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想起来直像是昨天的事情，可是前前后后已经相隔几十年。
那时正闹着中东战争，国人与兵士多半是鸦片抽得不像人形，也不像鬼样。就是那不抽烟的，也麻木得像土俑一般。枪炮军舰都如明器，中看不中用。虽然打败仗，许多人并没有把它当做一件大事，也没感到何等困苦。不过有许多人是直接受了损害的，玉官的丈夫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在一艘战舰上当水兵，开火不到一点钟的时间便阵亡了。玉官那时在闽南本籍的一个县城，身边并没有积蓄，丈夫留给她的，只是一间比街头土地庙稍微大一点的房子和一个不满两岁的男孩。她不过是二十一岁，如果愿意再醮，还可以来得及。但是她想：带油瓶诸多不便，倒不如依老习惯抚孤成人，将来若是孩子得到一官半职，给她请个封诰，表个贞节，也就不在活了一生。
自从立定了主意以后，玉官的家门是常常关着。她每日只在屋里做一些荷包烟袋之类，送到苏杭铺去换点钱。亲戚朋友本来就很少，要从他们得着什么资助是绝不可能的，她所得的工资只够衣食之费，想送孩子到学塾去，不说书籍、纸笔费没着落，连最重要的老师束修，一年一千文制钱，都没法应付。房子是不能卖的，就使能卖，最多也不过十几二十两银子。她丈夫有个叔伯弟弟，年纪比她大，时常来看她。他很殷勤，每一来到，便要求把哥哥的灵柩从威海卫运回来。其实，他哥哥有没有尸身还成问题，他的要求只是逼嫂嫂把房子或侄儿卖掉的一种手段。他更大的野心，便是劝嫂嫂嫁了，他更可以沾着许多利益。玉官已觉得叔叔是欺负她，不过面子上不能说穿了，每次来，只得敷衍他。
叔叔的名字在城里是没人注意的，他虽然进过两年乡塾，有名有字，但因为功课不好，被逐出学，所以认得他的人还是叫他的小名“粪扫”。他见玉官屡次都是推诿，心还不死。一天，在见面的时候，他竟然对嫂嫂说，你这么年轻，孩子命又脆，若过几年有什么山高水低，把你的青春耽误了，岂不要后悔一辈子？他又说没钱读书，怎能有机会得到功名？纵使有学费，也未必能够入学中举。纵然入学中举，他不一定能得一官半职，也不一定能够享到他的福。种种说话，无非是劝她服从目前的命运，万般计划，无非是劝她自己找个吃饭的地方。这在玉官方面，当然是叔叔给她的咒诅，每一说到，就不免骂了几声“黑心肚的路旁尸”，可是也没奈他何。
因为粪扫来骚扰，玉官待要到县里去存个案底，又想到她自己，一个年轻寡妇，在衙门口出头露面，总是不很妥当。况且粪扫所要求运枢的事也不见得完全是没理由，她想丈夫停灵在外本不合适，本得想法子，可是她十指纤纤，能办得什么事？房子不能卖出，儿子不能给人，自己不愿改嫁。她并不去问丈夫的灵柩到底有没有，她想就是剩下衣冠也得运回来安葬。她恨不得把她的儿子，她的唯一的希望，快快地长大成人，来替她做这些事情。为避免叔叔的麻烦，她有时也想离开本乡，把儿子带到天涯无藤葛处，但这不过也是空想。第一，她没有资财，转动不了；第二，她不认识字，自己不能做儿子的导师；第三，离乡别井，到一个人地俱疏的地方，也不免会受人欺负；第四，……还有说不尽的理由縈迴在她心里。到底还是关起大门，过着螺介式生活，人不惹她时，不妨开门探头；人惹她时，立刻关门退步，这样是再安全不过的了。她为运灵的事，常常关在屋里痛哭，有时点起香烛在厅上丈夫的灵位前祈祷，许愿。
虽然关着门，粪扫仍是常常来，这教玉官的螺介政策不能实施。他一来到，不开门是不行的，但寡妇的家岂能容男子常来探访！纵然两方是清白的亲属关系，在这容易发恶酵的社会里，无论如何，总免不掉街头坊尾的琐语烦言。玉官早已想到这一层，《周礼》她虽然没考究过，但从姑婆、舅公一辈的人物的家教传下来“男女授受不亲”、“叔嫂不通问”一类的法宝，有时也可以祭起来。不过这些法宝是不很灵的，因为她所处的不是士大夫的环境，不但如此，粪扫知道她害怕，越发天天来麻烦她。人们也真个把他们当做话柄，到处都可以听见关于他们的事情的街谈巷议。
同街住着一个“拜上帝”的女人名叫金杏，人家称她做杏官。她丈夫姓陈，几个月前，因为把妻家的人打伤了，官府要拿人，便不知去向。事情的起因，是杏官被她的侄儿引领入教，回到家里，不由分说把家里的神像、神主破个干净。丈夫气不过，便到妻家理论，千不该把内侄打个半死。这事由教会洋牧师出头，非要知县拿人来严办一下不可。因为人逃了，这案至终在悬着。
杏官在街坊上很有点洋势力，谁也不敢惹她。但知道她的都不很看得起她，背地里都管她叫连累丈夫的“吃教婆”。她侄儿原先在教会的医院当药剂师，人们没有一个不当他是个配迷魂药、引人破神主、毁神像的老手。杏官自从被他引领入了教，便成为一个很热心的信徒，到处对人宣讲。但她并不是职业的传教士，她的生活是靠着在一个通商口岸的一家西药房的股息来维持，一年可以支三百块钱左右。她原来住在别的地方，新近才搬到玉官隔邻几家来住。一家只有三口，她和两个女儿雅丽、雅言。雅丽是两岁多，雅言才几个月。玉官在她搬来的时候便认识她，不过没有什么来往。近来因为受不了叔叔的压迫，常常倒扣上家门，携着一天的粮食和小儿到杏官家去躲避，杏官也很寂寞，所以很欢迎她来做伴。
杏官家里的陈设虽然不多，却是十分干净。房子是一厅两房的结构，中厅悬着一幅“天路历程图”，桌上放着一本很厚的金边黑羊皮《新旧约全书》，金边多已变成红褐色，书皮的光泽也没有了，书角的残摺纹和书里夹的纸片，都指示着主人没一天不把它翻阅几次。厅边放着一张小风琴，她每天也短不了按几次，和着她口里唱的赞美诗歌。这些生活，都是玉官以前没曾见过的。她自从螺介式生活变为早出晚归的飞鸟式生活以来，心境比较舒坦得多。在陈家寄托，使她理会吃教的人也和常人一样和蔼可亲，甚且能够安慰人，她免不了问杏官所信的都是什么。她心里总不明白杏官告诉她凡人都有罪，都当忏悔和重生的道理；自认为罪人，可笑；无代价地要一个非亲非故来替死，可笑；人和万物都是上帝的手捏出来的，也可笑；处女单独怀孕，谁见过？更可笑。她笑是心里笑，可不敢露在脸上，因为她不能与杏官辩论，也想不出什么理由来说她不对，杏官不在跟前的时候，她偷偷地掀开那本经书看看，可惜都是洋字，一点也看不懂。她心里想，杏官平时没听她说过洋话，怎么能念洋书？这不由得她不问。杏官告诉她那是“白话字”，三天包会读，七天准能写，十天什么意思都能表达出来。她很鼓励玉官学习。玉官便“爱，卑，西，——”念咒般学了好几天。果然灵得很！七天以后，她居然能把那厚本书念得像流水一般快。
洋姑娘常到杏官家里，玉官往时没曾在五尺以内见过外国人，偶尔在街上遇见，自己总是远远地站开，正眼也不敢看他们一下。无论多么镇定，她一见洋人，心里总有七分害怕。她怕洋人铰人头发去做符咒；怕洋人挖人眼睛去做药材；怕洋人把迷魂药弹在她身上，使她额头上印上十字，做出亵渎神明、侮慢祖宗的事。她正在厅上做活，洋姑娘忽然敲门进来，连忙退到屋里。杏官和洋姑娘互道了“平安”，便谈些教里的话，她虽然不很懂那位姑娘的话，从杏官的回答，知道是关于她有股份的那间药房的事情。她听见洋姑娘说药房卖吗啡，给别的教友攻击，那经理在聚集礼拜的时候，当众忏悔，愿意献出一笔款子来，在乡间修盖一所福音堂；因为杏官是股东，所以她来说说。杏官对于商务本不明白，听了姑娘一番话，只是感谢上帝，没说别的。洋姑娘临出门的时候又托杏官替她找一个“阿妈”，每月工钱六百文，管住不管吃。
杏官心血来潮，回到屋里，一味撺掇玉官去混这份事情。玉官想一个月六百文，吃用去四百，还剩二百；管住，她的房子便可以赁出去，一个月至少可以得一二百文，为孩子将来的学费，当然比手磨破了做针凿，一天得不了一二十文好得多。最要紧的是，粪扫再也不敢向她捣乱。她点了头，却要杏官保证那洋姑娘不会给她迷魂汤喝，也不会在她睡觉时挖掉她儿子的眼睛，或铰掉她的头发。上工的日子已经约定，她心里仍是七上八下，怕语言不通，怕洋人脾气不好，怕这，怕那。
洋姑娘许玉官把孩子带在身边，给她一间很小的卧房，就在福音堂后面。她主人的住处不过隔着几棵龙眼树，相离约距五丈远。她自己的房子赁不出去，因为教堂距离也很近，她本来想早出晚归，又怕粪扫来搅扰，孩子放在家里又没人照顾，不如把门窗关严，在礼拜天悄悄地回来看看。每月初一、十五，她破晓以前回家打扫一遍，在神位和祖先神主前插一炷香，有时还默祷片时，这旧房简直就像她的家祠，虽然没得赁出去，她倒也很安心。
粪扫知道了嫂嫂混了洋事，惹不起，许久没见面了。赶巧在一个礼拜天早晨，玉官回家的时候，他已在门口等着。他是从杏官打听出她每在那时候回家的。一进门，他还是旧话重提，卖房子运灵，接着就是借钱。玉官说了他几句，叫他以后莫来麻烦她，不然她便告教堂到衙门去告他一状。正在分会不开的时候，杏官进来了。她也帮着玉官说了粪扫几句，把他说得垂头丧气，踱出嫂嫂家门。她们也随着出来，把门倒锁着，到教堂去了。粪扫一面走，一面想，看她们走远了，回头到嫂嫂家门口，见锁得牢牢地，四围的墙壁又很高，没法子进去。越起越把怨恨移在杏官身上。他以为杏官不该引他嫂嫂到教堂去工作，因而动意要到她家去看有什么可拿的没有，藉此泄泄愤气。不想到了杏官家，门也是关得严严地，沿着墙走到后门，望望四围都是旷地，没有人往来，他从土堆里找出一根粗铅丝，轻轻把门闩拨动，一会工夫就把门打开了。进到屋里，看见两个小女孩正在床上熟睡，箱笼虽有几个，可都上了锁。桌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便去动那箱的锁。开锁的声音，几乎把孩子惊醒了，手一停住，计便上心，他到床边，轻轻地把雅丽抱在怀里，用一张小毯蒙着她。在拿小毯的时候，发见了两锭压床褥的纹银，他喜出望外，连忙捡起掖在身边，从原路出去，一溜烟似地跑了。
二
粪扫一跑出城外，抱着孩子，心里在盘算着。那时当地有些人家很喜欢买不满三岁的女婴来养，大了当丫头使唤；尤其是有女儿的中等家庭，买了一个小丫头，将来大了可以用来做小姐的陪嫁婢。他立定主意要卖雅丽，不过不能在本城或近乡干，总得走远一点。在路边歇着的时候，他把银锭取出来放在手里掂一掂，觉得有十来两重，自己裂着嘴笑了一会。正要把银子放回口袋里，忽然看见远处来了人，走得非常地快。他疑心是来追他的，站起来，抱着孩子，撒开腿便跑。转了几个弯，来到渡头，胡乱地跳上一只正要启旋的船，坐在舱底，他的心头还是怔忡地跳跃着。
他受了无数的虚惊，才辗转地到了厦门，手里抱着孩子，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他没理会没有媒婆，买卖人口是不容易得着门道，自己又不能抱出去满街嚷嚷。住了好些日子，没把孩子卖出去，又改了主意。他想，不如到南洋去，省得住久了给人看出破绽来。
在一个朦胧的早晨，他随着店里一帮番客来到码头。因为是一个初出口岸的人，没理会港口有多少航线，也不晓怎样搭伙上大船去。他胡乱上了围着渡头的一只小艇，因为那上头也满载着客人，便想着是同一道的。谁知不凑巧，艇夫把他送上上海船去了！他上了船，也没问个明白，只顾深密躲藏起来。一直到船开出港口以后，才从旁人的话知道自己上错了船，无可奈何，只得忍耐着，自己再盘算一下。
