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蒋总司令在离开安庆东下时曾告诉我说，他现在是直下上海，希望我将部队暂交夏、胡二指挥全权指挥，自己也往上海一行。在蒋去后约三四日，我便电令夏、胡二人各率所部沿长江北岸向东推进，我自己则乘轮东下，于3月27日抵南京。

我在南京，已深知共产党为心腹大患。因南京此时由第六军和第一军的一部驻守，一、六两军都为共产党所渗透，军心很为动摇，第六军党代表林祖涵系知名的共产党首领。当第六军入驻南京时，一部分士兵曾袭击南京外侨，劫掠英、美、日领事署及住宅。英领事受伤，金陵大学美籍副校长和震旦大学美籍预科校长都被杀，因而惹起泊在下关江面的英美军舰向南京城内开炮，死伤无辜平民甚众，是为“南京事件”。

此一事件，显系有人故意制造。因我军席卷东南后，军威极盛，东南又是富庶之区，入我治下，简直是如虎添翼。唯此时国共裂痕已日益明显，清党空气正在酝酿之中，别有用心之人为先发制人计，乃阴谋借刀杀人，在东南地区挑起外衅，拟利用外人与我军为难，而彼辈则坐收渔利，因而制造此一“南京事件”。

［附注］当北伐军迫近上海、南京时，帝国主义积极部署兵力，声言全力“保护”上海，加紧了干涉和镇压中国革命的步伐。当时纠集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军队达两万三千多人，纠集在上海、南京一带江中的各国军舰达九十多艘。1927年3月24日，有共产党人参加领导和作战的第六军和第二军，攻占了南京。反动军队逃离南京时，南京城内发生抢劫。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暴民侵害”，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联合起来炮轰南京城，造成死伤中国军民两千多人的巨大血案。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南京事件”。（据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编者注

所幸外国人的情报甚为灵通，判断也颇正确，“南京事件”发生时，一向号称蛮横的日本海军竟奉命不许开炮。当时驻下关江面的日本海军指挥官于驶抵上海后自裁殒命，遗书说，他奉命不许开炮，致海军护侨不周，无面目以见国人云云。足见日本人深知此一事件的内幕，故没有被他人所利用。英、美军舰开炮后，并曾向我方抗议，然旋亦不了了之，似均已探悉个中隐密，未坠他人术中。

我在南京稍留，便改乘沪宁车于3月28日抵上海。时白崇禧正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兼淞沪卫戍司令，驻节龙华。我到上海时，发现上海情形极为严重，全市群众运动悉为共产党所操纵。工会拥有武装纠察队千余人，终日游行示威，全市骚然，稍不如意，便聚众要挟，动辄数万人，情势汹汹，不可终日。我抵沪后，即乘车往龙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适值驻军因小事与工会龃龉，工会聚众万人，往龙华要求白崇禧解释。满街全是工人，途为之塞，我只得下车步行，自人丛中蛇行挤至总指挥部。所幸我们均未佩领章，无人认识，故未遭阻碍。

白氏和我相见虽甚欢愉，然面对上海一团糟的情形，也殊感沮丧，白氏告我，此时不特上海工人行动越轨，就是第一军也已不稳。共产党正在暗中积极活动，显然有一举取国民党而代之的野心。此种发展，如不加抑制，前途不堪设想。

嗣后，我便往见蒋总司令。蒋氏住于一较为僻静的所在，戒备森严。和我见面时面色沮丧，声音嘶哑，他认为上海情形已无法收拾，口口声声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我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干，责任就能了吗？”

“我怎么能干下去，你看……”他说着便把抽屉打开，取出一张何应钦的辞职电报给我看，说：“何应钦也辞职了，他已无法掌握第一军，你看我怎么能干得下去？”

其后，我问白崇禧：“总司令的声音为什么这样沙哑？”

