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孔子为教主，为神明圣王，配天地，育万物。无人无事无义，不围范于孔子大道中，乃所以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圣”也。而求孔子之大道，乃无一字，仅有弟子所记之语录，曰《论语》，据赴告策书钞誊之断烂朝报，曰《春秋》耳。若《诗》、《书》、《礼》、《乐》、《易》，皆伏羲、夏、商、文王、周公之旧典，于孔子无与，则孔子仅为后世之贤士大夫，比之康成、朱子，尚未及也，岂足为生民未有、范围万世之至圣哉？章实斋谓集大成者周公也，非孔子也，其说可谓背谬极矣！然如旧说，《诗》、《书》、《礼》、《乐》、《易》，皆周公作，孔子仅在明者述之之列，则是说岂非实录哉？汉以来皆祀孔子为先圣也。唐贞观乃以周公为先圣，而黜孔子为先师。孔子以圣被黜，可谓极背谬矣。然如旧说，《诗》、《书》、《礼》、《乐》、《易》，皆周公作，孔子仅在删赞之列，孔子之仅为先师而不为先圣，比于伏生、申公，岂不宜哉？然以《诗》、《书》、《礼》、《乐》、《易》，为先王周公旧典，《春秋》为赴告策书，乃刘歆创伪古文后之说也。歆欲夺孔子之圣，而改其圣法，故以周公易孔子也。汉以前无是说也。汉以前咸知孔子为改制教主，知孔子为神明圣王。庄生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荀子曰：“孔子明智且不蔽，故其术足以为先王也。”故宰我以为贤于尧、舜，子贡以为生民未有也。孔子之为教主，为神明圣王，何在？曰：在六经。六经皆孔子所作也，汉以前之说莫不然也。学者知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孔子之为大圣，为教主，范围万世而独称尊者，乃可明也。知孔子为教主、六经为孔子所作，然后知孔子拨乱世、致太平之功，凡有血气者，皆日被其殊功大德，而不可忘也。汉前旧说犹有存者，披录而发明之，拯坠日于虞渊，洗雺雾于千载，庶几大道复明，圣文益昭焉。

孔子所作谓之“经”。弟子所述谓之“传”，又谓之“记”。弟子后学辗转所口传，谓之“说”。凡汉前传经者无异论。故惟《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为孔子所手作，故得谓之“经”。如释家，佛所说为“经”，禅师所说为“论”也。弟子所作，无敢僭称者。后世乱以伪古，增以传记。《乐》本无文。于是南朝增《周礼》、《礼记》，谓之七经。唐又不称《春秋》，增三传，谓之九经。宋明道时增《孟子》，甚至增伪训诂之《尔雅》，亦冒经名，为十三经。又增《大戴记》为十四经。僭伪纷乘，经名谬甚。朱子又分《礼记大学》首章为经，余章为传，则又以一记文分经传，益更异矣。皆由不知孔子所作，乃得为“经”之义。今正定旧名，惟《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而于经中，虽《系辞》之粹懿，《丧服》之敦悫，亦皆复其为传。如《论语》、《孟子》，大、小《戴记》之精粹，亦不得不复其为传，以为经佐。而《尔雅》、伪《左》咸黜落矣。今正明于此。六经文辞，虽孔子新作，而书名实沿旧俗之名。盖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欲国人所共尊而易信从也。《诗》，旧名。有三千余篇。今三百五篇，为孔子作，齐、鲁、韩三家所传是也。

《诗》皆孔子作也。古诗三千，孔子间有采取之者。然《清庙》、《生民》，皆经涂改，《尧典》、《舜典》，仅备点窜，既经圣学陶铸，亦为圣作。况六经同条，《诗》、《春秋》表里，一字一义，皆大道所托。观墨氏所攻及儒者所循，可知为孔子之辞矣。）

