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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任何任务都必需有一定的材料。我到哪里去找材料呢？我首先是也主要是从卢梭的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学说入手。这个学说主要是在我们的作者为了回答第戎科学院！”753年提出的问题而写的著作中加以叙述的，这个问题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人类的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所认可？（quelleestlinéalitéparmilesho-mmesetsielleestautoriséeparlaloinaturelle？）

卢梭在自己的《忏悔录》中说明，他是怎样思考这部著作的。他上圣日尔曼去过一个星期，在那里全部时间都是在森林中度过的。

“我在那里探求过，我在那里发现了原始时代的景象，我大胆地描绘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的轮廓；我揭露了人间无聊的谎言；我敢于赤裸裸地揭示人们的本性，彻底研究歪曲这本性的时间和事物的进程，并把人造的人（卢梭所说‘l’hommedel’homme’）同自然人加以比较，指出人的所谓完善化乃是指出人类灾难的真正根源。我的灵魂被这些卓绝的默想所激发，上升到神的境界。在那种境界中，我看到，我的同类由于固执成见而走入迷途，朝着错误、不幸、罪恶的方向行进。我于是用一种微弱的声音向他们喊道：‘你们都是毫无道理的人，你们不断地埋怨自然，要知道，你们的一切苦难都来自你们自己！’”

十分明显，在圣日尔曼森林里漫步和使灵魂上升到神的境界时，是不能研究原始人的。要了解原始时代人类文化的景象，只有敏感的灵魂的热情是不够的；至少需要有一些关于野蛮部落生活条件的知识。因此再没有比嘲笑卢梭和宣布他得出的结论都是最纯粹的虚构更为容易的了。其实，早从伏尔泰时代以来，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伏尔泰就说过这样一句俏皮的话：卢梭使他产生了用四只脚跑进森林去的欲望。不过，实际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surl’origineetlesfondementsdelinégalitéparmileshommes）有可笑的东西，也有更为天才无比的思想。当然不用说，我们的作者所拥有的关于野蛮部落生活的知识总量是不大的。一般说来，十八世纪的人很少了解这些部落。不过当时对这些部落也已经知道了一些东西。近代伟大的地理发现产生了十分丰富的游记书籍，作家们说明原始文化时就从这些书籍中吸取材料。但是，当这些作家绝大多数在自己的论述中完全满足于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时候，卢梭却是感到历史唯心主义不能令人满意的少数特出人物之一。

当时有一个十分流行的、用极其精练的形式表述历史唯心主义基本观点的公式，这个公式就是：c’estlopìnìonquigouvernelemonde（意见支配世界）。何谓意见呢？修阿尔回答说：“我所谓意见是指民族内部流行的全部真理和谬误的结果；这结果决定着民族的判断、民族的褒贬、民族的爱憎、民族的风尚和习惯、民族的优缺点，一言以蔽之，决定民族的性格。正是这种意见支配着世界。”而这就是说，支配世界的意见的基础乃是“民族内部”流行的真理和谬误的一定的总和，亦即观点是人类社会中发生的一切事物的最后原因。凡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如果要设想和了解原始文化的历史，首先就应当弄清楚“自然人”的观点是什么。而卢梭懂得，假使认为人们的观点是社会发展最深刻的原因，则这些观点本身的产生还是完全不可能说明的。他说，人们在把野蛮人看成人以前，就使野蛮人变成哲学家，他又特别中肯地指出这种研究方法所固有的逻辑错误在什么地方。如果原始人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些社会理想而没有别的社会理想就互相约定这样一些关系而不是别的关系，那么用卢梭的话来说，这就意味着，原始人利用了本身只是逐渐产生也只是由于社会组织才产生的那种教育来组织自己的社会。卢梭发现，研究过关于人的自然状态的种种问题的作家，完全没有从应有的角度追溯到这种状态。“有些人毫不犹豫地设想，在自然状态中的人，已有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但他们却没有指出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何以会有这种观念，甚至也没有说明这种观念对他有什么用处。另外有一些人谈到自然权利，即每个人所具有的保存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权利，但却没有阐明他们对于属于一词的理解。再有一些人首先赋予强者以统治弱者的权力，因而就认为政府是由此产生的，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在人类脑筋里能够存在权力和政府等名词的意义以前，需要经过多么长的一段时间。总之，所有这些人不断地在讲人类的需要、贪婪、压迫、欲望和骄傲的时候，其实是把从社会里得来的一些观念，搬到自然状态上去了；他们论述的是野蛮人，而描绘的却是文明人。”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在卢梭心目中如此重要的文明人（l’ho-mmecivil）与野蛮人（l’hommesauvage）的对立，在他那里具有怎样特殊的、而且就其本身说是极其重大的、虽然远不是始终正确的意义。不过首先我要请读者同我一起研究一下对“哲学家们”的那些指摘，这些指摘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卢梭方法的特点。

