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先生《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的结末说：

读斯篇者，当已能略察翻译事业与一国文化关系之重大。今第二度之翻译时期至矣。从事于此者，宜思如何乃无愧古人也。

梁先生这篇文最初载在《改造》上，他所谓“第二度之翻译时期”，大约指“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时期而言。这时候，大家正努力地介绍西方文化；翻译的文书，日出不穷。梁先生的话，正是对此而发的。我们的新文化，不用说，全是“外国的影响”；而外国的影响又几乎全是从翻译的文书来的。翻译事业的重要，盖可想见。虽然西方文书的翻译，明末清末两个时期中均已有之，但译手之众，译籍之多，流行之广，和我们的时期相比，究竟差得太远了。在我们这时候，翻译的文书几乎成了知识的唯一的泉源；每一书出，均有人手一编之概。但近一二年来，情势却颇有变异。变异的原因：是一般的对于翻译的不信任，二是国学的盛兴。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译文译书，其“糟糕”是“有目共赏”，“有口皆碑”，不用我说的。我们所要的是质好，不是量多。量多是没有用的，吃两个坏鸡子儿，不如吃一个好的；而吃三个坏的比吃两个坏的更坏！我们的翻译者，实在太不检点了！一般人乘着思潮转变的机会，利用“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情势，不量力，不选择，不研究，不慎重下笔，随便检起一本从未读过的书便译，随读随写，写了便算，写完便印。书到读者的手里，他们决不会逐句看懂，只好囫囵吞枣地念过，得些模糊影响的大意，便算受用。这样只是白糟踏了两方面的时间精力，于学问的前途是丝毫无补的！因此引起了一般的对于翻译的抨击——无法辩解的抨击。翻译（除了极少数）的不足信任，渐渐深入一般人之心；翻译的权威便坠落了。一般的不信任，实在是翻译事业的致命伤！

国学的盛兴事实上虽影响了翻译事业；但据我想，这件事到底不会阻碍翻译事业的，若一般人不像现在这样不信任翻译。我愿意将翻译事业和国学运动看得同等重要，各由胜任的人负责做出；两者断乎不致相妨的。还有，在文学的范围里，郭沫若先生曾说过创作比如处女，翻译比如媒婆；他的意思，做媒婆远不如做处女的好。关于这个问题，已有过好多讨论；我宁愿将两者平等看待，因为外国的影响如新鲜的滋养品，中国要有一个新的健壮的身体，这是不可少的。又有人说，要了解西方文化，读原文书，岂不确实得多！翻译无论如何好，总比原文差；费力不讨好，何取乎此呢！根本办法还是设法普及外国文要紧！这话也未尝无理。但外国文的普及，不是一时可以做到的事，而且能普及到如何程度，也大是疑问。即如日本，外国文是比中国普及了，但他们的翻译事业仍旧是日新月盛——欧美新出的书，一年或几个月便会有译本出现。原来外国文的普及究竟没有本国文的普及容易；要图西方文化的普及，便是在日本，也还不能不靠翻译做捷径。中国连本国文的普及还早得很呢，更不用说外国文，翻译自更不可少。还有，翻译能够使外来的学问渐渐变成本国的；因为记载，说理，既都用本国文，术语也用本国文字缀成，这样，外来的思想自然便逐渐成至本国思想之一部。本国人对之，便有亲切之感，研究的会多起来，新的创造也便会来了。佛家哲学之在中国，就是一个显例。我这只是就一般的情形说；并非就一个人或一部人说——在他们，用外国文或本国文，与学问的创造是无关的。我只说，因翻译而得着许多确当的新术语和新文体，可使一般人有所凭借而乐于去治新学问，找新发现。但现在的翻译，还早得很呢？

翻译事业之所以衰败，我在上面已略说其因，其过全在翻译者。一般的翻译者，外国文程度实在太浅，他们还不能辨明字的用法，还不能辨明句的构造，就动手翻译名著。他们翻译文学书，但他们对于那些书的作者并未了解；他们翻译哲学书，但他们对于那些书的作者的思想系统，并未明白；他们翻译科学书，但他们对于科学并未有过详细的研究。但这样还算好的，他们有些人压根儿就没看过他所要翻译的书！他们一面查字典，一面看，一面写；有些人字典也不用查，只凭着他们的天才去猜，只要上下文可以过去就得了，管他别的！无怪乎一些真内行看了吃惊，诧为创造的翻译！至于他们辛辛苦苦翻译出来的东西，所加惠于一般读者的如何呢？我在上面也已约略说起；他们捧着译本猜完了一遍或两遍之后，那真实的受用，只有天知道罢了！这不独有愧从前翻译佛经的诸大师，就连“做汉魏六朝的八股”的严又陵先生那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精神，也还差得远呢！这真令人兴“世风不古”之叹了！

现在该说清华学生了。我的题目要说得严密一些，应该说“旧制清华学生与英汉翻译事业”。所谓“旧制清华学生”包括归国的，留学的，及在校的高年级诸君而言。他们因为预备留美的关系，受过充分的英文训练；除教会学校外，别的学校在这一点上，是不如他们的。就一般情形论，他们看的英文书自然比较地多，他们写作英文的力量自然也比较地强。凭着这两个条件，我说他们比较地是最适于英汉翻译事业的人，即使不是仅有的适于英汉翻译事业的人（因为教会学校的学生，也有相似的情势）。他们自然有许多事业，有许多使命，但振兴中国的翻译事业，大规模地介绍西方文化，他们也得负一大部分的责任。在所谓“第二度之翻译时期”中，他们也得扮演几个重要的角色。况且现在又有了“翻译”（英译汉）的功课，他们将更能自觉他们在这方面的责任了。

他们所能做的，第一自然是翻译文书。必须有好好的几百部名著的名译本，中国的翻译界才可望有生气；一般人对于西方文化，才可望有正确的了解。但做这种工夫的费时较多，一时未必有多少名译出现；较简便的方法是“节要”，将若干种名著，节译或编述其要旨，汇为一书，以便一般人浏览。这种东西自不足语于高深，但也颇有用处，可以与译全书一法相辅而行。此外还有注释一法，选择精粹的材料，详加参考，为之解明。此法最宜用于文学。日本用后两种方法编成的书极多，皆属于广义的翻译名下。这些办法，都是我们现在所急需的，大可一试。还有，对于现在的翻译界要做一番澄清的工夫，批评的事也可做的。有一个时期曾经有人做过，现在似乎已消沉了。这可使得一般翻译者不敢随便动手；让他们取得太多的自由，实在是要不得的！

无论如何，最要紧的，翻译的取材，只能限于自己专攻的学科；要想兼差，侵入别人范围，是费力不讨好的（曾有此例，兹不举）。现在一般的翻译者正因太多能了，结果是一无所能；什么都能翻，什么都翻不好！而尤不可缺的是忠于所事的态度。看了梁先生所说的译经诸大师之慎重所事，真令人惕然警觉！翻译最好结一团体，系统地做去；由大家分任门类，审定各名著后先，按部就班地进行。这是大路。有些人爱走偏锋，随心所喜，专选有特别趣味的东西翻译，不成系统，那也一样有用。

清华学生从前似乎很少从事于这种事业的，我觉甚为可惜；我希望他们以后别再忘记了这一部分的责任。这与你们文化的前途是极有关系的！

（1926年6月4日，载《清华周刊》第25卷1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