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墨子公孟》）

（墨子开口便称禹、汤、文、武，而力攻丧礼三年期月之服。《非儒》篇称为其礼，以此礼专属之儒者，而儒在当时，与杨、墨对举，为孔子教号。（见《儒为孔子创教》及《儒墨对举》。）篇则此礼及《诗》，非孔子所作而何？三百之数，亦符弦诵歌舞，与《礼记王制》、《世子》，学礼学《诗》，可兴可立，乃孔门雅言。而墨子攻之，以为君子无暇听治，庶人无暇从事。反而观之，则《诗》三百为孔子所作，至明据矣。）

《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淮南子泛论训》）

（《春秋》之为孔子作，人皆知之，《诗》亦为孔子作，人不知也。儒者多以二学为教，盖《诗》与《春秋》，尤为表里也。儒者乃循之，以教导于世，则老、墨诸子不循之以教，可知也。《诗》作于文、武、周公、成、康之盛，又有商汤、伊尹、高宗，而以为衰世之造，非三代之盛，故以为非古，非孔子所作而何？）

──右《诗》为孔子所作。

（《书》，旧名。旧有三千余篇，百二十国。今二十八篇，孔子作，伏生所传本是也。

《尧典》、《皋陶谟》、《弃稷谟》、《禹贡》、《洪范》，皆孔子大经大法所存。其文辞自《尧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协和万邦；旸谷、幽都，南讹、朔易；《禹贡》之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四事交正；皆整丽谐雅，与《易》乾坤卦辞“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乘”，“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略同，皆纯乎孔子之文也。况《尧典》制度巡狩语辞，与《王制》全同，《洪范》五行与《春秋》灾异全同，故为孔子作也。其殷《盘》周《诰》、《吕刑》聱牙之字句，容据旧文为底草，而大道皆同，全经孔子点窜，故亦为孔子之作。）

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谁也？孔子也。然则孔子鸿笔之人也。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也。鸿笔之奋，盖斯时也。（《论衡须颂》）

（说《书》自“钦明文思”以下，则自《尧典》直至《秦誓》，言全书也。直指为孔子，称为鸿笔，著作于自卫反鲁之时，言之凿凿如此。仲任颇杂古学，何以得此？盖今学家所传授，故微言时露。今得以考知《书》全为孔子所作，赖有此条，仲任亦可谓有非常之大功也。存此，可谓《尚书》为孔子所作之铁案。）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孟子滕文公》上）

（古之人“若保赤子”，在今《书康诰》中。考墨子动称三代圣王文武，动引《书》，则《康诰》亦墨者公有之物，断不肯割归之于儒。夷子欲援儒入墨，以其道治其身，以彼教之《书》说人，必不见听，引儒书以折儒乃能相服。然则二十八篇之中《康诰》，夷子称为儒者之道，与彼墨教无关，虽为文武之道，实是儒者之道。以此推之，二十八篇皆儒《书》，皆孔子所作，至明。若夫墨子所引之《书》，乃墨子所删定，与孔子虽同名，而选本各殊；即有篇章辞句，取材偶同，而各明其道，亦自大相反。如《墨子兼爱》篇：“周诗曰：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如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孔子于“王道”四语，乃采之为《洪范》，“其直如矢”四语，采之为《大雅》，而墨子则以为诗。今无从考其是诗是书，要孔、墨之各因旧文，剪裁为《书》，可见矣。若《七患》篇所引：“禹七年水”，“汤七年旱”。皆今《书》所无。若孔《书甘誓》，《墨子明鬼》则作《禹誓》，其中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五语，皆孔《书》所无，盖墨子所定也。若《汤誓》则作《汤说》，是又篇名互岐。若《非乐》所引《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非命》篇所引《禹之总德》有之曰：“允不着，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此皆篇名与辞，皆今《书》所无者。又《非乐》所引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呜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祥，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坏丧。”《尚同》引先王之《书》，《术令之道》曰：“惟口出好兴戎。”又引先王之《书》，《相年之道》曰：“夫建国设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轻大夫师长，否用佚也，维辩使治天均。”皆今《书》所无。惟王肃伪古文采其辞，而亦不敢用其篇名。其它《秦誓》、《仲虺之告》皆然。可知孔、墨之引《书》虽同，其各自选材成篇绝不相同。知墨子之自作定一《书》，则知孔子之自作定一《书》矣。对勘可明。）

