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的美国《时代周刊》上有莫斯科通讯员赫赛一篇电讯，叙述本年苏联的写作和出版情形，现在译在这里。

俄国文字还在参战。虽在胜利的前夕，俄国还是写一个字得当一件武器用；每个句子都得帮助打倒希特拉，帮助建设一个共产党的俄国，使像这回的战争不会再有。

高尔基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名句。在俄国作战时，这句话非常真确。俄国作家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读众，这么快的影响，这么大的责任。勃利斯特来曾说近代俄国作品是“世界的良心”，也许说得过分；但这些作品确是俄国的良心无疑。

美国人要估量这些作品的价值，用平常的种种文学批评标准是不够的，要紧的是战事。像一个作家说的“没有文学批评总比没有胜利好些”。唯一合式的试验是看作家们完成了他们的目的没有。照作家协会的主席说，他们第一个目的是“叙述战争的真相”，第二是“探求苏联人的心魂”。

国营印刷事业苏联有无数印刷厂，最重要的是国营印刷厂组合。这个组合在莫斯科与列宁格勒有七个厂，在十六个共和国里各有一个厂。

这个组合是一个宏大而自给的工业，印刷小说、诗集、译本、小册子、传单以及政治、音乐、艺术、科学、农业的书。这个组合统制着墨印和彩印事业。莫斯科的模范印刷所有二千个工人，列宁格勒的印刷厂每年出品相当于战前的二亿四千万页书。像这样大的印刷厂，这个组合里共有十四所。还有书店、书摊、珍本书店三千多所，遍布俄国各处。这个组合对于作家们是一个势力，因为不经国营印刷厂的经理签字，不能出书。

读众这儿对于读物的需求确是非常之大，将来国营各印刷厂也许还不能满足这种需求。政府一贯的举行着“消除文盲”运动，收效极巨；一般人对于文学的胃口之大，在美国是难以想象的。

公开市场里买书极难，所有初版重版书四分之三直接送到各图书馆，供众阅览。大批军事政治领袖、作家、医生、科学家、工程师，按月得到新书预告；这些人有权力标出自己所要的书，他们每月能够买到一千卢布的书。选剩买剩的才到公开市场，几点钟也就卖光了。一本小说平均十个卢布，按官价合美金二元。

需求既然如此之大，差不多每本印出的书都能风行成为畅销书。所以各国营印刷厂决定每一版书印若干本，差不多可以随意。决定的根据不在可以销多少本，而在书的重要与有用的程度。

斯大林批评作家将书付印之前，必须经过自我批评和外人批评，这对于他的天才是个很好的试验。他首先得跟国营印刷厂的编辑讨论他的作品，那编辑或赞成或不赞成。其次便是将作品全部或一部读给朋友们听，他们常会不客气的批评。又常常发表几章在杂志上，也可让人批评。还可在作家协会开会时站起来读几段，听人家的讨论。

这部书稿然后送到党中央委员会所属的中央文化印刷事业管理处。这机关事实上指导着一切文化的与意识形态的写作。斯大林说道：“印刷的文字是共产党最锐利，最有力的武器。”书籍经过审查，再送回印刷厂，编辑签了字，才付印。

这个程序有时还得加一项目。斯大林对于文学的兴趣是很浓的。夜半后，作家也许得到他的电话，他祝贺作家的书，有时还精到的建议。有个女作家安那·安东诺夫斯卡耶写了一本小说，叫做《伟大的摩拉威》，是关于斯大林的出生地乔治亚的，这书稿让印刷厂搁置下来；后来斯大林打电话给她，向她说书写得很好，并且补充了一些关于乔治亚的材料，这才付印。

战时真象俄国作家说真话吗？前晚上我听到康士坦丁·西蒙诺夫公开表示苏维埃作家对于真象的态度。西蒙诺夫二十九岁，得名极盛，是诗人、小说家、创作家、电影剧本作家、新闻记者、小册子作家。他说：“流行的意见说人在战争中写作关于那战争的小说或书，总不能充分客观。”这种意见也对，也不对。

无疑的，在这战时，作家要写德国人，总只当他们是烧毁我们家屋杀戮我们亲丁的敌人。在大的更永久的意义里，这样办有时也许是不客观的。但这种不客观却与真象并不冲突。德国人没有烧我们的城市吗？没有杀我们的妇孺吗？没有绞死我们的人枪毙我们的人吗？在这战时，作家想写这些，只写这些，难道不对吗？

写苏维埃军队和俄国人民时，道理也一样。在这战时，爱国的作家总看到人民的坚忍、英勇、不怕死，而情动于中，也是十分自然的。人民心里不用说还有别种感情，如想家，临危而惧，还有身体疲劳，颓丧的思想；爱国的作家却不大愿意留心这些。

