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閻若璩百詩撰
平陰朱續晫近堂梓
○第八十一
余向謂偽作古文者，略知曆法。當仲康即位，初有九月日食之變，遂以瞽奏鼓等禮當之。而不顧其不合正陽之義，說具第一卷。今餘既通曆法矣。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以《授時》《時憲》二曆推算，仲康四年乙丑歲，距元至元辛巳積三千四百三十六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四日二六
○八，冬至四十
○日七九九二，閏餘七日五五四九二一。天正交泛一十七日五六九五九一，入轉五日四三四七七九。經朔三十三日二四四二七九九，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五四一
○五七（入日食限），經朔二十八日五五
○二
○九，入縮曆一百
○五日一二九四五九，縮差二度三五二五，入轉二十五日一九四七
○九，遲差二度九
○
○三，加差四刻八四
○三九，月定朔二十八日五九八六一二（壬辰日未正一刻合朔），日食在氐宿一十五度。仲康元年壬戌歲距積三千四百三十九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六千
○六十九日九八九二，冬至二十五日
○七
○八，閏餘四日四五八四六二，天正交泛一十三日四二六六一，入轉一十四日九八六八三八，經朔二十
○日六一二三三八，五月朔交泛二十七日三三六八二四（入日食限），經朔二十三日三
○六九三八，入盈曆一百七十二日七二五
○九六，盈差
○度四六四六，入轉二十六日八四二七九六，遲差
○度九
○四七，加差一十一刻三九二七，五月定朔二十三日四二
○八六五（丁亥日巳正初刻合朔），日食在井宿二十八度。則仲康始即位之歲，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非房宿也。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卻又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氐末度，亦非房宿也。夫曆法疏密，驗在交食，雖千百世以上，規程不爽，無不可以籌策窮之。以仲康四年九月朔日食，而誤附於「肇位四海」之後。以元年五月朔日食，而謬作季秋集房之文皆非也。昔《史記》《漢書》、荀悅《漢紀》皆云：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昭垂史冊者，六百四十五年。後魏高允始謂崔浩曰：此史謬也。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眾皆歎服。又後六百二十七年，宋司馬光編《通鑒》，始削去不載。蓋史家之必核實如此。況今曆學大明，敻絕前代，不難盡刊已成之案。而魏晉間《書》乃出一妄男子，多憑虛安處之。論以曆法，則不合於天文；以典禮，則不合於夏製。屢折之於理，既如彼其乖。茲參之以數，復如此其謬。曾謂天下萬世，人兩目盡夾，而無一起而正之者乎？善夫，元行衝有言：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予實有此慨歎耳。
按：余向引《詩小傳》謂《詩》皆夏正，無周正。自鄭箋十月之交為周正建酉之月，後虞廣刂造《梁大同曆》，果推之在周幽王六年，疑出於傅會。此亦是未通曆法。時言茲以曆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五十六年，中積七十五萬九百四十二日六十九刻，冬至一十二日三十六刻（丙子日辰時冬至），步至十月建酉朔日得定朔二十七日三十七刻（辛卯日辰正四刻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五十七刻（入日食限），是日辰時日食，非惟虞廣刂，即唐道士傅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康成精於曆學，本傳稱其始通《三統曆》，注有《乾象曆》，抑歎經解有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孔《疏》云：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似是康成考之方作箋雲。但又以此詩為刺厲王作，自相矛盾，當削此一箋。至康成門人東萊王基雲以曆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為共和之前，尤瞆瞆。此段直可入《正義》。
又按：王伯厚言：考《通鑒》《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曆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曆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疏矣。亦是未通曆法。案呂氏載秦八年有秋甲子朔朔之日之文。始皇八年壬戌，歲距至元辛巳積一千五百一十九年，中積五十五萬四千八百
○五日六三六，冬至九日四二四（癸酉日），閏餘四日三一九六，天正經朔五日六
○四三
○九（己巳日），加十朔實二百九十五日三
○五九三九，得九月經朔
○日四
○九四（甲子日）。是年秋恰有甲子朔，則歲在涒灘當作歲在淹茂為是。必以涒灘，則維秦六年秋無甲子朔，可知涒灘二字傳寫之訛。宋劉原父，其本朝人推其博學，為秦漢以來所無。予則謂王伯厚似殆過之。然二公之於曆學乃爾，蓋曆學有三，一曰明經之儒，二曰精算之士，三曰專門之裔。二公或以博學雄千古，至精算專門，自覺少遜耳。
又按：「辰不集於房」在《左傳》，杜《注》曰：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若此，於房宿絕無交涉。此《夏書》之文，應在建巳正陽之月，故當以瞽奏鼓之禮。而偽作古文者，似錯認為房宿。蓋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掩蝕於房宿。故冠以「乃季秋月朔」五字。此正其致誤之由。予嘗思《書序》「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未詳何王之世。太史公固受逸《書》二十四篇，內有《胤征》篇者，知出中康之世。故《夏本紀》曰：「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夫不曰「帝中康初」，而曰「帝中康時」最確。蓋予推步以曆仲康十三年中惟十一年壬申歲，距至元辛巳積三千四百二十九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二千四百一十七日五六一二，冬至一十七日四九八八，閏餘二十四日六二三五，二三（閏四月），入轉七日七四九七七，交泛二十六日四六三七五七，經朔五十二日八七五二七七，閏四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一六一七四七（入日食限），經朔五十
○日
○五八八三五，盈曆一百五十二日五六
○
○三五，入轉一十九日六
○五七二七，遲差五度三
○八二，盈差一度三一，加差四十五刻，定朔五十
○日五
○八八，是閏四月，甲寅日午時日食。又步至十二年癸酉歲四月戊申日酉正初刻合朔，亦入食，限加氣時，視三差，乃戌時，初虧，在地人目不能見食，無容伐鼓取幣以救之。則瞽奏鼓等禮的在十一年閏四月朔無疑矣。偽作古文者苟知此，將「肇位四海」易作「即位十一年」，「季秋月朔」易作「閏四月朔」，既合曆法，又協典禮，雖有百喙，豈能折其角哉？噫，予笑其智不及此。
又按：王子充疑《夏小正》不與《禹貢》同列百篇《書》，恐為後儒所托。或曰：唐一行推以曆術，知其實在夏時，為《夏書》可無疑。子充又以為不然，曰：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精曆數者，悉所能考。蓋自上古以來，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無不可知，況在夏後之世。安知非精曆數者，逆考而溯推之，求其故以著於書，亦豈可遂信之而弗疑？然則，《胤征》縱合曆法，亦不無可疑，況不然哉。此又一辯雲。
又按：鄭康成雖精曆學，而於天文分野之說，尚襲舊聞。然亦直至唐浮圖一行，始闡發無遺，深合《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義。予嘗從《唐書·天文志》刪略其語，以補鄭《注》之不逮。其辭曰：「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塚，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荊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荊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為表裏，謂之南河。故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為兩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為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為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為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三川、中嶽為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於濟，南至於淮，東達巨野，為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為邶、衛，漢東濱淮水之陰，為申、隨，皆四戰後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為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為荊、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為三齊，夾右、碣石，為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為鄒、魯，南涉江、淮為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為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為蠻越。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於《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於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於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為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觜筼、參、伐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沈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卻負恒山，居北紀眾山之東南，外接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逾乾維，始上達於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為山河上流。自北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為山河下流。陬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閣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河內，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於地，至鬥、建間，復與列舍氣通，於《易》，天地始交，泰象也。逾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沈潛於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為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為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為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陬訾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間。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鄰顓頊之墟，故為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於東海自鶉首逾河，戒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墟在焉。其分野，自河、華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本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巨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達於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於《易》，氣以陽決陰，象也。