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统字应元，陈留圉人。祖父江蕤，以仁义的好品行著称，任谯郡太守，封为亢父男。父亲江祚，是南安太守。江统沉静有远大志向，当时人评价他说：“聪慧少言江应元。”跟同乡人蔡克都知名于当时。继承父亲爵位，出任山陰县令。

当时关中陇西屡次被氐、羌族侵扰，孟观西进征讨，亲自捉住了氐族主帅齐万年。江统深虑四夷乱华，应该防微杜渐，便作了《徙戎论》。其中说道：

蛮夷戎狄，叫做四夷，九服的礼制，地域在远方。《春秋》的大义，内有华夏外有夷狄。由于言语不通，贸易货币不同，法令风俗各有差异，种类乖张特殊；有的居住在边境之外，山河的边区，山川河谷崎岖险阻，与中原隔断土壤，互相不侵犯干涉，赋税徭役征派不到，天子年号不能施加，所以说：“天子有道，防守在于四夷。”夏禹治九州土地，西域就在次第之中。他们本性贪婪、凶悍、不讲仁义，四夷之中，戎狄最利害。衰弱时就畏惧顺服，强大时就侵略反叛。即使有贤圣的世道和大德的天子都不能疏通教化加以引导，不能用恩德安抚他们。在他们强盛的时候，殷朝的高宗防备鬼方，周朝的文王忧患昆夷、险狁，刘邦被困在白登，孝文帝驻军于霸上。到他们衰弱的时候，周公姬旦招来九泽之外的贡品，太戊接纳了单于的朝廷，就连元帝、成帝这样微弱的朝代，还能让四夷宾服。这正是已经证明了的事。所以匈奴请求守护边塞，而侯应陈述不可；单于投降于未央宫，而萧望之认为他不是真心称臣。因此有道的国君管夷狄，只注意对待他们有防备，抵御他们有常法，即使朝拜纳贡，边城上的守卫也不能松弛；如果寇贼强盛凶暴，也不用军队远征，只希求境内安定，边疆不侵扰而已。

等到周朝失去了纲纪，诸侯专事武力征服，以大国兼并小柄，互相残杀消灭，边疆不巩固，在利害关系方面各怀异心。戎狄乘此机会，得以进入中原。有的招降安抚，借为己用。申侯与缯国、犬戎作乱，杀死周幽王；晋襄公截击秦军，调动羌戎助战。在春秋之世，义渠、大荔国居住在秦晋的地域，陆浑、陰戎处在伊、洛之间，叟阝瞒之属侵害到济东，入侵到齐国宋国，欺凌到邢地卫地，南夷与北狄交相侵扰，中国战祸如丝线一样连续不断。齐桓公攘除他们，保存亡国以继绝世，北伐山戎，打开通北燕国之路。所以孔子称赞管仲的功劳，褒奖他不使中原披发左衽之功。等到春秋末年的战国时代，大国强盛，楚国吞并了蛮氏，晋国翦灭了陆浑、赵武灵王穿胡服，拓开了榆中之地，秦国在咸陽称雄，消灭了义渠之国。秦始皇兼并天下，南边兼有百越，北方赶跑了匈奴，通五岭修长城，出兵数以亿计。虽然军卒烦劳，寇贼横行暴虐，然而建一世显赫的功劳，使戎虏奔避，当时的中国不再有四夷了。