──右《书》为孔子所作。

《礼》，旧名。三代列国旧制，见予所著《旧制考》。今十七篇，孔子作，高堂生传本是也，即今《仪礼》。今文十七篇皆完好，为孔子完文。汉前皆名为《礼》，无名《仪礼》，亦无名《士礼》者。自刘歆伪作《周官》，自以为“经礼”，而抑孔子十七篇为“仪礼”，又伪《天子巡狩》等礼三十九篇，今目为《逸礼》，而抑《仪礼》为“士礼”。辨详《伪经考》。

文王见礼坏乐崩，道孤无主，故设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礼纬稽命征》）（王愆期谓文王即孔子。）

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礼记杂记》）

（《士丧礼》在《仪礼》中，后世皆以为周公旧礼。然既是大周通礼，鲁为秉礼之邦，哀公为周藩侯；恤由之丧，哀公命礼官开具典礼仪注，可矣。何待问之孔子？何待专人诣孔子受学？且《士丧礼》既为大周通礼，则行之天下，颁之邦国，家有其书，缀学之士皆能知之，何待孔子？又何为至此于是乎书也？《士丧礼》出于孔子，至孺悲而后学，恤由之丧而后书，非孔子所作而何？孔子制作已久，至哀公使孺悲来学，乃写授之以为国礼，自此始也。《士丧礼》一盥执事者四人。故晏婴、墨翟讥孔子盛容饰，繁登降，又谓穷年积财不能殚其礼，墨翟讥厚葬久丧，皆与今《士丧礼》合。墨子日称禹、汤、文、武，而取肆意攻击，故知丧礼为孔子所制作，而非禹、汤、文、武之制作也。）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论语阳货》）

（宰我为圣门高弟大贤。若三年之丧，是当时国制，天下人人皆已服从，今日虽极不肖之人，不能守礼，亦必勉强素服，从未闻有发言吐论，以为应改短为期丧者，岂有圣门高弟大贤，而背谬恶薄若此？即使背谬恶薄，亦不过私居失礼而已，奚有公然与师长辨攻时王之制，以为只可服期，不应三年之久者？且此事既是时王之制，与孔子辨亦无益；即孔子从之，亦当上书时王言之。而二千年来乱篡弑贼之人，踵接肩望，亦未闻有人敢改短丧者；匪特不敢改，亦未有人敢言短丧者，但日益加隆，如舅姑加三年，妾母加期，嫂叔加大功而已。而高弟大贤，乃敢犯大不韪，为必不可之举，以攻时王之制，有是理乎？盖三年丧为孔子所改，故宰我据旧俗服期，以与孔子商略，谓孔子何必增多为三年？盖当创改之时，故弟子得以质疑问难也。《论语》此条，古今皆疑不能明，非通当时改制之故，宜其不能明也。）

子张问曰：“《书》云‘高宗谅闇，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论语宪问》）

（高宗谅闇，既见于《书》，而子张尚疑问其有否，则当时绝无，故子张不信，而疑问之也。若如后世，谁不行三年之丧，岂足疑问？孔子援引，只得一高宗，乃告子张曰：“古之人皆然。”若皆然，则高宗何独称，而子张何必疑问？盖孔子所改制，故子张疑而问之。）

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其礼曰：“丧，父母三年，其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亲疏为岁月之数，则亲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后子与父同也；若以尊卑为岁月数，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而亲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亲死，列尸弗，登屋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焉；以为实在，则戆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取妻，身迎，祗篸为仆，秉辔授绥，如仰严亲；昏礼威仪，如承祭祀。颠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则妻子，妻子上侵事亲。若此可谓孝乎？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将守宗庙，故重之。”应之曰：此诬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庙数十年，死丧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则丧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忧妻子以大负累，有曰所以重亲也，为欲厚所至私，轻所至重，岂非大奸也哉？（《墨子非儒》）

