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在广州策动北伐的时候，和广州方面党政军各层干部同志以及各种民众团体也有联系，因有机会对我方革命阵营作一番更深入的观察。

开头给我印象最深的为革命的群众运动。我初抵天字码头时，各民众团体代表欢迎的为数甚众，旌旗飞舞，鼓乐喧天。群众高呼“欢迎革命领袖”、“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声震天地，情绪十分热烈。

在广州期间，曾参加过无数次民众团体的欢迎会，接受他们的慰问和献旗。这些民众团体都是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组织的，计有工会、学生会、商会、店员工会，乃至摊贩工会、人力车夫工会、海员工会以及各地前来广州开会或受训的农民协会的代表。他们都是活泼、热忱、充满革命热血的青年，对广西方面拼死力拒唐继尧东下篡夺革命根据地的血战，都赞扬备至。同时他们对我们在广西统一的艰苦情形，以及助成广东统一的功劳，都有深刻的认识。深使我感觉知音遍海内，而受到莫大的鼓励。

不过在这革命空气之中，我也渐渐看出了一种潜伏的危机，那便是国共两党乃至本党领袖之间的暗讧。国民党是个很大的政党，党员极众，可说是少长咸集，良莠不齐。其中青年的党员们和一部分少壮派的领袖们都热情洋溢，坚苦卓绝地为革命而奋斗。其革命热情有时竟发展到“革命狂”的程度。但是另一部分老党员里面，却杂有官僚、政客和腐败的军人，思想陈旧，生活腐化，对革命意义一无所知。而他们也混在革命阵营内高喊革命，挂羊头卖狗肉。因此在国民党内已划分成两个集团，彼此迥然有别，暗潮起伏，互相嫉忌，长此以往，难保没有差池。

另有一部青年的党员和少壮的领袖却是“跨党分子”。他们是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信仰不同，背景各异。他们和国民党的结合是暂时性的，日久必然分道扬镳。不过他们多半是青年分子，对革命狂热奔放，极少腐败分子掺杂其间。他们平时虽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但是暗地里却发展其共产党的组织。他们勾结热情的国民党中少壮分子，互相标榜，于是国民党本身里面，暗斗愈烈。

再有，本党中央领导机构也极不健全。总理逝世后，独树一帜的“西山会议派”固不消说，在广州中央方面，汪、蒋等各为私利的明争暗斗，也不足以表率群伦。当时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先生，纵横捭阖，予智自雄的作风也很欠正派。

国民党改组之初，蒋先生尚非中央委员，但是在总理北上后两年之内，一跃而为党内最有权力的领袖。其权力增长的过程，实得力于权诈的多，得于资望功勋的少。论蒋的手腕，起初联络汪兆铭、廖仲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等，以打击“西山会议派”的元老集团，并排挤胡汉民、许崇智等。胡氏和西山会议派的势力既除，蒋氏又利用党内一部分反共情绪和“西山会议派”等取得默契，发动3月20日中山舰事变，拘押俄国顾问，并逼汪兆铭去国。汪氏既去，蒋又施展手段，将其政变越轨行为嫁祸于人，将反共甚力的所谓右派军官如十七师师长兼广州警卫军司令吴铁城及其他反共领袖等拘押，通电痛斥“西山会议派”，以取悦于苏联顾问及中国共产党以自固。这种种都足以说明蒋氏的才过于德，不能服人之心。

所幸此时我们在广西原是独立发展，然后和广东方面合作的。虽然我们对广东的政潮起伏，引为隐忧，但是我们实际上尚未被波及。我们只希望和广州中央精诚合作，以完成北伐，实行主义，并希望用革命及北伐大前提来消弭广州中央方面的内讧。所以对中央各领袖，都无分轩轾，同样尊崇，以期北伐能早日出师。

