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的節奏和語句的結構是有密切關係的。換句話說，也就是和語法有密切關係的。因此，我們把節奏問題放在這裏來講。

（一）詩詞的一般節奏

這裏所講的詩詞的一般節奏，也就是律句的節奏。律句的節奏，是以每兩個音節（即兩個字）作為一個節奏單位的。如果是三字句、五字句和七字句，則最後一個字單獨成為一個節奏單位。具體說來，如下表：

三字句：

平平——仄 仄仄——平

平仄——仄 仄平——平

四字句：

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

五字句：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六字句：

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

七字句：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從這一個角度上看，“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這兩句口訣是基本上正確的：第一、第三、第五字不在節奏點上，所以可以不論；第二、第四、第六字在節奏點上，所以需要分明[1]。

意義單位常常是和聲律單位結合得很好的。所謂意義單位，一般地說就是一個詞（包括復音詞）、一個詞組一個介詞結構（介詞及其賓語）、或一個句子形式、所謂聲律單位，就是節奏。就多數情況來說，二者在詩句中是一致的。因此，我們試把詩句按節奏來分開，每一個雙音節奏常常是和一個雙音詞、一個詞組或一個句子形式相當的。

例如：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毛澤東）

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毛澤東）

寧化——清流——歸化，路隘——林深——苔滑。（毛澤東）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毛澤東）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崔顥）

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鐘。（李益）

應當指出，三字句，特別是五言、七言的三字尾，三個音節的結合是比較密切的，同時，節奏點也是可以移動的。移動以後，就成為下面的另一種情況：

三字句：

平——平仄 仄——仄平

平——仄仄 仄——平平

五字句：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七字句：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我們試看，另一種詩句則是和上述這種節奏相適應的：

須——晴日。（毛澤東）

起——宏圖。（毛澤東）

雨後——復——斜陽。（毛澤東）

六億——神州——盡——舜堯。（毛澤東）

海月——低——雲旆，江霞——入——錦車。（錢起）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纔能——沒——馬蹄。（白居易）

實際上，五字句和七字句都可以分為兩個較大的節奏單位：五字句分為二三，七字句為四三，這是符合大多數情況的。但是，節奏單位和語法結構的一致性也不能絕對化，有些特殊情況是不能用這個方式來概括的。例如有所謂折腰句，按語法結構是三一三。陸游《秋晚登城北門》：“一點烽傳散關信，兩行雁帶杜陵秋。”如果分為兩半，那就衹能分成三四，而不能分成四三。又如毛主席的《沁園春·長沙》：“糞土當年萬戶侯”，這個七字句如果要採用兩分法，就衹能分成二五（“糞土——當年萬戶侯”），而不能分成四三；又如毛主席的《七律·贈柳亞子先生》“風物長宜放眼量”，這個七字句也衹能分成二五（“風物——長宜放眼量”），而不能分成四三。還有更特殊的情況。例如王維《送嚴秀才入蜀》“山臨青塞斷，江向白雲平”；杜甫《春宿左省》“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李白《渡荊門送別》“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臨青塞”、“臨萬戶”、“隨平野”、“向白雲”、“傍九霄”、“入大荒”，都是動賓結構作狀語用，它們的作用等於一個介詞結構，按二三分開是不合於語法結構的。又如杜甫《旅夜書懷》“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按節奏單位應該分為二三或二二一，但按語法結構則應分為一四（“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二者之間是有矛盾的。

杜甫《宿府》“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按語法結構應該分成五二（“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王維《山居》“鶴巢松樹徧，人訪蓽門稀”，按語法結構應該分成四一（“鶴巢松樹——徧，人訪蓽門——稀”）。元稹《遣行》“尋覓詩章在，思量歲月驚”，按語法結構也應該分成四一（“尋覓詩章——在，思量歲月——驚”）。這種結構是違反詩詞節奏三字尾的情況的。

在節奏單位和語法結構發生矛盾的時候，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語法結構。事實上，詩人們也是這樣解決了矛盾的。

當詩人們吟哦的時候，仍舊按照三字尾的節奏來吟哦，但並不改變語法結構來遷就三字尾。

節奏單位和語法結構的一致是常例，不一致是變例。我們把常例和變例區別開來，節奏的問題也就看清楚了。

（二）詞的特殊節奏

詞譜中有著大量的律句，這些律句的節奏自然是和詩的節奏一樣的。但是，詞在節奏上有它的特點，那就是那些非律句的節奏。

在詞譜中，有些五字句無論按語法結構說或按平仄說，都應該認為一字豆加四字句（參看上文第三章第二節）。特別的後面跟著對仗，四字句的性質更為明顯。試看毛主席《沁園春·長沙》：“看萬山紅徧，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又試看毛主席《沁園春·雪》：“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按四字句，應該是一三不論，第一字和第三字可平可仄，所以“萬”字仄而“長”字平，“紅”字平而“內”字仄。這裏不能按律詩的五字句來分析，因為這是詞的節奏特點。所以當我們分析節奏的時候，對這一種句子應該分析成為“仄——平平——仄仄”，而於具體的詞句則分析成為“看——萬山——紅徧”，“望——長城——內外。”這樣，節奏單位和語法結構還是完全一致的。

毛主席《沁園春·長沙》後闋：“恰同學少年，風化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也有類似的情況。按詞譜，“同學少年”應是平平仄仄，現在用了仄仄平平是變通。從“恰同學少年”這個五字句來說，並不犯孤平，因為這是一字豆，加四字句，不能看成是五字律句。

不用對仗的地方也可以有這種五字句。仍以《沁園春》為例。毛主席《沁園春·長沙》前闋：“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後闋：“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沁園春·雪》前闋：“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後闋：“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其中的五字句，無論按語法結構或者是按平仄，都是一字豆加四字句。“大”、“擊”、“素”、“人”都落在四字句的第三字上，所以不拘平仄。

五字句也可以是上三下二，平仄也按三字句加二字句。例如張元幹《石州慢》前闋末句“倚危檣清絕”，後闋末句“泣孤臣吳越”，它的節奏是“仄平平——平仄”。

四字句也可以是一字豆加三字句，例如張孝祥《六州歌頭》：“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其中的“念腰間箭”就是這種情況。

七字句也可以是上三下四，例如辛棄疾《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又如辛棄疾《太常引》：“人道是清光更多[2]。”

八字句往往是上三下五，九字句往往是上三下六，或上四下五，十一字句往往是上五下六，或上四下七，這些都在上文談過了。值得注意的是語法結構和節奏單位的一致性。

在這一類的情況下，詞譜是先有句型，後有平仄規則的。例如《沁園春》末兩句，在陸游詞中是“有漁翁共醉，溪友為鄰”，這個句型就是一個一字豆加兩個四字句，然後規定這兩句的節奏是“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又如《沁園春》後闋第二句，在陸游詞中是“又豈料而今餘此身”，這個句型是上三下五，然後規定它的節奏是“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在這裏，語法結構對詞的節奏是起決定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