一天两天在平静的海面进行着，那时正在三伏期间，舱里热得不可耐，雅丽直嚷要妈妈。他只得对同舱的人说，他是她的叔叔，因为哥哥在南洋去世，他把嫂嫂同孩子接回家乡，不料嫂嫂在路上又得了病，相继死掉了。他是要回乡去，不幸上错了船。一番有情有理的话，把听的人都说得感动起来。有人还对他说上海的泉、漳人也很多，船到时可以到会馆去求些盘缠，或找些事情，都不很难。他见人们不怀疑他，才把心意放宽了，此后时常抱着孩子在甲板上走来走去。
在船到上海的前一天，一个老妈走到粪扫身边说，她的太太要把孩子抱去看看。粪扫还没问他什么意思，她已随着说出来。他说她的太太在半个月以前刚丢了一位小姐，昨天在舱里偶然听见他的孩子，不觉太太地伤心起来，泪涟涟地哭着她那位小姐。方才想起又哭，一定要把孩子抱去给她看看。她说她的太太很仁慈，看过了一定会有赏钱给的，问了一番彼此的关系，粪扫便把雅丽交给那女佣抱到官舱里去。
大半天工夫，佣人还没把孩子抱回来，急得粪扫一头冷汗。他上到甲板，在官船门口探望，好容易盼得那佣人出来。她说，太太一看他的孩子，便觉得眼也像她的小姐，鼻也像她的小姐，甚至头发也像得一毫不差。那女孩子，真有造化，教太太看中了。
粪扫却有一点小聪明，他把女佣揪到甲板边一个稍微僻静的地方，问她太太是个什么人。
从女佣口里，他知道那太太是钦差大臣李爵相幕府里熟悉洋务一位顶红的黄道台的太太，女佣启发他多要一点钱。他却想藉着机缘求一个长远的差使，在船上不便讲价，相约上岸以后再谈。
黄太太自从见过雅丽以后，心地开朗多了。她一时也离不开那孩子，船一到，便教人把粪扫送到一间好一点的客栈去。她回公馆以后，把事情略为交待，便赶到客栈里来。她的心比粪扫还急，粪扫知道这买卖势在必成，便故意地装出很不舍得的情态。这把那黄太太憋得越急了，粪扫不愿意卖断，只求太太赏他一碗饭吃，太太以为这在将来恐怕拖着一条很长的尾巴，两造磋商了一半天，终于用一百两银子附带着一个小差使，把雅丽换去了。
粪扫认识的字不多，黄太太只好把他荐到苏松太兵备道衙门里当个亲兵什长，他的名字也改了。在衙门里做事倒还安分，道台渐渐提拔他，不到一年工夫又把他荐到游击衙门当哨官去。他有了一个小功名，更是奋发，将余间的工夫用在书籍上，居然在短期内把文理弄顺了。有时他也到上海黄公馆的门房去，因为他很感激恩主黄太太的栽培，同时也想看看雅丽的生活。
雅丽居然是一位娇滴滴的小姐，有一个娘姨伺候着她。小屋里，什么洋玩意儿都有，单说洋娃娃也有二三十个。天天同妈妈坐在一辆维多利亚马车出去散步，吃的喝的，不用提，都是很精美的。她越长越好看，谁见了都十分赞羡，说孩子有造化，不过黄太太绝对不许人说小姐是抱来的。她爱雅丽就和亲生的一样，她屡次小产，最后生的那个，养了一年多又死了。在抱雅丽的时候，她到城隍庙去问了个卦，城隍老爷与“小半仙”都说得抱一个回来养，将来可以招个弟弟。自从抱了雅丽以后，她的身体也是一天好似一天，菩萨说她的运气转好了，使她越发把女儿当做活宝。黄观察并不常回家，爵相在什么地方，他便随着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家里除掉太太小姐以外，其余都是当差的。
门房的人都知道粪扫是小姐的叔父，他一来到，当然是格外客气。那时候，他当然不叫“粪扫”了，而官名却不能随便叫出来的，所以大家都称他做李总爷或李哨官。过年过节，李总爷都来叩见太太，大太叮咛他不得说出小姐与他彼此的关系，也不敢怠慢他。
三
李总爷既然有了官职，心里真也惦着他哥哥的遗体，虽曾寄信到威海卫去打听，却是一点踪迹都没有。他没敢写信给他嫂嫂，怕惹出大乱子来不好收拾。那边杏官因为丢了孩子，便立刻找牧师去。知县老爷出了很重的花红赏格，总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原差为过限销不了差，不晓得挨了多少次的大板子。自然，谁都怀疑是玉官的小叔子干的，只为人赃不在，没法证明。几个月几个月的工夫忽忽地过去，城里的人也渐渐把这事忘记掉，连杏官的情绪也随日松弛，逐渐复原了。
玉官自从小叔子失踪以后，心境也清爽了许多，洋主人意外地喜欢她，因为她又聪明，又伶俐。传教是她主人的职业，在有空的时候，她便向玉官说教。教理是玉官在杏官家曾领略过一二的，所以主人一说，她每是讲头解尾，闻一知十。她做事尤其得人喜欢，那般周到，那般妥贴，是没有一个仆人能比得上的。主人一意劝她进教，把小脚放开，允许她若是愿意的话，可以造就她，使她成为一个“圣经女人”，每月薪金可以得到二两一钱六分，孩子在教堂里念书，一概免缴学费。
经过几个星期的考虑，她至终允许了。主人把她的儿子暂时送到一个牧师的家里，伴着几个洋孩子玩。虽然不以放脚为然，她可也不能不听主人的话。她的课程除掉圣经以外，还有“真道问答”，“天路历程”，和圣诗习唱。姑娘每对她说天路是光明、圣洁、诚实，人路是黑暗、罪污、虚伪，但她究竟看不出大路在那里。她虽然找不到天使，却深信有魔鬼，好像她在睡梦中曾遇见过似地。她也不很信人路就如洋姑娘说的那般可怕可憎。
一年的修业，玉官居然进了教。对于教理虽然是人家说什么，她得信什么，在她心中却自有她的主见，儿子已进了教堂的学塾，取名李建德，非常聪明，逢考必占首名，塾师很喜欢他。不到两年，他已认识好几千字，英语也会说好些。玉官不久也就了“圣经女人”的职务，每天到城乡各处去派送福音书、圣迹图，有时对着太太姑娘们讲道理。她受过相当的训练，口才非常好，谁也说她不赢。虽然她不一定完全信她自己的话，但为辩论和传教的原故，她也能说得面面俱圆。“为上帝工作，物质的享受总得牺牲一点。”玉官虽常听见洋教士对着同工的人们这样说，但她对于自己的薪金已很满意；加上建德在每天放学后到网球场去给洋教士们捡球，因而免了学费，更使她乐不可支。这时她不用再住在福间堂后面的小房子，已搬回本宅去了。她是受条约保护的教民，街坊都有几分忌畏她。住宅的门口换上信教的对联：“爱人如己，在地若天。”门楣上贴上“崇拜真神”四个字。厅上神龛不晓得被挪到那里，但准知道她把神主束缚起来，放在一个红口袋里，悬在一间屋里的半阁的梁下。那房门是常关着，像很神圣的样子。她不能破祖先的神主，因为她想那是大逆不道，并且于儿子的前程大有关系。她还有个秘密的地方，就是厨房灶底下，那里是她藏银子的地方。此外一间卧房是她母子俩住着。
不久，北方闹起义和团来了，城里几乎也出了乱子，好在地方官善于处理，叫洋人都到口岸去。玉官受洋主人的嘱托，看守礼拜堂后的住宅。几个月后，事情平静了，洋主人回来，觉得玉官是个热心诚信的人，管理的才干也不劣，越发信任她。从此以后，玉官是以传教著了名。在与人讲道时，若遇见问虽如“上帝住在什么地方”、“童贞女生子”、“上帝若是慈悲，为什么容魔鬼到别处去害人，然后定被害者的罪”等等问题，虽然有口才，她只能回答说，那是奥妙的道理，不是人智与语言所能解明的。她对于教理上不明白的地方，有时也不敢去请洋教士们；间或问了，所得的回答，她也不很满意。她想，反正传教是劝人为善，把人引到正心修身的道上，哪管他信的是童贞女生子或石头缝里爆出来的妖精。她以为神奇的事迹也许有，不过与为善修行没甚关系。这些只在她心里存着。至于外表上，为要名副其实，做个遵从圣教的传道者，不能不反对那拜偶像、敬神主、信轮回等等旧宗教，说那些都是迷信，她那本罗马字的白话《圣经》不能启发她多少神学的知识，有时甚至令她觉得那班有学问的洋教士们口里虽如此说，心里不一定如此信。她的装束，在道上，谁都看出是很特别的黑布衣裙；一只手里永不离开那本大书，一只手常拿着洋伞；一双尖长的脚，走起来活像母鹅的步伐。这样，也难为她，一天平均要走十多里路。
城乡各处，玉官已经走惯了。她下乡的时候，走乏了便在树荫底下歇歇。以后她的布教区域越大，每逢到了一天不能回城的乡村，便得在外住一宿。住的地方也不一定，有教堂当然住在教堂里，而多半的时候却是住在教友家中。她为人很和蔼，又常常带些洋人用过的玻璃瓶、饼干匣，和些现城药村，如金鸡纳霜、白树油之类，去送给乡下人，因此，人们除掉不大爱听她那一套悔罪拜真神的道理以外，对她都很亲切。
因为工作优越，玉官被调到邻县一个村镇去当传道，一个月她回家两三天。这是因为建德仍在城里念书，不能随在身边，她得回来照料，同时可以报告她一个月的工作。离那村镇十几里的官道上不远，便是她公婆的坟墓。她只在下葬的时候到过那里，自入教以来，好些年就没人去扫祭。一天下午，她经过那道边，忽然想起来，便寻找了一回，果然在乱草蒙茸中找着了。她教田里农人替她除干净，到完工的时候已是黄昏时分，赶不上回镇。四处的山头都教晚云笼罩住，树林里的归鸟噪得很急。初夏的稻田，流水是常响着的。田边的湿气蒸着几朵野花，颜色虽看不清楚，气味还可以闻得出来，她拄着洋伞，一手提着书包，慢慢地踱进树林里那个小村。那村与树林隔着一条小溪，名叫锦鲤社，没有多少人，因为男丁都到南洋谋生去了。同时又是在一条官道上，不说是士商行旅常要经过，就是官兵、土匪凡有移劝，也必光临，所以年来居民越少，剩下的只有几十个老农和几十个妇孺。教会在那里买了一所破旧的大房子，预备将来修盖教堂和学堂。玉官知道那就是用杏官入股的那间药房的献金买来的，当晚便到那里去歇宿。
房买过来虽有了些日子，却还没有动工改建，只有一个看房的住在门内。里面卧房、厢房、厅堂，一共十几问。外门还有一所荒凉的花园，前门外是一个大鱼池，水几乎平岸。因为太静，院子里所有的声音都可以听见。在众多的声音当中，像蝙蝠拍着房檐，轻风吹着那贴在柱上的残破春联，钻洞的老鼠，扑窗的甲虫，园后的树籁，门前的鱼跃，不惯听见的人，在深夜里，实在可以教他信鬼灵的存在。
看房子的是个四十左右的男子，名叫廉，姓陈，玉官是第一次来投宿。他问明了，知道她是什么人，便给她预备晚饭。他在门外的瓜棚底下排起食具，让玉官坐在一边候着，因为怕屋里一有灯光便会惹得更多蚊子飞进去。棚柱上挂着一盏小风灯，人面是看不清楚的。吃过晚饭以后，玉官坐在原位与陈廉间谈。他含着一杆旱烟，抱膝坐在门槛上，所谈无非是房子的来历和附近村乡的光景，他又告诉玉官说那房子是凶宅，主人已在隔溪的林外另盖了一座大厦，所以把它卖掉。又说他一向就在那里看房，后来知道是卖给教会开学堂，本想不干了，因为教会央求旧主人把他留到学堂开办的时候，故此不得不勉强做下去。从他的话知道他不但不是教徒，并且是很不以信教为然的。他原不是本村人，不过在那里已经住过许久，村里的情形都很熟悉。他的本业是挑着肉担，吹起法螺，经村过社，买完了十几二十斤肉，恰是停午。看房子是他的临时的副业，他不但可以多得些工钱，同时也落个住处。村里若是酬神演戏，他在早晨买肉以后，便在戏台下摆卤味摊。有时他也到别的村镇去，一去也可以好几天不回来。