升陽進逾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為天廷。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內，故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城際之，亦巽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為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為少昊之墟。葉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陬訾也，故為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為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為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為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於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於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沈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鬥杓謂之外廷，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為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陬訾為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為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為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為中州，其神主於嵩丘，鎮星位焉。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為周分，則疆場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於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略，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亙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曆數，與歲差遷徙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雖改隸不同，但據山河以分爾。」
又按：黃宗羲太衝亦今知曆法者，《文集》曰：沈存中雲，衛樸精於曆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樸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王伯厚之言本此。某讀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曆家如薑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薑岌、一行之說為是。西曆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
○宮
○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
○宮
○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樸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案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樸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樸於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樸，吾邑山陽人，與沈存中同時。然則，昔稱存中尤邃星曆者，亦非。
○第八十二
蔡氏《書集傳》，餘不病其言理而病其言數，曆尤數之大者。「帝曰：谘，汝羲暨和」一節，純用朱子訂。《傳》既非堯曆，亦非宋曆，蓋從孔穎達《疏》采來。盡亦明析，然猶未若《授時》《時憲》二曆之精密也。餘因以二曆之理與數補注《堯典》，其辭曰：論其理，天周之度歲周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而又有餘分，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為一期，曆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積千四百六十，則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經言有六日者，舉其成數也。自正月朔日至十二月晦日為一歲，得三百五十四日，而十二晦朔終焉。朱子云：合氣盈朔，虛而閏生，蓋一歲有二十四氣。假如一月約計三十日，則宜十五日交一節氣矣。然期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分配二十四氣，則不止於三百六十日。故必十五日零二時五刻為一節，三十日五時二刻為兩節，所謂氣盈也。月之合朔二十九日半，則月不能滿三十日之數。積十二月三百六十日，計之內虛五日零六時三刻，是為朔虛。故每歲嘗六個月小，止得三百五十四日也。氣盈於三百六十日之外，有五日零三時朔虛。於三百六十日之內，有五日零六時三刻，則一歲之間，大約多出十日零八時。三歲則多出三十二日有奇，所以置閏也。三歲而一閏。即以閏月計之，亦不須三十二日有奇，故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論其數，天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而日與天會月一，日不及天一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五十微，積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三秒。而月與日會，十二會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三十六刻七十一分一十六秒，是一歲月行之數，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六十三刻二十八分八十四秒，為朔虛。合氣盈、朔虛，共得十日八十七刻五十三分八十四秒，為一歲閏。率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六十二刻六十一分五十二秒。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三十七刻六十九分二十秒。十有九歲七閏，則二百六日六十三刻二十二分九十六秒。蓋不用積年日法，而以實測得之，豈不較勝於訂傳之本《正義》者哉？善乎，蔡所性仲全言：樂律自漢以後日疏，星曆自漢以後日密。梅文鼎定九言：世愈降而愈精者惟曆。而自羲和以來數千年，共治一事者，亦惟曆。唐蘇源明常語人，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恨者，識元紫芝若。生今之世，去唐抑又遠矣，吾不惟不恨，且大幸者，獲從諸君子遊，洞悉今日之曆法。斯豈前代人所能幾及哉？
按：蔡《傳》云：月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七，「七」當作「九」，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二百」當作「三百」。坊本都訛，而習者不知。
又按：朱子言，羲和即是下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金仁山案：《尚書大傳》，舜巡四嶽，奏羲伯之樂、和伯之樂。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以總之，不然曆法無所統矣。說致確。羲伯、和伯，官在國都中，四子則分遣之，測驗於四極之地。羲伯、和伯，猶今監正、監副，四子則猶今春官正、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若羲和即四子，當其分遣遠出，猝有休祥，誰為上聞？又古者太史職掌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司以一人。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猶是任也。四子盡出帝之左右，誰為載筆哉？其必不然者。晁說之言，「以閏月定四時」，古文「定」作「正」，《開元方》誤作「定」。餘考《史記·堯紀》作「正」，《漢書·曆志》作「定」，豈衛包亦如向所雲，晚出《書》多出《漢書》，故從漢耶？不然，「定」字不如「正」字明甚，胡妄改至此？
又按：朱子言，歲差，劉焯取兩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餘謂至元郭守敬以周天周歲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八個月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而歲差始為精密。明鄭善夫繼之言，定歲差，宜定歲法，於二至餘分絲忽之間定日法，於氣朔盈虛一畫之際定日月交食，於半秒難分之所而後曆法始為精密。皆前此朱子所未聞。
或問：《授時曆》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與蔡《傳》日永，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日短，晝四十刻，夜六十刻者不同。子不以之駁蔡《傳》，何也？餘曰：前人固已雲矣，地勢有在南在北之異，蔡氏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於六十，短止於四十。《授時曆》據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於六十二，短極於三十八。其不同蓋以此。凡餘之駁蔡《傳》處，豈得已哉？
或問：曆既無頻月日食之事，則《春秋》襄公二十有一年、二十有四年，四書日食，兩為比月，將《春秋》不得為信史哉？餘曰：《春秋》固信史，但爾時史失其官，閏餘乖次，從古未有過於春秋之世，則難信亦未有過《春秋》之書者也。即以日食論，二百四十二年當四百八十四交，除交而不食及合朔在夜，人目不見者，以四之一約算，仍當一百二十餘日食，何三十六之寥寥也？《春秋》失之一。以三十六日食論，有誤五為三者。莊公十八年（上黃太衝推三月日食與《春秋》合，誤也。詳見餘《潛丘劄記》），僖公十二年；是有誤三為二者，文公元年是；有誤十為七者，宣公八年是；有誤九為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以後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是。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春秋失之二。則由此以推無比食，而書比食，其誤又何怪焉？但所以致誤之由，千載來學《春秋》者罕及，惟金擅蔡仲全告其弟子秦雲九曰：想因當日史官算失一閏，誤以二十一年之九月作十月，朔日食，已書之史矣。他日又誤以二十四年七月作八月，朔日食，已書之史矣。既而見其失閏不合也。乃於兩年各補足一閏，書為二十一年九月朔日食，二十四年七月朔日食。兩冊俱存，而後之修史者並錄之也。然則，是史官之失次爾。或曰：恐無以為孔子地，使孔子而不知是曆誤耶，何以為生知之聖？使孔子知其誤而仍之耶，何以為已修《春秋》？事孰有大於明天道者哉？餘曰：劉炫固有言，漢魏以來八百餘載，都無頻月日食者。天道轉運，古今一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代理亦當然。蓋其字則變古為篆，改篆為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曆年所，數經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真，先儒因循莫敢改易。餘謂此或出於錯簡乎？如《論語》「誠不以富，亦祗以異」，脫簡於齊景公章內，而錯簡於是惑也之下。《樂記》「寬而靜」四十九字脫簡於「吾子自執焉」之下，而錯簡於「五帝之遺聲也」下。逮程子、鄭康成出，方始覺悟。意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之後，必有某公其年為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為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脫其簡於彼，而錯其簡於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既而思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蓋周十二月，夏之十月，火心星也，九月昏，火星見於西南，漸而下流，十月之昏則伏，今十月火猶西流，是曆官失一閏，以九月為十月也。九月初尚溫，故得有螽。仲尼雖言季孫，未改明年十二月又復螽，實周十一月，越明年，孔子感獲麟，作《春秋》。此二螽乃目所親睹不遠者，仍其誤而不削，則推此以知無比食而誤書，其不削又何怪焉？桓公十四年夏五，穀梁曰：傳疑也。孔子豈不知闕處之為月字哉？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方此年正月六日，陳亂再赴。故從赴兩書之孔子豈不知甲戌之非正月哉？因而不革，蓋其慎也。且《春秋》書法之重，最在人事。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他若曆屬天道，即用舊史，失在既往，曷由可追？荀必取而正之，則今曆上推哀公十一年當閏二月，如是史舊書五月，公會吳，伐齊者，孔子新修《春秋》將作六月，公會吳，伐齊。豈不駭人之聽聞哉？且盡取而刊正，凡二百四十二年間，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鮮不隨之而錯置矣。孔子，大夫也，敢擅易本國之正朔，以幹罪戾哉？此聖人無可如何之思，又非僅闕疑比。千載來學《春秋》者所未覺，餘特發其蒙焉。或曰：子辯古文《尚書》而旁及於《春秋》，何也？餘曰：摯虞嘗賞杜元凱《釋例》雲，左氏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愚猶此誌也夫。
