵氏独以为当於文王，不当於庄公也。汉李陵有《重答苏武书》，陵与武有相赠之诗，班婕妤有《团扇诗》，扬雄有《剧秦美新》之作，司马迁、班固不知也，而梁萧统知之，故《史记》、《汉书》不载其一字，而其诗文皆见於《昭明文选》中也。由是言之，後人之学远非古人之所可及：古人所见者经而已，其次乃有传记，且犹不敢深信，後人则自诸子百家，汉、唐小说，演义，传奇，无不览者。自《庄》、《列》、《管》、《韩》、《吕览》、《说苑》诸书出，而经之漏者多矣。自《三国》、《隋唐》、《东西汉》、《晋》演义，及传奇、小说出，而史之漏者亦多矣。无怪乎後人之著述之必欲求胜於古人也！近世小说有载孔子与采桑女联句诗者，云，“南枝窈窕北枝长，夫子行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谓七言诗始此，非《柏梁》也。夫《柏梁》之诗，识者已驳其伪，而今且更前於《柏梁》数百年，而始於春秋，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诚不料後人之学之博之至於如是也！
△不考虚实而论得失
有二人皆患近视，而各矜其目力不相下。村中富人将以明日悬匾於门，乃约於次日同至其门，读匾上字以验之。然皆自恐弗见，甲先於暮夜使人刺得其字，乙并刺得其旁小字。暨至门，甲先以手指门上曰，“大字某某”。乙亦用手指门上曰，“小字某某”。甲不信乙之能见小字也，延主人出，指而问之曰：“所言字误否？”主人曰：“误则不误，但匾尚未悬，门上虚无物，不知两君所指者何也？”嗟乎，数尺之匾，有无不能知也，况於数分之字，安能知之！闻人言为云云而遂云云，乃其所以为大误也。《史记乐毅传》云：“毅留犭旬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唯独莒、即墨未服。”是毅自燕王归国以後，日攻齐城，积渐克之，五载之中共下七十余城，唯此两城尚未下也。此本常事，无足异者。而夏侯太初乃谓毅下七十余城之後，辍兵五年不攻，欲以仁义服之：以此为毅之贤。苏子瞻则又谓毅不当以仁义服齐，辍兵五年不攻，以致前功尽弃：以此为毅之罪。至方正学则又以二子所论皆非是，毅初未尝欲以仁义服齐，乃下七十馀城之後，恃胜而骄，是以顿兵两城之下，五年而不拔耳。凡其所论，皆似有理，然而毅初无此事也！是何异门上并无一物，而指之曰“大字某某，小字某某”者哉！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余独谓虚实明而後得失或可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得失者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
△读书者与考古界（此章自述作《考信录》之故。）
嗟夫！古今之读书者不乏人矣。其事帖括以求富贵者无论已。聪明之士，意气高迈，然亦率随时俗为转移：重词赋则五字诗成，数茎须断；贵宏博则雪儿银笔，悦服缔交。盖时之所尚，能之则可以见重於人，是以敝精劳神而不辞也。重实学者惟有宋诸儒，然多研究性理以为道学，求其考核古今者不能十之二三。降及有明，其学益杂，甚至立言必出入於禅门，架上必杂置以佛书，乃为高雅绝俗；至於唐、虞、三代、孔门之事，虽沿讹踵谬，无有笑其孤陋者。人之读书，为人而已，亦谁肯敝精劳神，穷年，为无用之学者！况论高人骇，语奇世怪，反以此招笑谤者有之矣，非天下之至愚，其孰肯为之！虽然，近世以来亦未尝无究心於古者也。吾尝观洪景卢所跋赵明诚《金石录》及黄长睿《东观馀论》，未尝不叹古人之学之博而用力之勤之百倍於我也。一盘盂之微，一杯勺之细，曰，此周也，此秦也，此汉也。亭之序，羲之之书，亦何关於人事之得失，而曰孰为真本，孰为赝本。若是乎精察而明辨也！独於古帝王圣贤之行事之关於世道人心者，乃反相与听之而不别其真赝，此何故哉？拾前人之遗，补前人之缺，则《考信录》一书其亦有不容尽废者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