汉朝兴起，建都于长安，把关中各地称为三辅之地，就是《商书戎族，一起发动，覆没将守，攻破城邑。邓骘出征，结果丢盔弃甲，大败而归，前后相继而起，各种戎族便兴盛起来，甚至向南进入蜀汉之地，向东掠夺赵魏之国，冲击轵关，入侵到河内。以至派北军中侯朱隆率领五营之士在孟津抵御羌族，十年之中，夷族和华夏俱为疲惫，直到任尚、马贤才能攻克他们。如此为害深重，积年累月不能平定的原因，虽然是由于抵御者没有方略，将领没有才能，难道不也是因为敌寇在中原发动，祸患在肘腋下面兴起，陈疴重疾难以治疗，疮伤太大难以痊愈的缘故吗？从此以后，余灰不尽，稍有时机，就又会侵扰反叛。马贤骄纵，最终失败，段赹驰驱战车，从西往东。雍州的戎族，常常成为国家的祸患，中古时的敌寇，只有这个最大。汉代末年的战乱，关中残灭。魏国兴盛之初，与蜀地分开，边疆的戎族，分为彼此两种。魏武帝曹丕便命大将军夏侯妙才讨伐叛乱的氐族阿贵、千万等，后来因为丢弃汉中，于是把武都的戎族迁徙到秦川，想用此法使乱寇削弱，使国家强盛，以抵御蜀地之敌。这大抵是权宜之计，为一时的形势所迫，并非是获万世之利的办法。现在面临的情况，已经体现出这种弊病了。

关中土地肥沃出产丰富，田地是上上等，外加泾水、渭水灌溉盐碱地，郑国、白渠灌溉相通，黍稷富饶，每亩号称收获一钟，百姓的民谣歌颂富裕，帝王每每建都于此，却没听说过戎狄应该在这样的地方。他们不和我们同族，必有异心，戎狄的志向态度，不与华夏相同。如果趁他们衰弱时，迁到近郊，士人庶民相狎，欺侮他们衰弱，致使他们痛恨仇视汉人之心深入骨髓。等到他们繁育强盛时，便产生二心。凭他们贪婪凶悍的本性，挟有愤怒的情绪，等候间隙，乘着便利，便会横行暴虐。而让他们住在疆域之内，没有障碍阻隔，掩袭没有防备的百姓，掠夺旷野的积聚，所以会构成祸乱滋事騷扰，祸害将不可测。这是必然的形势，并已验明了的事情。当今应做的是乘军队强盛，各种事情尚未结束，迁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境内的各族羌族，安抚在先零、罕千干、析支等地；迁徙抚风、始平、京兆的氐族，送出陇右，安顿在陰平、武都之境内。发放途中所需的粮食，令他们足以到达各地，各居本土本族，让属国、抚夷前往安顿集中他们。使戎人和晋地的汉人不杂居，各得其所，往上合乎古代夷夏有叙的礼仪，向下又是盛世永存的规矩。即使有侵犯中原的野心，一旦发生战争，也都远在中国之外，山河阻隔，即使敌寇暴虐，所伤害的也不多。因此赵充国、冯子明能够用几万军队制服诸羌使他们听命，虽有远征却无战争，全军获胜，这虽然也有将帅深谋妙算，群臣运筹于庙堂的功劳，难道不也是由于华夷分开居住、戎夏有所区别，险要的边塞容易防守，才能成就功业的吗？

责难的人说：如今关中的战祸，用兵二载，远征和戍守十分疲劳，十万军队疲惫不堪，外加水旱成害，连年灾荒，疾疫流行，人们夭折早死。现在元凶和叛逆既已诛戮，悔过者刚刚依附，既归顺又畏惧，都心怀危惧的想法，百姓都愁苦，异士同忧虑，盼望早日安宁歇息，如同大旱之时，盼望雨露，的确应当以安乐来镇守。可是你又要兴徭役派徒卒，建功成大事，让疲惫的徒卒，迁徙各自猜忌的敌寇，用没有五谷之人，迁徙缺少粮食的敌虏，我担心势尽力屈，功业不能完成羌戎离散，思想不能统一；以往的灾祸还没来得及止息，而新的动乱又横出了。