玉官自从与丈夫离别以后，就没同男人有过夜谈。她有一点忘掉自己，彼此直谈到中夜，陈廉才领她到后院屋里去睡。他出来倒扣着大门，自己就在爪棚底下打铺。在屋里的玉官回味方才的谈话，闭眼想像灯光下陈廉的模糊的样子，心里总像有股热气向着全身冲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直睡不着。她睁着眼听外面许多的声音，越听越觉得可怕。她越害怕，越觉得有鬼迫近身边。天气还热，她躺在竹床上没盖什么。小油灯，她不敢吹灭它，怕灭了更不安心。她一闭着眼就不敢再睁开，因为她觉得有个大黑影已经站在她跟前。连蚊子咬，她也不敢拍，躺着不敢动，冷汗出了一身，至终还是下了床，把桌上放着的书包打开，取出《圣经》放在床上，口里不歇地念乃西信经和主祷文，这教她的心平安了好些。四围的声音虽没消灭，她已抱着《圣经》睡着了。一夜之间，她觉得被鬼压得几乎喘不了气。好容易等到鸡啼，东方渐白，她坐起来，抱着圣书出神。她想中国鬼大概不怕洋圣经和洋祷文，不然，昨夜又何故不得一时安宁？她下床到门口，见陈廉已经起来替她烧水做早餐，陈廉问她昨夜可睡得好。玉官不敢说什么，只说蚊子多点而已。她看见陈廉的枕边也放着一本小册子，便问他那是什么书。陈廉说是《易经》，因为他也怕鬼。她恍然大悟中国鬼所怕的，到底是中国圣书！
一夜的经过，使玉官确信世间是有鬼的。吃过早饭以后，身上觉得有点烧，陈廉断定她是昨夜受了凉，她却不以为然。她端详地看着陈廉，心里不晓得发生了一种什么作用，形容不出来，好像得着极大的愉快和慰安。他伺候了一早晨，不但热度不退，反加上另一样的热在心里。本来一清早，陈廉得把担子挑着到镇上去批肉。这早晨伺候玉官，已是延迟了许多时候，见她确像害病，便到镇里顺便替她找一顶轿子把她送回城里。走了一天多，才回到家里，她躺在床上发了几天烧，自己不自在，却没敢告诉人。
她想，这也许是李家的祖先作祟，因为她常离家，神主没有敬拜的原故。建德回家也是到杏官那边去的时候多，自玉官调到别处，除教友们有时借来聚聚会以外，家里可说是常关锁着，她在床上想来想去，心里总是不安，不由得起来，在夜静的时候，从梁上取下红口袋，把神主抱出来，放在案上。自己重新换了一套衣服，洗净了手，拈着香向祖先默祷一回。她虽然改了教，祖先崇拜是没曾改过。她常自己想着如果死后有灵魂的存在，子孙更当敬奉他们。在地狱里的灵魂也许不能自由，在天堂里的应有与子孙交通的权利。灵魂睡在坟墓里等着最后的审判，不是她所佩服的信条。并且她还有她自己的看法，以为世界末日未到，善恶的审判未举行，谁该上天，谁该入地，当然不知，那么，世间充满了鬼灵是无疑的。她没曾把她这意思说过出来，因为《圣经》没这样说，牧师也没这样教她。她又想，凡是鬼灵都会作威作福，尤其是恶鬼的假威福更可怕，所以去除邪恶鬼灵的咒语图书，应当随身携着。家里的祖先虽不见得是恶鬼，为要安慰他们，也非常时敬拜不可。
自她拜过祖先以后，身体果然轻快得多，精神也渐次恢复了。此后每出门，她的书包里总夹着一本《易经》。她有时也翻翻看，可是怪得很，字虽认得好些个，意义却完全不懂！她以为这就是经典有神秘威力的所在，敬惜字纸的功德，她也信。在无论什么地方，一看见破字条、废信套、残书断简，她都给捡起来，放在就近的仓圣炉里
四
忽忽又过了几年，建德已经十来岁了。玉官被调到锦鲤去住，兼帮管附近村落的教务。建德仍在城里，每日到教堂去上课，放学后，便同雅言一起玩。杏官非常喜爱建德，每见他们在一起，便想像他们是天配的一对。她也曾把这事对玉官提过，不过二人的意见不很一致。杏官的理想是把建德送到医院去当学生，七八年后，出来到通商口岸去开间西药房，她知道许多西医从外边回来，个个都很阔绰。有些从医院出来，开张不到两年，便在乡下买田置园，在城里盖大房子。这一本万利的买卖，她当然希望她的未来女婿去干。玉官的意见却有两端。第一，牧师们希望她的儿子去学神道，将来当传教士；第二，她自己仍是望儿子将来能得一官半职，纵然不能为她建一座很大的牌坊，小小的旌节方匾也足够满她的意。关于第一端，杏官以为聪明的孩子不应当去学神道，应当去学医：至于第二端，她又提醒玉官说的教人不能进学，因为进学得拜孔孟的牌位，这等于拜偶像，是犯诫的。基本的功名不能得，一官半职从何而来？在理论上杏官好像是胜一筹。可是玉官不信西药房便是金矿坑，她仍是希望她的儿子好好地念书，只要文章做得好，不怕没有禀保。建德的前程目前虽然看不清，玉官与杏官的意见尽管不一致，二人的子女的确是像形影相随；至终，婚约是由双方的母亲给定好了。
在建德正会做文章的时候，科举已经停了。玉官对于这事未免有点失望，然而她还没抛弃了她原来的理想，希望建德得着一官半职，仍是她生活中最强的原动力。从许多方面，她听见学堂毕业生也可以得到举人进士的功名，最容易是到外洋游学，她请牧师想法子把建德送出洋去，牧师的条件是要他习神学，回来当教士，这当然不是她理想中儿子的前程。不得已还是把建德安置在一个学膳费俱免的教会学堂。那时这种学堂是介绍新知的唯一机关。她想十年八年后，她的积聚必能供给建德到外国去，因为有人告诉她说，到美国可以半工半读，勤劳些的学生还可以寄钱回家，只要预备一千几百的盘缠就可以办得到，玉官这样打定了主意，仍旧下乡去做她的事情。
年月过得很快，玉官的积聚也随着加增，因为计算给建德去留学，致使她的精神弄得恍恍惚惚，日忘饮食，夜失睡眠。在将近清明的一个晚上，她得着建德病得很厉害的信，使她心跳神昏，躺在床上没睡着，睡着了，又做一个梦。梦见她公公、婆婆站在她跟前，形状像很狼狈，衣服不完，面有菜色。醒来，坐床上，凝思了一回，便断定是许多年没到公姑坟上去祭扫，也许儿子的病与这事有关。从早晨到下午，她想不出什么办法。祭墓是吃教人所不许的。纸钱，她也不能自己去买。她每常劝人不要费钱买纸钱来烧，今日的难题可落在她自己身上了！她为这事纳闷，坐不住，到村外，踱过溪桥，到树林散步去。
自从锦鲤的福音堂修盖好以后，陈廉已不为教会看守房子，每天仍旧挑着肉担，到处吹螺。他与玉官相遇放林外，便坐在桥上攀谈起来。谈话之中，陈廉觉得她心神好像有所惦罣，问起原由，才知道她做了鬼梦。陈廉不用怀疑地说，她公婆本来并不信教，当然得用世俗的习惯来拜他们。若是不愿意人家知道的话，在半夜起程，明天一早便可以到坟地。祭回再回城里去也无不可。同时，他可以替她预备酒肉、香烛等祭品。玉官觉得他很同情，便把一切预备的事交待他去办，到时候在村外会他。住在那乡间的人们为赶程的原故，半夜动身本是常事，玉官也曾做过好几次，所以福音堂的人都不大理会。
月光盖着的银灰色世界好像只剩下玉官和陈廉。山和树只各伴着各的阴影，一切都静得怪可怕的。能够教人觉得他们还是在人间的，也许就是远村里偶然发出来的犬吠。他们走过树下时，一只野鸟惊飞起来，拍翅的声，把玉官吓得心跳肉颤，骨软毛悚。陈廉为破除她的恐怖，便与她并肩而行，因为他若在前，玉官便跟不上；他若在后，玉官又不敢前进。他们一面走，一面谈，谈话的范围离不开各人的家世。陈廉知道玉官是希望着她的儿子将来能够出头，给她一个好的晚景。玉官却不知道陈廉到底是个什么人，因为他不大愿意说他家里的事。他只说，他什么人都没有，只是赚多少用多少。这互述身世的谈话刚起头，鱼白色的云已经布满了东方的天涯。走不多时，已到了目的地，陈廉为玉官把祭品安排停当，自己站在一边。玉官拈着香，默祷了一回，跪下磕了几个头。当下她定要陈廉把祭品收下自用。让了一回，陈廉只得听从，领着她出了小道，便各自分手。
陈廉站在路边，看她走远了，心里想，像这样吃教的婆娘倒还有些人心。他赞羡她的志气，悲叹她的境遇，不觉叹了几口气，挑着担子，慢慢地望镇里去。
玉官心里十分感激陈廉，自丈夫去世以后，在一想起便能使她身上发生一重奇妙的感觉的还是这个人。她在道上只顾想着这个知己，在开心的时候他会微笑，可是有时忽然也现出庄肃的情态，这大概是她想到陈廉也许不会喜欢她，或彼此非亲非故所致罢。总之，假如“彼此为夫妇”的念头，在玉官心里已不知盘桓了多少次，在道上几乎忘掉她赶程回家的因由。几次的玄想，帮助她忘记长途的跋涉。走了很远才到一个市镇，她便雇了一顶轿子，坐在里头，还玄想着。不知不觉早已到了家门，从特别响亮的拍门声中知道她很着急。门一开，站在她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正确确地是她的儿子建德。她发了愣，说她儿子应当在床上躺着，因为那时已经快到下午十点钟了。建德说他并没有病，不过前两天身上有点不舒服，向学校告了几天假罢了。其实他是恋上了雅言，每常藉故回家。玉官一踏进厅堂，便见雅言迎出来，建德对他母亲说，亏得他的未婚妻每日来做伴，不然真要寂寞死了，这教玉官感激到了不得，建德顺即请求择日完婚，他用许多理由把母亲说动了，杏官也没异议，于是玉官把她的积金提些出来，一面请教会调她回来城里工作，等过一年半载再回原任。
举行婚礼那一天，照例她得到教堂去主婚。牧师念圣经祈祷，祝福，所有应有的礼节一一行过。回到家中，她想着儿子和新妇当向她磕头，那里想到他们只向她弯了弯腰。揖不像揖，拜不像拜！她不晓得那是什么礼，还是杏官伶俐，对她说，教会的信条记载过除掉向神以外，不能向任何人物拜跪，所以他只能行鞠躬礼。玉官心想，想不到教会对于拜跪看得那么严重，祖先不能拜已经是不妥，现在连父母也不能受子女最大的敬礼了！她以为儿子完婚不拜祖先总是不对的。第四天一早趁着建德和雅言出门拜客的时候，她把神主请下来，叩拜了一阵，心里才觉稍微安适一点。
五
自从雅言嫁到玉官家里，一切都很和气，玉官真个享了些婆福，出外回来，总有热茶热汤送到她面前。媳妇是想不到地恭顺，连在地上捡得一红纸条都交回给她。一见面便妈妈长妈妈短的问，把她老人家奉承得眉飞目舞，逢人便赞。
花无百日香，媳妇到底不是自家人，不到半年，玉官对于雅言有些厌恶了，原因是建德入了革命党。她以为雅言知道，没劝他犹可说，连告诉她一声都没有。他同十几个同志预谋到同安举事，响应武汉；不料事机不密，被逮了十几个人，连他也在内，知县已经把好几个人杀了。这消息传到玉官耳边，急得她捶胸跄地，向天号哭，一面向上帝祈祷，一面向祖先许愿。她以为媳妇不懂得爱护丈夫，连这杀头大罪，也不会阻止他，教他莫去干，她向着雅言一面哭，一面骂，骂得媳妇也哭起来。
玉官到牧师那里，求他到县里去说人情，把儿子保出来。一面又用了许多银子托人到县里去想法子。她的钱用够了，也就有人出来证明建德是被诬陷，可不是吗！他的年纪不过是十八九，懂得什么革命呢？加以洋牧师到知县面前面保，不好拒绝，恐怕惹出领事甚至公使的照会，不是玩的。当下知县把建德提出来，教训了几句，命保人具结，当堂释放。牧师搂着他，两眼望天直祷告了一刻工夫。出了衙门，一面走，一面劝建德不要贪图世间的功业，要献身给天国。建德的入党也是胡里胡涂地，自思既然受了天恩，便当随教会的意思，要怎样便怎样，牧师当然劝他去当牧师。于是在他毕业中学之后，便被送到一个神学校去，牧师又劝玉官说，不要对于建德的将来太失望。他也许不能满足她一切的期望，但她应当要求一个更高的理想，活在理论的世界里。