又按：董仲舒以為襄二十四年比食，又既象陽，將絕楚子主上國之兆，後果驗。杜氏《長曆論》云：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楊士勳《穀梁傳疏》據今曆無有頻食之理，疑古或有之。《漢高帝本紀》亦曾頻食，趙汸子常更援漢文帝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並日食，是漢初二十八年中頻食。再後世乃未有此，固不可以常理推者。餘不覺笑儒者之不明曆如此，因以《授時》法推得漢高帝三年丁酉歲距至元辛巳積一千四百八十四年，中積五十四萬二千
○二十二日
○七二二五六步，至本年十一月經朔一十
○日三五一
○七六（甲戌日），定朔一十
○日四五八一七六（合朔午初初刻），交泛一十四日四
○七五九（入日食限），十二月經朔三十九日八八一六六九（癸卯日），交泛一十六日七二六三三七（日已過中交不入食限），是《漢書》冬十月甲戌晦日食，漢曆疏，誤以十一月甲戌朔為前月晦日也。又書十一月癸卯晦日食，則記載之誤。況癸卯乃十二月朔，不入食限，亦豈晦日哉？《五行志》云：十月甲戌晦日食，在鬥二十度。推是年冬至日躔在鬥十九度，丙子日冬至，是甲戌在前二日日食，在鬥十七度。鬥乃吳地，雲燕地者亦非。更推得漢文帝三年甲子歲距至元辛巳積一千四百五十七年，中積五十三萬二千一百六十
○日四四五三四九步，至本年十一月經朔三十三日五六九一八九（丁酉日），定朔三十三日五三五九八九（合朔午正三刻），交泛二十六日八
○
○五六四（入日食限），十二月經朔三日
○九九七八二（丁卯日），交泛一日九
○六七
○九（日已過正交不入食限），今《漢書》所載誤謬處，與高帝三年同。《五行志》云：十月丁酉晦日食，在斗二十二度。推是年冬至日躔尚在鬥十九度，戊戌日冬至，是丁酉在前一日，日食在鬥十八度。總之比月而食，千古所無，不必辯者。晦日日食，乃曆疏之故，誤以本月朔日作前月之晦日耳。
又按：蔡仲全曰：曆法，漢初尚失其傳，如《綱目》惠帝七年癸丑正月朔日食，《漢·五行志》載穀永占歲首正月朔日是為三朝尊者惡之。《綱目》書法云：日食，三朝大變也。是年八月有漢惠之喪，李淳風等以為日食之應。司天家祖述之，今以《授時曆》上推，是年十一月閏餘分二十九日有奇，是月二十九日冬至即閏十一月，漢曆失一閏，遂以十二月朔作其年正月朔，豈知蝕之非正旦也。則穀永之占何取焉？至京房《易傳》，凡日食不以晦朔，名曰薄蝕。則並不知交轉、交終為何事矣。悲夫。又曰：漢武太初元年，《綱目》大書丁丑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明堂。前漢誌則以歲在丙子。蓋班氏用夏正，朱子則以漢承秦曆，十月為歲首而書之，其法無二也。《史記》誤以是年為甲寅，則與《綱目》差二十三年矣。某案《史記》甲寅年固非，即《綱目》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今以《授時》法推算，其年十一月癸巳朔，步至二十九日辛酉午時冬至，又推十二月癸亥日辰時合朔十二月初二乃為甲子日，漢曆於十一月前誤置一閏，遂以十二月為十一月，而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為曆元，不知十一月癸巳朔非甲子也，十一月二十九日辛酉冬至非朔旦也，十二月癸亥朔非十一月朔甲子也，十二月初二日甲子非朔日也。漢曆誤以前月二十九之冬至而加於後月之朔，以後月二日之甲子而加於天正之朔，其舛也甚矣。《綱目》書法云：武帝元鼎五年，嘗書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不書某甲子。於是年祀明堂，則書甲子朔旦，何重曆紀也？至朔同日常也，甲子朔旦冬至非常也。夫以非常之曆，紀舉非常之祀典，且以至朔同日定改正之曆元，斯豈細事？而誰知是朔之非甲子哉？況推元鼎五年朔旦冬至實為己卯，與《授時曆》合。太初丁丑去元鼎己巳才八年，而又至朔同日，決無是理。其為誤也何疑？
又按：《洪範》篇自有傳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星皆承上文箕、畢二星來，無易說者。近代西人穆尼閣著《天文實用篇》，專測各方風雨，其法以太陰為主，五星衝照之而風雨生焉。是月之從五星，又非盡貼經星言曆。曆驗而不爽。甚矣，理之至者，不以中外國人而有間；義之奧者，亦必越數千年而漸顯露也。為載其說於此。
或問：「月離於畢，俾滂沱矣」出《詩·小雅》，「月離於箕則風揚沙」出《春秋緯》文。鄭康成引緯文以釋《書》則可，今孔安國雲爾，豈非《書傳》出哀平後之一證哉？子何不及？餘曰：穎達《疏》亦有此意，然《漢·天文志》，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下即以書星有好風，似從來有此占驗。作《春秋緯》者，亦述之雲爾，非其鑿空。《書傳》即真出武帝時，何妨作是解。史《天官書》不有軫星好風，星占不有東井好風雨說乎？蓋列宿各有性情也，以此難安國，未足結其舌。
又按：《天官書》《天文志》並云：軫為車主風，蓋軫車之象也，與巽同位，為風車動行疾似之。蔡《傳》誤作「雨」，孫武子亦云：箕壁翼軫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又按：《書集傳》，「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至夏至從赤道」四十七句，皆出《天文志》。是說也，歷代因之，故蔡亦祖其說。然是九道者，雖有其名，而無推步之實。唐一行始本劉洪遲疾《陰陽曆》著《九道議》，其說冬入陰曆，夏入陽曆，則月行青道；夏入陰曆，冬入陽曆，則月行白道；秋入陰曆，春入陽曆，則月行朱道；春入陰曆，秋入陽曆，則月行黑道。大約皆兼二道而分主八節，合於四正、四維。蓋至是而月道始有推步之法。迨元郭守敬，則以月所行者通謂之白道，而白道兩當黃道謂之交。有正交，有中交，有半交。正交者，交之始也，謂之天首；中交者，交之中也，謂之天尾。天首、天尾，即羅與計也。半交者，當兩交之中，與黃道相去六度者是也。每月行交道一周，謂之一交。每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凡二百四十九交而天一終，謂之交終。凡十九年而遍九道，是三說者，每進而益變，世之人讀而疑之。疑夫三說之或相背謬也。某嘗伏讀而深思，而知古人步月之法，其大旨未嘗不合，特古疏而今密耳。何則？古人所謂月有八道，出於黃道之東、西、南、北者，非謂月止行四正方也。蓋以黃道而四分分之，則月之所行雖殊，總不出此四方耳。若《唐志》分四正四隅，正於春秋者半交，在冬夏；正於冬夏者半交，在春秋。四維之位皆然，雖疏密若有不同，實亦所以發明八道也。要之，月道豈止於八而已哉？計月之行，入一歲凡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故一行《大衍曆》增損九道為圖二十六，而每歲二十六次之出入其圖，又未可以一定。乃復推極其數，引而伸之，每氣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損九分之一為七十二候，以究九道。且謂月交一終，退前所交一度餘，是其所推，較前為益密矣。然總之不離乎九道之說也。惟守敬則略去九道，而竟以白道名月道。夫所謂每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者，即計羅之行度也。以計羅之行度，而求月道之變動，則六千七百九十三日之間，無不可考其躔度所離之宿，故月道之變動，大約每退一交則換一道。六千七百九十三日應十八年二百一十五日零，其間月道凡二百四十九變，而天始一周。若以九道言，則在青朱白黑四者，應各曆一千六百九十八日零，故又曰十九年而遍九道。與班《志》、一行之說大約相仿，特此為尤密雲。或云：白道一周，以交於黃道言耳，而乃以周天言，何也？赤道有宿度可紀，而黃道則有度無宿也。月道出入於黃道，而黃道又出入於赤道，故先求黃白之交度，即推赤白之交度，據其赤道之交度，即推白道之宿。次以白道宿度之積，較赤道宿度之周，則白道之度約斂一度有半，而密移於黃道者，亦宜一度有半矣。此白道之周不但當求之於黃道，而又當求之於赤道，然後為至當而不可易也。約而論之，天之有赤道，亙古不易者也。至月之有交差，則猶日之有歲差，然黃交於赤，則一歲所積乃始有分秒之差。白交於黃，則一交所差已移至一度有半，太陽之差約二萬四千五百餘年而一終。太陰之差之一終，則十九年弱而已。蓋日行遲而月行疾，故其所差之殊，至於如此。要其為差一也。日之為差，古未之知，至今日而始詳。則月之為差，亦何怪古曆之未盡，曆一行守敬諸人，至今日而始密哉？
又按：《舜典集傳》自《天文志》云：「至轉而望之」六十二句，皆出唐孔氏《疏》。予獨怪其上「美珠謂之璿」解錯。案《說文》，璿，美玉也。馬融、孔安國《傳》同，不知何緣認作珠（《宋史·天文志》亦云璿者，珠之屬也）？憶《穆天子傳》，「天子之寶璿珠」，郭璞《注》，璿，玉類也。餘謂此似玉之珠耳。觀下稱燭銀可證。《說文》璣珠不圓者，想以此疑互遂解作珠乎？至璣，機也，亦未安。蓋當解曰：璣，器名。馬融《傳》，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穎達《疏》，璣為轉運，衡為橫簫是也。又「其南十二度」，穎達「二」作「三」，蔡《傳》正之，作「二」。宋太史令錢樂之，穎達遺「之」字，蔡《傳》亦爾。朱子訂傳，使其半出地上，蔡《傳》遺去四字，並非。
又按：歷家之說，以北斗魁四星為璣，杓三星為衡，出《晉書·天文志》。蔡《傳》亦疑，謂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頗是，然惜未盡。予嘗謂，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帝嚳序星辰以著眾，亦是大概。星有其名，未必如晉一千四百六十四星盡有名目，如是之詳。如北斗第一至第四星為魁，第五至第七星為杓，如斯而已。至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璿，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分明是有《堯典》以後，人據《堯典》之文以分名其七星。猶尾後一星，主章祝巫官也，初未必名，隻緣《莊子》有傅說「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之文，人遂名是星為傅說。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初蓋名天馬，人緣春秋末有王良，善禦者也，死而上配是星，曰王良，後反曰王良亦名天馬矣。推之造父、伯樂皆然。若軫旁一小星曰長沙，下應其地，秦是以名郡，漢以名國。婺女星應金華，隋平陳，是以置婺州其地，又不可與前同日語。予又謂，禹主名山川，《爾雅》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亦是指天下崇山巨川言，那得一一悉予以名。如陸機山自起於晉以後，郎官湖自名於唐之中。豈得謂自有宇宙便有山川，而名即隨之以出哉？仰觀俯察者，由是說而通之，可以無紛紛之議矣。
又按：《潛丘劄記》恐世不傳，仍載其說於此。曰：衛朴推日食三十六，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獨」之一字固非。近黃太衝謂是年二月有閏，三月應食，尤非。蓋餘推步以授時，莊公十八年乙巳歲距至元辛巳中積七十一萬四千四百一十八日四刻，步至三月朔不入食限。既不入食限，則夜亦不食。《春秋》推三月食，見其不食，遂疑而不書日朔，穀梁以為夜食，則鑿矣。法推是歲五月定朔，四十八日六十五刻是五月朔，壬子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三日五十七刻八十分，加時在晝，去交分入食限。《元史》曰：蓋誤五為三也。又以《時憲》上推莊公十八年三月朔實會五十
○日一十時三十一分（從甲子算起，該癸酉日已正二刻一分合朔），交周九宮二十七度一十四分九秒（不入食限），加二朔實五十九日一時二十八分，得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從甲子算起，該壬子日未初初刻合朔，《授時》則除甲子算也），加二交周得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入日食限，食在中交，與《授時》同）。太衝明知三月朔不入食限，乃欲以五月實會交周之數移至三月，謂與《春秋》吻合，以駁《大衍》《授時》之誤。借有閏月以為解，其誣天且誣人也，甚矣。
又《潛丘劄記》曰：黃太衝言一年兩食者有之，亦未盡。竟有三食者，《晉書·天文志》，惠帝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朔，七月乙酉朔並日蝕，是歲有閏十二月壬午朔又蝕，蓋相距各一百七十三日有奇，故食者三及。予推以《授時》法，惠帝光熙元年丙寅歲距至元辛巳積九百七十五年，中積三十五萬六千一百一十二日三八八一二五，步至正月經朔二十四日四九五一九八（戊子日），定朔二十四日三六八一八八（戊子日辰正三刻合朔），交泛
○日二一二八九五（入日食限），步至七月經朔二十一日六七八七五六（乙酉日），定朔二十一日六二五三五六（乙酉日申初初刻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一二三一