（诸子群书，皆以儒墨对举。虽孟子亦云，“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又标名墨者夷之，下云“儒者之道若是”之类，不胜枚举。已见儒墨对举相攻等篇。墨子开口便称禹、汤、文、武，若儒为禹、汤、文、武之旧，墨子不敢肆口慢骂。韩非谓儒之所至，孔子也。故知儒为孔子创教之名，故墨子指其名，述其说，而攻之。丧父母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子期，升屋而号，娶妻亲迎，皆今之《仪礼》。而墨子攻儒者谓为其礼，是于墨氏无预者。詈为大逆、大伪、戆愚、诬言、大奸，则礼为孔子之制，而非禹、汤、文、武之制，《仪礼》一书为孔子所作，而非周公所作，可为明据。）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月之丧亦非也。”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月之丧，是犹果谓撅者不恭也。”公孟子谓子墨子曰：“知有贤于人，则可谓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贤于人，而愚岂可谓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其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以贤于婴儿子哉！”（《墨子公孟》）

（孔子创三年之丧，墨子创三月之丧。盖当时丧礼无定制，故听教主随意改作。汉时尚无丧制，故翟方进服丧三十六日，王恂服丧六年。至晋武帝，乃始定从孔子之制，服丧三年。孔子谓“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故公孟子亦谓“三年之丧，学吾之慕父母”。）

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于宋，于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于大故，吾欲使子问于孟子，然后行事。”然友之邹，问于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于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孟子滕文》）

（孟子所谓礼者，“三年之丧，齐疏之服，筜粥之食”，乃今《仪礼》、《士丧礼》中之制，古今所通。而滕之父兄百官皆不欲，则如今之亲郡王贝勒贝子至四品宗室、大学士至翰詹科道以下会议皆不画诺矣。如果大周通礼、大周会典、大周律例，有此定制，滕之人臣虽背谬，何至举国若狂？鲁号秉礼之邦，何以自周公、伯禽至平公，无一服从周制者？滕则自叔绣至文公数十君，亦皆显悖王朝定制？自成、康至宣王王灵赫濯，独不畏变礼易服，则君流乎？又着明《志》亦无之，则当时会典通礼，无三年之制，至明。然则此礼非孔子所作而何？与宰我问短丧合观之，其义自明。）

处丧之法将奈何哉？曰“哭泣不秩声翁，缞绖垂涕，处倚庐，寝苫枕块”，又相率强不食而为饥，薄衣而为寒，使面目陷巉，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巘。细计厚葬，为多埋赋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富之说无可得焉。是故求以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众人民，意者可邪？其说又不可矣。今惟毋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君死，丧之三年，父母死，丧之三年，妻与后子死者，五皆丧之三年；然后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数；则毁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巉，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劲强，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丧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饥约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墨子节葬》）

（哭泣不绝声，缞绖倚庐，寝苫枕块，三年期月丧服，皆今《仪礼丧服》之制，而墨子攻之。墨子日称禹、汤、文、武。若是三代先王旧制，墨子不敢肆攻。其为孔子所作，可见。）

景公上路寝，闻哭声，曰：“吾若闻哭声，何为者也？”梁邱据对曰：“鲁孔丘之徒鞠语者也。明于礼乐，审于服丧，其母死，葬埋甚厚，丧三年，哭泣甚疾。”公曰：“岂不可哉？”而色说之。晏子曰：“古者圣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礼、制规矩之节、行表缀之数以教民，以为烦人留日，故制礼不羡于便事；非不知能扬干戚钟鼓竽瑟以劝众也，以为费财留工，故制乐不羡于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殚国以奉死、哭泣处哀以持久也，而不为者，知其无补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导民。”（《晏子外篇》）