玉官自从建德进神学校以后，仍旧下乡去布道，只留着雅言在家。她的私积为建德的婚事和官司用得精光，一想起来，那怨恨便飞到雅言身上。因此她一回来，媳妇虽然像往常那般奉承，她总免不了要挑眼，找岔，雅言常常受她的气，不晓得暗地里哭了多少次。这样下去，两人的感情便随日丧失，竟然交口对骂起来。在玉官看来，媳妇当然是不孝，她想无论叫谁来评判，也要判雅言为不孝，可是她没想到凡事都有例外。第一，她的儿子并不这样想；第二，她的亲家母也没以她的女儿为不然。她儿子一从学校回来，她没别的话，一切怨恶的箭都向雅言发射，射得她体无完肤。儿子听得受不了，教她装聋扮哑，这样倒使他母亲把他也骂个臭，说他不长进，听媳妇的话，同媳妇一鼻孔出气，合谋要气死她。建德在家里，最使她忿忿不平的是雅言躲在屋里与儿子密谈。她想，儿媳妇若非淫荡，便是长舌，这于家庭，于她自己，都是有害无利。到亲家母那里去分会罢，她在气不过的时候，总是这样想。可是一到杏官那里，她都没得着同情的解答。她若说雅言亲匿丈夫不招呼她，杏官便回答她，年轻的夫妇应当那样，因为《圣经》说，夫妇应当合为一体，况且她女儿嫁的是丈夫，不是婆婆。
又是一个时候，玉官在杏官面前啰嗦得没开交，激嬲了杏官，杏官便说她如果是眼红儿媳妇与儿子亲密，把她撇在一边，没人来理，为何不去改嫁？她又劝玉官不要把雅言迫得太甚，因为女儿已经有娠，万一有什么差错，她是不答应的。这把玉官气得捶胸大哭，伸过手来，一巴掌便落在杏官脸上。这样的“断然处置”，当然不能使杏官忍受，两个女人在紧张的情形底下不宣而战。
交了两三手，杏官一句话提醒了她，说她身为布道家，不能这般任性，玉官羞得满脸涨热，心里的难受直如受了天上人间最酷的刑罚。她坐在一边喘气，眼泪源源地滴在襟前。惭愧的小心情迫着她向杏官求饶恕，杏官当下又安慰了她几句，她将她自己作比，说她把丈夫丢了，把一个女儿丢了，也是这样过活，万事都依赖上天，随遇而安，那就快活了。做人到不必斤斤于寻求自己的享乐受用，名誉恭敬，如她心里想着子女无论如何是孝顺的，他们也自然地不给她气受了。
玉官出了杏官的门，心里仍然有无限的愧限。她还没看出那“理想”的意义，她仍然要求“现实”：生前有亲朋奉承，死后能万古流芳，那才不枉做人。她虽走着天路，却常在找着达到这目的人路。因为她不敢确断她是在正当的路程上走着，她想儿子和媳妇那样不理会她，将来的一切必使她陷在一个很孤寂的地步。她不信只是冷清的一个人能够活在这世界里。富，贵，福，寿，康，宁，最少总得攀着一样。
到家里，和衣躺在床上，雅言上前问好，她也没理会，足足睡了一天一夜，她觉得她一切的希望都是空的。从希望、理想，想到实际，使她感到她现在的工作也没意味。想透一点，甚至有点辜负良心。但是她又想回来，以为造就儿子的前程就是她的良心。她的工作，劳力，也和用在其它的事业上一样，主人要她怎样做，她便怎样做，主人要她怎样说，她便怎样说。她是一个职业的妇人，不是一个尼姑。不过儿子是她的，如今他像是属于别的女人，不大受她统制，再也不需要她了。这使她的工作意义根本动摇。想来想去，还是得为自己想。从自己想到她的亡夫，从亡夫又想到陈廉。她想到陈廉，几乎把一切的苦恼都忘掉，好像他就是在黑洞里的一盏引路灯，随着它走，虽然旁的都看不见，却深信它一定可以引到一条出路。
她已决定辞掉女传道的职业，跟着陈廉在村里住。她想陈廉一定会答应的，因为写了一封没具理由的辞职书递给传道公会。洋姑娘来慰留她，问她到底为什么不满意，她只是说不出来。用女人的心来猜女人，说不出来的不过是一两件事而已。洋姑娘忖度玉官若非到乡下传教被不信的人们所侮辱，便是在陇陌间给暴徒伤害了她的清白，这个，除掉祈祷以外，绝不能对外人声张。她们祷告了半天，却也没什么结果，洋姑娘还是劝她权且担任下去，等公会开会来讨论。
她回到锦鲤，一心要同陈廉说她这一点心事。因为离社几十里的一个村庄演戏赛会，陈廉到那戏台下卖卤味去了。等了一天，两天，他都没回来，以致她的心情时刻在转动着。
五六天后，醮打完了，陈廉赚了些钱，很高兴地回到社里。他做了许多年的买卖，身边有了够上置几十亩地的积蓄，都放在镇上生利。大王庙口那棵樟树有一条很粗的根露出地面一尺多高，往来的人们每坐在那上头歇息，玉官出外回来也常坐在那里与陈廉闲谈。听着隔溪的鸟声很可以使人忘却疲倦，他坐在那里正计算着日间的收入，抬头看见玉官立即让坐，说了许多间话，渐次谈到他们俩人结合的事。这在陈廉方面是一件可诧异的事，吃教人愿意嫁给世俗人。但是玉官把她的真情说出来，说得陈廉也动了心。他说，若是彼此成亲，这社里是不能住的，他可以把积蓄提出来，一同到南洋去做小买卖。
玉官一向不曾对陈廉说过她与家人不和的事情。陈廉是十几年没到过城里去，所以玉官的实在光景，他也不大明瞭。还是他自己对玉官说，他从前也住在城里，因为犯了些事，逃到锦鲤来。他把事情的原委说出来，玉官心里想，那不就是杏官的事情吗？她嘴里虽没说出来，从他说的妻子姓金、有两个女儿的话推想起来，不是杏官是谁？玉官独自忖度半晌，一言不发。陈廉看她发愣，以为是计划到南洋的事情，也不细细问她。至终玉官站起来告诉他，彼此仔细想过，再作最后的决定，她快快地回到教堂，心里盘算：这事是问明白好呢？还是由它呢？
陈廉本是个极反对信洋教的，自从在村里与玉官认识以后，态度便渐渐变了，他虽不接近教会，然而一见玉官，每至谈到不知时辰。他常说他从前的脾气很坏，动不动就打人；自来到乡间，性格便醇了许多；自与玉官相识以后，更善得像羔羊一般，玉官到底有什么法力能够吸引他，旁人也不得而知。他安分营生，从来没曾与人动过口角，所有的村人都看他是个老实人。与玉官结婚原不是他的奢望，因为玉官的要求，他也就不加考虑地答允。但从玉官怀疑他是杏官的逃夫以后，心里已冷了七八分。她没敢把杏官与她的关系说出，也许是以为到南洋结婚还有考虑的余地。
雅言分娩的日期近了，杏官只忙着做外孙的衣帽，没工夫顾别的。玉官辞职的事，她一点也不理会，建德也从学校回来照料，到时请了一个西法接生婆来，玉官心里是随便请个本地的吉祥姥姥，所花的当要比用洋法、带着钳子、叉子的接生婆省得多。不过她这几个月来的心事大变，什么事都不愿意主张，一心只等着公会准她辞职，她再改嫁。生产的一切只得由着杏官照料，接生婆足足闹了一天也没把婴儿抱下来，雅言是痛得冒出一头冷汗。全家的人也都急得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住，到深夜，一个男婴堕了地，产母躺在床上，面色惨白。大家忙着照料婴儿，竟没觉得雅言的灵魂已离开躯壳。玉官摩摩雅言的心头还热，可是呼吸已经停了，不由得大叫。个个看见这样，也都随着狂叫一阵，至终认定是没希望。接生婆也没法子，口中喃喃，一半像祈祷，一半像自白，杏官是哭得死去活来，玉官是眼瞪瞪说不出一句话，枯坐在一边，建德也只顾擦着眼泪。第二天早晨，他便出门去办一切应办的事。全家忙了好几天，才把丧事弄停妥了，孩儿由杏官看护，抱回外家去。
媳妇死了以后，玉官对着建德像恢复了从前一切的希望，自古道“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容二主”，也许家里没有两个女人，婆媳对奏的交响乐作不起来，多有清静的时间教她默想。她现在也不觉得再醮是需要，反而有了祖母的心情，她算算自己的年纪是四十二三，虽然现不出十分老，可是已有孙子。一个祖母还要嫁给一个后祖父么？她想到这里也不觉失笑。她还是安心做她的事，栽培儿子，接受了教会的慰留。
她觉得对陈廉不住，想把杏官的近况告诉他，但没预备好要说的话。同时她又不敢告诉杏官，怕杏官酸性发作起来，奚落她几句，反倒不好受。
六
自从雅言去世以后，教会便把玉官调回城里，乡间的工作暂时派别人去替代，为的是给她一点时间来照料孙儿。建德这时候也在神学校毕业了，教会一时没有相当的位置安置他，校长因为爱惜他的才学，便把他送到美国再求深造，玉官年中也张罗些钱寄去给他。她的景况虽然比前更苦，精神却是很活泼的。
流水账一般的年月一页一页地翻得很快，她的孙儿天锡也渐次长大了。教会仍旧派她到锦鲤和附近的乡间去工作，可是垂老的心情再也不向陈廉开放了。陈廉对于从前彼此所计划的事本来是无可无不可的，何况已经隔了许多年，情感也就随着冷下去。他在城里自己开了一间小肉铺子，除非是收账或定货，轻易不到锦鲤来，彼此见面的机会越少。
欧洲的大战，使教会在乡间的工作不如从前那么顺利。这情形到处都可以看出来。因为一方面出钱的母会大减布道的经费，一方面是反对基督教的人们因为回教的民族自相残杀，更得着理论的根据。接着又来了种种主义，如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运动，从都市传到乡间，从口讲达到身行。这是社会制度上一场大风雨，思想上一度大波澜，区区的玉官虽有小聪明，也挡不住这新潮的激荡。乡间的小学教师时常与她辩论，有时辩到使她结舌无言，只有闭目祈祷。其实她对于她自己的信仰，如说摇动是太重的话，最少可以说是弄不清楚。她也不大想做传道，一心只等建德回来，若能给她一个恬静安适的生活，心里就非常满足了。
建德一去便是八九年，战后的美国，男女是天天狂欢着的。他很羡慕这种生活，到了该回国的年限也不愿意回来。在最后一二年间，他不再向母亲要钱，因为他每月有点小小的入款，是由辅助一位牧师记账得来的工资。在留学生当中，他算是很能办事的一个。
在一个社交的晚会上，他认识了一个南京的女学生黄安妮，建德与她一见面，便如前好几生的相识，彼此互相羡慕。安妮家里只有一位母亲，父亲留下的一大桩财产都是用母亲和她名字存在银行里。要说她学的是什么，却很难说，因为她的兴趣是常改变的。她学过一年多的文学，又改习家庭经济。不久厌恶了，又改学绘画，由绘画又改习音乐，因为她受不了野外的日光。由音乐又改习哲学，因为美学是哲学的一部门。太高深的学问又使她头痛，至终又改习政治。在美国，她也算是老资格，谁都知道她。缺德的同学给她起个外号叫“学园里的黄蝴蝶”，但也有许多故意表示亲切的同学管她叫安妮，她对人们怎样称呼她都不在意，因为她是蝴蝶，同时也是花；是艺术家，同时也是政治家。当她是花的时候，其它的蝴蝶都先后地拥护着她，追随着她，向她表示这样那样。她常转变的学业，使她滞留在外国，转眼间已到了四七年华。不回国也不要紧，反正她不必为生活着急。在外国有受用处，便尽量受用，什么野球会、麻雀会、晚餐会、跳舞会，乃至“公难尾巴会”，她都有份，而且忙个不了。
建德是她意中人之一，她觉得他的性情与她非常相投。自从相识以后，二人常是如影随形，分离不开。有一次，他接到杏官一封信说要给他介绍一个亲戚的女儿。她说得天仙不如那位小姐的美丽，希望建德同意与她订婚。建德把信拿给安妮看，安妮大半天也没说半句话。这个使建德理会她是属意于他，越发与她亲密起来。
玉官知道儿子在外国已经有了女朋友，心里虽然高兴，只是为他不回来着急。她也常接建德的信说起安妮怎样怎样好，有时也附寄上二人同拍的照片。她看了自然很开心，早忘掉从前与雅言的淘气，心境比前好得多。建德年来不要她再寄钱去使用，身边的积蓄也渐次丰裕起来。天锡仍在杏官家住着，虽然到小学去念书，因为外祖母非常溺爱他，一早出门，便不定到那里去玩，到放学的时候才回来。学校报告他旷课，杏官也不去理会。玉官从乡间回家，最多也不过是十天八天，那里顾到孙子的功课。
