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绍竑，字季宽，容县山嘴村人。生于书香之家，天资敏慧，为人干练，并富冒险精神。他原是我的陆小同学，他是第四期，低我一班。辛亥革命时，他随学生军北上到南京。嗣后在武昌进第二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后，又入保定军官学校。1916年冬毕业回广西，正是护国军事结束之后陈炳焜任广西督军之时。绍竑遂在当时号称新军的广西陆军第一师内任见习官。1917年夏季广西当局创办陆军模范营，由马晓军任营长，黄旭初等任连长，绍竑与若干陆小同学如白崇禧、夏威、陈雄等都在该营任连副。

是年秋季护法战起，模范营曾奉调入湘，改编为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的卫队营。护法战事结束，卫队营于1919年冬间改编入广西陆军第一师步兵第二团，马晓军任团长。黄旭初升为团副，黄绍竑、白崇禧俱升任该团连长。当1920年我们进攻新兴李耀汉所部时，该团因训练有素，军纪较佳，被调来肇庆接防。粤桂战争，桂军失败，该团也由广州西撤。我们退却时被追军截成两段的禄步墟之役，该团任我军右翼，协同将粤军击退。

1921年粤军援桂战争发生，绍竑等正随第二团驻防百色。陆、谭政权崩溃后，马晓军受马君武省长收编为田南警备司令，下辖五营，黄绍竑、白崇禧俱升任营长。马晓军所部驻百色，旋陆、谭残部为刘日福所缴械，马、黄、白诸人幸得脱险。其后马收集残部，并收编民团合编为六营，以黄绍竑、白崇禧为统领，各统三营，和当地散军继续作战。白崇禧因腿部跌伤去广州治疗。粤军东下回粤时，马部被调回驻南宁。马部到邕，而广西绥靖督办刘震寰被散军及民团围攻，放弃南宁，向广东钦、廉撤退。马也率所部千余人退向钦、廉。行抵灵山县，马因军食无着，前途渺茫，把部队交黄绍竑统率，他自己便经北海往香港去了。

我听说黄绍竑这一支人马正在流离失所，他既是我陆小同学，军中作风自非其他流散部队所能比拟，便有心请其率部来郁林合作。他的四哥黄天泽于辛亥革命时曾随学生军北伐，自我军移驻郁林后，和我常有接触。我便委托天泽在往廉江路上等候乃弟，请其来郁林合作。

天泽此去果然一说即合，绍竑随即率所部千余人开入我的防区。于是衣食有了着落，又可避免被人并吞的危险，因此官兵异常欢腾。我即委黄绍竑为第三支队司令，并指定其故乡容县为其防地。绍竑来归之后，我军实力大增，由两个支队增为三个支队。其时编制如下：

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　李宗仁

第一支队司令　李石愚

第一统领　俞作柏

第一营营长　李明瑞

第二营营长　林竹舫

第二统领　钟祖培

第一营营长　钟祖培（兼）

第二营营长　刘志忠

第二支队司令　何武

第一统领　伍廷飏

第一营营长　伍廷飏（兼）

第二营营长　尹承纲

第二统领　陆超

第一营营长　陆　超（兼）

第二营营长

第三支队司令　黄绍竑

第一营营长　夏威

第二营营长　陆炎（华甫）

第三营营长　韦云淞

炮兵连

机关枪连

二1922年夏，两粤政局又起急剧的变化。因陈炯明叛变，中山先生在沪檄调滇、桂各军东下讨陈。当时首先接受中山委任率部进攻广州的为沈鸿英。沈氏系泥水匠出身，后沦为盗匪。辛亥革命柳州宣布独立时出受招安，遂扶摇直上，成为莫荣新的心腹大将。1921年粤军援桂时，沈鸿英担任桂军左翼军总指挥，及桂军中路为粤军突破，桂局瓦解，沈氏竟通电诋毁陆荣廷，促其下野。此举颇为桂人所不齿，粤军也疑他为诈降。沈氏自讨没趣，率所部万余人避入湖南的平江、浏阳，因此引起湘军对他的围剿；经北京政府的斡旋，沈部乃移驻江西的赣州。1922年11月，沈军乃乘桂林空虚，窜回桂北一带，实力增至两万余人。这时正值群雄峰起，八桂无主，沈鸿英怀有囊括广西全省的野心，故派说客四出，企图收编各处的自治军。