○九（入日食限），步至十二月經朔一十八日八六二三一一（壬午日），定朔一十九日
○二八三一一（癸未日子正二刻合朔），交泛
○日八二一
○九。九（入日食限）是年該閏十一月，劉義叟《長曆》作八月，自其曆疏之故。而三次俱入食限，惟正月、七月加時，在晝能見日蝕。十二月經朔則壬午日，而定朔在癸未，日子時乃夜食，不見。想當日曆官見入食限，已先期奏報日食矣。屆期洛陽或有陰雲，遂疑日食在天，書之史冊而流傳至今。既無有知其夜食者，又安從知朔日之非壬午哉？《綱目》書法曰：一歲三食，千三百六十二年，一書而已矣。其實夜食不為災，不應書史冊，此非劉友益所知。又曰：日食，三朝大異也。武帝世曾再書矣（咸寧三年正月景子朔，四年正月庚午朔，並日蝕）。於是又頻三年見之（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八年正月戊申朔，九年正月壬申朔，並日蝕），雖歷代亦未有。余嘗以法推，知其合者，武帝咸寧三年、太康八年正月朔入日食限是。有推之不見其合者，咸寧四年、太康七年是。然雖不合，此二年去交未遠，想當日曆官偶誤推，遂先期奏報，與惠帝時同。至太康九年正月壬申朔去交已遠，縱曆疏，不應如是推，自屬傳寫之訛。此不待以歷知者，奈何昭垂史冊，警相告語，以為天未有之變乎？竊以儒生於歷，竟可謂萬古如長夜。
○第八十三
余向謂，事之真者，無往而不得其貫通；事之贗者，無往而不多所抵捂。茲且見之曆法矣。劉歆《三統曆》有「惟十有二年六月康午朏」之文，知是月戊辰朔。以特關曆法，雖孔壁零章逸句，亦不忍棄。餘故從而信焉。然未推以曆，今以《授時》法上推，周康王十二年甲戌歲距至元辛巳積二千三百四十七年，中積八十五萬七千二百二十九日六五五九
○九，冬至四十五日四
○四
○九一（己酉日），天正經朔三十六日八
○一三九六（庚子日），步至六月建巳之月經朔四日四五四三六一（戊辰日恰合），則庚午實為月之三日。蓋康王十二年歲在甲戌者，邵子皇極經世之數也。唐一行《大衍曆》則以康王十二年為乙酉，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餘考之，此乙酉出《竹書紀年》，《竹書紀年》豈若皇極數之鑿然者哉？因推以《授時》，康王乙酉歲距至元辛巳積二千三百三十六年，中積八十五萬三千二百一十一日九三六八九六，冬至四十三日一二三一
○四（丁未日），閏餘二十七日五
○七一五三（周正閏三月，夏正閏正月），天正經朔一十
○日六一五九五一（甲戌日），步至六月建巳之月經朔七日八
○
○四
○九（辛未日），是月無戊辰、庚午。或曰：《竹書紀年》用夏正，安知六月非建未？又步至建未之月，經朔六日八六
○六九（庚午日），朔也，非朏也，果皆不合。蓋天下最可信者經，而邵子數之可信，則以其與經相表裏。天祚宋代絕學，有繼程子出而理明，凡六經中言心、言性、言仁、言義等，無不析之極其精，仍可融之會於一。邵子出而數明。凡《堯典》二帝之載數，《無逸》中宗、高宗、祖甲及文王年數，《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參以《魯世家》，成王七年，周公往營雒邑。此七年即在成王紀年內，成王共三十七年。《呂刑》「王享國百年」，參以《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立五十五年崩。此百年謂《書》所作之年，在位仍五十五年，皆合《夏本紀》帝相崩，子帝少康立，中闕寒浞篡位四十年，亦從補出。豈非數往者，順邵子，不啻足蹈之；知來者，逆邵子，不啻目睹之。上下千萬載，罔或抵捂者。草廬曰：孔子之後，惟邵子一人而已矣。
按：余向援唐孔氏《疏》，周公營洛，此年閏九月，故戊辰得為十二月晦。未自推以曆，今試推之，乃知置閏不同，一也；月小大不同，二也；《漢志》，二月乙亥朔，庚寅望，此推甲戌朔，己丑望，不同三也。成王七年壬辰歲距積二千三百八十九年，中積八十七萬二千五百七十
○日
○三九八三一，冬至五日
○二
○一七九（己巳日），閏餘二十
○日一二七一四三（周正閏八月，夏正閏六月），天正經朔四十一日八九三
○三六（乙巳日小），步至二月建醜經朔一十
○日九二三六二九（甲戌日大），三月建寅經朔四十
○日九五四二二二（甲辰日小），四月建卯經朔九日九八四八一五（癸酉日大），五月建辰經朔三十九日五一五四
○八（癸卯日大），六月建巳經朔九日
○四六
○
○一（癸酉日小），七月建午經朔三十八日五七六五九四（壬寅日大），八月建未經朔八日一
○七一八六（壬申日小），閏八月經朔三十七日六三七七八（辛丑日大），九月建申經朔七日一六八三七三（辛未日小），十月建酉經朔三十六日六九八九六六（庚子日大），十一月建戌經朔六日二二九五五九（庚午日小），十二月建亥經朔三十五日七六
○一五二（己亥日大），又步至明年正月建子經朔五日二九
○七四五（己巳日小），則戊辰正為十二月晦，經之鑿然可信如此。因悟劉歆次《召誥》《洛誥》於《武成》後，《顧命》前，蓋同一周正雲。
又按：《多士》本在《多方》，前金仁山案《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多士》雲「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之前明甚。而自今文以來失之，從而緒正，係《多士》於成王七年三月，下為即甲子周公朝用書之書。《多方》係成王五年五月，下篇有「奔走臣我監五祀」之文，監即三監，謂其從三監以叛，於今五年也。是書非作於五年而何？餘謂此斷以文理，理至而數不能違。遂推以曆法，成王五年庚寅歲距積二千三百九十一年，中積八十七萬三千三百
○
○日五三四三八一，冬至五十四日五二五六一九（戊午日），天正經朔二十二日六二八二一一（丙戌日），步至五月建辰之月經朔二十
○日七五
○五八三（甲申日），則丁亥月之四日也，吻合如此。吾欲起仁山於今日而告之，令補入《前編》。
又按：說《春秋》者，悉以周正。而說《周書》，未見其以周正，此不知類也。除《武成》一月建子、二月建醜、四月建卯，《顧命》四月建卯，向所推外，茲上推《畢命》六月建巳、《召誥》二月建醜、三月建寅，《洛誥》十有二月建亥，《康誥》「惟三月」即《召誥》之「三月」；《多士》「惟三月」即《康誥》之「三月」，合以《多方》五月建辰，總同一周正。然則，蔡氏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以寅月起數者，豈非委巷陋儒之談哉？雖有曆學，吾不告之。
又按：蔡《傳》云：三代正朔不同，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此說大謬不然。一部《周禮》所云：春、夏、秋、冬，皆係夏時，則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春朝諸侯，秋覲非建子者之春秋可知。時見曰會，鄭《注》時見言，無常期。此於正朔何交涉？殷見曰，同鄭注眾見。四方諸侯，四時分來，亦以夏時。至授時，謂民間耕獲之候。《堯典》所雲作訛成易，是萬古一也。豈商周建異，而並此亦更之哉？莫善於《周書》周月解一段。趙子常約其辭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醜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真得其旨，吾欲取以易蔡《傳》。
又按：《三國志》，魏明帝景初元年改《大和曆》曰《景初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鬥建為曆數之序。正歲即《周官》大宰之正歲建寅者。語尤分析曉暢，足正蔡非。
又按：事有為當代所通尚，習聞習見，隨人舉及，言下輒知，此屬某，彼屬某，不復煩疏解者。三正之通於民俗，亦其一也。予嘗以《豳風·七月》詩言月夏正也，言日周正也。《周禮·大宰》《小宰》，正月建子也，正歲建寅也。一篇一官之中，已交錯言之。然猶曰：字有不同也。若何以卒歲？夏正之歲也。曰：為改歲，周正之歲也。《月令》，季秋曰來歲，秦正之歲也；季冬曰來歲，夏正之歲也。「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夏正之十月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周正之十月也。《臨》卦「至於八月，有凶」，商之八月也。《玉藻》「至於八月，不雨」，周之八月也。《月令》「孟春乘鸞路」，夏之孟春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周之孟春也。《臣工》詩「維莫之春」，周之暮春也。《論語》「莫春」者，夏之暮春也。《明堂位》「季夏六月」，改時與改月也。《左傳》襄十四年正月「孟春」，不改月與時也。《君雅》「夏日暑雨冬祁寒」，不改時即不改氣者也。《雜記》「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改月即不改節者也。《左傳》昭十七年「當夏四月建巳也」，於商為四月建辰也。《武成》「惟四月」，《顧命》「惟四月」，建卯也。《郊特牲》「歲十二月」，《孟子》「歲十二月」，建亥也。《伊尹》「十有二月」，《三統曆》「商十二月」，建子也。《夏小正》「十有二月」、《淩人》「十有二月」，建醜也。四代之制連類錯舉，昭昭別異。然猶曰：書有不同也。若曾子「一人口中，病於夏畦」，夏，夏之夏也。「秋陽以暴」之秋，周之秋也。趙岐《注》，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郝仲輿曰：周以五六月為秋，陽光燥烈，金遇火，伏暴之極，幹也。夫以暴物極幹言，有不須午未月之陽者乎？同一絳縣人之生正月甲子朔，在晉為七十三年，在魯則七十四年也。師曠言，魯獲長狄年數與此同。同一史蘇之占，六年逃，明年死，在晉則合，在魯中隔一年也。所以者何？用夏正與周正之不同。不惟此也，昭元年正月趙武相晉國，祁午曰：於今七年。及至秋醫和曰：於今八年，所以者何？昭元年正月仍晉平公十六年十一月，昭元年秋則晉平公十七年之夏或秋也。以至《三統曆》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周正月，殷十二月。《洛誥》，《傳》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為夏之仲冬，夏仲冬，周孟春。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為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文「秋蟬鳴樹間」為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則又和盤托出。楊升庵曰：唐人不辯而自了然是也。惟宋儒而始生異說，明人出而益滋妄解矣。
又按：宋明人所據以齗齗者，在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暖。四時改易，尤為無義。此惟兩說，足以釋之。一，後漢陳寵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千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一，王陽明曰：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後，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近王恭簡亦以可。兩言而決者，子月為一歲之始，猶子時為一日之始。安在建子不可以為春也與？
又按：秦正建亥，方屬無謂。然亦凡三變焉。《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先書「十月宣太后薨」，繼書「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先書「十月韓獻垣雍」，繼書「正月兵罷」。似已用十月為歲首。《秦始皇本紀》，四年先書「三月」，繼書「十月」。十三年先書「正月」，繼書「十月」，又以十月為殿，忽建寅。或曰：安知其建寅？蓋觀所書災異與夏之月數相應，如九年四月寒凍有死者，十三年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是則秦不改月數，於茲益信。二十六年秦初並天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雖自謂今水德之始，然實從其祖制來。
又按：昭襄王以後，莊襄王以前，秦既首十月，則孝文王之事，有可得而論焉。《秦本紀》，「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而合葬於先王。韓王衰絰來吊祠，諸侯皆使將相來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功臣」云云，蓋昭襄王五十六年庚戌秋去孝文王元年辛亥冬十月僅二三月，此二三月竣喪葬之事，明年新君改元，方大施恩禮，至秋期年之喪畢，然後書孝文王除喪。或曰：子於「親曷不行三年之喪，而僅期年」為曰：此固當時之變禮也。《趙世家》，晉定公三十七年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彼春秋之末且然，何有於秦？秦猶勝，既葬而除者多矣。猶為近古。然則，既除喪矣，又書十月己亥即位者，為何禮？曰：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逾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書「公即位」是也。三年正踐阼之位，「舜格於文祖，及成王免喪，將即政，朝於廟」是也。曰：「子孝文王立」，此正繼體之位也。曰：「孝文王元年」，此正改元之位也。曰：「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此正踐阼之位也。故曰：秦猶近古。然其失禮處，亦不可不知。秦既用建亥月為歲首，孝文王元年應有十月，今於除喪後，又書十月，分明是孝文王已逾二年矣。豈享國一年者乎？故予以莊襄王元年壬子原孝文王之二年。但秦之臣子，以孝文甫即位三日，不仍之為二年，遂改為莊襄之元年。觀書「子莊襄王立」下無事，可知崩年改元，厥由於此。一年二君，固已非終始之義，況又革先君餘年，以為己之元年乎？失禮莫大焉。惜千載讀史者，俱未推究及此。餘特摘出，以正《通鑒》孝文王元年書「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之誤。