天锡在学校里简直就是花果山的小猴王，爬墙上树，钻洞揭瓦，无所不为，先生也没奈他何。有一次他与一个小同学到郊外一座荒废的玄元观去，上了神座，要把偶像头上戴的冕旒摘下来玩，神像拱着双手捧着玉圭看来是非常庄严的。他们攀到袖子，不提防那两只泥手连袖子塌了下来，好像是神君显灵把他们推到地下的光景。他的脑袋磕在龛栏上，血流不止。那小同学却只擦破了皮，他把书包打开，拿出几张竹纸，忙忙地捂在天锡头上，不到一分钟，满都红了，于是又加上几张，脱下汗衫加裹得紧紧地，才稍微好一点。他们且不回家，还在庙里穿来穿去，那玄元观在几十年前是一座香火很盛的庙宇，后来因为各乡连年闹兵，外处侨居在城里的，人死了不能就葬，都把灵柩停厝在那里，传说那里的幽鬼很猛烈，所以连乞丐都不敢在里头歇宿。各间屋子除掉满布木板长箱以外，一个人都没有，门窗早教人拉去做火烧了。
小同学自己到后院去，试要找出什么好玩的东西。天锡却因头痛，抱着脑袋坐在大门的槛上等他。等了一回，忽然听见一声巨响从后院发出来。他赶紧进去，看见小同学躺在血泊当中，眼瞪瞪，说不出话来。他也莫名其妙，直去扶那孩子。孩子已经断了气，走不动，反染得他一身都是血。无可奈何，天锡只得把尸首撂在地下，脸青青地溜出庙门。
天锡不敢迳自回家，只在树林里坐着，直等到斜阳没后，家家灯火闪烁到他眼前，才颓唐地踱进城去。一进家门，杏官看见他一身血渍，当然吓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天锡不敢说别的，只说在外头摔了一交，把头摔破了。杏官少不了一面骂，一面忙去舀水替他洗头面手脚，换上衣服，端上吃的。在放学后，天锡每得在外头玩到很晚才回家，所以常是吃完就睡。
过了两天，城里哄传玄元观里出了命案，引得一般不投稿的新闻访员，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赶出城去看热闹，不到半天工夫，玄元观直像开了庙会，早有十几担卖花生汤、油炸脍、芝麻糖的排在那里。庙门口已有几个兵士把守住，不许闲人进去。人们把那几个兵士团团围住，好像来到只为看看他们似地。不一会，人们在喝让道的声中分出一条小道，县长持着手杖和他的公人大摇大摆地来到庙门口。兵士举枪立正，行礼，煞是威风，在场有些老百姓看见这种神气，恐怕要想自己将来死的时候也得请一位官员来验尸，才可以引得许多人来增光闾里。县长进到后院，用香帕掩着鼻子，略为问了几句，仵作照例也报告些死者的状态。几个公人东张西望，其中一个看见离尸首下远的一个灵柩底盖板是斜放着，没有盖严，便上前去检验。也一掀开棺盖，便看见里头全是军人，还有许多炸弹，不由嚷了一声“炸弹呀！”那县长是最怕这样东西的，一听见他嚷，吓得扔了手杖，撒开腿望庙门外直奔，一般民众见县长直在人丛中乱窜，也各自分头狂奔。有些以为是白日闹鬼，有些以为是县长着魔，有些是莫名其妙，看见人家乱跑，也跟着乱跑一阵。
县长走了很远，才教几个公人把他扶住，请他先回衙门去，再请司令部派军队去搜查。原来近几个月间，县里常发见私藏军火的地方，闾中也找出画上镰刀、铁锤的红旗。军政人员也不知道那是代表什么，见了军火，只乐得没收，其余的都不去理会它们。庙外还是围满了群众，个个都昂着头，望这里，望那里，好像等待什么奇迹的出现一般。忽听见远地嚷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带着整齐的脚音，越来越近。大家知道是兵队来了，急忙让道，兵士们进到庙里，把发现的枪支炸弹等物分帮运进城里。
仵作把尸验完，出到庙门口，围着他的群众，忙问死的是什么人。他把死者模样、服饰，略略说出，不到片刻工夫都传开了。当时有一个妇人大啼大哭，闯进庙里，口里不住地叫“儿，心肝，肉”她断定是贼人把她儿子害死，非要把凶手找出来不可。那时兵士们已经回去了，随着进去看热闹的人们中间，有劝她快到县衙去报案的，有劝她出花红缉凶的。她哭得死去活来，直说要到小学校去质问校长。公人把她带到衙门里，替她写状，县长稍为问了几句话，便命人送她回家。
好几天的调查，搔动了全城的人。杏官被校长召去问话，才知道玄元观的命案与天锡有关，回来细细地问孙子，果然。她立刻带着天锡去找洋牧师，说明原委。洋牧师劝他自首去，说这事于他一点过失也没有。杏官想想也是道理，于是忙带着孙子去找校长，求他做过保证。校长却劝她不要去惹官厅，一进衙门，是非是闹不清的，说不定要用三千两千才能洗刷干净，不如先请牧师到衙门去疏通一下，再定办法，杏官无奈，又去找洋牧师。到了县衙门，县长忙把他请到客厅去，一见天锡年纪并不大，不像个凶首，心里已想不追究，加上天锡自己说明那天的光景，命案一部分的情由就明白了。县长说他还得细细调查那些军火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与天锡和他的同学有关。洋牧师当然极力辩论天锡是个好孩子，请县长由他担保，随传随到，县长也就答应了。临出门时，听见衙门里的人说，月来四处的风声很紧，反对现政府的叛徒到处埋伏，那些军火当然是他们秘密存贮在那庙里的。他带天锡回到杏官家里，把一切的情形都告诉了她。杏官听说大乱将到，心里更加不安，等牧师去后，急急写了一封信给玉官，问她怎样打算。
玄元观发现军火的事，县里虽没查出什么头绪，但杏官听见街上有人说李建德曾做革命党，这事又与他女婿有关，莫非就是他运的。事情又凑巧得很，在兵士运回去的军火当中，发现了有些贴上李字第几号的字条。他们正在研究这“李”字是什么意思。天锡被传到营里问了好些次，终不能证明他知道其中的底细。谁也不知道那些假棺木是从那里、在什么时候停在庙里，天锡也是偶然和同学到那里玩，他家里和常到的地方也没一点与军火相关的痕迹。为避祸起见，杏官在神不知鬼不的觉一个早晨，带着天锡悄悄地离开县城，到口岸去了。
七
玉官传教的区域已不像往年那么平静，早晚牛羊牟牟于于声音常从参着军号战鼓的杂响。什么警备令和戒严令，一两个月中总会来几次。陈总司令退出福建以后，兵队随地扎营是好几年来常见的事，玉官和其他民众一样，不加注意。
自从接到杏官报告天锡的事以后，她一心想回城里去看看，那几天是她在乡间布道的期间，好容易把礼拜天忙过了，想在星期以前赶到锦鲤过夜，第二天一早赶程回家，不料还没看见大王庙，前路已有几个行人回头走。他们说大路上有许多臂缠红布的兵士把住，无论是谁都不许通行。玉官不得已，只得折回，到一个小村里。那里有一家信教的农夫，因为地方不多，他把玉官安置在稻草房里。她闻着稻草房附近的粪堆和茅厕的气味已经不大受得住，又加上大大小小的老鼠，穿出窜进像没理会她也在里头似地。她心里断定，凡老鼠自由来往的屋里必定是有鬼的。不过她已得到陈廉防鬼的补术，把《圣经》和《易经》放在身边，放心躺在稻草上。治鬼虽有妙术，避臭却无奇方，玉官好容易到夜深了才合得眼睛睡着了。
她在梦中觉得有枪声和许多人的脚步声、吵嚷声，睁开眼已看见离她不远的稻草已经着了火，她无暇思索那是子弹引的火还是人放的火，扯起衣裙，望外便跑，那时已过夜半，全村都在火光里照着。她想事情是凶多吉少，不如逃到瓜田边那座看守棚去躲避一下。棚里的人已不在，她钻进去蹲着，心里非常害怕，闭着眼睛求上帝，睁着眼睛求祖宗。村里的人声夹着火焰四处发射，原来一队臂缠红布的兵到村里掳人。村里的人早就听闻数年来中国各地“闹兵”的事情。他们也知道有一种军队叫做“土共”，其他还有“红军”，“苏维埃军”等名目。但土与非土到底有什么分别，他们说不出来；他们只从行为来判断，凡是焚掠村庄，掳人勒索，不顾群众的安全与利益行为和强盗一般的，他们便叫那些人做土共。这次来的大概也是土共，因为他们在村里足足掳掠了一夜。玉官在棚里没敢闭眼睛，直等到天亮。看守棚只是一片竹篷罩成的一个圆穹，两头没什么遮拦，她若不出来，往来的人必要看见她。她想，还是赶回锦鲤去再作计较，可是走不多远，就被几个开路先锋断道无帅拦住。
她成了那队戴黑帽缠红布的军队的俘虏，被送到另一个村里。被掳来的妇女都聚在一处，有许多是玉官认识的。纷乱了几天，各人都派上一种工作。所谓工作是浣洗，缝补，炊煮等等，玉官是专管缝补的，那队人马的破衣烂帽特别多，把她两只手忙得发颤，到连针也拿得像铜柱一样重才勉强歇，这样的生活于她算是破天荒第一遭。自从当了传教士以后，她的生活的单调，天天循规蹈矩地生活着，没人催促她，也没人监视她。如今却是相反，生活直如囚徒一般，她怀念着在外国的儿子和城里的小孙，又想到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场大难。她没有别的方法，流出几行泪就当安慰了自己。
有十几天的工夫在村外开了仗，缠红布的人们被打死了不少。他们退到村里，把轻重及其它一切货宝匆忙地收拾起来，齐向村后二十多里的密林退却。村中的男女丁口，马牛羊鸡犬豖，能带的也都得跟着他们走，一时人畜的号叫声响入云际，因为谁也不愿意跟他们做这样危险的旅行，可也没法摆脱。全村顿然显得像死寂的废墟，所剩的只有十几个老公公老婆婆，婴孩能走路也得随着走，在怀抱的就由各人母亲决断，不能带或不愿带的可以扔在路边，或留在村里。受伤的战士走不动的也被打死，因为怕被敌方掳去受刑逼供。
走了七八里路，队长忽然发现一张非常重要的地图和一本编号名册留在村里被打死的一个领队的身上。那是最重要的文件，绝对不能遗失，更不能落在敌人手里。队长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扮成夫妇回去搜寻。玉官早想找机会逃脱，便即自告奋勇。她说，她认识几条小捷径，可以很迅速回来。同行的男子是“老同志”，一路监视着玉官，半步也不肯放松，从小道走果然很快就到了村外。那时官兵还没来到，但隔着篱笆，那人已听见村里那几个剩下的老人在骂他们是土匪，官兵一来要怎样做他们的引导。玉官于是教那人就在竹阴底下等着，怕他进去不方便。那人把死者记在臂上的号数告诉她，由她自己进去。玉官本来是想一进村里便躲起来的，继而想到那人身边有枪，若等急了，必会自己进来，岂不又是血斗？她于是按着号数找寻，果然在路边一具尸首的衣袋里找出他们所要的文件。那时全村只是卧着凌乱的尸体和破碎的军需品，各家的门户都关得严严地。玉官在道上来回走了些时候，也没见人。她带着文件到林底下，交给那人，教他飞步向前走，说她走不动，随后跟着来。那人得着地图名册也自很满足，不顾一切地撒开腿便跑。玉官见那人走远了，且自回到村里。她想，那里不能久停，于是沿着田边的小径，向着锦鲤社投奔。
她那一双改组派的尖长脚，要手里的洋伞来扶持才能放步的，如今还得在小径上跋涉，所以更显得蹒跚可怜。好容易走到社口，又被两个灰衣军士拦住。他们不由分说，把她带到营长帐前。营长便命把她发落，颜色好像大失所望。他们都是外省人，说的话，玉官一句也不懂。两个兵士把她领到一间大屋子里，她认得是社里祠堂后院的厢房，那前院还有兵一小队驻扎着，她对二人说，是住在巷尾那间福音堂里，但说来说去，都说不清。他们也不懂得她的话，在屋里已有八九个女人，有在一边啼哭的，有坐着发愣的，也有些像不很关心的。玉官想着，这大概也是拉来替兵士们缝补衣服的罢。