首先引起沈氏注意的，便是我部三千多人枪和六七县地盘。沈氏因遣其子沈荣光偕另一代表刘某前来郁林做说客。沈荣光曾肄业于南宁将校讲习所，是我教过的学生。这次衔父命而来想收编我做他父亲部下的师长。我因沈鸿英曾当土匪，所部风纪荡然，上下全凭绿林豪杰式的义气相维系，实不足以言军旅，所以我自始即有轻视鸿英之心。加以他反复无常，早为两粤人士所不齿，我如何肯听他收编。因此当荣光提及其父之意时，我便认真地教训他一顿说：“如果你们再不长进，仍旧胡作非为，将来说不定我还有收编你们的一日呢！”说得荣光垂头丧气而去。这时论实力，沈鸿英当然强我十倍，不过他在桂林，我在郁林，他鞭长莫及，莫奈我何。

沈鸿英向我勾搭虽未得手，然不久，他奉中山密令东下讨伐陈炯明却一帆风顺。1922年12月沈和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由梧州、贺县分进合击，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这时各路讨陈军实以沈部为最强。1923年1月中旬陈炯明通电下野后，沈军盘踞广州，威风一时。随后，北京政府竟委沈鸿英为“广东军务督理”，沈也首鼠两端，居之不疑。到2月初，中山先生自沪返粤，组织大元帅府，许崇智也率军自闽边返粤，沈氏才被迫退出广州。那时东江虽有陈炯明部盘踞，然西、北两江仍属沈氏势力范围，声势颇为烜赫。沈氏之外另一位向我们郁林方面注意的便是东山再起的陆荣廷。陆氏于1922年9月趁广西混乱时，从越南回到龙州，纠合旧部数千人，意图重整旗鼓，掌握全省政权。时蒙仁潜在南宁自称省长，林俊廷也已到南宁任自治军总司令，北京政府即顺水推舟，委林氏为“广西绥靖督办”。陆荣廷回广西后，北京政府又加委陆氏为“广西边防督办”，另委张其锽为广西省省长。此项委令自然引起蒙、林诸人的不快。

陆荣廷以边防督办名义不便指挥全省，旋授部队和人民团体推他为“广西全省善后督办”，他便由龙州移驻南宁。到了南宁，意欲整顿全省军队，故发布命令，改编各部队的番号。但是广西经过这番大变乱后，人事全非，即使陆氏往日的心腹也多面从心违，不复听他调度。原驻南宁一带自称第一师师长的陆云高和自治军的蒙仁潜等，在陆荣廷回邕后，深恐为其控制，都纷纷撤离南宁。陆云高部沿江东下，并派人来郁林向我商借贵县暂时驻扎。我明知他借了不会归还，但为避免冲突保存实力起见，我遂将所部撤出贵县，让陆部驻扎。

在此时期，全省自治军名目暂时取消，由广西善后督办陆荣廷另颁番号及委任状。我的“第二路自治军”的番号亦由陆氏明令改为“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我任旅长。下辖三团，由三个支队司令李石愚、何武、黄绍竑分任团长。当时我因实力有限，未便与陆氏龃龉，故对其委任既未正式接受，亦未正式拒绝。为了此事，我在本军司令部召集了高级官长商议。各司令都不愿改变番号，劝我“不要理会那个老头子”。因为我们如果接受陆氏所给予的番号，那我部下各“司令”都须改为团长。团长究不及可大可小的司令来得光辉。商议结果，只将我的“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名义取消，并改总司令部为旅部，其他一概如旧，以改头而不换面了之。

1922年年底，陆荣廷来电邀我赴武鸣一行。武鸣是陆的家乡。陆在彼筑有华丽住宅，并修了专用公路，自武鸣直通南宁，是为当时广西独一无二的汽车路。我到了南宁，陆氏派他专用小汽车来接我往武鸣。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汽车。

在武鸣，陆荣廷对我十分礼遇，招待我在他家里住宿一宵。陆氏在闲谈之中，大为抱怨粤军的焚杀。他说他治粤时，待粤人不薄。胡展堂（汉民）等常来武鸣访问，渠均盛意招待。湖南的谭延闿在其本省失败时，也曾到武鸣访陆。陆说他曾一次送谭氏大洋二十万元。当时广西省内只用小洋和纸币，渠因使谭氏便于出省使用，故以大洋赠送。陆氏说：“我对广东这一批人都不坏呀，但是他们此次入境，竟将我宁武庄住宅全行烧毁。你看，我现在住的是以前当差们住的；粤军烧剩下的……”言下无限愤怒。