又按：趙子常曰：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啟閉之候，則仍夏時。此致確之言。萬斯大充宗以二十四氣之名，起於漢造《太初曆》。不然，以配周正，則相戾不合。驚蟄在子月，大暑在巳月，豈可乎？黃太衝從而佐其說。餘請兩言以折之曰：左氏桓五年凡祀啟蟄而郊，《考工記》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啟蟄，漢之驚蟄也。《國語》，範無宇曰：「處暑之既至，」《注》云：處暑七月節。此豈太初後始有哉？
又按：古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三統曆》猶然。後漢劉洪《乾象曆》方改易其次，雨水前，驚蟄後。故康成曰：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則康成時不然可知。《周書·時訓》解立春之日，東風解凍，雨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分明是傳寫人以後之節次上改古曆，讀者並以此疑《時訓》，非古過矣。
又按：「維莫之春」，鄭箋謂，周時之寅月，蓋諸侯來朝，助祭於廟，畢時當寅月，遣之歸，以趨農事，恐時之晚過。朱子認作夏時，曰：此戒農官之詩。萬充宗曰：果若所雲，則夏之三月，曆稽經傳，告戒農功，未有如此之晚者。蔡氏泥於「於皇來牟，將受厥明」二句，以為牟麥將熟，須當建辰之月。不知以為將受猶是方來，而未熟之詞言之於辰月可，言之於寅月亦無不可也。足解人頤，餘特以其有補書傳也錄之。
又按：改月之說，莫明白於左氏。隱元年經書「春王正月」，《傳》則書「春王周正月」，杜《注》云：言周以別夏殷。次毛萇《詩傳》，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三統曆》「大雪冬至」，注云：於夏為十一月，商為十二月，周為正月。以及「立冬小雪」，注云：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楊升庵曰：此固不厭博引旁喻者。余故備錄之。
又按：顧寧人案《博古圖》，載《晉薑鼎銘》曰：「惟王九月乙亥」，《周仲偁父鼎銘》曰：「唯王五月初吉丁亥」，《周敦銘》曰：「惟王十月，惟王十有一月」，《齊侯鎛鍾銘》曰「惟王五月，辰在戊寅」，《齊侯鍾銘》曰：「惟王五月辰在戊寅。」而論「春王正月」曰：聖人作《春秋》，於春之下，正月之上，係「王」字。說者謂謹始以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九月」，齊人作鍾一曰「王五月」，再曰「王五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為法，不獨魯為然。然則，後儒以「春王正月」為夫子特筆創書，無乃未考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於此見之。餘謂此學《春秋》者所宜首知。
或問：子既以改時改月為當時言下輒了，亦有不得其解，錯認如今人者乎？曰：恐亦未免。《周禮》，鱉人之職，秋獻龜；龜人之職，凡取龜用秋時，皆夏之秋也。蓋龜須其甲秋乃堅成，非六月所可取。而《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登龜」，鄭康成謂，作《月令》者誤讀上《周禮》二「秋」字，以為此秋據周之時，周之八月，夏之六月也，因書於此。極中其病。又季平子不解正月朔慝未作，正為正陽之月建巳，認作周歲首之正月建子，雖大史告之，猶弗從。夫月名偶同，遂致惑人，況歲、時、月三者，或改或不改，隨意錯舉，其不惑民之視聽者，難矣。故總不若行夏時之合一，漢武紛紛製作，惟改用夏正，足為萬世之法。以此坊民猶有魏明帝以建醜為正，並改三月為孟夏。唐武氏以十一月為正月，復以正月為春一月。肅宗不以數紀月，以鬥所建辰為名，故杜有《荒村建子月》之詩者。
又按：唐肅宗上元二年辛丑，九月製以建子月為歲首月，皆以所建為數，去年號止稱元年。此元年起建子，訖建巳，凡六月，旋如舊。故杜既有《荒村建子月》以紀其始，復有《元年建巳月》二篇以紀其終。宛然一王之制，其間絕句漫興，間及月名，仍以數紀之曰「二月已破三月來」，餘笑謂此三百篇法也。三百篇有改歲者，「曰為改歲」；有改時者，「維莫之春」；有改月者，《十月之交》。餘悉從夏正。趙子常所謂《詩》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與《書》體不同。今杜詩唐正、夏正二者並存，與三百篇何異？楊升庵曰：《詩》可以觀。予則於茲益征之矣。
又按：吾聞諸嘗熟諸公，經解，元儒勝宋儒，擊節以為知言。他勿論，隻歲、時、月之改，斷斷鑿鑿，遠本漢儒。近詆蔡《傳》之非，皆元代諸儒，不獨前所引吳仲迂及東山趙氏而已。故嘗為之說曰：主不改說，舉《春秋》而以為夏時夏月，並更魯史之周歲為夏歲者，周洪謨也；主皆改說，雖《詩》「六月棲棲」、「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二月初吉」，而亦以為周月非夏月者，萬充宗也（張以寧《春王正月考》並同）。幾欲與充宗麵語，而充宗已不可作矣，惜哉。
又按：撰至此，有以傳是樓新刊經解一百四十二種見示者，《序》首云：經之有解自漢儒始。予為正之曰：經之有解，自子夏始。不特於《易》有《傳》，於《詩》有《序》而已。東漢徐防上言：《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是也。子夏之弟子魏文侯著《孝經傳》，疑東漢末尚存，故蔡邕《明堂月令》得而引之。《戰國策》《易傳》不雲乎：居上位，未得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據慢驕奢，則凶必從之。荀卿書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雖未知《傳》出何人，要自顏<斤蜀>荀卿前有之。然則謂經解始漢儒者，豈非沿其流而未溯其源與？又按有以歸熙甫《經序》錄序來問者，餘曰：此《序》最佳，今人那復辦此。然亦小有誤，敘至東漢盛之後，唐貞觀中之前一段曰：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為古文《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注》。《春秋》公、穀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案《隋·經籍志》，《周官禮》有馬融《注》十二卷，王肅《注》十二卷。《儀禮》有王肅《注》十七卷。《喪服經傳》有馬融《注》一卷。《禮記》有盧植《注》十卷，王肅《注》三十卷，孫炎《注》三十卷。安得雲獨存康成一家？蓋《隋志》原雲三《禮》唯鄭《注》立於國學。當改「存」字為「立」字。立則立於學官，存則存於人間。並下文「傳《詩》者，毛《詩》鄭《箋》」亦無礙亦指立國學言，非謂爾時僅有鄭《箋》而無王肅《毛詩注》二十卷也。凡敘次經學流派，存亡隱見，無誤最難。歸氏殆猶未免。
又按：予晚而得《春王正月考》，見其解「八月有凶」及《臣工》篇，與愚見合，喜而亟錄於此，曰：朱子本義以八月為自《復》卦一陽之月，至《遁》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遁》之時。又謂此為建酉之八月，為《觀》亦《臨》之反對，兩存其說而不決。前說從何氏，周正也；後說從褚氏，夏正也。《復》之《彖》曰：「七日來復」，是自夏正五月，一陰長數，至夏正十一月，一陽來復，日屬陽，故陽稱七日扶之，欲其亟長也。於《七月》詩「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即此義也。今《臨》之《彖》曰：「八月有凶」，是自夏正十二月，二陽長數，至夏正七月三陰長月，屬陰，故陰稱八月，抑之欲其難長也。蓋《復·彖》自《復》數起，為七日矣。則《臨》卦當自《臨》數起，不當又自《復》數起。當自夏十二月數起，不當自夏十一月數起。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起，則自《臨》至《遁》為夏之六月，僅得七月，不可言「八月有凶」。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起，則自《臨》至《觀》為夏正之八月，又九閱月，尤不可言「八月有凶」。今自夏十二月數起，至夏正之建申七月，恰是八月，於時為商正之八月也，於卦為《否》三陰長而陽消，故其《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天地不交，萬物不通」，其凶甚矣。非若《遁》，猶有厲，而《觀》絕無凶也。而沈《否》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臨》於「八月有凶」之《傳》曰：「消不久也。」正指《否》卦而言，至為明白。今若以為《遁》，是文王而用周正也；以為《觀》，是文王而用夏正也。文王作《彖》辭，時為商，西伯為商之臣，用商之正，復何疑乎？若為商之臣，而用周正，是僭號稱王而改商正朔，大不可也。為商之臣而用夏正，是不奉時王正朔而用異代正朔，亦不可也。唐孔氏從前代諸儒之說是矣。近時儒者，亦有謂文王演《易》時，猶為西伯，安有未代商已用周正？此固不攻而自破是矣。而又謂《臨》於月為醜，乃商人之正，文王逆知盛衰消長之數，寄之於《易》，謂今雖盛大，《臨》人之勢，後且有終凶，必然之理，為萬代戒，其意微矣。則某恐聖人正大寬厚之心不如是也。且宋代諸儒極辨文王未嘗稱王，而猶為此論，故某極辨文王奉殷正朔，以服事殷之為至德者焉。又曰：蔡氏《書傳》引此以為牟麥將熟，其為季春可知。今考之於全篇，則其曰「如何新畬，命我眾人，庤乃錢鎛」，即《七月》之詩曰「一之日於耜，二之日舉趾」，《周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謂耒耜，鎡基之屬，修稼政謂修，封疆、相丘陵、原隰皆孟春之事。「嗟嗟保介」即《月令》孟春之月，天子祈穀於上帝，載耒耜，措之於保介之禦間，帥三公九卿大夫躬耕帝籍之事也。若待建辰之三月始始新畬，始庤錢鎛不亦晚乎？非夏之季春明矣。若但以來牟「將受厥明」為三月，則詩曰「將受厥明」，不曰「將熟」，夫麥種於今之八月，長於三春月，至四月而始登，五月而盡刈。周都關右地，尤高寒，而將之雲者，見於經傳甚多，皆未為而預言，或未至而預期之辭。詩人之言，緩而不迫，似難以一句蓋全篇，而定其為夏之三月也。朱子以此篇為戒農官之詩，引《月令》《呂覽》皆為籍田而言。竊因是說以為此詩乃孟春祈穀上帝，躬耕籍田，而戒農官也。麥為五穀之中續食之最重者，孟春之時，三陽發動，麥已生長，是以祈穀之辭。先言將受「來牟」之明賜，繼之以「迄用康年」，而終之以「奄觀銍艾」。祈之明神，欲五穀之皆熟，故並言之。猶《春秋》書麥、禾於冬，以該五穀之義也。若以來牟將熟為春三月，則冬十月非麥熟之時，不得言無麥矣。蓋《春秋》並書麥禾於終而著五穀之大無，此詩並言「來牟」、「銍艾」於始，而期五穀之大有。然則「將受厥明」乃期之之辭，非即時賦物之比，不可以文害辭也。而此詩為周季春夏之孟春也明矣。
又按：金德純素公《周正彙考》，序三代異，建朔必與正合，故正建子朔以夜半，正建醜朔以雞鳴，正建寅朔以平旦。以一日觀之，而一歲可知。為萬季野書來所稱，殆亦古未發雲。
○第八十四
余向謂湯伐桀以十八祀乙未秋往，越明年丙申三月建卯歸。《殷本紀》所謂「絀夏還亳作《湯誥》，維三月」是也。《伯夷列傳》，《索隱》曰：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所封，王至東郊，大令諸侯，墨胎氏正於是日封。予嘗以授時法上推商湯十有九祀丙申歲距至元辛巳積三千
○百四十五年，中積一百一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二日五四七四，冬至四十二日五一二五（丙午日），閏餘二十八日八五一
○六六，天正經朔一十四日
○
○一八四（戊寅日），步至三月建卯之月經朔四十二日五九三六一九（丙午日），則丙寅為月之二十一日，其吻合如此。因反覆古文《湯誥》，讀逾有味。四瀆配四方，實後代祀典之祖。真史遷所受《書》二十四篇之一無疑。故不辭復書之，以告世之君子。其辭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群後，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後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後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
按：紂以甲子日亡，是為紂三十三祀己卯正月五日。桀以乙卯日亡，從未推以曆。予以授時法上推桀五十二歲乙未歲距積三千
○百四十六年，中積一百一十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七日七九三
○，冬至三十七日二六七
○（辛丑日），閏餘一十七日九七二六八二，天正經朔一十九日二九四三一八（癸未日），步至夏正八月經朔四十五日
○六九六五五（己酉日），則乙卯為月之七日。蓋師初發。當於前此七月所謂「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者。
又按：上所謂四瀆配四方，實後代祀典之祖者，何也？蓋《後漢·祭祀志》，光武定北郊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各如其方。唐遂稱淮為東瀆，祭於唐州；江為南瀆，祭於益州；河為西瀆，祭於同州；濟為北瀆，祭於洺州。迄今益不可易。反覺東為江，南為淮，方向少不合。餘曰：此則有顧祖禹景範之論在。憶己巳同客京師，問景範，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注》以碣石在常山九門縣。果爾，則趙地，何以燕有其饒？仍指今永平府是，但又在燕之東，何雲南？景範曰：凡地理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西通。非同東與西，南與北，迥相反者。餘自是觸處洞然。