原来在用武之地，军队的纪律若是差一点，必有两件事情是他们尽先要办的：第一件是点点当地有多少粮食，第二是数数有多少妇女。没有粮食和妇女，仗是不能打的，几个妇女一见玉官进来都围着她哭，要她搭救。玉官在那里工作那么些年，自然个个认得，但她也是女子，自己也没把握。前些日子在那一村被逮的时候，她也承认过自己是教徒，结果是被打了几个耳光，被骂了几句“帝国主义走狗”，所以对于用教会的名义，她有点胆怯。妇女当中有一个是由玉官引进教的，反劝玉官在危难时不要舍弃她的上帝。她从袖里取出一本《圣经》交给玉官，说她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就带着那本书，请她翻开选一两节给大家讲讲。这话打中了玉官的心坎，于是从她手里把《圣经》接过来，自己慎重地念了几遍。
黄昏过后，各人啖了些粥水，玉官便要大家开始唱圣诗，祈祷，她翻开群众中惟一的《圣经》，拣出一章来念，一时全屋里显得很严肃。她越讲越起劲，劝大家要镇定，不要临难慌张，好像大家都预备着见危授命的神情。玉官自己也觉得刚强起来，心里想着所信的教也是常教人为义舍命。她讲过又唱，唱完又解，解完又祈祷，觉得大家像在当日罗马的斗场等待野兽来吃她们一般。这样把时间严肃地磨了几点钟，大约在九点钟后，几个兵士推进门来，就像饿虎扑食一般，个个动手来拉妇人们，笑嘻嘻地要望门外走。玉官因为挨着墙站着，没等来抓她便嚷起来。她叫所有的人停住，讲了一片“人都是兄弟姊妹，要彼此相爱，不得无礼”的道理。兵士中虽有一两个懂得本地话，但多数是听不明白，不过教堂聚会的仪式，他们是知道的。其中还有曾在别处的教堂听过好些次道理的。玉官叫一个懂话的人同她传译，说得非常诚恳。她告诉他们淫掠是人间最大的罪恶。她告诉他们在教会里男女都是兄弟姊妹。她告诉他们凡动蛮力必死蛮力之下。她告诉他们，她们随时可以舍命。许多许多好教训都从她口里泻出，好像翻开一部宗教伦理大辞书一般。她也莫名其妙，越说越像有像舌头的火焰在身体里头燃烧着。那班兵士不知不觉地个个都松了手，把女人们放开。玉官又教大家都坐下，把本国传统的阴阳哲学如“敬祖利人是种福给子孙”、“淫人妻女自己妻女也淫于人”的话说了一大套。有些话沾染了新思想的说“饮食男女”原是本能，男子动起情欲来要女子，也和饿的时候动起食欲要吃一般。玉官又开导他们说，那原是不错，只是吃也得吃得合乎正义；杀人来吃固然不成，就是抢人所有的来吃，也是自私自利，不能算是正大光明的吃法。要女人是应该的，不过用强迫的手段，将来必要受报应的。兵士们本是要来取乐的，在听玉官起头教训他们的时候，有些还说他们是来找开心，不是来教堂礼拜，可是十几分钟以后，他们越听越入耳，终于大家坐下，听着玉官和那些女教友唱诗。玉官教那些女人都叫兵士们做兄弟，也教兵士们叫她们为姊妹，还允许他们随时可以来谈话。他们来要她们做什么都成，就是不许无礼。有什么要缝补的，她们也乐意服劳。同时又劝他们也感化他们的同伴，不要来骚扰，正在大受感动的时候，又有另一批的兵士进来，说他们等得太久了，屋里那班受感化的兵士便叫他们也坐下，红过几乎动武的阶段，情形也和缓下去了。知道他们外面还有人等着，索性把门关起来，保护着那几个女人，果然门外不断敲门带骂的声音。门里的兵士成排站起来，把门顶住。乱了一夜，鸡已啼了。玉官教兵士们回帐幕去，又教其中的小头目去见营长，请他出一个不许奸淫妇女的手令。这事也不用经过什么困难就办到了，玉官想危险期已经过去。于是教同伴的妇女们随便休息，她心想昨夜就像遇见鬼，平时她想着《易经》的功效可以治死鬼，如今她却想着《新旧约圣书》倒可以治活鬼，她切意祈祷感谢了一回，也自躺下歇息。
祠堂的前门虽然有兵把着，但后门是常关着的，从后门的夹道转过一条小卷便是福音堂。玉官那里睡得着，她在想着黄昏一到，万一兵士们变了卦，那时怎办？她生来本是聪明，忽然便想起开了后门，带着那班妇女逃到那树起外国旗的教堂里。乡下的教堂就像洋道台衙门，谁敢胡乱撞进去？她立刻把意思告诉屋里的人，大家便抖擞起精神，先教玉官去把后门打开，然后回来领导她们。她把后门倒扣好，前门站岗的士兵还不知道。一进到福音堂便把大门关起，如约教看门的到营盘里问问有衣服要缝补的没有，说妇女们都在福音堂里。
她们在教堂里安住了七八天，兵士没敢去作非法的骚扰，可是拿衣服去缝补的和到堂里谈道的也不少。玉官惦念她的孙子，想着家里的人知道她被土共掳去，一定也很悬念，便向众妇女辞别，把保护的责任交给住在福音堂里的职员。她出了村门，经过大王庙，见庙口一个哨兵在那里踱来踱去，她给哨兵打个招呼，那兵已经知道她是社里的女教士，也没上前盘问她。过了桥，慢踱到镇上，偶然想起陈廉许久没相见了。一打听，才知道前些日子闹共的时候，他把肉店收起来，带着老本“过番”去了，过番是到南洋去的意思，镇里的人告诉她说陈廉没留下地址，只知道他是往婆罗洲的一个埠头去。玉官本来怀疑陈廉便是金杏的男人，想把事由向他说明，希望他回家完聚的；如今听见他出洋去了，心里却为金杏难过，因为她几乎得着他，又丢失了他。莫名其妙的失意，伴着她慢慢地在大道上走着。
八
城里的风声比郊外更紧，许多殷实的住户都预先知道大乱将至，迁避到别处去。玉官回到家门，见门已倒扣起来，便往教堂去打听究竟。看堂的把钥匙交给她，说金杏早已同天锡到通商口岸避乱去了。看堂的还告诉她，城里有些人传她失踪，也有些说她被杀的。她只得暂时回家歇息，再作计较。
不到几天工夫，官兵从锦鲤一带退回城中。再过几天，又不知退到那里去，那缠红布的兵队没有耗费一颗子弹安然地占领了城郊一带的土地。民众说起来，也变得真快，在四十八点钟内，满城都是红旗招展，街上有宣传队、服务队、保卫队等等。于是投机的地痞和学棍们都讲起全民革命，不成腔调的国际歌，也从他们口里唱出来了。这班新兴的或小一号的土劣把老字号的土劣结果了不少，可以说是稍快人心。但是一般民众的愉快还没达到尽头，愤恨又接着发生出来。他们不愿意把房契交出，也不懂得听“把群众组织起来”，“拥护苏军”，这一类的话。不过愿意尽管不愿意，不懂尽管不懂，房契一样地要交出来，组织还得去组织。全城的男子都派上了工作，据他们说是更基本的，然而门道甚多，难以遍举。
因为妇女都有特殊工作，城中许多女人能逃的早已逃走了。玉官澹定一点，没往别处去，当然也被征到妇女工作的地方去。她一进门便被那守门的兵士向上官告发，说她是前次在锦鲤社通敌逃走的罪犯，领队的不由分诉便把她送到司令部去，玉官用她的利嘴来为自己辩护，才落得一个游街示众的刑罚。自从在锦鲤那一夜用道理感化那班兵士以后，她深信她的上帝能够保护她，一听见要把她游刑，心里反为坦然，毫无畏惧。当下司令部的同志们把一顶圆锥形的纸帽子戴在她头上，一件用麻布口袋改造的背心套在她身上。纸帽上画着十字架，两边各写一行“帝国主义走狗”，背心上的装饰也是如此。“帝国主义走狗”是另一宗教的六字真言，玉官当然不懂得其中的奥旨。她在道上，心里想着这是侮辱她的信仰，她自己是清白的。她低着头任人拥着她，随着她，与围着她的人们侮辱，心里只想着她自己的事。她想，自己现在已经过了五十，建德已经留学好些年，也已二十六七了，不久回来，便可以替她工作，她便可以歇息。想到极乐处，无意喊出“啊哩流也”，把守兵吓了一跳，以为他是骂人，伸出手来就给她一巴掌。挨打是她日来尝惯的，所以她没有显出特别痛楚，反而喊了几声“啊哩流也”！
第二天的游刑刚要开始，一出衙门口便接到特赦的命令，玉官被释，心境仍如昨天的光景，带着一副肿脸和一双乏腿慢慢地踱回家。家里，什么东西都被人搬走了，满地的树叶和搬剩的破烂东西，她也不去理会，只是急忙地走进厅中，仰望见梁上，那些神主还在悬着，一口气才喘出来。在墙边，只剩下两条合起来一共五条腿的板凳。她摇摇头，叹了一口气，赶紧到厨房灶下，掀开一块破砖，伸手进去，把两个大扑满掏了出来，脸上才显着欣慰的样子。她要再伸手进去，忽然晕倒在地上。
不晓得经过多少时间，玉官才从昏朦中醒过来。她又渴又饿，两脚又乏到动不得，便就爬到缸边掬了一掬水送到口里，又靠在缸边一会，然后站起来。到米瓮边，掀开盖子一看，只剩下一点粘在缸底边的糠。挂在窗口的，还有两三条半干的葱和一颗大蒜头。在壁橱里，她取出一个旧饼干盒，盖是没有了，盒里还有些老鼠吃过的饼屑，此外什么都没有了。她吃了些饼屑，觉得气力渐渐复元，于是又到灶边，打破了一个扑满，把其余的仍旧放回原处。她把钱数好，放在灶头，再去舀了一盆水洗脸，打算上街买一点东西吃。走到院子，见地上留着一封信，她以为是她儿子建德写来的，不由得满心欢喜，俯着身子去捡起来。正要拆开看时，听见门外有人很急地叫着“嫂嫂，嫂嫂”。
玉官把信揣在怀里，忙着出去答应时，那人已跨过门槛踏进来。她见那人是穿一身黑布军服，臂上缠着一条红布徽识，头上戴着一顶土制的军帽，手里拿着一包东西。楞了一会，她才问他是干什么，来找的是谁。那人现出笑容，表示他没有恶意，一面迈步到堂上，一面说他就是当年的小叔子李粪扫，可是他现在的官名是李慕宁了。他说他现在是苏区政府的重要职员，昨天晚上刚到，就打听她的下落，早晨的特赦还是他讲的人情，玉官只有说些感激的话。她心里存着许多事情要问他，一时也不知道从何处提起。她请慕宁坐在那条三脚板凳上，声明过那是她家里剩下最好的家具。问起他“苏区政府”是什么意思，他可说得天花乱坠，什么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套一套地搬，从玉官一句也听不懂的情形看来，他也许已经成为半个文人或完全学者。但她心里想这恐怕又是另一种洋教。其实慕宁也不是真懂得，除了几个名词以外，政治经济的奥义，大概也是一知半解。玉官不配与他谈论那关系国家大计的政论，他也不配与玉官解说，话门当然要从另一方面开展。慕宁在过去三十多年所经历的事情也不少，还是报告报告自己的事比较能着边际。他把手里那一包东西递给玉官，说是吃的东西。玉官接过来，打开一看，原来是乡下某地最有名的“马蹄酥”。她一连就吃了二十个，心里非常感激。她觉得小叔子的人情世故比以前懂得透澈，谈吐也不粗鲁，真想不到人世能把他磨练到这步田地。
玉官并没敢问他当日把杏官的女儿雅丽抱到那里去，倒是他自己一五一十地说了些。他说在苏松太道台衙门里当差以后，又被保送到直隶将弁学堂去当学生。毕业后便随着一个标统做了许久的哨官。革命后跟着人入这党，入那党，倒这个，倒那个，至终也倒了自己，压碎自己的地盘。无可奈何改了一个名字，又是一个名字，不晓得经过多少次，才入深山组织政府。这次他便是从山里出来，与从锦鲤的同志在城里会师，同出发到别处去。他说“红军”的名目于他最合适，于是采用了，其实是彼此绝不相干，这也是所谓士共的由来。