白说：“说话说得太多了。”原来第一军此时驻在沪杭、沪宁路上，各师的各级干部均已自由行动，不听约束。第一师师长薛岳、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俱有“左倾”迹象。驻南京的第二师师长刘峙为一笃实忠厚的人，而武汉和南京、上海一带的“左倾”分子则抨击刘氏为“西山会议派”人物，故其中下级军官，均已动摇。各师黄埔毕业的军官都纷纷自由行动，成群结队到上海来向“校长”质询。质询的主要内容便是蒋校长昔日在黄埔曾一再强调“服从第三国际领导”，“反共便是反革命”，“反农工便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等，如今国共关系恶化了，这批学生感觉到彷徨，所以纷纷来上海向校长要求解释。蒋为此事终日舌敝唇焦地剖白、责骂、劝慰，无片刻宁暇，卒至声音喑哑，面色苍白。

这时我也见到留在上海的党政要人：吴敬恒、张人杰、钮永建、蔡元培、古应芬、李煜瀛、王伯群等。大家相对欷歔，束手无策。而武汉方面则积极活动，派宋子文来沪总理江浙一带的财政和税收；派郭沫若来沪组织总政治部，推动军中党务工作。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周恩来、汪寿华等均在上海频繁活动。上海工会气焰熏天，已完全脱离了国民党的掌握。

蒋总司令在绝望之余，一再问我：“你看怎么办？”

我说：“我看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

蒋说：“现在如何能谈清党呢？我的军队已经靠不住了。”

我说：“那只有一步一步地来。我看先把我第七军调一部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不稳的部队，使其不敢异动，然后大刀阔斧地把第一军第二师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职。等第二师整理就绪，便把第二师调至沪杭线上，监视其他各师，如法炮制。必要时将薛岳、严重两师长撤换，以固军心。等军事部署就绪，共产党只是釜底游魂而已。”

蒋说：“我看暂时只有这样做了。你先把第七军调到南京再说。”我们议毕，我遂立电夏、胡二师长（夏、胡二人此时已改为师长），即将第七军主力自芜湖向南京前进，作初期清党的部署。此时蒋总司令只是一意倾听我和白崇禧的策划，自己未说出任何主张来。这可能是他的确感到束手无策，所以对我们言听计从；也可能是他故布疑阵，以试探我李、白二人对武汉和清党的态度。因为事实上，他自己也已在部署清党，并已急电黄绍竑、李济深二人速来上海，共筹对策。李、黄二人果然应召于4月2日联袂到沪。他二人既来，我们对清党的筹划便更具信心了。

二正当我们对清党作积极部署之时，4月2日沪上各界忽然哄传汪主席已于昨日秘密抵沪。我们乍闻之下，俱高兴之至。因为我们虽然在作清党准备，然究竟认为是事非得已，北伐尚未全部完成，革命阵营内同室操戈，终非上策。再者，武汉方面主持人仍系本党同志，共产党究属有限。如本党能团结更新，共产党实非大患。而今日声望能力，可使本党恢复团结的，实舍汪莫属。所以我们都诚心诚意地希望他回来领导，以为他一旦归来，党内祸患便可消灭于无形。

当时不但我们如此，即使蒋总司令也口口声声说希望汪主席重行领导全党奋斗革命。蒋氏此言是否由衷，其言行表里是否一致，他人固不可知，但是汪精卫当时的德望和党员的归心，可说一时无两。

探得汪氏住处之后，我和白崇禧等一行遂兴高采烈地去拜访他。汪氏的言谈风采，在梧州时给我的第一次印象太好了，那时我对他简直崇拜到五体投地，此时也认为他一旦恢复领导，则党内纠纷立刻便会烟消云散。

这次在上海见到汪氏，我看他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我们便向他陈述共产党最近在武汉的情形，以及在上海把持工会、学生会，扰乱治安，妨碍军事进展，若不加以抑制，前途实不堪设想。我们都诚心诚意地希望汪能恢复领导，谋求解决。这时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起先，汪总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他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我一听汪氏此言，立刻便感觉到糟了，党内势将从此多事。汪是此时唯一可以弥缝党中裂痕的人，现在他不但不想弥缝，反而促其扩大，则本党的分裂不可避免。我当时便对汪解释说：“有谁主张残害农工呢？大家的意思，不过以为工农运动不可太越轨，影响革命军的进展，只希望工农运动能与军事配合，不要在后方胡闹就是了。”但是汪氏言辞总是闪闪烁烁，充满了疑虑。