（惟孔子之徒乃能明于礼乐，审于服丧三年哭泣，而晏子攻之。益可知礼乐为孔子所作，凡此皆从邻证而得之。）──右《礼》为子所作。

《乐》，旧名。郑、卫之声，倡优侏儒，犹杂子女。是今六代之乐，黄帝《咸池》、尧《大章》、舜《大韶》、禹《大夏》、汤《大翙》、文王《象》、武王《武》，皆孔子作，制氏所传，是也。孔子新作雅乐，故放郑声。郑声之名为郑，如今昆曲弋阳腔之以地得名也，盖当时所风行天下者，非徒一国之乐。

子墨子曰：“问于儒者，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墨子公孟》）

（墨子问“儒者何故为乐”？然则非儒者不为乐矣。儒为孔子所创，故知乐为孔子所制，墨子乃敢肆其轻薄诋诽也。“乐所以为乐”，欢乐之义，乃真“为乐”之故也。墨子乃云“犹室以为室”，戏侮之甚！可见异教相攻，无所不至。此孟、荀所不能不发愤者欤？）

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呜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搜，其家必坏丧。”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从饰乐也。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万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诚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墨子非乐》）

王者治定制礼，功成作乐。未制作之时，取先王之礼乐宜于今者用之。尧曰《大章》，舜曰《箫韶》，夏曰《大夏》，殷曰《大沄》，周曰《大武》，各取其时民所乐者名之。（《公羊》隐五年何注）

黄帝之乐曰《咸池》。（《乐纬动声仪》）颛顼之乐曰《五茎》。帝喾之乐曰《六英》。尧乐曰《大章》。

舜乐曰《箫韶》。禹乐曰《大夏》。殷乐曰《大沄》。周曰《酌》。

孔子曰：《箫韶》者，舜之遗音也。（并同上）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

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乐宜亲《招武》，故以虞录亲乐。（《繁露三代改制》）

（乐声要眇，其传最难，以其音节铿锵，寄之于声，易于变失。三百篇之古乐存于汉者，大戴《投壶》仅存《关雎》、《卷耳》、《葛覃》、《鹊巢》、《驺虞》、《鹿鸣》、《白驹》、《伐檀》等八篇。汉人乐府，至六朝仅存《上之回》、《艾如张》、《将进酒》廿四曲。六朝乐府，至唐仅存《清波》、《白鸠》、《乌栖》、《子夜》等六十四曲。唐之“黄河远上”，见于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尚有音节，余则亡矣。宋词之《九张机》、《滚板》、《尾声》，至元而亡。元《九宫曲谱》，北曲，亦至今亡矣。晋荀勖复古乐之八十四调，至龟兹乐入而废；耶律破晋而取之，宋、金则亡之矣。龟兹四旦二十八调，至宋而亡。宋之十六字调，至元而亡。元九调，工上尺合士生一凡五六，今则仅用七字调而已。通计古今乐无能久存者。汉以后文字日备，然自汉至元三百年前之乐，无一存者。即乐器，亦自琴瑟易而筝琶，今则筝琶亦废。曲声之存于今者，最古仅有明嘉靖之昆曲，然自梆子、乱弹出后，亦几等《广陵散》矣。嘉靖去今仅三百余岁，若嘉靖前之乐，则无几微之存。汉章帝谒鲁孔子庙堂，尚能陈六代之乐，安有黄帝、尧、舜至章帝，将三千年，而《咸池》、《韶乐》乃能存乎？观墨子之所攻，故知孔子之制作，明矣。《韶乐》托之于舜，有揖让之盛德，民主之大公，尤孔子所愿望，故《春秋》录之。制氏传其“铿锵鼓舞”，是也。《汉艺文志》“雅琴”五种，孔子之乐声哉？又有《周歌声曲折》七十篇，久佚矣。）

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公孟子曰：“国乱则治之，治则为礼乐；国治则从事，国富则为礼乐。”子墨子曰：“国之治。治之废，则国之治亦废。国之富也，从事，故富也。从是废，则国之富亦废。故虽治国，劝之无餍，然后可也。今子曰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是譬犹噎而穿井也，死而求医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为声乐，不顾其民，是以身为刑僇、国为戾虚者，皆从此道也。”（《墨子公孟》）