又按：秦淵雲九告餘，《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法推癸亥為建醜之月朔日，非如《三統曆》為四日，後卻三日矣。餘曰：《三統曆》誤猶可將《武成》逸篇所雲「壬辰」為建子之月二日，亦不可信。周曆固如是乎？雲九曰：曆豈惟自秦失之，周曆亦未精。遂極言古曆不正。自六家曆以來，鬥分皆四之一，漢鄧平曆猶然，故梁沈約《宋書》論六曆率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差至三日或二日。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可驗於漢魏。雖復假稱帝王，祗足惑人耳目。至於太初，鬥分太多，過天一度又無盈縮遲疾，故常以朔日月見西方，晦日月見東方，差亦至二、三日。以此步曆，則晦朔甲乙，安得無愆？魄明生死，焉能不舛？則知古曆為誤，授時為真也。如其不爾，武王去春秋魯隱公才四百年，授時去魯隱公二千年，以步日食三十七，或合或否，一一不爽。而以步四百年前，即差當不逾刻，而奚至二三日之遠耶？以此知授時為真，周與漢盡失之矣。此論定，則古文《武成》所記一月旁死霸、二月死霸、四月旁生霸等日，皆四分之一之曆所步，差至二、三日者，先後不合，固皆不待雲矣。餘悅曰：邢雲鷺撰《曆考》，亦曾推及，總未若子精。雲鷺，安肅人，為雲九家所取士雲。
或問：武王初有天下，曆如是之疏，而子推成王七年三月丙午朏，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朏，恰合。何成康之曆皆精乎？餘曰：劉洪有言，曆不差不改。此必成康時有知曆者出，覺前法疏闊，改而正之，故吻合如是。
或又問：子推《召誥》二月朔既甲戌矣，則望當庚寅，方可雲越六日乙未是是月十七日望，果然否？餘曰：是月經望二十五日六八八九二五五，仍十六日己丑望。蓋經文當作「惟二月既旁生魄，越六日乙未」，或作「惟二月既望，越七日乙未」，以成史臣以事係日一定之體。今雲然者，殆傳寫錯爾。
又按：王恭簡樵述周洪謨之言曰：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朔有改月數，有改有不改，人皆以為然。予獨否之。如魯史官記事自用周之曆，史既周正，曆亦周正，可知曆與史，豈有二哉？惟農家之曆無古今，而用夏正。予因悟一部《毛詩》「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二月初吉」皆夏正也。何獨至《十月之交》而忽從周正？蓋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十月建酉之月，前曆官推當辛卯朔，辰時日有食之，必遍為告諭，以著天象之變。詩人見之，即載於詠歌，不復如常作夏正。此正可以情與理而斷者，前說頗非。
又按：東坡《司馬溫公行狀》載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以為常。考《文獻通考》，此仁宗嘉祐六年事也，可為盛德。然後崇禎四年，徐光啟奏言，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蓋食在早獨見於遼東，食在晚獨見於張掖。當時京師不見食，非史官之罪。而不能言遼東、張掖之見食，則其法為未密。以未用地緯度算也。使溫公、東坡聞此，亦應失笑。
又按：徐文定光啟《曆學小辨》為滿城魏文魁作也，曰：宋仁宗天聖二年甲子歲五月丁亥朔，曆官推當食不食，司天奏日食，不應。中書奉表稱賀。諸曆推算皆云當食。夫於法實當食，而於時則實不食，今當何以解之？案西曆日食有變差一法，是日在陰曆，距交十度強，於法當食，而獨此日此地之南北差變為東西差，故論天行則地心與日月兩心俱參直，實不失食。而從人目所見，則日月相距近變為遠，實不得食。顧獨汴京為然，若從汴以東數千里，則漸見食。至東北萬餘里以外，將全見食也。餘謂非西法何由曉此？故崇禎十六年，李天經推驗愈密。八月詔西法果密，既改為《大統曆》法，通行天下。竟未及頒而明亡。
又按：《文獻通考序》雲南自宋武帝訖陳後主北自魏明帝訖隋文帝一百六十九年間，《南史》所書日食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年歲之相合者才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蒼旻，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而又月日不相吻合，豈天有二日乎？其說是已。然授時法以推宋孝宗乾道三年丁亥歲，即金世宗大定七年四月朔，交泛十三日九十九刻，入食限。定朔四日六十七刻，得戊辰日申時日食。宋雖有劉孝榮言四月朔日食一分，日官言食二分，既而竟不食。金主則減膳伐鼓，百官各立於庭，明復乃止。是真見其食與復圓矣。何以或驗或否？蓋宋臨安偏南，燕京偏北，日食在陰曆，故謂太陽有虧，南北目所共睹，雖庸奴能之。此僅得其常者耳，固非通考不曾有曆考者所知。
又按：《綱目》不書月食，仿《春秋》也。獨唐肅宗乾元二年二月書月食既，蓋為張后事發。《提要》不知，仍作日食。司馬公《目錄》引本誌作正月癸未。因推乾元二年己亥歲距積五百二十二年，中積一十九萬
○六百五十六日八四六
○，天正冬至一十八日二一四
○（壬午日），閏餘一十二日八六七四
○八二，月朔三十三日九三八三七，一（丁酉日）二月經望四十八日七
○三六六七五（壬子日），交泛五日一六六八一六二，月朔交泛一十二日二八七二四四二，月望交泛二十七日
○五二五四
○五（入月食限甚深，法當食既），乃知史官所書宛與曆官所步合。何儒者於曆憒憒乃爾？
又按：陳第季立謂分命羲仲曰：曆書之作，爰自黃帝。而堯命治曆，慎重其事，上言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論其統體也。推驗考測，必極其精，秒忽有差，則躔度不應矣。故分遣四子，各居其方，察日之出入，農之作息。昏曉之中星，四時之節氣，以至人之祁寒暑雨，物之毛羽生落，離合參伍，毫髮不爽，斯曆元可定矣。苟不置閏，則氣朔盈虛，終莫齊一。故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總之，皆治曆明時之事。曆成則陰陽順，風雨時，百穀登，而協氣暢，百工有不厘，庶績有不熙乎？是經文次序最明。且悉蔡《傳》於曆象、日月，便謂作曆已成；於分命，則雲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夫分職頒布雲者，豈以羲仲頒春曆，羲叔頒夏曆，和仲、和叔頒秋冬曆乎？何其錯雜而不一也？其考驗之恐差雲者，豈以四子考春、夏、秋、冬之或差則識之以修改乎？何其測候之後時也？至下文平秩東作又云，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何其頒布之不豫也？近周文安洪謨非之，似矣。然文安以為使四子者，考驗已頒之曆，為編次將來之曆。則亦稽之未審也。《傳》曰：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此三者，治曆一時事也，闕一不可以為曆。餘謂唐一行令南宮說測景天下凡十三處。元測景尤廣，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逾朱崖，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即其遺意。而盡測北極出地若干度，則守敬所獨，抑亦羲和以來未有者。
又按：董斯張遐周亦取此一篇而絀今《湯誥》，以為非伏生所授，且評於「予乃大罰殛女」下曰：記稱殷人先罰而後賞，豈不信哉。
○第八十五
今文《牧誓》篇「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牧野在朝歌之南，即商郊地。猶有扈氏之郊名甘雲爾，非二地也。故誓師之辭曰於商郊，不必復言牧野。《詩·大雅》曰：「矢於牧野」，又曰：「牧野洋洋」，即不必言商郊。偽作《武成》篇者，昧於此義，敘武王「癸亥，陳於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於牧野」。似武王於癸亥僅頓兵商郊，次日甲子昧爽始及牧野誓師，誓已而戰。一地也，分作兩地用之，可乎？昔鄭氏注《書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曰：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賈公彥疏之曰：鄭蓋以目驗知之。古大儒注一書，必具全力，不憚以其身之所經，目之所窮，以為經傳之取信。曾謂當日史臣如尹佚輩，親從征伐，一動一言，莫不紀述。乃獨不察於地理如此哉。
按：《牧誓》，蔡《傳》云：案《武成》言「癸亥陳於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蔡氏亦以商郊、牧野為一，但認武王與師為二，尚未允。《三統曆》載師以戊子日發，後五日癸巳武王發，又後十三日丙午逮師。言武王至師中。蓋師行日三十里，武王則行四十里有奇。故雖後五日亦至。後戊午度於孟津，癸亥至牧野，皆親在師中，豈待甲子昧爽哉？《曆》又云：甲子昧爽而合矣，增而合矣。字妙蓋自昧爽誓師起，誓畢即戰，一戰而殺商王紂，僅以時計耳。《詩·大雅》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不崇朝而紂之穢濁已除是也。其於經傳，種種協合。蔡氏似不甚信班《志》，故有此誤。且古者王出征則王將，侯出征則侯將。將必與士卒相習，然後如臂之使指，往無不克。豈有臨戰之日將始至軍者乎？其亦不識兵法矣。
又按：歸熙甫亦有考定《武成》云：隻於原文移得「厥四月哉生明」三節七十八字於「萬姓悅服」下，文勢既順，亦無闕文矣。但既生魄乃四月之十六日甲辰，錯簡在十九日丁未，二十二日庚戌下不加厘正，可乎？殆亦讀《漢志》未熟爾。
又按：《大雅》雲「上帝臨女，無貳爾心」，《魯頌》雲「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皆指武王牧野時，上與《湯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下與《論語》「臨事而懼」，子之所慎戰同一心法。今撰其文曰：「俟天休命」，恐非武王心也。夫苻堅欲平晉，銳意至寢不能旦，固不足論。若魏武帝臨陳，意思安閑，如不欲戰。然抑豈所以論武王乎？讀者其味之。
又按：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曰：「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晉語》薑氏告公子亦曰：「時不可失。」吳子因楚喪而伐之，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皆爭取人國者之辭。若武王伐紂，有天下，自所謂迫而起，不得已而應，亦何至出語如秦穆、吳闔廬曰「時哉弗可失」哉？縱上文有「永清四海」，志在天下，然涉急欲有功之心，非武王也。讀者其更味之。
又按：《湯誓》有「爾尚輔予一人」，下不過曰「致天之罰」而已。《泰誓》「爾尚弼予一人」下則曰「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豈湯武辭氣各不同乎？抑文有今古爾。
又按：地理之學，為從來作書與注書者所難。予嘗謂作《國語》之人，便不如左氏，何況其他？或者怪其說，予曰：左氏昭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杜《注》云：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十二年《傳》，「今我大城，陳蔡不羹」，「對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杜《注》云：四國，陳、蔡、二不羹。予考之《漢·地理志》，潁川郡有東不羹，在定陵；有西不羹，在襄城，恰列為二，杜氏之言蓋是也。作《國語》者，不通地理，認不羹為一，謂之城三國。規杜過者，亦不通地理，謂四乃三之訛。近時顧仲恭又引賈誼《新書》「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有葉方成四國，謂葉為左氏所遺。楚城葉，見昭九年，不知昭九年止有「遷方城外人於許」，無城葉字，何得據以為詞？以知左氏之作，社氏之注，皆精於地理如此。或曰：《國語》與左氏竟出二人手乎？予曰：先儒以其敘事互異，疑非一人。予亦偶因不羹事，頗有取其說雲。
又按：朱子門人，經學訛者，蔡沈；史學訛者，趙師淵。趙之《綱目》，人多知之。蔡則人為所壓，莫敢是正。今姑以地理論之，如於《泰誓》篇目云：上篇未渡河作，中下、二篇既渡河作。則以孟津為在河之南，與河朔為二地也者。不知孔穎達《疏》明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爾。考《史記·周本紀》，敘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在武王渡河之下。《齊太公世家》，敘遂至盟津，在師尚父與爾舟楫之下。益驗地在河北。《通典》河南府河陽縣注云：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在其南，蓋水北曰陽，故河陽即孟津。若其南岸，則自名富平津，不得有孟名。所以《杜元凱傳》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蓋以舟相比若橋。然自南岸以達北，其得成功者，實賴《詩》有「造舟為梁」一語，以塞異議者之口。因歎古大儒誦《詩》輒能達於政事，其有用如此。豈若蔡氏輩並南北不識者哉？
又按：孔安國《傳》又東至於孟津云：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此《傳》出魏晉間，已錯認洛陽城北之渡處為孟津，復何怪蔡氏生長南宋者？予愛孔穎達云：洛陽城北，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為武濟。武濟名致佳，然則津之在河北，《史記正義》所謂在河陽縣南門外者，為方孟津以其為孟之地也。津之在河南，《尚書正義》所謂在洛陽城北者，當名武濟，以其曾為武王所濟也。庶兩確雲。
又按：余嘗謂孟子說錯了淮水入江。後九百餘歲，隋開皇大業間果引淮南入江。若孟子預為之兆者。今又得一事，魏晉間古文《書》錯認孟津為在河之南，後九百餘歲，金果改河南之河清縣曰孟津。若為古文蓋其失者。抑所謂物必有對哉？