二在广州时，我对共产党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许多共产党的领袖们和他们重要的同路人，这时我们都是第一次会晤。当时广州共产党第一号领袖谭平山曾来拜访我。谭是共产党员，却是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是广东人，为人极老实厚道，颇为可亲。周恩来这时也见过，大家握握手而已，印象不深。林祖涵也来看过我，他给我的印象极好，为人老成练达，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物。叶挺此时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时到军部，故常常见面。叶氏短小精悍，有热情，有朝气，将兵、任事各方面都可说是头一等的人物，可爱可敬。我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会议席上。毛氏那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办的农民讲习所所长，并曾担任短时期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氏时常穿一件蓝布大褂，长得身材高大，肥头大耳。在议会席上发言不多，但每逢发言，总是斩钉截铁，有条不紊，给我印象很深，觉得这位共产党很不平凡。

在广州的共产党同路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邓演达（择生）了。邓为广东人，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到粤军中服务。讨伐沈鸿英时，渠在粤军第一师中任团长。嗣后赴苏联和德国留学，回国后遂服膺社会主义。此时在军委会中任职，专司军中政治工作。邓氏生活刻苦，精力过人，每日工作十余小时无倦容。他对革命工作的狂热，几乎到失常的程度。然邓氏为人极正派，是非之心极为强烈，他任事和待人实是可钦可敬的。当时郭沫若也随邓氏来拜访过我两次。郭氏爱说爱笑，是一位斯斯文文的人物。

大体说来，我当时对广州方面的所谓跨党分子印象大致都不坏。他们都勤劳刻苦，热情洋溢。虽然和我们因信仰不同，难免格格不入，但是我对他们的任事作风是很佩服的。不过广州当时的崇苏风气却使我感觉不满。苏联顾问们在广州真被敬若神明，尤其是鲍罗廷的公馆，大家都以一进为荣。一般干部如能和鲍某有片语交谈或同席共餐，都引为殊荣，大有一识荆州，便足骄人之概。这种心理其实和洋行大班无异，甚是可鄙，我为此事颇感不怿。所以我对共产党人看重之余，这一点却引为遗憾。

我到广州后约两星期，苏联顾问鲍罗廷特地为我举行一盛大宴会，到中央党政军首长和各团体代表几百余人。席间，主人鲍罗廷讲了一大套革命理论，并着实把我恭维一番，然后请我发言。我起立道谢，先就鲍氏的话恭维苏联一番，说苏人仗义援华，首先废除不平等条约，奠立今后中苏的友好，并为解放全世界弱小民族的先声。接着，我便说当今我们革命根据地有一极不好的现象，各级干部和人民团体负责人都以出入苏联顾问之门为荣，稍受青睐便沾沾自喜，四处骄人。其实苏联顾问来华助我，实在是发乎道义，出乎至诚，他们并不希望我们的阿谀谄媚。如果我们不了解苏联顾问同志来华助我的初衷，而以洋行大班奉承经理的态度来取媚于苏联顾问，反使我们苏联友人助我的一片真诚无法表达。所以我一再强调说：“我们革命同志不可忘记我们的革命天职。我们尤其不要把苏联顾问当成主人，我们自己当成客人。我们要以主人的态度来敬客，不要学洋行大班的习气来奉承上司。这样，我们才对得起我们远道而来的友邦顾问！”

我演说的前半段引得掌声四起，宾主均眉飞色舞。但当我说到后半段时，全场便显得沉寂了。那时鲍罗廷的翻译似乎是张太雷，也停止了翻译，场面显然有点僵，但是我仍畅所欲言。主人和其他宾客都知道我是远道而来，并不依赖任何方面的援助，所以对我的逆耳忠言也只有笑而纳之，未发生其他的反响。嗣后，胡派和接近右派的同志曾向我鼓掌称赞，说我所指摘的都切中时弊云云。其实我所说的都是平心之论，对任何方面俱无成见。

鲍罗廷之外，苏联顾问中和我往来最多的便是加伦将军。加伦将军身躯修长，为人沉默寡言。关于战略战术，渠都有独到之处，不愧为一卓越的军事家。凡渠所发言，都从纯军事观点立论，极少涉及中国的政治问题，确是一难得的人才。听说后来张鼓峰事件时，他因力主对日作战，被斯大林枪毙，实甚可惜。