雅丽的下落又怎样？慕宁也很爽直，一起给她报告出来。他说，在革命前不久，那位老道台才由粮道又调任海关道，很发了些财。他有时也用叔叔的名义去看雅丽，所以两家还有些来往。革命后，那老道台就在上海摇身一变而成亡国遗老。他呢，也是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不入八分的开国元勋。亡国遗老与开国元勋照例当有产业置在租借地或租界里头，照便应有金镑钱票存在外国银行里头。初时慕宁有这些，经不起几次的查抄与没收，弄得他到现在要回到民间去。至于雅丽的义父，是过着安定的日子。他们没有亲生的女子，两个老夫妇只守着她，爱护备至，雅丽从小就在上海入学。她的义父是崇拜西洋文明不过的人，非要她专学英文不可。她在那间教会办的女学堂，果然学得满口洋话，满身外国习气，吃要吃外国的，穿要穿外国的，用要用外国的，好像外国教会与洋行订过合同一般，教会学堂做广告，洋行卖现货。慕宁说，在他丢了地盘回到南方以前，那老道台便去世了，一大桩的财产在老太太手里，将来自然也是女儿的，雅丽在毕业后便到美国去留学。此后的事情，也就不知道了。他只知道她从小就不叫雅丽，在洋学堂里换的怪名字，他也叫不上来。他又告诉玉官，切不可把雅丽的下落说给杏官知道，因为她知道她的幸福就全消失了。他也不要玉官告诉杏官说李慕宁便是从前粪扫的化身。他心里想着到雅丽承受那几万财产的时候，他也可以用叔叔的名义，问她要一万八千使使。
玉官问他这么些年当然已经有了弟妇和侄儿女，慕宁摇摇头像是说没有，可又接着说他那年在河南的时候曾娶过一个太太。女人们是最喜欢打听别人的家世的，玉官当然要问那位婶子是什么人家的女儿。慕宁回答说她父亲是一个农人，欠下公教会的钱，连本带利算起，就使他把二十几亩地变卖尽了也不够还。放重利的神父却是个慈善家，他许这老农和全家人入教，便可以捐免了他的债，老头子不得已入了教。不过祖先的坟墓就在自己的田地里，入教以后，就不像以前那么拜法，觉得怪对祖先不起的。在礼拜的时候，神父教他念天主经，他记不得，每用太阳经来替代。有一次给神父发现了，说了他一顿，但他至终不明白为什么太阳经念不得。又每进教堂，神父教他“领圣体”的时候，都使他想不透一块薄薄的饼，不甜，不辣，一经过神父口中念念咒语，便立刻化成神肉，教他闭着眼睛，把那块神秘的神肉塞进他口里的神妙意义。他觉得这是当面撒谎，因而疑心神父什么特别作用，是要在他死后把他的眼睛或心肝挖去做洋药材呢？或是要把他的魂魄勾掉呢？他越想越疑心那象征的吃人肉行为一定更有深义存在，不然为什么肯白白免了他几百块钱的债？他越想越怕，宁愿把一个女儿变卖了来还债，于是这件事情展转游行到慕宁的军营。他是个长官，当然讨得起一个老婆，何况情形又那么可怜，便花了三百块钱财礼，娶了大姑娘过来当太太。他说他老丈人万万感激他，当他是大恩人，不敢看他是女婿。革命后还随他上了儿任，享过些时老福，可惜前几年太太死了，老头子也跟着郁郁而亡，太太也没生过一男半女，所以现在还是个老鳏。
玉官问他的军队中人为什么反对宗教，没收人家的财产。慕宁便又照他常从反对宗教的书报中摘出的那套老话复述一遍。他说，近代的评论都以为基督教是建立在一个非常贫弱而不合理的神学基础上，专靠着保守的惯例与严格的组织来维持它的势力。人们不愿意思想，便随着惯例与组织漂荡。这于新政治、社会、经济等的设施是很大的阻碍，所以不能不反对，何况它还有别的势力夹在里头。玉官虽然不以为然，可也没话辩驳。他又告诉玉官他们计划攻打这附近的城邑已经很久，常从口岸把军火放在棺材里运到山里去。前些日子，有一批在玄元观被发现了，教他们损失了好些军实。他又说，不久他们又要出发到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去。这是微露出他们守不住这个城市和过几天附近会有大战的意思。他站起来、与玉官告辞，说他就住在司令部里，以后有工夫必要常来看她。
把慕宁送出门之后，玉官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拆开一看，原来不是建德的，乃是杏官从鹭埠的租界寄来的。信里告诉她说天锡从楼上摔到地下，把腰骨摔断了。医生说情形很危险，教她立刻去照料。金杏寄信来的时候，大概不知道玉官正在受磨折。那封信好像是在她被逮的那一天到的。事情已经过了三四天，玉官想着几乎又晕过去了，逃得灾来遭了殃。她没敢埋怨天地，可是断定这是鬼魔相缠。
她顾不了许多，摒挡一切，赶到杏官寓所，一进门，便晕倒在地上。杏官急忙把她扶起来，看她没有什么气力，觉得她的病很厉害，也就送她到医院去。
匆匆地一个月又过去了，乡间还在乱着，从报章上，知李慕宁已经阵亡，玉官为这事暗地里也滴了几滴泪。她同天锡虽然出了医院，一时也不能回到老家去，只在杏官家里暂时住下。天锡的腰骨是不能复原的了，常常得用铁背心束着。这时她只盼着得到建德回国的信，天天到传教会的办事处去打听，什么事情都不介意。这样走了十几天，果然有消息了。洋牧师不很高兴，可也不能不安慰玉官。他说建德已经回来了，现在要往南京供职，不能回乡看望大家。玉官以为是教会派她儿子到那么远去，便埋怨教会不在事前与她商量。洋牧师解释他们并没派建德到南京去，他们还是盼着他回来主持城里的教会，不过不晓得他得了谁的帮助，把教会这些年来资助他的学费连本带利，一概还清。他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说他的兴趣改变了，他的人生观改变了，他现在要做官。学神学的可以做官，真不能不赞叹洋教育是万能万通。玉官早也知道她儿子的兴趣不在教会，她从那一年的革命运动早已看出，不过为履行牧师营救的条件，他不能不勉强学他所不感到兴趣的学科。她自然也是心里暗喜，因为儿子能得一官半职本来也是她的希望。洋牧师虽然说得建德多么对不住教会，发了许多许多的牢骚，她却没有一句为儿子抱歉的话说出来，反问她儿子现在是薪金多少，当什么官职。洋牧师只道他的外国官名，中国名称他的本地活先生没教过，所以说不出来。他只说是管地方事情的地方官，然而地方官当然是管地方事情的，到底是个什么官呢？牧师也解不清，他只将建德的英文信中所写出的官职指出给她看。
从那次夏令会以后，建德与安妮往来越密。安妮不喜欢他回国当牧师，屡次劝他改行。她家与许多政治当局有裙带关系，甚至有些还在用着她家的钱。只要她一开口，什么差使都可以委得出来。好在建德也很自量，他不敢求大职务，只要一个关于经济的委员会里服务，月薪是二百元左右。这比当传教士的收入要多出三分之二。不过物质的收获，于他并不算首要，他的最重要的责任是听安妮的话。安妮在他身上很有统制的力量。这力量能镇压母亲的慈爱，教会的恩惠。她替建德还清历年所用教会的费用，不但还利，并且捐了一笔大款修盖礼拜堂。她并不信教，更使建德觉得他是被赎出来的奴隶。他以为除掉与她结婚以外，再也没有其它更好的报答。但这意见，两方都还未曾提起。
玉官不久也被建德接到南京去了。她把家乡的房子交给杏官管理，身边带着几只衣箱和久悬在梁上的神主，并残废的天锡。她以为儿子得着官职，都是安妮的力量，加以对于教会偿还和捐出许多钱，更使她感激安妮的慷慨，虽然没见过面，却已爱上了她。建德见她儿子老穿着一件铁背心，要扶着拐棍才能走路，动弹一点也不活泼，心里总有一点不高兴，老埋怨着他的丈母没有用心调护。玉官的身体，自从变乱受了磨折，心脏病时发时愈。她在平时精神还好，但不能过劳，否则心跳得很厉害。建德对于母亲是格外地敬爱，一切进项都归她保管，家里的一切都归她调度。生活虽然富裕，她还是那么琐碎，厨房、卧房、浴室、天井，没有一件她不亲自料理。她比家里两个佣人做的还要认真。不到三个月，已经换了六次厨师傅，四次娘姨，他们都嫌老太太厉害，做不下去。
母子同住在一问洋房里，倒也乐融融地。玉官一见建德从衙门回来，心里有时也会想起雅言。在天朗气清的时候，她也会忆起那死媳妇所做的一两件称心意的事，因而感叹起来，甚至于掉泪，儿子的续弦问题同时也萦迴在她心里。好几次想问他个详细，总没能得着建德确实意见，他只告诉她安妮的父亲是清朝的官，已经去世了。她家下有一个母亲，并无兄弟姊妹，财产却是不少，单就上海的地产就值得百万。玉官自然愿意儿子与安妮结婚，她一想起来自己便微微地笑，愉快的血液在她体内流行，使她几乎禁不起。建德常对他母亲说，安妮是个顶爱自由的女子，本来她可以与他一起回国，只因她还没有见过北冰洋和极光，想在天气热一点的时节，从加拿大去买一艘甲板船到那里去，过了冬天才回来。他们的事要等她回来才能知道，她没有意思要嫁给人也说不定。
平平淡淡地又过了一年。残春过去，已入初夏，安妮果然来电说她已经动身回国。日子算好了，建德便到上海去接她，就住在她家里。在那里逗留了好几天，建德向她求婚，她不用考虑便点了头。她走进去，拿出从外洋买回来的结婚头纱来给建德看，说她早已预备着听他说出求婚的话。他们心中彼此默印了一会，才坐下商量结婚的时日、地点、仪式等等。安妮的主张便是大家的主张，这是当然的哩。她把结婚那天愿意办的事都安排停当，最后谈到婚后生活，安妮主张与玉官分居，她是一个小家庭的景慕者。
他们在上海办些婚仪上应备的东西，安妮发现了她从外洋带回来的头纱还比不上海市上所卖的那么时派，这大概是她在北冰洋的旅行太过长久，来不及看见新式货物。她不迟疑地又买上一条，她又强邀建德到那最上等的洋服店去做一套大礼服，所费几乎等于他的两个月薪俸。足足忙了几天，才放建德回南京去。
玉官知道儿子已经决定要与安妮结婚，愉快的心情顿然增长，可是在她最兴奋的时候建德才把婚后与她分居的话说出来。老太太一听便气得十指紧缩，一时说不出什么话，一副失望的神情又浮露在她脸上。她想，这也许是受革命潮流的影响。她先前的意识以为革命是：换一个政府；换一样装束；以后世故阅历深，又想革命是：换一个夫人或一个先生。但是现在更进一步了，连“糟糠”的母亲，也得换一个。她猜想建德在结婚以后要与他的丈母同住，心里已十分不平；建德又提到结婚的日期和地点，更使她觉得儿子凡事没与她商量，因为他们预定行礼的一天是建德的父亲的忌日。这一点因为阳历与阴历的相差，建德当然是不会记得。而且他家的祭忌至终是由玉官一人秘密地举行，玉官要他们改个日子，建德说那日子是安妮择的，因为那天是她的生日。至于在上海行礼是因女家亲朋多，体面大，不能不将就，这也不能使玉官十分满意。她连叹了几口气，眼泪随着滴下来，回到房中，躺在床上，口中喃喃，不晓得喃些什么。
婚礼至终是按着预定的时间与地点举行，玉官在家只请出她丈夫的神主来，安在中堂，整整地哭了半天。一事不如意，事事都别扭，她闷坐在厅边发楞，好像全个世界都在反抗她。
第二天建德同新娘回来了，他把安妮介绍给他母亲，母亲非要她披起头纱来对她行最敬礼不可。她的理由是从前她做新娘时候，凤冠蟒袄总要穿戴三天。建德第一次结婚，一因家贫，仪文不能具备，二因在教堂行礼没有许多繁文礼节。现在的光景可不同了，建德已是做了官，应该排场排场。她却没理会洋派婚礼，一切完蛋糕分给贺客吃了之后，马上就把头纱除去，就是第二次结婚也未必再戴上它。建德给老太太讲理，越讲越使老人家不明白，不得已便求安妮顺从这一次，省得她老人家啼啼哭地。安妮只得穿上一身银色礼服，披起一条雪白的纱。纱是一份在身上两份在地上拖着，这在玉官眼里简直不顺。她身上一点颜色都没有，直像一个没着色的江西瓷人。玉官嫌白色不吉祥，最低限度，她也得披一条粉红纱出来。她在乡下见人披过粉红纱，以为这是有例可援。什么吉祥不吉祥且不用管，粉红纱压根儿就没有。安妮索性把头纱礼服都卸下来，回到房中生气，用外国话发牢骚，老太太也是一天没吃饭。她埋怨政府没规定一种婚礼必用的大红礼服，以致有这忤逆的行为。她希望政府宣布凡是学洋派披白头纱、不穿红礼眼的都不能算为合法的结婚。