（攻服丧及诵《诗》，无暇听治从事。富而后教，文以礼乐，攻为噎而穿井，死而求医。此墨子遍攻《诗》、《礼》、《乐》者。指明丧礼，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而后攻之，可为《礼》、《诗》、《乐》皆孔子作之明证。若出于三代先王，墨子不应归之儒者而攻之。）

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

（墨子攻儒而述其丧礼，曰“重为棺椁，多为衣衾，三年哭泣”，“弦歌鼓舞，习为声乐”，皆孔子《仪礼》、《诗》、《乐》之说。故知《礼》、《乐》为孔子作而非先王。）

仲尼之齐见景公。景公说之，欲封之以尔稽，以告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彼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好乐缓于民，不可使亲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职；厚葬破民贫国，久丧道哀费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难者在内，而传者无其外，故异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自大贤之灭，周室之卑也，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晏子外篇》）

晏子曰：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劝众。儒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絫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墨子非儒》）

（墨子尚俭，故称晏子攻孔子盛声乐以淫民侈世，饰弦歌鼓舞、繁登降趋翔以聚徒观众。今考《仪礼》，登降趋翔之节最繁。诸生以时习礼，其家最盛。至于高祖围鲁，弦歌之音不辍。故知《礼》、《乐》二经，为孔子所制。若夫当时淫礼俗乐，则是时固有之，孔门所不听，亦非墨子之所攻也。）

──右《乐》为孔子所作。

《易》，旧名。孔子卜，得《阳豫》，又得《坤》、《干》。是今上下二篇，孔子作，杨何、施、孟、梁丘、京所传本，是也。卦彖爻象之辞，皆散附本卦，伪古本分之，抑为“十翼”，乱孔子篇数之次第者也。《系辞》，《太史公自序》称为《大传》，则传而非经。《说卦》出宣帝河内老屋，与《序卦》、《杂卦》皆伪书，非孔子作。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周本纪》）

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史记日者传》）

《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法言问神篇》）

是以宓牺氏之作《易》也，绵络天地，经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错其象而彖其辞。（《汉书扬雄传》）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而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汉书艺文志》）

《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论衡对作》）

伏羲作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论衡正说》）

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孔子作《彖》、《象》、《系辞》，三圣重业，《易》乃具足。（《论衡谢短》）

（据《史记周本纪》、《日者传》，《法言问神篇》，《汉书艺文志》、《扬雄传》，《论衡对作篇》，皆谓文王重卦，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有以为作卦辞者。是自汉以前，皆以为孔子作，无异辞。惟王辅嗣以六十四卦为伏泬所自重。《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云：“一说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按《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也。”则影响附会，妄变《杨何传》史公之真说，其可信乎？至周公作爻辞之说，西汉前无之。《汉书艺文志》云“人更三圣”。韦昭注曰“伏羲、文王、孔子”。即《正义》所引：“《干凿度》云垂皇策者泬，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经。”晋纪瞻曰：“昔庖泬画八卦，阴阳之理尽矣。文王、仲尼系其遗业，三圣相承，共同一致，称《易》准天，无复其余也。”（见《晋书纪瞻传》）亦无有及周公者。唯《左传》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涉及周公。此盖刘歆窜乱之条，与今学家不同。歆《周官》、《尔雅》、《月令》，无事不托于周公。《易》爻辞之托于周公，亦此类。唯马融学出于歆，故以为爻辞周公所作（见《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或以爻辞并是文王作。《周易正义》“论卦辞爻辞谁作”，云“以为验爻辞，多是文王后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享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享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礿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西相邻而已。”如《正义》言，爻辞又不得为文王作，则《艺文志》谓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者，谬矣！三圣无周公，然则舍孔子，谁作之哉？故《易》之卦爻，始画于牺、文，《易》之辞全出于孔子。“十翼”之名，史迁父受《易》于杨何，未之闻，殆出于刘歆之说。按《史记孔子世家》有《文言》、《说卦》，而无《序卦》、《杂卦》、《汉艺文志》亦无《杂卦》。《论衡正说》，“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此说《易》益一篇，盖《说卦》也。《隋志》“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易》既以卜筮得存，自商瞿传至杨何，以至史迁，未尝云亡失，又未尝有《序卦》、《杂卦》，《论衡》以《说卦》出于宣帝时，则史迁所未睹，其为后出之伪书，《孔子世家》为伪窜可知。王充云益《易》一篇，《隋志》云失三篇，因河内得之事，而附《序卦》、《杂卦》，是《序卦》、《杂卦》为刘歆伪作。可见三篇非孔子作，明矣。《系辞》，欧阳永叔、叶水心以为非孔子作。考其辞，频称“子曰”，盖孔子弟子所推补者，故史迁以为《大传》也。彖象与卦辞爻辞相属，分为上下二篇，乃孔子所作原本。歆以上下二篇，属之演爻之文王，既不可通，因以己所伪作之《序卦》、《杂卦》附之河内女子所得之事，而以为孔子作十篇为“十翼”，夺孔子所作而与之文王、周公，以己所作而冒之孔子，诪张为幻，可笑可骇。然孔子作传而非经，《易》有“十翼”而非止上下二篇，则二千年相沿，无有能少窥其作伪之迹者矣！今援引汉以前说，发露大旨，定《易》上下二篇，为孔子所作。）