然而苏联顾问团最初派往第七军的顾问马迈耶夫却是一外行。马氏工人出身，对军事并无所知，因他稍谙华语，遂被派到第七军做顾问，滥竽充数而已。后来北伐军到江西，马氏去职，代他的名西干，却是军校出身，曾任军长，在军事上比马氏高明多了。

大体说来，当时苏联来华的顾问品质都很优良，诚实刻苦，不大说话。日常生活规规矩矩，稍有不慎，立刻便奉调回国，所以他们谨言慎行，较一般中国人更守规矩，故颇受中国人的欢迎。苏联顾问这种作风适和美国顾问成一对照。美国顾问因管束较松，平时言行俱不若苏联人的谨慎，加以他们大半有优越感，言行极为骄纵，一般中国人对他们都有敬而远之的感觉。美国顾问之所以不能深入群众，此实为主要原因之一。

三在广州时，我和其他方面的同志也经常保持接触。一般说来，印象都不算坏。当时的风云人物如徐谦，也曾来拜访我，我也回拜过。徐是前清进士出身，这时已五十许人，高高瘦瘦的身材，背部微驼；说起话来，满口革命的大道理，也颇能使人折服。听其言而信其行，还以为他是个有操守的革命领袖，后来听说他在司法部部长任内，滥用私人，一塌糊涂的情形，才知道孔子说的“听其言而观其行”的重要。

陈公博此时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部长，和我也常有往还。陈氏生得一表人才，能说会讲，在广州风头甚健。我和顾孟余也曾晤谈数次，顾氏沉默寡言，有翩翩学者之风，办事也极干练。一次，我们自黄埔同轮回广州，顾氏力述土地革命、打倒地主等政策的重要。我便和他辩论，我说北方的军阀现在割据一方，鱼肉人民；东西帝国主义仍在卧榻之侧，伺机破坏革命，如此内外大患不除，而奢言打倒地主，恐反增加革命的困难。我们各执一词，无结果而罢。

吴稚晖和我在广州也是第一次见面。他已是六十左右的老前辈，说话时议论风生，诙谐之至。陈友仁此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渠系海外生长，不谙华语，和我谈话须用翻译。陈氏为人严肃而毫无官僚习气，他的极度平民化的生活和作风，极令我佩服。此外，我还见到革命元老古应芬和廖夫人何香凝女士。何女士一见到我便嚎啕大哭，痛骂反革命派谋杀廖先生。她对我们在广西的统一工作和拒唐战争都称赞备至。她说：“没有你们在广西，广东早完了，廖先生死了，以后革命任务都在你们身上了。”说了仍啜泣不已，使我心中无限凄恻。

在这些党国要人中，给我印象最特别的为孙科。孙氏性好应酬，生活腐化。他在广州市市长任内，补发房契，弄得人言啧啧。觉得他只是一位自美国留学回来，学洋派、爱享受的人物。

四在广州时，我于一般公私事务之外，也曾留心观察广东方面党、政、军、财的一切设施。当时广东方面，最活跃的中下级党人多为“左倾”分子和共产党员。而在广西，除梧州市党部为少数共产党渗透外，其他各级党部极少共产党员掺杂其间。广西省党部中虽有几位委员以“左倾”自命，然尚无真正共产党人渗透。且黄绍竑自兼广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开诚布公，不作左右袒，所以共产党在广西不能发生多大作用。而中央方面，自5月中旬党务整理案在二中全会通过后，国共两党的权限表面上虽已逐渐划清，可以苟安一时，然前途的荆棘却正在滋长中。

政治方面，自汪兆铭被迫离粤以后，由谭延闿、张人杰分别代理国民政府中政会主席，而实权则操诸蒋介石先生一人之手。蒋先生骤揽大权于一身，既众望难孚，又私心用事，中央政局的破裂，实伏线于斯。