我在宁武庄住了一天。陆氏所说的概属人情应酬话，并未涉及本省的军政大事。我就告辞，乘汽车到南宁，盘桓了两三天，探访亲友，仍回郁林。

那时，陆氏并令各地自治军将名册呈报，以便统筹整编。但令下后如石沉大海，各地军事首领都不愿受陆氏节制。我军在1916年成立时即和陆氏无甚历史渊源，自更不愿受他节制。广西全省因而形成了王纲解纽、诸侯割据的局面。而有野心的地方领袖却又纷图兼并，以扩充一己的势力。这时我的第三团团长黄绍竑，已在容县休息了七八个月，久静思动，目睹两粤政局纷乱如麻，急欲乘机向外发展，因而有出师梧州之举。

三黄绍竑出师梧州的全盘计划，是我和他秘密商榷后改订的。他原来的计划是应沈鸿英密召前去广州。因沈鸿英的收编各军计划，虽在我处碰壁，但他却转而利诱分化我的部属，驻在容县的黄绍竑遂成为他秘密活动的对象。

因为黄绍竑有一堂兄黄绍㦂，在沈氏总司令部任秘书，沈鸿英曾命黄绍㦂秘密作媒介，畀绍竑以桂军第八旅旅长名义，嘱其速率所部去广州。黄绍竑因困居容县，发展不易，遂为其煽惑，跃跃欲动。但他究竟是我的部属，并感我收编扶植的情谊，如不辞而去，就迹同背叛，乃于1923年2月自容县来郁林，秘密向我陈述衷曲。他说，我们久困郁林五属，终非办法，应该乘两粤政局动荡的时机，图谋发展，方为上策。遂将沈鸿英如何向他活动，以及他自己也有赴广东之意，告诉给我听，希望我对他有所箴规。

我听后，思忖黄氏是个不受羁縻的干才，挽留不易，不如成全他向外发展的志向，异日或能收到表里为用之功。但我却指出几点请他注意。第一，目前两广局势如此动乱，随时都有机会让我们发展，只看我们的出处和主张是否正确，实力是否充沛。我们驻扎此地，并非终老此乡，只是养精蓄锐，待机大举。我军除中级以上官佐为正式军校出身者外，下级干部多系行伍出身。我们现在急需训练一批青年干部，将本军练成一支有纪律的劲旅，等时机一到，我们才能攻无不克。

再有，照我的观察，沈鸿英目前在广州极为嚣张，四处树敌，最后必然失败无疑。若不揣时度势，而徒以五六百支枪的小部队去依附沈氏，何能发生作用？一旦沈军崩溃，则覆巢之下，宁有完卵？况沈的为人，机警狡诈，反复无常，早为粤桂人士所不齿。所以依附沈氏以求发展，不特如探虎穴，凶多吉少，且与其同流合污，势将终身洗刷不净。如别人赋予名义，尚可考虑接受，唯沈鸿英赋予的名义，绝不可轻易承当。

绍竑听了我的分析后，说他志在假借一个名义东下以图发展，并非真诚附骥沈氏。至出处和危险一层，他是不十分重视的。我说，冒险犯难固是青年革命军人的本色，至向外进取的原则，我更是绝对赞成的。不过自中山回广州再度组织革命政府后，对沈鸿英的骄横跋扈已严加制裁，相信不久必定爆发战争。此时只可与沈氏及其左右虚与委蛇，一俟战争白热化，沈军不支之时，即率所部潜入苍梧境内，乘虚袭取梧州，断其归路，而与大元帅府所辖的粤军相呼应，借以沟通粤桂的革命势力。然区区一团人，恐不能完成这一伟大的革命使命，待时机来临，我必派遣一支有力的部队和你一致行动。

