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阴历的厂甸我居然去了三次，所得到的无非都是小书零本罢了，但是其中也有我觉得喜欢的，如两种《日本杂事诗》即是其一。黄公度的著作最知名的是《人境庐诗草》十一卷，辛亥年梁任公在日本付印的原本今虽少见，近年北平有重校印本，其次《日本国志》四十卷，浙江刻板今尚存在。这两卷《日本杂事诗》虽然现在不大流行，在当时却很被人家珍重，看它板本之多就可以知道。我在去年的厂甸买得一种，是光绪十一年十月梧州刻本，有黄君新序。今年所得的其一为天南遁窟活字板本，题曰光绪五年季冬印行，前有王韬序则云光绪六年二月朔日，可知是在次年春天才出版的。又其一是光绪廿四年长沙刻本，有十六年七月的自序，末附戊戌四月的跋。在王韬的《扶桑游记》中卷，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条下致余元眉中翰书（又见《弢园尺牍》卷十二）中有云：

“此间黄公度参赞撰有《日本杂事诗》，不日付诸手民，此亦游宦中一段佳话。”又《杂事诗序》云：

《杂事诗》原本上卷七十三首，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定本上卷删二增八，下卷删七增四十七，计共有诗二百首。至其改订的意思，在十六年的自序中很明了地说道：

“逮余将行，出示此书，读未终篇，击节者再，此必传之作也，亟宜早付手民，俾世得以先睹为快，因请于公度即以余处活字板排印，公度许之，遂携以归。旋闻是书已刻于京师译馆，洵乎有用之书为众目所共睹也。”案《杂事诗》于光绪五年孟冬由同文馆以聚珍板印行，然则此王氏本当为第二种板本也。黄君戊戌年跋云：

“近世文人变而购美人诗稿，译英士文集矣。”就上文所举出来的两例，都可以看出作者思想之变换，盖当初犹难免缘饰古义，且信且疑，后来则承认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也。胡适之先生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叙黄君事云：

“诗初学唐人，于明学李王，于宋学苏陆，后学晚唐，变为四灵，逮乎我朝王袁赵张（船山）四家最著名，大抵皆随我风气以转移也。白香山袁随园尤剧思慕，学之者十八九，小仓山房随笔亦言鸡林贾人争市其稿，盖贩之日本，知不诬耳。七绝最所擅场，近市河子静大洼天民柏木昶菊池五山皆称绝句名家，文酒之会，援毫长吟高唱，往往逼唐宋。余素不能为绝句，此卷意在隶事，乃仿《南宋杂事诗》《滦阳杂咏》之例，排比成之，东人见之不转笑为东施效颦者几希。”日本人做汉诗，可以来同中国人唱和，这是中国文人所觉得顶高兴的一件事，大有吾道东矣之叹。王之春《东游日记》卷上光绪五年十一月初三日纪与黄公度参赞相见，次日有题《日本杂事诗》后四绝句，其四云：

“自从长庆购鸡林，香爇随园直到今，他日新诗重谱出，应看纸价贵兼金。”即是承上边这首诗而来，正是这种意思，定本却全改了，诗云：

“此诗光绪己卯上之译署，译署以同文馆聚珍板行之，继而香港循环报馆日本凤文书坊又复印行，继而中华印务局日本东西京书肆复争行翻刻，且有附以伊吕波及甲乙丙等字，衍为注释以分句读者。乙酉之秋余归自美国，家大人方榷税梧州，同僚索取者多，又重刻焉。丁酉八月余权臬长沙，见有悬标卖诗者，询之又一刻本，今此本为第九次刊印矣。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据这里所说，梧州刻当是第七种板本，长沙刻为第九种亦即是定本。《丛书举要》卷四十五所载“弢园老民手校刊本”中有重订《日本杂事诗》一本，重订云者当系改定之本，唯弢园生于道光戊子，在戊戌年已是七十一岁，不知其尚在人间否，且亦不能料他有如此老兴来重印此书否也。所以现在看来，此定稿似只有长沙的刻本，后来不曾复刻，我于无意中得到，所谓觉得喜欢就是为此。

“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注云：

“有边华山椿椿山得恽氏真本，于是又传没骨法。”《东洋琐记》卷下引用而改之曰：

“有边华山椿家。山椿得恽氏真本，于是传没骨法。”却不知边华山椿椿山原是两人，椿山就姓椿，华山原姓渡边，因仿中国称为边华山，现代文人佐藤春夫亦尚有印文曰藤春也。王君把他们团作一个人，虽是难怪，却亦颇可笑。定稿编成至今已四十六年，记日本杂事的似乎还没有第二个，此是黄君的不可及处，岂真是今人不及古人欤。

民国廿五年三月三日，于北平。

补记

“新闻纸以讲求时务，以周知四国，无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既上板，可谓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事矣。其源出于邸报，其体类乎丛书，而体大而用博则远过之也。”此注与原本亦全不同。以诗论，自以原本为佳，稍有讽谏的风味，在言论不自由的时代或更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在黄君则赞叹自有深意，不特其去旧布新意更精进，且实在以前的新闻亦多偏于启蒙的而少作宣传的运动，故其以丛书（encyclopedia）相比并不算错误。又原本卷上第七十二论诗云：

“当戊戌的变法，他也是这运动中的一个人物。他对于诗界革命的动机似乎起得很早。”他在早年的诗中便有“我手写我口”的主张，《日本国志》卷三十三学术志论文字处谓中国将有新字体新字可以发生，末云：

“当吾国二十年以前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案指《日本国志》）则已言日本维新之功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不特此也，黄君对于日本知其可畏，但又处处表示其有可敬以至可爱处，此则更难，而《杂事诗》中即可以见到，若改正后自更明了了。原本卷上第五十咏新闻纸诗云：

“岂独斯文有盛衰，旁行字正力横驰，不知近日鸡林贾，谁费黄金更购诗。”注仍如旧，唯末尾“往往逼唐宋”之后改云：

“周秦以下文体屡变，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谕批判，明白晓畅，务期达意，其文体绝为古人所无，若小说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笔之于书者，则语言文字几几乎复合矣，余又乌知夫他日者不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黄君对于文字语言很有新意见，对于文化政治各事亦大抵皆然，此甚可佩服，《杂事诗》一编，当作诗看是第二着，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看作者的思想，其次是日本事物的纪录。这末一点从前也早有人注意到，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曾抄录诗注为日本杂事一卷，又王之春著《谈瀛录》卷三四即《东洋琐记》，几乎全是抄袭诗注的。《杂事诗》讲到画法有云：

“几人汉魏溯根源，唐宋以还格尚存，难怪鸡林贾争市，白香山外数随园。”注云：

“余于丁丑之冬奉使随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串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纷纭无定论。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时与彼国穹官硕学言及东事，辄敛手推服无异辞。使事多暇，偶翻旧编，颇悔少作，点窜增损，时有改正，共得诗数十首，其不及改者亦姑仍之。嗟夫，中国士夫闻见狭陋，于外事向不措意，今既闻之矣，既见之矣，犹复缘饰古义，足己自封，且疑且信，逮穷年累月，深稽博考，然后乃晓然于是非得失之宜，长短取舍之要，余滋愧矣。”黄君的这见识与态度实在很可佩服，梁任公的《嘉应黄先生墓志铭》里说得好：

“一纸新闻出帝城，传来令甲更文明，曝檐父老私相语，未敢雌黄信口评。”定本则云：

《杂事诗》第一板同文馆聚珍本今日在海王村书店购得，书不必佳，只是喜其足备掌故耳。

五月廿六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