至于军事方面，广东原有的粤军和各地来粤的客军，自刘、杨消灭之后，共编成六个军。第一军的基础为前许崇智的粤军第二军。许去后，蒋自任军长。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初由蒋自任军长，到1926年初，由何应钦继任，下辖五个师，共计十九个团，驻防广州和东江一带；谭延闿原来率领来粤就食的湘军改编为第二军，以谭为军长，驻防于北江一带，共辖四师十二团；原由朱培德所统率，辗转流离的滇军则改编为第三军，朱仍为军长，辖三师，共有八团二营，驻于广州和四邑一带；李济深所率的第四军原为粤军第一军，辖四师，共有十三团二营，驻西江和琼崖一带；李福林所辖的前福军，则改编为第五军，辖二师，共八团一营，原驻番禺、南海和广州河南一带；程潜所率的第六军，系就他原来所率的湘军改编的，辖三师，共九团二营，驻广州附近和北江一带。

所以名义上广东六个军共七十一团，实际兵力约有七八万人和飞机数架。其编制是“三三制”，亦即一师三团，一团三营，一营三连，一连三排，一排三班。薪饷发给的标准大致是：士兵每名每月十元，班长十二元，少尉排长三十二元，中尉排长四十元，连长六十元（另公费二十元），营长一百二十元（公费一百元），团长三百元（公费两百元）。按当时的生活程度，士兵每名每月伙食费约二元，作战时食米且由公家供给。所以一个士兵的薪饷可以养两口之家。

以前军队都就所驻之地筹饷。后来朱培德、程潜、谭延闿等率客军入驻广东，仍是划疆而治，就地筹饷。到1925年8月，各军划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饷项才由国民政府财政部统筹办理。

当时军饷的来源，一般统税和钱粮之外，最大的收入却是“禁烟特别捐”和“防务经费”两种。所谓“禁烟特别捐”实即鸦片税。我国原为国际禁烟签约国之一，未便明征鸦片税，故以“寓禁于征”之意，课以重税，所以名为“禁烟特别捐”。在广东每两烟土课税在一元以上，所以收入很大。所谓“防务经费”实即赌捐。两广人民嗜赌成习，官府禁之无效，乃课以重税。这两种税收都由政府招商投标，组织公司承包税收。大公司再招较小公司投标承包。这种烟捐、赌捐在任何政体内原都是犯法的，但在我国当时却是政府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现在想来，这种制度实在是秕政害民，迹近荒唐，但在内乱频仍、干戈扰攘之际，都是不得已的挖肉补疮的办法。

当时广东六军之中，作战能力最强的当推第四军。第四军的老底子原是粤军中训练装备最佳的第一师。带兵官俱为一时之选。军长李济深固是人中之龙，其中师长张发奎、陈铭枢、陈济棠、徐景唐，团长叶挺、蔡廷锴、黄琪翔等也都是能战之将。该军并自办讲武堂于肇庆，培养下级干部。第四军之外，第一军也是劲旅。黄埔军校每期训练时间虽不过数月，实际上只是一些军士教育，距军官教育相差尚远，然全军受革命风气的熏陶，颇有朝气，尚可作战。至于其他各军，则自郐以下不足论矣。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原为一政客，治军非其所长。第三军即朱培德的滇军，拖曳经年，久经风霜，全军尽为云南人，补充时也以滇人为主，不拘体格年龄，加以朱培德又贪婪成性，不顾官兵死活，故作战能力甚弱。第五军李福林则系一地方主义者，久驻广州的河南，士气极低，战斗力更说不上了。第六军军长程潜虽是一名将，唯所部为地方军杂凑收编而来，成军不久，既无战斗意志，也无作战能力，打起仗来自然就弱点毕露了。

五我们第七军的编制和广东方面所采的苏联军制略有出入。我们是沿用民国成立后陆军部颁布的编制：三班一排，三排一连，四连一营，三营一团，二团一旅。旅以上我们暂时不设师，作战时则视实际情形设“路军指挥官”，其职位虽略同于师长，然运用则比较灵活。一位第几路军指挥官作战时可以指挥两个旅乃至几个旅，按实际需要，各团可以随指挥官之意调动，不受建制及军队系统的牵制。这些都是广东各军所不易做到的。