伏牺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渎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制。（《春秋纬》）

（此条则以演六十四卦，亦归孔子矣。然谓演其文，或指八卦之辞言之，而六十四卦仍文王所演欤？但文辞则一字皆孔子所作。）──右《易》为孔子所作。

（《春秋》，旧名。《墨子》云“百国《春秋》”，《公羊》云“不修《春秋》”，《楚语》“教之《春秋》”，是今十一篇，孔子作，公羊、谷梁所传，胡母生、董子所传本，是也。《春秋》为孔子作，古今更无异论。但伪古学出，力攻改制，并铲削“笔削”之义，以为赴告策书，孔子据而书之，而善恶自见。杜预倡之，朱子尤主之。若此，则圣人为一誊录书手，何得谓之作乎？今特辨此。言“作《春秋》者”不胜录，略自变量条，以成例尔。）

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尽心》）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汉书董仲舒传》）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繁露俞序》）

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贡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春秋纬考异邮》）

孔子作《春秋》，陈天人之际，记异考符。（《春秋纬握诚图》）

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春秋纬演孔图》）

孔子曰：丘于《春秋》，始于元，终于麟，王道成也。（《春秋纬元命苞》）

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图》。（《春秋纬演孔图》）

孔子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东西南北七十说而不用，然后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万世之后，天下折中焉。（《盐铁论相刺》）

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

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说苑君道》）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说苑贵德》）

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后汉书公孙述传》）

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论衡超奇》）

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同上）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论衡定贤》）

问：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无孔子之才，无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观圣，有若孔子之业者，未可知贤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同上）

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论衡书解》）至周之时，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论衡齐世》）

玄之闻也，孔子时，周道衰亡，己有圣德，无所施用，作《春秋》以见志。其言少从，以为天下法。（《五经异义》）

孔子作《春秋》，周何王时也？自卫反鲁，然后乐正，《春秋》作矣。自卫反鲁，哀公时也。自卫，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礼，而孔子反鲁作《春秋》乎？孔子录史记以作《春秋》，史记本名《春秋》乎？制作以为经，乃归《春秋》也。（《论衡谢短》）

（论作《春秋》之时，制作以为经，最详。）

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秘书微文，无所不定。（《论衡效力》）──右《春秋》为孔子所作。仲尼作经，本一而已。（《申鉴时事》）

《诗》、《书》、《礼》、《春秋》，或因或作，而成于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扬子问神》）孔子定六经以行其道。（《白虎通五经》）六经之作皆有据。（《论衡书解》）

