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进房间关上窗户，这时我们还没起床，我发现他看起来病恹恹的。他浑身发抖，脸色苍白，走得很慢很慢，仿佛每踏出一步都在受罪。

“莎茨，你怎么了？”

“我头好痛。”

“你最好躺回床上。”

“不要，我没事。”

“你先上床躺着。我把衣服穿好马上过去。”

不过当我下楼时，他已经穿好衣服，独自坐在炉火旁，看起来就是个患了重病、悲惨十足的九岁男孩。我把手按在他的额头上，察觉到他身体发烫。

“快上床去，”我说，“你发烧了。”

“我没事。”他说。

医生赶来帮孩子量体温。

“怎么样？”我问他。

“烧到一百零二度了。”

在楼下，医生留了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胶囊，还附上了服药说明。一种退烧用，另一种是泻药，还有一种则是中和体内酸性过高的药。他解释，流感病菌只存于酸性环境。他似乎很了解流行性感冒，还说只要发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没什么好担忧的。只是小感冒，只要避免加重成肺炎就不会有任何危险。

回房之后，我记录了孩子的体温，将不同药物的服用时间写在纸条上。

“要我念故事给你听吗？”

“嗯，如果你想念。”男孩说。他的脸色发白，眼窝下一片黑。他躺在床上，仿佛眼前发生的事情都与他无关。

我读了霍华德·派尔[1]的海盗故事书，但我看得出来他根本心不在焉。

“莎茨，你现在感觉如何？”我问他。

“还是一样。”他说。

我坐在床脚念书给自己听，盘算时间，等着喂他吃另一颗胶囊。原本以为他应该自然入睡了，不料当我抬头时，他竟然还盯着床脚，表情很奇怪。

“为什么不多睡会儿？我会叫你起床吃药啊。”

“我宁愿保持清醒。”

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爸爸，如果你觉得麻烦，不用留下来陪我，没关系。”

“我想陪你啊。”

“不是这样，我是说，如果觉得太麻烦，你大可不必留下来。”

我猜他可能有点儿头晕，十一点喂他吃过胶囊后，我趁机外出一会儿。

这是晴朗却寒冷的一天，地面覆盖着已结冰的雨夹雪，上头的秃树、灌木丛、砍断的枝叶、所有的草和光秃秃的路面，全像上了一层冰漆。我牵着爱尔兰赛特犬在路上散步，沿着结冰的小溪前行，在光滑的冰面上很难站立、行走，这只红毛狗脚下直打滑，我也重重摔了两回，其中一次还甩掉了手上的枪，它沿着冰面滑出去很远。

满布低矮树丛的高土岸上躲着一群鹌鹑，我们吓得它们四处飞窜，在它们即将越过河岸高处消失不见时，我开枪猎杀了两只。有几只鹌鹑飞下树来，大多数的鹌鹑则是分散躲进灌木丛中。若想倏地起飞，还得在结冰的树枝堆上跳个好几次才行。当你置身结冰的灌木丛里，好不容易取得平衡，一群鹌鹑却突然惊飞出来，想在这时瞄准、射击是难上加难。我射杀了两只，五只没打到。返家途中，我又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发现另一群鹌鹑，想到改天还有这么多鹌鹑可猎，不由得开心起来。

回家之后，他们告诉我孩子禁止任何人走进房间。

“你不能进来，”他说，“你不能像我一样生病。”

我走到他面前，发现他仍待在不久前我离开时的位置，完全没动过。他脸色惨白，双颊因为发烧而泛红，他的眼睛依旧瞪着床脚。

我为他测量体温。

“多少度？”

“一百度左右。”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点四度。

“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说的。”

“你的体温很正常，”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但我就是忍不住会一直想。”

“别想了，”我说，“放轻松。”

“我很放松。”他说，却依旧直视前方。很明显，有个什么念头紧缠着他不放。

“和水把药吃下去吧。”

“你觉得有用吗？”

“当然有用。”

我坐下，翻开海盗故事书念起来又随即中断，因为他心不在焉。

“你觉得我什么时候会死掉？”他问。

“什么？”

“你觉得我还可以活多久？”

“你不会死的。你怎么了？”

“哦，没错，我要死了。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才不会因为发烧到一百零二度就死掉。说什么傻话？”

“我就是知道会死掉。我们在法国的时候，学校的男生跟我说只要烧到四十四度就会死掉。我都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从早上九点到现在，他等死等了一整天。

“可怜的莎茨，”我说，“可怜的莎茨小老头儿。这就像是英里和公里。你绝对不会死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温度计。在那种温度计上三十七度是正常体温。这一种九十八度算正常。”

“你确定吗？”

“千真万确，”我说，“就像是英里和公里。你知道的，就像是车速七十英里等于多少公里一样。”

“噢。”他说。

他盯着床脚的目光慢慢放松，原本小大人的姿态也终于松懈下来。隔天，他一派轻松，遇到毫无要紧的小事还会哭叫出来。

* * *

[1]霍华德·派尔（1853—1911），美国著名插画家、作家，因给一些传统故事创作插画而闻名，如《罗宾汉》《亚瑟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