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戒律本是传而非经，颇似中国的《礼记》，其中有《大比丘三千威仪》二卷，尤为鄙人所喜读，盖其所说又甚类《曲礼》也。如卷上云，“夜起读经有五事。一者，不得念我经戒利，余人不如我。二者，设不利，不得言我经戒不利正为某比丘事故乱我意。三者，不得坐念人恶。四者，设明日欲问所疑，不得说余，直当说不解者所知而已。五者，不得念言当持是经中语以行问人使穷。但有是念，非贤者法。”此即可以移示中国的读书人。卷下又云，“教人破薪有五事。一者，莫当道。二者，先视斧柄令坚。三者，不得使破有青草薪。四者，不得妄破塔材。五者，积着燥处。”此则朴实细致，虽朱柏庐亦未能说到，令人读之感叹，觉得希有可贵也。大抵古人好处就只是切实，懂得人情物理，说出话来自然体会得宜，后来和尚忙于做法事，读书人应科举，叩头上宰相书，更无工夫来想这些事情，唐宋以来家训毫无《曲礼》气味，正不足怪，即百丈之《清规》持与《威仪》相比，其厚薄亦迥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