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远东所得的最大成就，是禅宗与真宗（日本净土宗的一派）的发展。禅宗开花结果于中国，而真宗则成熟于日本。我们只要接触佛教的这两个宗派，对于至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的佛教何以仍有如此的活力和生命力，即可获得适当的认识。禅宗诉诸人类潜在的宗教意识，而真宗则触及东方心灵的智慧和实际方面；而这个所谓的东方心灵，又是直观胜于推理，神秘胜于逻辑的。假如说，禅宗是佛教的“自力”的一翼的话，那么，真宗便是佛教的“他力”的一翼了，而这两个极端却综合于大觉佛陀的一心之中。

自从我于1907年用英文在《巴利文经典研究会会刊》（the journal of the pāli text society）上发表过一篇关于禅宗的短论之后，对于这个论题一直没有刊过重要的文章——除了忽滑谷快天教授在1913年所写的《武士的宗教》（religion of the samurai）。实际说来，佛教的这个宗派，纵使是在日文或中文著述方面，亦未得到现代佛学作家的注意，有亦甚少。其所以如此，在于禅的研究竟有其特殊的困难。“语录”（the goroku）是表现禅学本身的唯一文体；而要想读懂这种东西，对禅必须做过若干特殊的实际训练才行。因为，仅仅懂得一些中文的古籍和历史，是绝对不够的；就算你读懂了一般的佛教哲理，对于禅仍然是不得其门而入。尽管有些学者有时尝试解释禅的真理与发展，但他们对于这个题目总是力不从心，甚为可悲。

另一方面，如今所谓的禅师，又不能以现代思想的方式介绍他们对于禅的认识。他们的智慧成长岁月多半是在禅堂之中度过，而当他们自禅堂毕业之后，又被人们视为精通公案的能手了。这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不幸的是，从学术的观点来说，他们却颇为满足，对于禅的心理与哲理没有任何积极的兴趣。如此，禅便被无声无息地封闭在大师们的语句之中和公案的专究里面，并没有机会走出修道院的隐遁之所。

如果我们认为禅的真意可从哲理的说明或从心理的描述而得精通的话，那将是一种大错特错的想法；但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禅不可以用通常的推理方式求得知识上的接近或使其稍稍可以接近一些。我在这本书中所尝试的工作，除了对于这个论题作推理的处理之外，可以说也是一无是处。不过，就其作为一种尝试性的实验，从吾人的常识观点介绍禅的内涵以及作为一种直接的系统介绍佛陀最先宣布或体悟的佛教信仰而言，我希望我所做的工作能够解除吾人攻究禅宗思想所常面临的若干困难。我究竟得到了怎样的成功，或者我究竟遭遇了多么彻底的失败，这自然得留待读者加以审断了。

这是一本论文集，其中文字都曾在《东方佛徒》（the eastern buddhist）上发表过，只有《禅宗的历史》一篇，系特地为本书而写。书中各篇，不但皆已作了彻底的修正，且有若干部分做了完全的改写，此外，还加入了一些新的篇章。本书出版之后不久，将有一本第二系列的“论丛”跟进，借以处理另一些与禅的体制有关的重要论点。

这些论文之所以以书的形式出版，主要是出于安宅弥吉先生（mr. yakichi ataka）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慷慨鼓励，他是作者的一位老友，曾在我们年轻时半真半梦地发下这个誓愿，至今未忘。此外，本书原稿的制备和修正，作者的内人也尽了很大的力量，如果没有她的帮忙，现在的这本书定有不少遗漏与缺陷。

最后，作者在将这本非以本国文字写成的卑微著作送到世人的面前时，情不自禁地忆起了先师——镰仓圆觉寺的释宗演禅师。遗憾的是，不仅是为了日本的佛教，同时还为了他的许多难友，他的寿命短了几年。枫树将红叶散布在他的墓上，如今已是第七个秋天了，但愿他的精神不止一次从深三昧中醒来批评这本此刻已在读者眼前的书！

1926年10月　铃木大拙识于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