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蒿庵张尔岐的笔记我本来不会有多大期待，因为我知道他是严肃的正统派人。但是我却买了这两卷闲话来看，为什么呢？近来我想看看清初人的笔记，并不能花了财与力去大收罗，只是碰着可以到手的总找来一看，《蒿庵闲话》也就归入这一类里去了。这是嘉庆时的重刻本，卷末蒋因培的附记中有云：
“此书自叙谓无关经学不切世务，故命为闲话，然书中教人以说闲话看闲书管闲事为当戒，先生邃于经学，达于世务，凡所札记皆多精义，固非闲话之比。”据我看来，这的确不是闲话，因为里边很有些大道理。如卷一有一则上半云：
蒿庵自己虽然是儒者，对于“异端”的态度还不算很坏。卷一记利玛窦事云：
《闲话》卷一有一则说《诗经》的小文，也很有意思，文云：
“韩文公《送文畅序》有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之语，盖以学佛者为墨，亦据其普度之说而以此名归之。今观其学，止是摄炼精神，使之不灭，方将弃伦常割恩爱，以求证悟，而谓之兼爱可乎。又其《送文畅北游》诗，大以富贵相夸诱，至云酒场舞闺姝，猎骑围边月，与世俗惑溺人何异。《送高闲序》为旭有道一段，亦以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为胜于一死生解外胶，皆不类儒者。窃计文畅辈亦只是抽丰诗僧，不然必心轻之矣。”那样推尊程朱，对于韩文公却不很客气，这是我所觉得很有兴趣的事。前两天有朋友谈及，韩退之在中国确也有他的好处，唐朝崇奉佛教的确闹得太利害了，他的辟佛正是一种对症药方，我们不能用现今的眼光去看，他的《原道》又是那时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宣言，不失为有意义的事，因为据那位朋友的意思，印度思想在中国乃是有损无益的，所以不希望他发达，虽然在文学与思想的解放运动上这也不无用处。他这意见我觉得也是对的，不过不知怎的我总不喜欢韩退之与其思想文章。第一，我怕见小头目。俗语云，大王好见，小鬼难当。我不很怕那大教祖，如孔子与耶稣总比孟子与保罗要好亲近一点，而韩退之又是自称是传孟子的道统的，愈往后传便自然气象愈小而架子愈大，这是很难当的事情。第二，我对于文人向来用两种看法，纯粹的艺术家，立身谨重而文章放荡固然很好，若是立身也有点放荡，亦以为无甚妨碍，至于以教训为事的权威们我觉得必须先检查其言行，假如这里有了问题，那么其纸糊冠也就戴不成了。中国正统道学家都依附程朱，但是正统文人虽亦标榜道学而所依附的却是韩愈，他们有些还不满意程朱，以为有义理而无文章，如桐城派的人所说。因为这个缘故，我对于韩退之便不免要特别加以调验，看看这位大师究竟是否有此资格，不幸看出好些漏洞来，很丢了这权威的体面。古人也有讲到的，已经抄过了四五次，这回看见蒿庵别一方面的话，觉得也还可取，所以又把他抄下来了。
“追究其始，菲薄程朱之一念实渐致之。”《钝吟杂录》卷二家戒下斥李卓吾处何义门批注云：
“远师结白莲社，以书招渊明。陶曰，弟子嗜酒，若许饮即往矣。远许之，遂造焉。因勉令入社，陶攒眉而去。”这件事真假不可知，我读了却很喜欢，觉得甚能写出陶公的神气，而且也是一种很好的态度，我希望能够学到一点，可是实在易似难，太史公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矣。
“要之历象器算是其所长，君子固当节取，若论道术吾自守家法可耳。”卷二论为学云：
“杂家及二氏，药饵也，投之有沉疴者立见起色，然过剂则转生他病或致杀人。”又有一则云：
“明初学者宗尚程朱，文章质实，名儒硕辅，往往辈出，国治民风号为近古。自良知之说起，人于程朱始敢为异论，或以异教之言诠解六经，于是议论日新，文章日丽，浸淫至天启崇祯之间，乡塾有读《集注》者传以为笑，《大全》《性理》诸书束之高阁，或至不蓄其本。庚辰以后，文章猥杂最甚，能缀砌古字经语犹为上驷，俚辞谚语，颂圣祝寿，喧嚣满纸，圣贤微言几扫地尽，而甲申之变至矣。”下文又申明之曰：
“序谓淫诗，此刺淫诗也，篇中士女字甚多，非士与女所自作明矣。”郝氏则云：
“吾尝谓既生一李卓吾，即宜一牛金星继其后矣。”二公语大妙，盖以为明末流寇乃应文运而生，此正可代表中国正统的文学批评家之一派也。但是蒿庵也有些话说得颇好，卷一有一则云：
“与僧凡夫语次及避乱事，曰，乱固须避，然不可遂失常度，命之所在巧拙莫移，若只思苟免，不顾理义，平生学问何在。又余怒一人，僧移书曰，学者遇不如意事，现前便须为判曲直，处分了即放开心胸，令如青天白日，若事过时移尚自煎萦，此是自生苦恼也。”此僧固佳，但蒿庵能容受，如上节所云，“自恨弱植，得良友一言，耳目加莹，血气加王”，自亦难得。我与凡教徒都是隔教，但是从别一方面说也可以说都有点接近，只是到了相当的距离就有一种间隔，不能全部相合或相反也。何燕泉本陶集中引《庐阜杂记》云：
“《女曰鸡鸣》第二章，琴瑟在御，莫不静好，此诗人拟想点缀之辞，若作女子口中语似觉少味。盖诗人一面叙述，一面点缀，大类后世弦索曲子，三百篇中述语叙景，错杂成文，如此类者甚多，《溱洧》及《鸡鸣》皆是也。溱与洧亦旁人述所闻所见演而成章，说家泥《传》淫奔者自叙之辞一语，不知女曰士曰等字如何安顿。”近世说《诗》唯姚首源及郝兰皋夫妇颇有思致，关于《女曰鸡鸣》亦均未想到，蒿庵所说算是最好了。关于《溱洧》，姚氏云：
“序云，刺乱也。瑞玉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修禊溱洧之滨，士女游观，折华相赠，自择昏姻，诗人述其谣俗尔。”王夫人所说新辟而实平妥，胜于姚君，诗人述其谣俗与旁人述所闻所见演而成章大意相同，而蒿庵复以弦索曲子比三百篇，则说得更妙，《闲话》二卷中此小文当推压卷之作了。我举上边评韩退之语，或尚不免略有意气存在，若此番的话大约可以说是大公无私了罢。
廿五年三月廿八日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