绍竑听了，深以为然，并衷心地感激我为他的策划和忠告。而我也颇以黄氏能坦白相告为慰，此实为以后我们统一八桂团结无间的因素。黄氏回容县后，便按照我的忠告，放弃去广东的计划。到3月20日北京政府果然正式任命沈鸿英为广东军务督理。4月10日沈以移防为名，将军队集中新街开秘密会议。到16日，便在新街就任北京政府的广东军务督理职，通电请中山离开广东，战祸遂启。沈军虽得北军方本仁开入北江助战，仍节节败退。到了4月下旬，沈军已全线崩溃，分水陆两路向广西撤退。当粤中战事发动时，黄氏即急电我，报告正率所部向苍梧挺进，请派队伍跟进支持。我即令李石愚率俞作柏、林竹舫、刘志忠等营前往。到6月初，黄将部队集中于梧州上游的戎墟和新地墟。黄氏为探明粤中战况起见，特亲到梧州向邓瑞征请领饷弹。恰巧此时在广州疗养的白崇禧和另一保定同学陈雄也秘密赶回梧州，并携来大元帅孙中山委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命令。黄和白、陈会面于他的胞兄仲庵家里，绍竑乃知沈鸿英失利，正在总退却中。现据守肇庆城的沈部黄振邦一旅，已被大元帅府陆、海两军所包围。绍竑知袭击梧州的时机已到，唯实力尚嫌单薄。那时他已骗得军饷若干，答应转回戎墟防地，即通电就第八旅旅长新职。陈雄仍返广州。黄氏偕白崇禧返抵防次后，即亲笔函我，派白崇禧和李石愚两人星夜送到郁林。信中说为预防万一起见，请我再派两营前往，以增强战斗力，完成此一有重大意义的任务。我也认为用兵之道，不可患得患失，逡巡不前，只要认定时机成熟，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力以争取最后胜利。乃令伍廷飏率所部一营，兼程向梧州进展。这是我和白崇禧初次详谈，他身穿整洁的西服，谈吐彬彬有礼，头脑清楚，见解卓越。他对中山备极推崇，而对大元帅府所属的粤、桂、滇各军则都有不满的批评。唯对梁鸿楷第一军中的第一师李济深所部，却认为人才济济，作风新颖，可引为将来革命的伙伴。我和他彻夜开诚倾谈，论列当前两粤全盘局势。我认为此番袭取梧州，已如探囊取物，无须费多大气力，此后彼此应佯作分道扬镳，以免树大招风，遭人妒忌。并希望他们在梧州方面尽力联络粤中新兴革命势力，励精图治。我则采取内刚外柔策略，暂时和陆荣廷治下各旧势力虚与委蛇，以便养精蓄锐，等待他日彼此分进合击，打成一片。此一决策，只让高级干部三数人知悉，其余则严守秘密，以免偾事。白氏听完我的建议后，表示非常赞成和感动。以后我和白氏共事二十余年，推心置腹，患难与共，虽有人屡次企图分化离间，我二人只一笑置之。世人多有因此形容李、白实为一人，私衷亦觉当之无愧。

黄绍竑此次派白、李赴郁林请兵，实出于俞作柏的阴谋。李石愚回到岑溪时，接俞飞送一信，谓德公左右需人相助，请到郁林后不必再来，前方指挥作战，作柏可以完全负责云。白崇禧偕伍廷飏营行后两日，林竹舫、刘志忠率部到郁林面报，谓李司令动身后，俞即在新地墟集合三营宣布，李司令已回郁林，部队交其指挥。我们不甘随俞叛李归黄，故秘密由间道拔队回来云。林、刘两营长不知此中秘密，而有此误会。幸伍营补上，黄部不至太弱。

白崇禧偕伍廷飏部援军到达，黄即进袭梧州。发动之日，黄部趁黑夜先断绝水路的航运，拂晓时即扫荡沈部外围。到此邓瑞征方如梦中初醒，仓促率残部向信都、贺县逃窜。当黄部攻进梧州市内之时，有沈军收编不久的冯葆初旅早与粤军暗通声气，至是乃布告市民，脱离沈军而独立，并愿与黄绍竑合作，拥护大元帅孙中山。冯氏系一赌徒，善于钻营交际，收编各地游离小部队而归附沈鸿英。冯因与绅商交游甚广，系梧州的地头蛇，自以为有恃无恐，然究难立足于革命阵营，旋被黄绍竑诱至花舫上生擒枪毙。当黄部占领梧州时，粤军先已攻陷肇庆。总指挥魏邦平即统率大军分乘船舰上驶，当日下午蜂拥进入梧州。西江面上，旌旗蔽空，极一时之盛。据云，同来的有粤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第一师师长李济深，第三师师长郑润琦以及其他将官和中级干部陈铭枢、陈济棠、张发奎、邓演达、蔡廷锴、蒋光鼐、薛岳、严重、黄琪翔、钱大钧、香翰屏、陈诚、李汉魂等数十人。这是两粤革命军人的初次聚会。