又按：顧氏《川瀆異同》曰：九水之中，黑、弱則荒裔之川也。河流自塞外，經中國，回環半於天下，在《禹貢》九州，則雍、豫、冀、兗，皆其所經。今且折而入徐、青，侵揚州北境矣。江流縈紆廣衍，其在《禹貢》則梁、荊、揚三州之地，其所經也。究其源流，與河大抵相埒。南江北河，實所以統紀群川，故於天象亦以兩河分界。而中原之形勝，胥萃於此焉。漢水出梁州之北，經荊州之半而合於江。淮水出豫州之南，繞徐州之境，以注於海。北之江河，源流未逮其半。濟出於冀州之南，雖經豫、兗二州之境，尚有青州，然大都於淮、漢比肩，不能與江河並駕也。今且滅沒難明，在闕疑之列矣。渭、洛在雍、豫中，足為群川之長，然皆以河為宗，如大國之後附庸然，故更次於淮、濟之有也。或曰：言渭水以雍州為天下險，言洛水以豫州為天下中，然其為川也，僅及於境內，恐未足以該天下矣。是九川之中，其條貫猶存，而經緯可見者，惟江、淮、河、漢四水而已矣。餘讀至此，曾戲語景範：孟子當日言水由地中行，不證以四瀆，而曰江、淮、河、漢者是。得毋亦預為今日之水之地也耶？景範不覺笑。
○第八十六
商郊、牧野本一地，而作兩地用之，既決非信史。孟津、河朔亦本一地，而作兩地用之，可謂實錄乎？《周本紀》又云「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蓋言師盡渡河至於盟津，大會諸侯。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三篇之作，俱作於河北之孟津，於河之南、洛之北無涉。魏晉間名漸訛易，孔安國《傳》以孟津在洛北。《書》與《傳》同出一手，故撰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於河朔」，則「嗟我友邦塚君」之誓，誓於河之南；「嗚呼，西土有眾」之誓，誓於河之北；截然異地。《武成》篇曰「既戊午師逾孟津」，逾者，越也。言已越孟津而過之，非以孟津在河南明證乎？予少時習《孟子》，疑滕定公薨，父兄百官皆不欲，兩使然友往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及年來親曆山東，方知故滕國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故邾城在今鄒縣東南二十六里，則兩國相去僅百里。宜然友朝發滕而暮至鄒，朝見孟子而暮復命文公也。又古鄒城西北去曲阜七十六里，孟子雲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較上文去聖人之世百有餘歲，尤為逼緊。蓋隻兩舍有半地耳。歎窮經者不可不通地理，曾謂作經者反瞢於地理如此哉？
按：蔡《傳》於「大會於孟津」云：孟津見《禹貢》。而《禹貢》引杜預曰：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即此最是。蓋以孟津在河北。於《泰誓》篇目卻云：上篇未渡河作，又以孟津在河南。疏略抵梧，余嘗笑使朱紫陽執筆，應不至此。
又按：傅遜士凱，歸熙甫之門人也，著《左傳屬事》。《序》稱某前語王執禮，《通鑒》有何難解，胡三省安用注為？執禮答以不然，先生雲其注地理極可觀。某復讀之，信先生蓋熙甫也。予苦愛斯語以為其一言破的處，酷似朱子。近顧祖禹景範著《方輿紀要》，則服膺京兆杜氏，浚儀王氏地理之學，亦知言哉。
又按：孟津之漸訛而南也，實自東漢始。考更始二年，使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在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驚奔南度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謀誅宦官，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於河之南。猶蒲州城外有蒲津關，對岸為朝邑縣，臨晉關。地不同，名亦各異，而《史記·曹相國世家》從漢王出臨晉關，張守節《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則亦移河東之關名於河西。大河流經濬、滑二縣境，北曰黎陽津，南曰白馬津。杜牧所謂黎陽詎白馬津三十里者是。然《通鑒地理通釋》，白馬北岸即黎陽津，故白馬亦兼有黎陽之名。《通典》於黎陽縣下曰：有白馬津，即酈生言杜白馬之津。不知漢白馬津在河南，是唐亦移河南之津名於河北（《水經注》已然）。大抵歷代浸久，土俗傳訛，亦何所不至。予獨怪《武成》三代間人所作，忽認南為北，如東漢中葉以後人之稱孟津者。
又如和州、橫江在江北，當塗、采石在江南。《梁書·武帝紀》太清二年，侯景自橫江濟於采石。采石猶指江南。《侯景傳》，曆陽太守莊鐵降，景乃自采石濟兵焉。則已移采石之名於江北。不待宋也。
又按：沈括《筆談》以定四年楚子濟江入於雲中，證雲在江北。昭三年王以田江南之夢，證夢在江南。所以太宗時得古本《禹貢》，雲夢二字不連，作雲土，夢作又。蓋雲才土見，而夢已可耕治也，最是。餘謂然。至《周禮》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瞢，杜預《注》：左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固已混而通稱。《禹貢》溢為滎。滎自在河之南，宣十二年「楚潘黨逐之及滎澤」，即其地。然先此閔二年衛及狄人戰於滎澤，則亦移澤之名於河北。向予愛熊南沙有言，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茲則謂禹主名山川，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若然，豈可以東漢後所通稱之孟津，上注《禹貢》哉？安國《傳》實誤。《元和志》云、夢二澤本自別，而《禹貢》及《爾雅》皆曰雲夢者，蓋雙舉二澤而言之，則李弘憲所見《禹貢》本亦誤。
又按：安國《傳》，雲夢之澤在江南，誤不待雲。惜蔡氏不從沈括之言，專引左氏證雲夢為二，兼又引《周禮》荊州之澤合雲夢為一者，與《禹貢》時不類。括之言曰：江南為夢，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為雲，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二浙水出稍高，雲方土而夢已作乂矣。信古本為允。余嘗謂蔡《傳》有顯然謬誤者，有依稀仿佛而誤者。此固依稀仿佛之誤也。
又按：蔡《傳》顯然謬誤者，如雍之責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於西河，其西南境則會於渭、汭。積石山在雍之西境，安得下一東字？顯謬可知。雍州東距大河，大河即冀都之西河，果東境有貢，當徑自入河，何勞舍東而西，遠從積石浮耶？然則，若何而可？曰：當改作其西北境。蓋浮積石與會渭汭者，皆自西起程，但積石近北，則曰其西北境，渭汭近南，則曰其西南境。庶乎其不謬耳。
又按：有依稀彷彿之誤者，其《導水總論》曰：經言嶓塚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嶓水不言山者，嶓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世多稱為偉論。以愚論江非出於岷，所以宋易祓曰：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在西徼鬆山之外。范成大曰：江源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出，而會於都江。世雲江出岷山，自中國所見言之也。陸遊曰：嘗登嶓塚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為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遊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也。蓋岷山盤回千里，重崖蔽虧，江源其間，旋暐隱見，莫測其端。不若漢源之顯易也。不確一。王恭簡樵曰：渭源縣南穀山實鳥鼠相連之枝山，相去五里胎簪，乃桐柏之旁小山。而謂渭非出於鳥鼠，特自鳥鼠導之；淮出胎簪，特自桐柏導之。似俱未安。不確二。河發源星宿海，至積石六千七百餘里，中間無所為伏流。伏流見《漢·西域傳》及酈《注》，而《唐書》劉元鼎，蔡《傳》劉作薛。非唐有薛大鼎，無薛元鼎也。《元史》，河源附錄亦作薛，似沿蔡《傳》，為吐蕃會盟使，言見河源云云。《元史》命都實為招討使，往求河源，還報云云。皆無伏流。即《西域傳》雲，「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皆以為者，傳聞之辭也。蔡徒據傳聞。不確三。梁州西距黑水，雍州西跨黑水，二州皆以是水定界。弱水則見雍州內。豈得雲之外？不確四。
又按：《禹貢》立言固有定法，然亦不盡然者。如侯服中三百里字，與上文甸服三百里字不同。綏要荒三服二百里字，與上文甸侯二百里字倏異。觀此則導江言岷山，導河積石，不言自未必悉如蔡氏所雲。惟唐孔氏《疏》云：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得之矣。
又按：有依稀彷彿致成顯然之誤者，莫過《漢·地理志》，甾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東至博昌縣入涕。涕字本不誤，誤在孔穎達《疏》作海，而蔡氏又以漢博昌為即宋之壽光縣。壽光縣瀕海，濟既東流經是縣之境，不入海曷入哉？故不覺先後異說。其實漢博昌，宋之博興縣，漢故城猶在今縣南二十里，不瀕海也。嘗問青州府人，言淄水出顏神鎮東南二十五里嶽陽山東麓，東北流徑萊蕪穀。《漢志》亦未合。東北徑樂安縣東，又北入巨澱，又北出注馬車瀆，合時水入海。以今準宋，淄亦入海。蔡故云爾乎？不知漢時甾入涕，入涕旋復入海，在琅槐縣，去今樂安縣五十里也。或曰：淄既入濟，則淄亦可浮青之貢道，浮於汶，當增一淄字，不然者，淄不入濟也。予笑應曰：小水不為貢道者眾矣，奚獨於淄。且淄多伏流，潦則薄崖，幹則濡軌而已。俗謂之九幹十八漏，此豈可為貢道者哉？蔡沈生長南宋，譬之閉戶造車而欲出門合轍，難矣哉。
又按：余嘗謂古人文多連類而及之，因其一並及其一，《禹貢》亦然。江漢、朝宗於海，漢入江，江方入海。因江入海，漢亦同之。伊洛澗既入於河，伊澗悉入洛，洛方入河。因洛入河，並及於伊澗，皆連類之文也。又古人文多倒，不盡以次，《禹貢》亦然。東會於泗、沂，沂入泗，泗入淮。宜曰：沂泗，茲卻曰泗沂。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呂伯恭以《漢志》言朱圉在天水郡，冀縣則在鳥鼠東，與經文次不合，疑不在此。不知餘曾親經其山，在今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曰「禹奠朱圉」。當日《道中雜詠》有「丹嶂含朝景」之句，即指此。依山之次，宜曰西傾鳥鼠、朱圉，至於太華。茲卻曰西傾朱圉、鳥鼠者，倒也。至梁州貢道沔與潛通，宜曰入於沔，渭不與沔通。宜曰逾於渭。經文不然者，乃傳寫偶訛，不必曲為說爾。
又按：劉熙《釋名》云：北海，海在其北也；西海，海在其西也；東海，海在其東也；南海，在海南也。宜言海南，欲同四海名，故言南海，從未有釋及此。又云：濟南，濟水在其南也；濟北，濟水在其北也。義亦如南海也。「義亦如南海」此句最精，蓋濟水在其北，郡當名北濟，今名濟北，亦猶南海不名海南，而曰南海耳。總屬倒裝文法。古人語多倒至。又云：濟陰，在濟水之陰也。此其稱則順，與上又不同。古人遇此等處，或順或逆，聞之輒了然，不似今人費分剖矣。
又按：蔡氏煞有未盡者，如「會於渭、汭」，汭字無傳。讀者多以即上文涇屬渭汭，汭入涇，涇入渭，當其為渭也。且不知有涇，奚有於汭。自與洛汭之汭同一解。蓋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為汭也，在今鞏縣。河自北來，渭自東注，實交會於今華陰縣，故曰渭汭。汭字解有作水北者，有作水所出者，有作水之隈曲者，有作水曲流者，有作水中州者。總不若《說文》「汭，水相入也」，於此處為確解。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或曰：二汭字同見雍州，可各解乎？餘曰：何不可之有？導山過九江，過讀作經過之過，謂禹導水過九江，讀作大水合小水之過，謂岷江焉殊別也。左氏一書莊四年曰「漢汭」，閔二年曰「渭汭」，宣八年曰「滑汭」，昭元年曰「雒汭」，四年曰「夏汭」，五年曰「羅汭」，二十四年曰「豫章之汭」，二十七年曰「沙汭」，定四年曰「淮汭」，哀十五年曰「桐汭」。水名下係以汭者眾矣，又何疑於《禹貢》哉？
又按：《堯典》，蔡《傳》，《爾雅》曰：水北曰汭。遍考《爾雅》，並無其文。豈宋代尚存，今失之耶？抑誤記安國《禹貢傳》為《爾雅》耶？
又按：第二卷論青、徐、揚三州貢道，蒙上文兗州之河，皆不復言河。一層脫卸一層，直屬敘法之妙。尚未及荊、豫、梁、雍四州，茲更補論曰：豫州為南河，止言達河，不復係以南者，以見上文也。上文荊州無河。取道於豫州之洛，由洛入河，故將南河字麵預伏於此。此二州為一聯。雍州為西河，不惟西河，且冠以龍門山名者，以舟至此輒止，龍門非可越。梁州亦無河，取道於雍州之渭，由渭入河，苟至渭尾，溯流而上，則至西河，順流而下，則至南河，皆不必惟絕河而渡，登蒲州之西岸，去帝都為近，特下一亂字。水道顯顯然在人目前，至雍又會於渭汭，不言河者，蒙上文梁州，則蔡《傳》所已及。此二州又為一聯。凡皆敘法之至妙者。
又按：孔《傳》為蔡《傳》所壓，實有勝蔡者。如「九河既道」，孔曰：河水分為九道，此在州界，蓋別於大陸在冀州故。又「北播為九河」，孔曰：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蓋見下逆河屬冀州，於兗無涉，故界畫分明至此。《通典》以滄州景城郡隸古兗州，平州北平郡隸古冀州，皆合《禹貢》之跡。滄州東北至平州五百里，為古逆河入海道。蔡氏則謂兗州北盡碣石河右之地，果爾，則夾右碣石入於河，乃入兗州之河，非冀矣。夫非冀，曷為係河於冀之末簡哉？豈冀亦無河，如荊梁二州也者，必取道於豫州、雍州之河，而後二州末簡始得係河字耶？
又按：「至於陪尾」，孔蔡二《傳》並云：豫州山，《漢志》江夏郡安陸縣，橫尾山在其東北，古文以為陪尾。杜君卿隸諸古荊州，則陪尾當為南條，江、漢北境之山，與內方一列，豈得為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乎？宜改正。然則，何以正？曰：《博物志》云，泗出陪尾，其徐州之山乎？徐西境、豫東境正相接，禹既下太華，乃於是。而熊耳，洛所經也；而外方，伊所經也；而桐柏，淮所出也。至於陪尾，泗所出也。則諸水之治亦可見矣。若橫尾淮，曷為經此？孔《傳》自誤。或曰：奈《漢志》何？餘曰：《漢志》《禹貢》，山川不從之者眾矣，奚有於是。《周官保章氏》，賈《疏》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星。公彥實從《春秋緯》文來。則漢人蚤作是解矣。