嗣后，留沪中央执监委，暨驻沪军政负责首领曾和汪氏开会两次，出席者计有：吴敬恒、蔡元培、李煜瀛、钮永建、汪兆铭、蒋中正、宋子文、邓泽如、古应芬、张人杰、李济深、黄绍竑等和我。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而汪氏则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是时为武汉中央派来接收东南财政的大员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其他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论至最高潮时，吴敬恒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成分。

4月5日，当我们仍在继续开会的时候，报上忽然登出“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该宣言指出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合作到底，绝不受人离间中伤云云。“联合宣言”一出，与会人士为之大哗。大家皆不以汪氏的行为为然。吴敬恒尤为气愤，当众讽刺汪氏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吧？！”说得汪氏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当晚汪氏遂秘密乘船到汉口去了。汪氏一去，国民党的分裂遂无法避免，而分共清党也就势在必行。

后来我见到蒋总司令，便问他说，汪先生为什么一定要赴汉口。蒋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蒋氏此话，颇能得到我们的同情。

其实，汪氏坚持赴汉的是非问题，颇难定论。汪氏此去，显然是有嫌于蒋氏而出此。他二人彼此了解甚深，绝非我辈外人所可臆测。中山逝世后，汪、蒋曾亲如手足，合力排除中央其他领袖，如胡汉民、许崇智等，迨胡、许既去，汪、蒋二人又复勾心斗角。“中山舰事变”之后，汪氏被蒋氏所迫，竟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拋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而避往海外。今幸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回国复职，正是千载良机，他自当速去武汉。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借，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俗语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正是汪氏此时的心理。汪氏武汉之行，既有其个中玄妙，不足为外人道。所苦的是我们这批赤胆忠心，希望党内团结，完成革命的同志。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汪氏出来领导，而他却浇了我们一头冷水，未免太失望了。

上海方面至此，清党已势在必行了。本来4月2日吴敬恒已领衔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出弹劾共产党的呈文，现在便根据此呈文，由监察委员会授权国民革命军监督各地共产党的活动。同时并根据我上次向蒋氏提的建议，次第将不稳的各师调离上海，另以未经中共渗透的部队接防。

清党之议既决，李济深、黄绍竑即分电粤、桂留守人员，告以“清党”的决策，各嘱所部防范共产党的暴动。其实，广西当时共产党甚少，省党部委员之中，只有少数“左倾”分子，没有真正的共产党。谁知电到之后，广西留守人员竟将这些“左倾”的省委枪杀了，同时各县党部中的极少数共产党也被捕杀。在桂林县党部中，我的一位年轻的表弟李珍凤也被杀。珍凤是我外婆外家的侄孙，其父为有名的廪生，住居两江墟西岭村，也是个世代书香之家。珍凤短小精悍，能说会讲，干劲十足，可说是个有为的青年。北伐前曾随我去广州，大概就在那时加入了共产党。他对我从不讳言其为共产党。有一次，他竟大胆顽皮地对我说：“表哥，中国二十年后便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我回答说：“不要胡说！”这样活生生的一个青年，也在清党运动中被杀了。其胞兄李血泪，早年曾任梧州市党部执行委员，抗战末期在重庆，以共产党嫌疑被特务头目戴笠所囚，后来还是我把他保了出来。

两广既已清党，东南各省也同时发动。上海方面，也在白崇禧策划指挥之下，由杨虎、陈群两人执行，于4月12日将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解除武装。各地方政府及各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纷纷褫职。气焰熏天的共产党和“左倾”国民党分子，一经镇压，不出数天，便烟消云散，于此也可见其基础的脆弱。从此之后，共产党在东南一带即转入地下活动。

东南和两广既已进行清党，武汉中央方面乃通电申饬。宁、沪方面的同志也一不做二不休，开会议决否认武汉中央，决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政权相对抗。4月中旬，留沪各委员齐集南京。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及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宣告成立，遂形成宁汉分立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