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又称书生。这固然是个可以骄傲的名字,如说一介书生,书生本色,都含有清高的意味。但是正因为清高,和现实脱了节,所以书生也是嘲讽的对象。人们常说书呆子、迂夫子、腐儒、学究等,都是嘲讽书生的。呆是不明利害,迂是绕大弯儿,腐是顽固守旧,学究是指一孔之见。总之,都是知古不知今,知书不知人,食而不化的读死书或死读书,所以在现实生活里老是吃亏、误事、闹笑话。总之,书生的被嘲笑是在他们对于书的过分的执着上;过分的执着书,书就成了话柄了。
但是还有寒酸一个话语,也是形容书生的。寒是寒素,对膏粱而言。是魏晋南北朝分别门第的用语。寒门或寒人并不限于书生,武人也在里头;寒士才指书生。这寒指生活情形,指家世出身,并不关涉到书;单这个字也不含嘲讽的意味。加上酸字成为连语,就不同了,好像一副可怜相活现在眼前似的。寒酸似乎原作酸寒。韩愈《荐士》诗,酸寒溧阳尉,指的是孟郊。后来说郊寒岛瘦,孟郊和贾岛都是失意的人,作的也是失意诗。寒和瘦映衬起来,够可怜相的,但是韩愈说酸寒,似乎酸比寒重。可怜别人说酸寒,可怜自己也说酸寒,所以苏轼有故人留饮慰酸寒的诗句。陆游有书生老瘦转酸寒的诗句。老瘦固然可怜相,感激故人留饮也不免有点儿。范成大说酸是书生气味,但是他要洗尽书生气味酸,那大概是所谓大丈夫不受人怜罢?
为什么酸是书生气味呢?怎么样才是酸呢?话柄似乎还是在书上。我想这个酸原是指读书的声调说的。晋以来的清谈很注重说话的声调和读书的声调。说话注重音调和辞气,以朗畅为好。读书注重声调,从《世说新语·文学》篇所记殷仲堪的话可见;他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闲强,说到舌头,可见注重发音,注重发音也就是注重声调。《任诞》篇又记王孝伯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熟读《离骚》该也是高声朗诵,更可见当时风气。《豪爽》篇记王司州(胡之)在谢公(安)坐,咏《离骚》、《九歌》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语人云,当尔时,觉一坐无人。正是这种名士气的好例。读古人的书注重声调,读自己的诗自然更注重声调。《文学》篇记着袁宏的故事:
袁虎(宏小名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
从此袁宏名誉大盛,可见朗诵关系之大。此外《世说新语》里记着吟啸,啸咏,讽咏,讽诵的还很多,大概也都是在朗诵古人的或自己的作品罢。
这里最可注意的是所谓洛下书生咏或简称洛生咏。《晋书·谢安传》说:
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效之。
《世说新语·轻诋》篇却记着:
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刘孝标注,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故云老婵声。所谓重浊,似乎就是过分悲凉的意思。当时诵读的声调似乎以悲凉为主。王孝伯说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胡之在谢安坐上咏的也是《离骚》、《九歌》,都是《楚辞》。当时诵读《楚辞》,大概还知道用楚声楚调,乐府曲调里也正有楚调。而楚声楚调向来是以悲凉为主的。当时的诵读大概受到和尚的梵诵或梵唱的影响很大,梵诵或梵唱主要的是长吟,就是所谓咏。《楚辞》本多长句,楚声楚调配合那长吟的梵调,相得益彰,更可以咏出悲凉的情致来。袁宏的咏史诗现存两首,第一首开始就是周昌梗概臣一句,梗概就是慷慨,感慨;慷慨悲歌也是一种书生本色。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举的五言诗名句,钟嵘《诗品·序》里所举的五言诗名句和名篇,差不多都是些慷慨悲歌。《晋书》里还有一个故事。晋朝曹摅的《感旧》诗有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两句。后来殷浩被废为老百姓,送他的心爱的外甥回朝,朗诵这两句,引起了身世之感,不觉泪下。这是悲凉的朗诵的确例。但是自己若是并无真实的悲哀,只去学时髦,捏着鼻子学那悲哀的老婢声的洛生咏,那就过了分,那也就是赵宋以来所谓酸了。
唐朝韩愈有《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开头是:
纤云四卷天无河,
清风吹空月舒波,
沙平水息声影绝,
一杯相属君当歌。
接着说:
君歌声酸辞且苦,
不能听终泪如雨。
接着就是那酸而苦的歌辞:
洞庭连天九疑高,
蛟龙出没猩鼯号。
十生九死到官所,
幽居默默如藏逃。
下床畏蛇食畏药,
海气湿蛰熏腥臊。
昨者州前槌大鼓,
嗣皇继圣登夔皋。
赦书一日行万里,
罪从大辟皆除死。
迁者追回流者还,
涤瑕荡垢朝清班。
州家申名使家抑,
坎坷只得移荆蛮。
判司卑官不堪说,
未名捶楚尘埃间。
同时辈流多上道,
天路幽险难追攀!
张功曹是张署,和韩愈同被贬到边远的南方,顺宗即位。只奉命调到近一些的江陵做个小官儿,还不得回到长安去,因此有了这一番冤苦的话。这是张署的话,也是韩愈的话。但是诗里却接着说:
君歌且休听我歌,
我歌今与君殊科。
韩愈自己的歌只有三句:
一年明月今宵多,
人生由命非由他,
有酒不饮奈明何!