有一些哲学家假定，在自然状态中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保持属于他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作者问道，在自然状态中属于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特定事物之属于特定的人，是以私有制度为前提的。我们有没有权利假定自然状态中有私有制呢？要是有，那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些人认为私有制的产生是由于原始人认为它有益，于是这些人任意地和错误地把原始人想象为按照自己的理论信念建立自己的生活的思想家。同时他们忘记问问自己，在私有制未产生以前，人们怎么能够相信私有制可以带来利益。在讨论自然人时硬说自然人有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的那些哲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什么是正义呢？罗马法学家们说过：所谓正义就是把属于每个人的东西还给每个人。但是这又使我们回到在自然状态中属于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卢梭公正地指出：“要把各个人的东西返还给各个人，是以每个人能有一些东西为前提的”。1最后，体力上强者对弱者的优越是一回事，而统治者对他们所统制的那些人的政权则是另一回事。在自然状态中，一个人当然可以有比另一个人更大的体力。卢梭不想否认这种情况。但是，第一，他发现，当研究者们力图了解人们之间体力上的不平等会引起什么结果的时候，他们却描述了以财富为基础而不是以体力不平等为基础的文明社会反映出来的情景，这就是说，他们还是把文明人同自然人混为一谈了。第二，他在这里也看到，唯心主义历史观用社会政治·概·念发展的进程来说明社会政治·关·系的发展进程是毫无根据的。他指出，在人们产生政府和权力的概念以前，是需要经过很多时间的。这些概念从哪里来的呢？很清楚，要产生上面两个概念在人们中间就必需存在这种关系，而这种关系的起源不可能用这两个概念来说明。

所有这些完全正确的看法迫使我们的作者把自己的思想用到另一条路上去。他坚决否认自然人是用自己的观点指导自己的行为的聪明人。的确，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也承认，“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développementdenosfacultésetdesprogrèsdel’esprithumain），不平等才成长和巩固起来。但是问题正是在于智慧的进步和能力的发展在他的心目中并不是社会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即不是比其他一切原因更为深刻的原因。他认为自己研究的目的在于确定是些什么条件引起了人类智慧的进步和人类能力的发展。他在方法论上巨大的功绩也就在这里。就这方面说，在十八世纪的作家中间，他是一个稀有的例外。因为十八世纪的作家总是完全满足于这个肤浅的思想：意见支配世界、即支配人类的发展。

在这一点上，卢梭比谁都更象爱尔维修。爱尔维修也感觉到历史唯心主义的没有根据。他说过：“可能，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与其说是天才的事业，不如说是时代和必然性的事业。这仿佛得到所有国家中同样的科学发展过程的证实。事实上，如果象休谟所指出的，所有的民族只有在他们获得善于写诗的本领以后才能学会善于写散文的话，那么我觉得，同样的人类理性发展过程就是某种共同的和隐蔽的（即爱尔维修所说‘暧昧的’［sourde］）原因的结果。”

爱尔维修本人就曾经企图确定至少在文化发展最初各阶段上引起人类知识进步的那些原因。这种企图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历史中一段饶有兴味的插曲。下面我们就用一点篇幅把这个企图同卢梭类似的企图作某些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