我第七军当时的编制分九旅十八团，另加二独立团，一入伍生团，另有炮兵营、工兵营，以及军校第一分校的学生队。共有战斗兵员约四万余人，步枪三万余支，山炮廿余门，重机枪八十余挺。第七军编制表和统兵长官姓名已见第十九章。

本军士兵几全部在广西招募，但也有邻省接壤县份前来投效的。至中下级军官则外省籍的亦复不少。如第七旅旅长胡宗铎便是湖北人。至于出身，旅团长中，有保定军校的，如俞作柏、夏威、吕焕炎、胡宗铎、周祖晃、尹承纲、陆受祺、李朝芳、吕梦熊等；也有广西干部学堂的，如伍廷飏；也有广西陆军速成学校以及其他各种军事学校出身的。然本军官兵都身经数十战，上下团结一心，纵令是高级指挥官也无不身先士卒，所以每个战斗士兵都能勇往直前，有进无退。在统一广西各大小战役中，无一而非以少击众，士气极为旺盛；加以本军经济公开，所有各级官长俱能与士卒共甘苦，再施以严格训练，晓以革命军人救民的大义，因此本军所到之处，南自镇南关，北至山海关，可说是战无不摧，攻无不克，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北伐期中，本军所过之处，当地居民的口碑都可为本军纪律严明作佐证。

但是北伐开始时，本军的饷糈却远不及其他各友军的优裕。在统一广西期中，我军因战费浩繁，有时未能按月发放薪饷。士兵每名每日只有伙食费小洋二角，官长不论高低，一律发伙食费四角。各单位主官除另发少数“公费”之外，别无其他津贴。所幸我们经济公开，虽患贫而不患不均，因此官兵都能甘之如饴，而无怨尤。

1926年春初，白崇禧、黄绍竑曾和中央交涉两广军民两政统一问题，未得圆满结果。此次我到广州策动北伐，又向中央重提结束此地方半独立状态的局面，请中央从速划一整理。因将来北伐，其他各省将陆续归入中央治下，则此种各自为政的局面，断不应继续维持。为今后国家大计设想，我广西省当局愿为天下先，将军民两政交由中央统一办理，然中央仍旧不愿接受。

我为奔走两广统一事宜，数度和宋子文详谈。宋氏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广东全省税收由他统筹征收，各军军饷也由他统筹核发。所以我就要求宋氏对广西照例办理。宋部长坦白地说：“你们广西税收太少了，军队太多了，收支不能相抵，中央统一了，财政部是要吃亏的。”

我说：“宋部长，这是国家百年大计啊！中央如对穷的省份就不统一，对富的省份就统一，这还成个什么体统呢？为国家长治久安计，中央也应该有个通盘的打算，不应畏首畏尾。何况第七军是我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出师北伐要由地方单独筹饷，一切和其他各军有轩轾之分，也不成个体制。再者，湖南是个富庶省份，将来万一唐军长引第七军和广西为例而不让中央统一湖南，中央将何辞以对呢？”宋氏闻言为之语塞，但是他不愿接管广西财政的决心，并未因之稍改。我们的辩论也就不了了之。

宋子文当时也确有其困难，他在广东的理财政策本是竭泽而渔。为着替政府和各军筹经费，他简直是不顾一切地“横征暴敛”。我在谈话之中，也批评他那种干法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宋说：“不这样干，哪里有钱来革命呢？”事实上，当时广东的经济来源，也亏着他用这么狠心的干法，否则真不易维持。为革命而行苛政，其功过是非实无法定论了。

到6月初旬，北伐出师大计已定，民众情绪极为热烈。蒋总司令这时正在考虑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一日，他特地来问我关于国民革命军参谋长人选的问题。我说，钮永建（惕生）先生应该最适当了。按资望，惕老是辛亥革命的元勋，总理的老友。论才干，惕老在护国、护法诸役中俱膺要职，以干练闻名国内。再从革命历史来说，他和西南革命领袖都有极深厚的友谊，在革命青年之间有至高的德望；而他本人又是长江流域的人，当我军师次长江时，他的声望可能有极大的号召力。所以我说北伐军参谋长一职，实以惕老最为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