他说认命算了,还是喝酒赏月罢。这种达观其实只是苦情的伪装而已。前一段歌虽然辞苦声酸,倒是货真价实,并无过分之处,由那声酸知道吟诗的确有一种悲凉的声调,而所谓歌其实只是讽咏。大概汉朝以来不像春秋时代一样,士大夫已经不会唱歌,他们大多数是书生出身,就用讽咏或吟诵来代替唱歌。他们--尤其是失意的书生--
的苦情就发泄在这种吟诵或朗诵里。
战国以来,唱歌似乎就以悲哀为主,这反映着动乱的时代。《列子·汤问》篇记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又引秦青的话,说韩娥在齐国雍门地方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三日不食,后来又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善跃捨瑁ツ茏越薄u饫锼岛鹚淙荒艹幽歌 *也能唱快乐的歌,但是和秦青自己独擅悲歌的故事合看,就知道还是悲歌为主。再加上齐国杞梁的妻子哭倒了城的故事,就是现在还在流行的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悲歌更为动人,是显然的。书生吟诵,声酸辞苦,正和悲歌一脉相传。但是声酸必须辞苦,辞苦又必须情苦;若是并无苦情,只有苦辞,甚至连苦辞也没有,只有那供人酸鼻的声调,那就过了分,不但不能动人,反要遭人嘲弄了。书生往往自命不凡,得意的自然有,却只是少数,失意的可太多了。所以总是叹老嗟卑,长歌当哭,哭丧着脸一副可怜相。朱子在《楚辞辨证》里说汉人那些模仿的作品诗意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就是所谓无病呻吟。后来的叹老嗟卑也正是无病呻吟。有病呻吟是紧张的,可以得人同情,甚至叫人酸鼻,无病呻吟,病是装的,假的,呻吟也是装的,假的,假装可以酸鼻的呻吟,酸而不苦像是丑角扮戏,自然只能逗人笑了。
苏东坡有《赠诗僧道通》的诗:
雄豪而妙苦而腴,
只有琴聪与蜜殊。
语带烟霞从古少,
气含蔬笋到公无。......
查慎行注引叶梦得《石林诗话》说:
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趣,往往掇拾摹仿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体,格律尤俗,谓之酸馅气。子瞻......尝语人云,颇解蔬笋语否?为无酸馅气也。闻者无不失笑。
东坡说道通的诗没有蔬笋气,也就没有酸馅气,和尚修苦行,吃素,没有油水,可能比书生更寒更瘦;一味反映这种生活的诗,好像酸了的菜馒头的馅儿,干酸,吃不得,闻也闻不得,东坡好像是说,苦不妨苦,只要苦而腴,有点儿油水,就不至于那么扑鼻酸了。这酸气的酸还是从声酸来的。而所谓书生气味酸该就是指的这种酸馅气。和尚虽苦,出家人原可超然自得,却要学吟诗,就染上书生的酸气了。书生失意的固然多,可是叹老嗟卑的未必真的穷苦就无聊,无聊就作成他们的无病呻吟了。宋初西昆体的领袖杨亿讥笑杜甫是村夫子,大概就是嫌他叹老嗟卑的太多。但是杜甫窃比稷与契,嗟叹的其实是天下之大,决不止于自己的鸡虫得失。杨亿是个得意的人,未免忘其所以,才说出这样不公道的话。可是像陈师道的诗,叹老嗟卑,吟来吟去,只关一己,的确叫人腻味。这就落了套子,落了套子就不免有些无病呻吟,也就是有些酸了。
道学的兴起表示书生的地位加高,责任加重,他们更其自命不凡了,自嗟自叹也更多了。就是眼光如豆的真正的村夫子或三家村学究,也要哼哼唧唧的在人面前卖弄那背得的几句死书,来嗟叹一切,好搭起自己的读书人的空架子。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似乎是个更破落的读书人,然而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人家说他偷书,他却争辩着,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孩子们看着他的茴香豆的碟子。
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下腰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破落到这个地步,却还只能满口之乎者也,和现实的人民隔得老远的,酸到这地步真是可笑又可怜了。书生本色虽然有时是可敬的,然而他的酸气总是可笑又可怜的。最足以表现这种酸气的典型,似乎是戏台上的文小生,尤其是昆曲里的文小生,那哼哼唧唧、扭扭捏捏、摇摇摆摆的调调儿,真够酸的!这种典型自然不免夸张些,可是许差不离儿罢。
向来说寒酸、穷酸,似乎酸气老聚在失意的书生身上。得意之后,见多识广,加上一行作吏,此事便废,那时就会不再执着在书上,至少不至于过分的执着在书上,那酸气味是可以多多少少洗掉的。而失意的书生也并非都有酸气。他们可以看得开些,所谓达观,但是达观也不易,往往只是伪装。他们可以看远大些,梗概而多气是雄风豪气,不是酸气。至于近代的知识分子,让时代逼得不能读死书或死读书,因此也就不再执着那些古书。文言渐渐改了白话,吟诵用不上了;代替吟诵的是又分又合的朗诵和唱歌。最重要的是他们看清楚了自己,自己是在人民之中,不能再自命不凡了。他们虽然还有些闲,可是要常得无事却也不易。他们渐渐丢了那空架子,脚踏实地向前走去。早些时还不免带着感伤的气氛,自爱自怜,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这也算是酸气,虽然念诵的不是古书而是洋书。可是这几年时代逼得更紧了,大家只得抹干了鼻涕眼泪走上前去。这才真是洗尽书生气味酸了。
1947年11月15日作。
(原载1947年11月29日《世纪评论》第2卷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