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菁华，全在周秦诸子，不但哲学思想高深微妙，远过于后世儒家（章太炎说宋明理学不如佛学的精微，但周秦诸子则包含了那样精微的哲理。冯友兰说论理学是哲学之哲学，古代只有公孙龙子讲求这种纯理的学问。人们见解虽然像这样的不一致，但无论如何，不能不说周秦是中国哲学思想最发达的时期），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都在那时萌芽了（如法家的政治学，名、墨、儒、法各家的逻辑学，墨家、阴阳家的数学，阴阳家的天文学，兵家、墨家的军事学等）。

诸子时代的学风，有最可注意的数点，就是：（一）有创造性，不相剿袭；（二）为专家之学，易于求精；（三）后学阐扬前哲，不为旧说所限，易于进步；（四）各派互相驳辩，思想日益精密。

但当时何以发生这种百家争鸣的学风？那就以社会剧激变化为主要原因。春秋战国时代，铁制农器已普遍使用，农业、手工业骤行发达，商业因而产生，大商人如弦高、计然、范蠡、吕不韦等人，不但富超王侯，而且操纵政治，但旧时贵族，反而有很多没落起来的，因此新兴豪强希望有中央集权政治的出现，结束纷争割据的局面，以便利商工的发展，而旧时贵族，则希望恢复封建初期大小诸侯和平共居的局面，因此形成新旧思想的对立。同时各封建诸侯国，因地利的不同，经济发展又不平衡（如齐有鱼盐之利，用国营方法而致富强；秦用商鞅的农战政策，开荒垦殖，普遍施行军事训练），造成了加紧兼并弱小的趋势，到后来七雄并立，斗争的规模更扩大，也更激烈，大家都想吸收人才来帮助自己，所以提倡讲学，奖进文化，已成了列国通行的政策。当时文化中心，如齐国的稷下等地，为人文荟萃之所，对于学术研究的鼓励，是相当大的。

其次，就是知识的逐渐普及。因为过去知识全由封建贵族所垄断（所以《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出于王官），由于贵族的没落，将知识带到民众中间去传播（如孔子在民间讲学），产生了许多新的知识分子；加以社会交通的频繁，首先是通商与外交的往来增多，打破了封建初期移徙住居的限制，使文人策士，也能自由奔走游说于各国，收互相观摩互相促进的效果。

诸子学说，无不为了“救时之敝”（《淮南子》），不过因其地位的不同，见解的各异，而造成种种不同的方案罢了。如墨家、法家以及儒家的荀子等，都是主张建立新的中央集权制的；如老子，是主张恢复旧时“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的；如孔子，是主张当时霸主实行尊王攘夷政策来恢复并巩固封建旧秩序的。总而言之，他们对于当时现状都不满意，主张改良或变革一下。然而假使仅有纷争的局面，而没有新兴进步的社会层，如五胡十六国或五代十国的局面，那种活泼进取的现象也不会产生。因此，我们从诸子学之所以盛，可以推论到诸子学之所以衰的道理。

秦汉大一统之后，历代帝王尊重儒术，以利禄为提倡经学的工具，造成诸子百家的消沉，这自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如三国六朝时代，儒学本身也很消沉，而结果仍然没有学术隆盛的气象。这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停滞，社会阶层并没有新的发展的缘故。在秦汉之间，商业虽一度发展，但因生产方式没有进步，政府又厉行抑商政策，商业终于没有大的发展。到六朝以来，社会经济虽然略有进步，而进步很小，生产方式大体仍然和两千年前差不多，和我们接触的异民族，始终是一些文化较低的游牧部落，所以直到近世与西洋各国交通以前，学术思想再没有重振的可能。

周秦时代过去以后，只有后汉王充是一个特异的思想家，魏晋玄学不过使道家思想走向庸俗化，并没有什么成就，自此以后，诸子学已成绝响，直到清代，才有人研究它，但这都限于训诂、考订、校勘，并没有注意到义理的发挥。

今后整理国学，对于清代人所谓诸子学，不能不有所改变：第一，诸子学不能成为一种科目，应当归属于中国哲学史，更确切点说，中国古代哲学史，或古代思想；第二，应当注意义理的探讨及时代背景的研究。至于从旧的传统中寻出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基础，那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不是初步工作所能办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