回答说：羌戎狡猾，擅自称官赐爵，攻城野战，伤害州郡长官，聚集兵卒，经历多年。如今羌戎土崩瓦解，老幼都是俘虏，年轻力壮的也投降或逃散，像禽兽一样离散，不能统一。你认为这些人是还挟有余资，悔恶返善，怀念我们的恩恼德前来依附归顺呢？还是势力穷尽，走投无路，智慧武力都已困乏，害怕我军的诛杀才勉强如此呢？回答自然是：势力穷尽，走投无路的缘故。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能控制他们的命运，让他们按我们的要求进退了。乐其业者不改变职事，安其居者没有迁徙之志。当他们自己感到危险惊惧、害怕仓惶时，才可以用兵威制服他们，使他们完全不敢违抗。趁他们死亡流散、远离故土尚未聚集，与关中的百姓、户户都是仇敌时，才可以迁徙到远地居住，让他们心里不怀恋乡土。圣贤考虑大事，在事情未发生时去筹划，在未乱之前治理，道不显著而太平，德不显赫而成功。其次是能转祸为福，把失败转为成功；遇到困难一定克服，遇到厄运一定度过。现在你遭遇坏事的结果，却不考虑在开始就改制，吝惜换车轨的辛劳而仍走覆车的车辙，是为什么呢？再说关中有一百多万人口，大致计算其人口，戎狄占一半，无论是安排居住还是迁徙，必须有口中食物。若有贫困的人粮食不能接继，便要用尽必中的粮食来养活保全他们，一定不要出现把他们推向沟壑而让他们侵扰掠夺的事情。现在我们迁徙他们，辗转运粮才能供养他们，让他们依附种族，自己赡养自己，秦地的人民便能多得到另一半谷物，这等于是用公粮接济迁徙之人，用积粮供给留居之人，既缓解了关中紧张局势，又除掉了盗贼产生的本源，既除去了平时的粮食损耗，又建立了长年的利益，如果害怕一个小小举动的辛劳，因而忘记了永远安逸的弘大计策；怜惜日月的烦苦，而留下累世的敌寇，这不是人们所说的开通万物成就事业、创立基业留传后代，为子孙谋划的好办法。

并州之胡，原本是匈奴最凶恶的敌寇。汉宣帝刘询之世，他们饥寒交迫，国内四分五裂，后来合并为二支，呼韩邪便衰弱孤危，不能养活自己，依仗塞下居住，归顺依附。建武年间(25～56)，南单于又来归降顺附，于是让他们进入边塞，居在大漠之南，几代以后，又总是叛乱，所以何熙、梁忄堇屡次出兵征讨。中平年间(184～189)，由于黄巾起义，征调他们的军队，其部众不同意，杀其首领。于是於弥扶罗向汉朝求援，以征讨其叛贼。回为正值丧乱之世，于是敌人便乘祸乱而兴起，掳掠赵魏，侵犯到黄河以南。建安年间(196～219)，又让右贤王去卑为人质引诱呼厨泉，让他们部落散居在六郡。咸熙之际(264～265)，因有一部太强大，分为三率。泰始初年(265)，又增为四率。在这时刘猛在国内叛乱，勾结国外敌寇。近来郝散的动乱，在谷远发起。现在匈奴的五部之众，达到数万户，人口之多，超过了西戎。他们天性骁勇，而弓箭马匹的便利，又是氐羌的一倍。若有不测风云的忧虑，那么并州一带可以说是令人寒心。荥陽的句骊族本来居住在辽东的塞外，正始年间(240～248)，幽州刺史毋丘俭讨伐叛贼，迁徙了他残余的族人。开始迁徙时，只有一百多户，子孙繁衍生息，现在已数以千计，数代之后，必定会昌盛。现在百姓失业，尚且逃亡反叛，犬马肥壮，便会互相吞噬，何况夷狄，能不随时作乱吗？只是在他们微弱的时候，势力不够罢了。治理国家，忧患不在于贫穷而在于不平均，担心不在人少而在于不安定。以中国的广大，士民的富庶，哪用把夷虏留在国内，然后才人口充足呢？这些人都可以发令派遣，让他们回到本土，以安慰他们羁旅在外怀念故里的情思，解除我们华夏民族的小小忧患。惠及中国，安抚四方，德泽延及永世，这才是长久之计。