随后，广州大元帅府任命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驻节肇庆，设督办行署于梧州。除粤军第一师的一部留驻梧州外，其余粤军都退回广东。李济深是苍梧县人，陆军大学毕业，一向在粤军中任职。才高心细，浑厚忠诚。以桂人而在粤军中久任要职，亦非偶然。李从此常驻梧州，颇能与黄绍竑精诚合作，粤桂双方都赖其作介而融洽无间。

四自沈鸿英败退桂林，梧州底定，黄绍竑乃正式改编其所部，独树一帜，脱离和我的隶属关系，自组其“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以白崇禧为参谋长，下辖三团，以俞作柏、伍廷飏、夏威分任团长，共有人枪三千余。渠受有孙大元帅的委任，以讨贼相号召，原可独当一面，无须再受我节制。所以黄绍竑此举颇得我的谅解，也可说是奉我的命令去干的。此时两广情形极为复杂，粤军、桂军畛域之见也很深。前刘震寰受中山委为广西善后督办，桂人竟群起而攻之，称他为“反骨仔”。自治军的兴起就是以“客军”和这批“反骨仔”为攻击目标。1922年冬，滇军杨希闵等奉大元帅之命，取道广西东下讨陈，广西自治军竟误以为客军入境，纷起向滇军袭击。我部当时不明真相，也曾派队配合其他自治军向桂平滇军进攻，后经他们派人解释，误会才归冰释。由此可见自粤桂战后，桂人衔恨客军的一斑。现在黄绍竑以三千人枪，居然敢以“讨贼”自命，和全体桂军为敌，实因我屯大军在郁林，互成掎角，作他的后盾。而我军则仍保持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的番号，保境安民，和粤军全无关系。广西当局和其他对我虎视眈眈的各地方军首领，虽心怀疑忌，也无辞以胁我；同时我也可假绍竑出面和广东大本营联络，一则可使两粤革命军人互通声气，有事彼此支持；再则可以减少对粤军的顾虑，专心整顿辖区内的军民两政。所以黄绍竑的独树一帜，实是与我互为表里，收相辅相成之效。

然我们的部属不明此理，有时竟妄图非分，致惹起许多误会。其中最错误的一位便是俞作柏。俞作柏是保定军校三期毕业生，我在广东护国第二军任营长时，他在总司令部当副官，郁郁不得志，很想来我营做连长，但苦无缺额。后来林虎直属的游击队蒋琦帮统的营内有连长出缺，我因和蒋琦交情很好，乃力保俞作柏充任连长，这是他带兵的开始。后来蒋琦奉调到新兴进剿李耀汉残部时，俞作柏曾率其全连官兵做“有计划的掳掠”。黄绍竑在其《五十回忆》内所说，林虎第二军中，有鼓励士兵“发洋财”的“某军官”，便是指俞作柏。事为蒋琦所悉，大为震怒，要将俞氏撤职。俞作柏大恐，来向我求情，请向蒋氏缓颊，力陈他是“有计划地劫财归公，胜于任由士兵掳掠”的一套谬论。言下涕泪纵横，状极可怜。在他立誓改过自新后，我乃替他说情，得免撤职。

嗣后蒋琦阵亡，我保荐他升任营长。我率部退入六万大山时，俞作柏也随我入山。那时全军绝粮，情形极为艰苦，俞作柏旧性复发，曾建议我派队下山，向灵山县一带富户“去打一两趟生意”！到了我们下山受编，他又想向当地富户勒派巨款。他的建议虽以开玩笑的方式出之，然我若稍为所动，渠便可乘机去做了。

俞作柏为人野心勃勃，而性喜聚敛。我们自郁林移防贵县时，路劫粤军是俞作柏擅自决定的行动，在贵县乱枪误毙马省长爱妾，也出自他的命令。总之，俞作柏是才过于德，偶可为用，而不可为友。此次他助黄绍竑进攻梧州，原是奉我的命令而去的。在开始进攻的前夕，他忽怂恿李石愚司令回郁林向我报告请示。李刚离新地墟防地不久，俞即专人送函来追李司令。请李回郁林后不必再回苍梧，前方战事他可代办指挥云。原来俞作柏是调虎离山，李司令一去，那数营部队势将归渠掌握。羽毛丰满，大有可为，此间乐不思蜀矣。显然是想和我脱离部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