憎恨的日子估量现行俄国文学的价值，还得记住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每个俄国作家都参加真正意义的战争。俄国作家曾经出入战争，我们“作家战事会议”的论客，我们“战事新闻处”的战士，甚至我们大部分的战事通讯员（莫斯科的通讯员当然在内），是远不如的。这些俄国作家不仅是通讯员，还有诗人，最温柔的抒情诗的作者，历史家——诸色人等。

从一九一四年那些可怕的逆转的月份，直到莫斯科打了胜仗这一段儿，在苏维埃写作上留下极深的印记。在那些月份里，作家们浑身勇气，满腔决心，这种勇气与决心到底将希特拉打了回去，也发展了他们筋力的、严刻的、神秘的、多用形容词的作风。这种作风，他们在这些好转的得胜的日子里还运用着。那些坏日子就是西蒙诺夫写“等着我”——一个兵对他的妻的话——的时候。

等着我，坚决的等着，

就是他们都说我死了；

千万也别绝望，别相信。只等着我。

最重要的，那些日子是产生憎恨的日子。像作家协会的尼古拉·梯克汉诺夫说的：“对于德国人的憎恨在这残酷的战争进行中成长——这是一种严重的憎恨，无分别的憎恨，还在鼓动红军和苏维埃人民向前进的憎恨。”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密凯尔·修罗科夫在报上发表过一篇可怕的小说，叫做《憎恨的学校》，是憎恨宣传的最高峰。在这故事里，伊利亚·爱伦堡成了一个大声疾呼的天才。俄国人民还感到那种憎恨，他们更怕英美人对于德国人会心软。作家们也还感到这憎恨，并且还表现这憎恨。

有了这些情形才有了那种文学作风，用一个俄国字，就叫做“阿激他”作风，就是激动人民使他们做去。

作家们照我的意见，有一个人超出这种情形，隔开这些情形。他是密凯尔·修罗科夫，最近于俄国伟大传统中的天才人物。这位《静静的顿河》和《翻起的泥土》的著者，老住在他的本乡维孙斯卡耶村里写作。他不到莫斯科来花费作家们的大量版税，而收获种种荣誉。他不肯做作家协会会长，因为他太忙——写作。他不顾检查制度，只照他所见以为真象的写作。现在他正在修改他的新作小说，《他为他们的国家而战》。修罗科夫用间接的方法造成他的英勇的效果。铺张或重复爱国的套语，他觉得是不必要的。我看他写的士兵似乎是真象。他说：“战时一个人有多少需要呢？比平常不容易死些，有休息，睡得好，吃得够，有家信，有闲工夫找朋友们抽抽烟；有了这些，一个士兵的幸福就很快的成熟了。”

另一个地位高的散文作家是阿里舍·托尔斯泰。他无疑的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并且是一个精美的风格家。但所写的多半是相当远的过去时代，他不曾将自己和这回战争打成一片。现在少数青年作家有些不喜欢他，因为他的浮夸和气派；他是有点儿怪，例如将稿纸放在一张齐胸高，斜面像演讲桌的桌子上，站着写作。

最精美的诗人似乎是巴夫尔·安达科斯基，他新近完成一篇诗叫做《儿子》。这是古代的伤痛的作风——好像一个诗人曾经为了吟哦悼战场死士的歌并呼吁复仇而跟着军队前进，好像是他写下了这篇诗。安达科斯基自己的儿子是个为国而死的战士，《儿子》是为他作的。

这三位以下的作家们，看来就都差不多。他们是些“阿激他”的作家，——是些记者艺人。其中最好的一个，是康士坦丁·西蒙诺夫，也是最典型的一个。最有发展的似乎是波利斯·加巴托夫，打破记录的畅销书《不屈服的人》的著者，他很显然受了汉明威的翻译和郭果尔的影响。

将来至于俄国文学的将来，前晚上我听到佛斯夫洛德·维斯耐夫斯基提出的一些清楚的步骤。他是一个出色的剧作家，海军军官，写的东西多半关于波罗的海和列宁格勒的防卫。他是snamya杂志的编辑，代表那杂志说话，推而广之，也代表所有俄国作家说话。他说俄国的战后写作要：一、从党员、士兵、水手、官员、工人，搜集关于这回战争的真象；二、光大俄国英勇的传统；三、发扬斯拉夫主义；德国这敌人已经两次侵略俄国，得注意教他再不会分开斯拉夫人；四、记住德国人的兽行，如他们在立第斯和梅丹奈克所做的；五、充分表现人的荣誉、良心，灵魂；六、唤起俄国人新的创造的努力，鼓舞他们将在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移到和平时代的事业上；七、尽量研究英美，他们在战争中的助力是不会忘记的。

他说：“我们要老实说，说得清楚，有锐利的词锋，盼望我们的英美同仁也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精神对我们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