武帝未能采纳他的主张。后来不到十年，而夷狄乱华，时人佩服他深远的见识。

迁任中郎。选司任江统的叔父江春任宜春县令，江统于是上疏说：“先例，父亲和祖父与所任官职同名的，都应改派，而没有自身与官职同名，却不在改派之列的。我认为父祖改选，大抵是为臣子开的，而不是为他们自身。自身名字所加，也施加给臣子。辅佐的官吏徒属，早晚做事，官位名号，讲话所要称呼的，如果按实去说，就会违背经典为尊者之名避讳的礼义；如果言辞曲折回避，就是废弃官职擅自触犯宪制。现在以四海之广，职位之众，名号之多，士人之富，却使受到圣朝宠幸，出任官吏的人，让手下官吏不能表述他的官称，子孙不能说出他的位号，所以对上为了尊敬君父，对下为了臣子，体例不通。如果改换个人名字以避官职之名，就违背了《春秋》上所谓不夺的礼义。我认为个人名字与官职名称相同的，应当与触犯父亲祖父名讳的体例相比，这样体例周全，在道义方面更弘大。”朝廷依从了。

转任太子洗马。在东宫几年，很被皇帝亲近礼待。太子时常缺少朝见之礼，又奢侈浪费过度，各种禁忌也很多，江统上书劝谏道：

“我听说古代做臣子的，入朝想着尽忠，回家想着补过，献出可行之计，废弃不可行之事，拾遗补阙。因此国君能够举止没有错误的行为，说话没有错误言论，发出德音，扬名于后世。我等比不上古代贤臣，不敢说有补正，只是想竭尽愚钝的诚心，谨陈述以下五件事，只希望你看一遍，两遍，稍稍详察并采纳。

“第一件事是：六种善行的意义，以孝为首，虞舜的德行，也是以孝著称，所以太子把早晚侍君父膳食当作职责，左右侍候十分周到。周文王当太子，可算是厚于侍奉亲人的了，所以能独享三代的美誉，成为百王的宗主。近来天子圣体屡有疾患，而你多次没有入朝侍奉，远近观者听者，不能详知其中缘故，以至产生疑惑。我希望殿下你即使有些苦楚，只要能勉强扶持，就应当自我勉励。《易经》上说：‘君子终日乾乾。’就是说要努力自强不息。

“第二件事是：古代的国王虽然有聪明圣哲的资质，还必须有辅弼之臣的帮助和引导，所以虞舜靠五臣兴盛，周文王以四友兴隆。到周成王当太子时，则有周公和召公当师傅，史佚昭明文章，所以能早早地接受圣道，弘扬大业，刑法设置而不使用，美名广为传播。我想殿下你是上天授予的英俊之才，聪明圣鉴极其通达，我认为还应按时发布圣令，宣扬德音，并向保傅咨询，访问陪侍之臣，会见宾客，这样阻塞不通的事情就迅速互相沟通了。殿下你的美德也会大放光明。像这样，则高朗的风范遮蔽前人，良好的法度永为后代楷模。

“第三件事是：古代的圣王没有谁不以节俭为美德，所以帝尧称扬柞木椽子，茅草屋顶，夏禹称扬简陋的宫室粗糙的衣服，汉文帝刘恒亲自穿黑色的粗布衣，脚穿草鞋，自己率先节约万物，政治太平，活着是明王，死后能够被祭祀。诸侯中厉行节约的人，如鲁僖公因节费用，名声列在《雅》、《颂》篇中；虫分冒荜路蓝缕，因而张大楚国。士大夫中厉行节约的人，文子在鲁国当相，而他的妾不穿丝帛；晏婴在齐国当相，鹿皮衣破了不补，也能够匡正国君，整治风俗，使国家和私家兴隆。平民厉行节约的人，颜回以一筐盛饭，一瓢饮水，传扬美好的名声；原宪以蓬门陋室，传扬清明的品德，这都是圣主明君贤臣智士所履行的。所以能够悬美名如同日月，永垂不朽大抵都是节俭之福。等到末世，因为奢侈而失误的，帝王中就有的建瑶台琼室，制办玉杯象牙筷，膳食中有熊掌豹子胎，沉溺于酒池肉林之中。诸侯奢侈的，有人漆红色楹柱、雕刻方椽，食物征集百牢。大夫中有的佩带饰有琼玉和玉缨的皮帽，百姓中有人击钟而会，列鼎而食。如此奢侈，没有谁不是亡国丧宗，家破人亡，恶名昭彰，成为后人的鉴戒。我听说你的后园刻缕装饰用金银、雕刻装饰用犀角象牙；雕饰的宫室精巧，考核日益精进。我等认为现在四海广大，万物丰富，以今天比拟古代，还不算奢侈。但是上之所好，下面必定跟随，因此居上位的人一定要慎其所好。从前汉光武皇帝刘秀的时候，有人献上千里马和宝剑，他让千里马驾载鼓的轻车，把剑赐给骑士。世祖武皇帝司马炎时有人献上雉鸡头羽所做的皮裘，他便下令让有司在街上烧了它。盛世的君主，不崇尚珍奇之物，所以能纠正天下的风俗，为天下的民风作出榜样。我等认为雕画宫室应该减省，后园的杂役劳作，全都罢除遣返，以便肃然清静，从容地致力于道德修养，那么日益树新风的美誉就会光耀四海了。