第三天新婚夫妇要学人到庐山去度蜜月，安妮勉强出来与玉官辞行。玉官昨天没把她看得真，这次出门，她虽鼓着腮，眼睛却盯在安妮脸上。她觉得安妮有许多地方与雅言相仿佛，可是打扮得比谁都妖艳得多。在他们出门以后，老太太的气也渐渐平了。她想儿子和媳妇到底是自己的孩子们，意见不一致，也犯不上与他们赌气。她这样想，立时从心里高兴，喜容浮露出来。她把自己的卧房让出来，叫匠人来，把门窗墙壁修饰得俨然像一间新房。屋里的家私，她也为他们办妥，她完全是照着老办法，除去新房以外，别的屋子都是照旧，一滴灰水也没加上。
九
半个月以后，一对夫妇回来了。安妮一进屋里，便嫌家具村气太重，墙壁的颜色也不对。走到客厅，说客厅不时髦；走到厨房，嫌厨房不干净；走到那里，挑剔到那里。玉官只想望好里做，可是越做越讨嫌，至终决意不管，让安妮自己去布置。安妮把玉官安置在近厨房的小房间，建德觉得过意不去，但也没法教安妮不这样办，因为原来说定婚后是要分居的。
安妮不但不喜欢玉官，并也不喜欢天锡。玉官在几个月来仔细地打听安妮的来历，怀疑她便是那年被她小叔子抱走的雅丽；屡次要告诉她，那是她的骨肉，至终没有勇气说出来。婆媳的感情一向不曾有过，有时两人一天面对面坐着，彼此不说话。安妮对建德老是说洋话，玉官一句也听不懂。玉官对建德说的是家乡话，安妮也是一窍不通，两人的互相猜疑从这事由可以想像得出来，最使玉官不高兴的是安妮要管家。为这事情，安妮常用那副像挂在孝陵里的明太祖御容向着玉官。建德的入款以前是交给老太太的，自从结婚以后，依老太太的意见仍以由她管理为是。她以为别的都可退让，惟独叫她不理家事做闲人，她就断断不依。安妮只许给她每月几块钱零用，使她觉得这是大逆不道。她心想，纵然儿子因她的关系做了“党戚”，也不该这样待遇家长。
安妮越来越感觉到不能与老太太同住，时时催建德搬家。她常对丈夫骂老太太这“老蟑螂”，耗费食物讨人嫌。老太太在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纵然把委屈诉给人听，也没有可诉的。她到教堂去，教友不懂她的话；找牧师，牧师也不能为她出什么主意，只劝她顺应时代的潮流，将就一点。她气得连教堂都不去了。她想她所信的神也许是睡着了，不然为什么容孩子们这么猖狂。
还有一件事使玉官不愉快的，她要建德向政府请求一个好像“怀清望峻”一类的匾额，用来旌表寡妇的。建德在衙门，才干虽然平常，办事却很稳健。他想旌表节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玉官屡次对他要求找一个门径，他总说不行。无论他怎么解释，玉官都觉得儿子没尽心去办，这样使她对于建德也不喜欢。但是建德以为他父亲为国捐躯，再也没有更光荣的，母亲实在也没有完全尽了抚孤成人的任劳，因此母子的意见，越来越相左。
安妮每天出去找房子，玉官只坐在屋里出神。她回想自守寡以来，所有的行为虽是为儿子的成功，归根，还是自私的。她几十年来的传教生活，一向都如“卖瓷器的用破碗”一般，自己没享受过教训的利益。在这时候，她忽然觉悟到这一点，立刻站起来，像在她生活里找出一件无价宝一般。她觉得在初寡时，她小叔子对她说的话是对的。她觉得从前的守节是为虚荣，从前的传教是近于虚伪，目前的痛苦是以前种种的自然结果，她要回乡去真正做她的传教生活，不过她先要忏悔，她至少要为人做一件好事，在她心里打定了一个主意。
她要离开她儿子那一天，没有别的话，只对他说她没对不住他，以后她所做的一切还是要为他的福利着想。儿子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漫敷衍她几句便到衙门去了。儿媳妇是忙着找房子，一早便出门。她把几座神主包裹停当，放在桌上，留下一封信，便带着天锡，悄悄地到下关车站去。
十
回到家乡，教会仍然派她到锦鲤去。这次她可不做传教工作了，因为上了年纪的人，不能多走路，所以教会就派她做那里的小学校长。天锡与她住在一起，她很注意教育他。杏官在城里住，反感觉到孤寂，每常写信要天锡去住几天。
玉官每要把她对于安妮便是雅丽的怀疑说给杏官知道，卸又防着万一不对，倒要惹出是非来。她想好在她的小叔子也死掉了，若她不说，再也没有知道这事的人，于是索性把话搁住。她觉得年来的工作非常有兴趣，不像从前那么多罢虑。教会虽然不理会这个，她心里却很明白现在是为事情而做事情，并不要求什么。建德间中也有信寄回来，有时还给她捎钱来。这个使她更喜欢，她把财物都放在发展学校的事业上头，认识她的都非常地夸赞她，但她每说这是她的忏悔行为。
两三年的时间就在忙中消失了。玉官办的学校越发发达，致她累得旧病不时发作，不得不求杏官来帮助她。杏官本也感觉非常寂寞，老亲家同在一起倒可以解除烦闷。她把城里的房子连同玉官的都交给了教会管理，所得的租金也充做学校经费，那锦鲤小学简直就是她们办的。
地方渐次平静，村里也恢复了像从前一般的景况，只是短了一个陈廉。一想起他，玉官也是要对杏官说的，可是他现在在南洋什么地方，她也不知道。她只记着当时他是往婆罗洲去的，就是说出来也未必有用。在朝云初散或晚烟才浓的时候，她有时会到社外的大王庙那被她常坐的树根上少坐，忆想当年与陈廉谈话的情景。衰年人的心境仍如少年，一点也没改变，仍然可以在回忆中感到愉悦。
锦鲤几个乡人偶然谈起玉官的工作，其中有人想起她在那里的年数不少，在变乱的时候，她又护卫了许多妇女，便要凑份子给她做生日，藉此感谢她。这意思不到几天，连邻乡都知道了。教会看见大家那么诚意，不便不理会。于是也发起给她举行一个服务满四十年的纪念会，村庄的人本是爱热闹的，一听要给玉官做寿，开纪念会，大家都很兴奋，在很短的期间已凑合了好几百元。玉官这时是无心无意地，反劝大家不要为她破费精神和金钱。她说，她的工作是应当做的，从前她的错误就是在贪求报酬，而所得的只是失望和苦恼。她现在才知道不求报酬的工作，才是有价值的，大众若是得着利益就是她的荣耀了。话虽如此说，大家都不听她的，一时把全个村庄布置起来。
传道先生对大众说既然有那么些钱，可以预备一件比较永久留念的东西。有些人提议在社外给她立一座碑，有些说牌坊比较堂皇，玉官自己的意思是要用来发展学校。杏官知道她近年对于名誉也不介意，没十分怂恿她。她只写信给建德，说他母亲在乡间如何受人爱戴，要给一点东西来纪念她。建德接信以后，立刻寄五千元，还说到时候他必与安妮回来参加那盛典。
玉官知道建德要回来，心里的愉快比受那五千元还要多万万倍，纪念大会在分头进行着。大众商议的结果，是用二千元在社外建筑一道桥，这因为跨在溪上的原来只有一道木桥，村人早应募缘改建，又因大王庙口是玉官常到那里徘徊的地方，还有对岸的树林，政府已拨给学校经营，所以桥是必要修筑的。
动了四五个月的工程，桥已修好了。大王庙也修得焕然一新，村人把它改做公所，虽然神像还是供着，却已没有供香火的庙祝，桥是丈五宽，三丈长，里面是水泥石子的混凝体，表面是用花岗石堆砌起来的。过了桥，一条大道直穿入树林里头，更显出风景比前优秀得多。
纪念会的日期就要到了，建德果然同安妮一起回来，玉官是喜欢得心跳不堪。她知道又是病发了，但不愿告诉人。安妮算是给她很大的面子，所以肯来赴会。当时也与杏官见过面，安妮却很傲慢，好像不大爱理那村婆子似地。她住了一两天就催建德回南京去，最大的原因，大概是在水厕的缺乏。
建德在乡人的眼光中已是个大得很的京官，因为太太说要早日回京，便不得不提早举行这个纪念典礼。玉官在那天因为喜欢过度，倒是晕过几次，杏官见这情形不便教她到教堂去，只由她歇着。行过礼以后，建德领着大众行献桥礼。大众拟了许多名字，最后决定名为“玉泽桥”。当时的鼓乐炮仗，喧闹得难以形容，加以演了好几台戏，更使乡人感觉这典礼的严重。
第二天，建德要同安妮回到城里，来与玉官告辞。杏官在身边，很羡慕这对夫妇，不觉想起她的亡女，直向建德流泪。玉官待要把真情说出来时，又怕安妮不承认破口骂人，反讨没趣。她又想纵然安妮承认了，她也未必能与他们住在一起。她也含着眼泪送他们过了那新成的玉泽桥。
回到学校里，左思右想，又后悔没当着安妮说明情由。等到杏官来，她便笑着问她假如现在她能找着她的丈夫或她的丢了的女儿，她愿意先见谁，杏官不介意地回答说那是做梦。如果她能见到女儿一面，她已很满足，至于丈夫恐怕是绝无希望的了。说过许多话，玉官忽对杏官说，她要到城里去送送儿子和儿媳妇上船去，杏官因为她精神像很疲乏，不很放心，争执了半天，她才教杏官陪着她去。
她们二人赶到城里，建德与安妮已经到口岸去了。幸而船期未到，玉官与杏官还可以赶到。她们到教会打听，知道建德二人住在洋牧师家里。见面时，安妮非常感动。她才起头觉得玉官爱她的儿子建德是很可钦佩的，玉官对他们说她的病是一天一天地加重了，这次相见，又不知什么时候再有机会，希望他们有工夫回来，说得建德也哭起来了，他允许一年要回来探望她一次。
玉官在那晚上回到杏官的药局，对杏官说她还有一件未了的事要赶着去办完。杏官不了解她的意思，问了几遍，她才把要到婆罗洲找陈廉的话说出来。她说，自从她当了洋教士的女佣以来，一切的一切都是受着杏官的恩惠。原先她还没理会到这层，自从南京回来以后，日日思维，越觉得此恩非报不可。杏官既知道陈廉的下落，心里自然高兴万分，但愿她自己去。玉官从怀里取出船票来，说她日间已打听到明天有船往南洋去，立即买了一个舱位，只有她知道怎样去找，希望杏官在家里照顾天锡，料理学校，她也可以藉此吸吸海风，养养病。
第二天一早，杏官跑去告诉建德说他母亲要到南洋去休息休息，当天就要动身。他也不以为然，说他母亲的心脏病，怕受不了海浪的颠簸，还是劝她莫去为是。来到药局，玉官已上了船，于是又同杏官和安妮到船上去。建德见她在三等舱里，掖在一班华工当中，直劝她说，如果要走，可以改到头等舱去，何必省到这步田地。她说在三等舱里有伴，可以谈话，同时她平日所见的也都是这类的人，所以不觉得有什么难过之处。安妮是站都站不住，探一探头便到头等舱的起坐间去了。杏官看看她的行李非常简单，只有一个铺盖和一个小提箱。她笑问玉官说，那小的箱子装些什么？玉官也笑着回答说那还是几十年随身带着的老骨董：一本白话《圣经》，一本《天路历程》，一本看不懂的《易经》。玉官劝他们不必为她担忧，她知道一切都无妨碍，终要平安和圆满地回来。她指着建德回头来对杏官说他还是她的女婿，希望她不要觉得生疏起来。她此行必要把事情办妥才回来，请她回锦鲤静候消息。又复劝勉了建德一番，船上催客的锣才响起来。
杏官们上了舢板，还见玉官含泪在舷边用手帕向着他们摇幌，几根灰白的头发，也随着海风飘扬。到了岸边，船已鼓着轮，向海外开去。他们直望到船影越过港外的灯台，才各含着眼泪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