又按：「西傾因桓是來」，朱子亦從鄭康成《書注》，曲為說。忽讀宋葉氏曰：雍言織皮，昆侖、柝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即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不覺躍然。然葉猶存傾字，餘謂直戎字之訛。蓋西戎因桓是來，最直截了當。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漢志》謂《禹貢》桓水是也。蔡《傳》不知引此，而徒據《水經》云：西傾之山，桓水出焉。無論經無此文，乃酈《注》有之，亦山亦雍山，水亦雍水，與梁州桓水別。酈道元曰：岷山西傾，俱有桓水。真得其解矣。
又按：太史公曰：餘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嘗得《廬山圖經》，案之有所謂上霄峰者，為山絕頂處。傳司馬遷嘗登於此。因思當日從北而觀，有九江焉。班固《志》尋陽縣，九江在其南，皆東合為大江。應劭《注》，江自廬江尋陽分為九是也。從南而觀，有九江焉。劉歆曰：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為九江。王莽更豫章郡曰九江是也。然《通典》以湖漢水隸古揚州，則與《禹貢》在荊者不合。太史公其必從北乎？計其遺蹤故道，漢唐猶存。孔安國曰：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郭璞賦江曰：源二分於居崍，流九派乎尋陽。注《山經》曰：江自尋陽而分為九，皆東會於大江。陸德明引《緣江圖》曰：九江參差，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別於鄂陵，終會於江口。徐堅曰：江至尋陽分為九道。杜佑曰：是大禹所疏，桑落洲上下三百餘里，合流皆曆曆可指數，與太史公疏字合。與湖漢等各為一源者不同。與洞庭湖為眾水會聚者復異。夫孔曰：甚得地勢之中。則不必如九河例曰「既道」，曰「播為九」，可知九江孔殷，繼於江漢，朝宗於海之下者，蓋上句大概說，下句其細目。江漢安流，無復橫決，勢遂奔趨於海，非得此疏為九派之力乎？正蔡《傳》所謂費《疏》鑿者，雖小必記之例也。豈別為一地與？上不相屬者，然且最為明證。九江納錫大龜，孔曰：大龜出九江水中。《史記·龜策列傳》，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是迄漢猶然。向嘗謂《禹貢》紀山川，不紀風俗，紀物產，不紀人才，以山川物產亙千年而不變者。於茲益信。則兩九江為一處，在尋陽而不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斷可識矣。或曰：蔡《傳》謂即今之洞庭，引《水經》者非與？曰：未盡非也。詳玩《水經》之文，上有衡山，下有東陵敷淺原。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似為導山之九江，導江之九江作「注於九江，孔殷無涉」。然則，兩九江可乎？曰何不可之有？《禹貢》一書有南條之荊山，有北條之荊山。有徐州之蒙山，有梁州之蒙山。有荊州之沱潛，有梁州之沱潛。有兗州之沮水，有雍州之沮水。或曰：上山水畢竟各見於一州，未聞一州之內水重見也者。曰：以山證之，豫州之內有導山之熊耳，在廬氏縣有導水之熊耳。孔《傳》以為宜陽縣。況九江一為禹所疏以人工名，一為九水所會聚以澤浸名。同見荊州內，何不可之有？為禹所疏者曰「甚得地勢之中」，為九水會聚者第曰「禹經之」而已，「江合之」而已。其書法固自別也。但故道唐猶存，而宋眇然，以致諸公起而辨之。揚州浸曰五湖，張守節《正義》曰：蓋古時應別，今並相連。餘亟賞其通人之言。秦與荊戰，取洞庭五湖。既有洞庭，又言五湖。則是九江既豬九而為五，又會五而為一，水道之變如此。宋儒乃以己所未見，而遽疑《禹貢》乎？且蔡氏之尤悠謬者，以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九江。不知漢尋陽縣在大江之北，今黃州府蘄州東潯水城是。東晉成帝咸和中，始移於江南，今九江府德化縣西十五里是。杜佑曰：溫嶠所移也。譬諸河源，本在西南，而張騫乃求之西北，直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蔡氏郡邑之遷改，朝代之換易，尚所不詳，而可與談水道乎？至《楚地記》，吾不知其何代何人書，乃舍《山經》洞庭在九江之間不引，而引此。朱子親定九江原委不引，而引及澧水，澧卻在九江數之外者。餘之著斯考也，將以上質紫陽，下亦如道元云：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千古矣。豈好與蔡氏抵捂者耶？
○第八十七
應劭有言，自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至漢又復增置。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泰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生，金城之下得金，酒泉之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雁門雁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因名會稽是也。因考《漢·昭帝紀》，始元六年庚子秋，以邊塞闊遠，置金城郡。《地理志》，金城郡，班固《注》並同。不覺訝孔安國為武帝時博士，計其卒，當於元鼎末、元封初，方年不滿四十，故太史公謂其蚤卒。何前始元庚子三十載，輒知有金城郡名？《傳》《禹貢》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耶？或曰：郡名安知不前有所因，如陳、魯、長沙之類。餘曰：此獨不然。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名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故墨子言雖金城湯池。一說以郡置京師之西，故名金城。金，西方之行。則始元庚子以前，此地並未有此名矣。而安國《傳》突有之，固《注》積石山在西南羌中，《傳》亦云在西南，宛出一口。殆安國當魏晉，忘卻身係武帝時人耳。
按：孔《傳》頗有苦心彌縫處，如鄭康成《注》，滎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其縣東。此是王莽時大旱，濟瀆枯竭已久，故為是雲。孔《傳》實出鄭後，卻雲濟水入河，並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若不曾有大旱之事也者。《禹貢》有北江、中江，而無南江。班《志》北江在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補出南江在吳縣南，東入海。孔《傳》云：有北有中，則南可知。非暗與班《志》相關合乎？餘尤愛其改《爾雅》二處。一廣平曰原，《釋地》文也。孔《傳》云：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其實吾郡隘，於東西皆山，不可雲廣，隻覺高而平。安國語確。一一成曰丕，《釋山》文也。及餘登濬縣東南二里大伾山，臣瓚所謂黎陽縣山臨河者，覽其形實，再重覺安國改之為是。作偽者亦不可沒哉。
又按：《史記·大宛列傳》，元狩二年庚申，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是時已有金城之名。然《通鑒》胡三省《注》，金城郡，昭帝於始元六年方置，史追書也。餘亦謂騫卒元鼎三年丁卯，尤先始元庚子三十三載，安得有金城郡乎？果屬追書。
又按：黃子鴻誤信偽孔《傳》者，向胡朏明難餘曰：安知《傳》所謂金城非指金城縣而言乎？朏明曰：不然。安國卒於武帝之世，昭帝始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此六縣中，不知有金城縣否？班《志》，積石山係河關縣下，而金城縣無之。觀「羌中塞外」四字，則積石山不可謂在金城郡界明矣，況縣乎？且酈《注》所敘金城縣在郡治允吾縣東，唐為五泉縣，蘭州治，宋曰蘭泉，即今臨洮府之蘭州也。與積石山相去懸絕。《傳》所謂金城，蓋指郡言，而郡非武帝時有。此豈身為博士，具見圖籍者之手筆與？
○第八十八
前漢志河南郡穀成縣注曰：禹貢瀍水出朁亭北後漢志河南尹穀城縣瀍水出注引博物記出潛山至晉省穀城入河南縣故瀍水為河南所有作孔傳者亦云瀍出河南北山此豈身為武帝博士者乎？抑出魏晉間魏己併二縣為一乎？實胡胐明教余云爾。 或難余：「河南安知其不指郡言？」余則證以上文：「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皆縣也何獨瀍出而郡乎？殆與黃子鴻金城指言相似，皆左袒偽書者。」胡朏明又曰：「渮澤在定陶而傳云在湖陵伊水出，盧氏而云出陸渾澗水出新安而云出澠池橫尾北去淮二百餘里而云淮水經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水所徑，決非武帝博士具見圖籍者之言也。至孟津移其名于河之南，東漢安帝時始然。而傳云在洛北是則吾友百詩教余云爾」某不敢諱也。
按：孔疏既引地理志伊出盧氏熊耳山洛出上洛冢領山瀍出穀城縣潛亭北澗出新安縣東南入洛又為之說曰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內，澠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朁亭北，北山即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畧，所據小異耳，胡胐明正曰按漢陸渾盧氏本二縣，熊耳山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不與陸渾接界，安得謂陸渾縣西之山而云伊出陸渾山？新安黽池亦本二縣澗水出新安穀水出黽池流同而源異，今乃云澗出澠池山是以穀源為澗源也此不惟畧也，而且誤矣！至於河南穀城亦本二縣，晉始省穀城入河南而傳云瀍出河南北山，是西漢時穀城山已為河南縣地也，其精如此？
又按：庚午季夏置書局于洞庭東山撰輯一綂志有分得福建者來質余曰：杜氏通典敍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五郡於古揚州內，未見唐人遠之於禹服外者，元和郡縣圖志亦然，然明一綂志福州等八府竟書為禹貢揚州之域亦未安，惟歐公玅有斟酌，所撰新唐志於淮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城，江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南境，嶺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南境。南境與域字頗別，微可議者江南道領有今蘇松常嘉湖，正禹貢三江震澤地，江州尋陽郡有彭蠡湖皆當曰之域中，豈得別之為南境，惟援其例書于福建一司則可，福建府曰禹貢揚州之南境，泉州府曰禹貢揚州之南境，下迄漳州府並同，方不即不離。蓋雖未顯見為疆域，未嘗不為揚州師牧之所接聲教，訖于四海。閩東南海也，豈唐虞所得而遺之哉。
又按：先一載在京師萬季野謂余撰一綂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諸書。余頗駭其言。及近，覽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意果不重在此， 一州內或人物無，或僅姓名貫址，即間舉生平亦寥寥數語，不似明一綂志誇多汎濫令人厭觀，因折衷二者之間，不妨臚名宦流寓人物列女四項但取其言與行關於地理者，方得採輯，如名宦則蜀守李冰以作離堆[註]避沫水之害，而收鄴令史起以引漳水溉鄴田富魏之河，而收列女趙襄子姊聞夫死摩笄自殺，代人以名其山收入保安州顏文妻事姑孝甘泉湧室，齊人以名其河，收入益都縣，梁鴻適吳卒葬地要離冢旁切陵墓矣收為蘇州之流寓。雷次宗徵至都為築館鍾山西巖下切古蹟矣，收為江寧之流寓即例所不收之仙釋如河上公結廬河濱漢文帝親枉駕梅福變名姓為吳市門卒甚且許楊署都水掾為太守興鴻卻陂數千頃田汝南以饒均寧得遺，蓋不惟其人惟其地不然隨甚道德甚勳名及文藝苟無關地理概不得闡入何者著書自有體要故善乎杜君卿有言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李弘憲云餙州邦而敍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於邱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畧而不書。元和宰相之言施于撰述如此若張南軒諭修誌不可不載人物典刑繫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卷帙浩繁者也。
又按：有杭州人至局中者首問余曰聞新志人物項別立一狀元項有是事否？余笑曰俗不至此。越兩月偶閱景泰間陳循撰寰宇通志果有狀元一項，傳訛以此語。局中諸公曰：狀元三年一人耳何啻車載？循當曰曷不立狀元兼宰相者一項以自位置不尤夸乎所謂姚淶楊維聰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今世豈復有道著者耶姜西溟曰此說見錢氏列朝詩集刻本中有贈衡山先生南歸序曲盡嚮往之志揄揚之詞其知衡山也深矣，烏得有相輕語？亟呼僕取我篋衍此序來。既至，余讀其首幅云自唐承隋後，設科弟第以籠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節幾八百餘年，然猶幸而有獨行之士出其時，如唐之元魯山司空表聖陸魯望宋之孫明復云云。指曰新唐書卓行傳元德秀少舉進士擢第司空圖咸通末擢進士豈不從科第者耶？有明狀元乃不讀新唐書。胡胐明從旁贊曰惟不讀新唐書方中狀元讀新唐書狀元中不得矣，閧堂大笑。
尚書古文疏證卷六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