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淮南说林》）治世有孔子之经。（《潜夫论思贤》）

孔子作法五经，运之天地，稽之图像，质于三王，施于四海。（《春秋纬演孔图》）

（此义与《中庸》“君子之道本诸身，征之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同。若其直指五经为孔子作，尤为明显。自刘歆篡乱诸经，归之周公，而孔子制作之义晦矣。幸赖孔门口说遗文犹有存者，足以证知。吉光片羽，可谓鸿宝。）

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传在孔子。孔子为汉制文，传在汉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论衡佚文》）

（五经六艺之文，孔子为汉制之，则五经六艺非孔子所作而何？王仲任犹传微言哉。）孔子之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运。”（《春秋纬演孔图》）

孔子谓老聃曰：“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知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

（庄子学出田子方。田子方为子夏弟子，故庄生为子夏再传，实为孔子后学。其《天下》篇遍论当时学术，自墨子、宋铏、田骈、慎到、关尹、老聃、惠施，庄周亦自列一家，而皆以为耳目鼻口，仅明一义，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不见纯体而裂道术，云邹鲁之士，缙绅先生，能明之。缙绅是儒衣，邹、鲁皆孔子后学，则古人非孔子而何？所以尊孔子者，云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又开篇称为神明圣王。自古尊孔子、论孔子，未有若庄生者。虽子思称孔子曰“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上律天时，下袭水土”，不若庄子之该举。子贡、有若、宰我所称，益不若子思矣。固由庄生之聪辨，故一言而能举其大，亦由庄生曾为后学，能知其深也。后世以《论语》见孔子，仅见其庸行；以《春秋》见孔子，仅见其据乱之制；以心学家论孔子，仅见其本数之端倪；以考据家论孔子，仅见其末度之一二。有庄生之说，乃知孔子本数末度，小大精粗，无乎不在。信乎惟天为大！固与后儒井牖之见异也。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朱子谓其以一字断语，如大斧斫下。非知之深，安能道得？六经之大义，六经之次序，皆赖庄生传之。云“其明而在数度”，“其在《诗》、《书》、《礼》、《乐》”，皆孔子所作，数度殆即纬欤？庄子又称“孔子祇十二经以见老子”。十二经者，六经、六纬也。孔子后学，传六经以散于天下，设教于中国，于孔学传经传教之绪，亦赖此而明。庄生称孔子“内圣外王”，与荀子“圣者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悲其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叹后学者不见之不幸，而疾呼道术之将裂。卫道之深，虽孟、荀之放淫辞而卫大道，岂有过哉？特庄生阅世过深，以为浊世不可与庄语，故危言、寓言、重言，故为曼衍，遂千年无知庄生者。或以古人属禹、汤、文、武，则开端云“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指当时春秋战国创教立说之诸子而言，故谓为治方术。《论衡》谓孔子“诸子之杰者”也。孔子在当时，道未一统。孔、墨并称，儒、墨相攻，故列在当时天下治方术诸家之内。若“古之人”，为三代先王，则当言古今之为治道多矣，不当言“天下之治方术”。文质三正，循环递嬗，三王方听人人用二代之礼乐，何尝以为无以加？故知“古之人”非三代先王也。时非三代先王，则“古之人”为孔子尤确，而“古之人”所为《诗》、《书》、《礼》、《乐》，非孔子而何？能明庄子此篇，可明当时诸子纷纷创教；益可明孔子创儒，其道最大，而六经为孔子所作，可为铁案。）

五经之兴，可谓作矣。（《论衡对作》）

丘生苍际，触期稽度，为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缀纪撰《书》，定礼乐。（《尚书纬考灵曜》）（此云撰《书》定礼，则《书》、《礼》为孔子所作明矣。）

圣人之制经，以遗教后贤也；譬犹巧倕之为规矩准绳，以遗后工也。（《潜夫论赞学》）据周史，立新经。（《春秋纬演孔图》）

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春秋纬演孔图》）丘为制法之主，黑绿不代苍黄。（《春秋纬援神器》）

──右总论六经为孔子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