“第四件事是：以天下供养天子一人，以万里之地供养诸侯，所以王侯享用的各种衣食捐税，公卿士大夫所获得的各种爵位俸禄，没有哪一样不充足。因此士农工商这四种职业不相混杂。交易往来，互通有无，是庶人的职业。《周礼》上的大市、朝市和夕市，早晨的市场是百姓交易，晚上的市场是出售货物的小商贩交易。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贩卖蔬菜瓜果，获得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盈利，以救旦夕之命，这是贫民中最贫贱的人。樊迟是个匹夫，请求学习种菜，孔子不答应；鲁国大夫臧文伸让他妾织蒲席，又被人讥讽为不仁；公仪子在鲁国当相，便拔掉了他园中之葵，这是说食俸禄的人不跟贫贱的人争利。秦汉以来，风俗变得衰微，尊贵的公侯，没有谁不去种植园圃田地，坐收市井的利益，渐渐恣肆放纵，还不以为耻，如此违背古道，的确值得惭愧。现在的园内卖葵菜，篮子、鸡、面之类，败坏国体，贬低损害了美好的名声。

“第五件事是：我私下见到禁止动土，以致人们不能修缮房屋翻盖瓦屋。我认为这样做既违背了典章旧义，又因为拘泥小的忌讳而废弃了弘大的正道，应当废除，对事更合适。”

朝廷认为很好。

等到太子被废除，迁徙到许昌，贾后告诫有司不准宫廷大臣送行。江统与宫中大臣犯禁到伊水，在道边与太子告别，十分悲伤。都官从事把江统等人全部收捕交付河南、洛陽监狱。交付郡狱的人，海南尹乐广都遣散释放了，囚系在洛陽的人还没释放。都官从事孙琰劝说贾谧道：“之所以废弃太子，是因为他作恶的缘故。东宫的旧臣冒着犯罪的危险去参拜告别，在路边流泪送行，不怕杀头，便更表明了太子的美德，不如放了他们。”贾谧告诉洛陽令曹摅，因此都免了罪，到太子死后，改葬太子，江统作诔叙述悲哀，被世人所推重。

后来当博士、尚书郎、参大司马、齐王司马礒的军事。司马礒骄纵昏聩将要失败。江统犯颜直谏，文多不收录。迁任廷尉正，每次州郡有疑难案件，他都从轻断处。成都王司马颖请他当记室，多所讽喻进谏。为陆云兄弟辩护，言辞很切直尽理。后因母亲的丧事离职。守丧期满，任司徒左长史。东海王司马越做兖州牧，任江统为别驾，把该州之事委托他处理，司马越给江统的信中说：“从前王子师在豫州任职，还没下车，便征用了荀慈明；下车后，又征用了孔文举。你所在州的人士中有能应此征召的人没有？”江统推荐了高平人郗鉴为贤良，陈留人阮修为直言，济北的程收为方正，当时人认为他很了解人。不久升迁为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统领国子博士。永嘉四年(310)，为躲避祸乱逃奔到成皋，病死在那里。他所制作的赋颂表奏都传到后世。代有两个儿子：江錋和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