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中写有小文数篇，篇幅较短，才千余言，又多系序跋之类，因别为一部，总称之曰“几篇题跋”。《板桥家书》序云，几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本文共八首而题曰几篇，即取此意也。甲申旧除夕编校时记。
民国廿六年的春天，编杂文稿为一册，继《风雨谈》之后，拟题名为“风雨后谈”，上海的出版书店不愿意，怕与前书相溷，乃改名“秉烛谈”。现在又有编集的计画，这里所收的二十篇左右都是廿六年所写，与《秉烛谈》正相连续，所以便想利用前回所拟的名称，省得从新寻找很不容易。名曰“后谈”，实在并不就是续编，然而因为同是在那几年中所写，内容也自然有点儿近似。譬如讲一件事情，大抵多从读什么书引起，因此牵扯开去，似乎并不是先有一个主意要说，此其一。文字意趣似甚闲适，此其二。这是鄙人近来很久的缺点，这里也未能免。小时候读贾谊《鵩鸟赋》，前面有两句云，庚子日斜兮鵩集余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心里觉得希罕，这怪鸟的态度真怪。后来过了多少年，才明白过来，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喜剧的演者及作者往往过着阴暗的生活，也是人间的实相，而在社会方面看来，有此种种闲适的表示，却又正是人世尚未十分黑暗的证据。我曾谈论明末的王思任，说他的一生好像是以谑为业。他的谑其初是戏笑，继以讥刺，终为怒骂，及至末期，不谑不笑骂，只是平凡的叹息，此时已是明朝的末日也即是谑庵的末日近来了。由此观之，大家可以戏谑时还是天下太平，很值得庆贺也。不佞深幸能够得有闲暇写此闲适的杂文，与国人相见，此乐何极，文字好坏盖可暂且勿论矣。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知堂记。
风雨谈社来信问我一年中的爱读书，这是什么书呢，我自己也一时想不起来。虽然我曾说看旧书以消闲，有如吸纸烟，可是老实说，老看线装书也渐感觉气闷，对于古人本来何必计较，但是话不投机，何苦硬着头皮静听下去，掩卷放下，等于端茶送客，也是正当。在思想上我觉得可佩服的还只是那几个人，一直没有添加，别一方面有些类书，反正不关思想的事，偶然翻看也还可喜，如冯梦龙的《古今笑》与《智囊》，周亮工的《同书》与福申的《续同书》，王初桐的《奁史》，翟灏的《通俗编》等。这些书大都是从前所得，并不在这一年内，而且实际上原只是翻阅消遣，即使觉得他有意思，也总不能算是爱读。至于外国书，英文书是买不起也无从去买，日文书价目公道，可是其无从去买则是一样。在《读卖新闻》上看到出版消息或广告，赶紧写信去定购，大抵十不得一，这种情形差不多在去年已是如此，所以只好知难而退，看看书名就算满足了。据朋友们说，在北京想买日文书籍，只有这一法，最好隔日到各书店去一转，也不可存心一定要买什么书，但看店头有什么新到的，见到可买的书便即下手，假如这样一月中去看十五回，必定可以稍有所得。要这么办呢，我既无此时光，无此方便，也并无此决心，那么唯有放弃买书的机会，姑且用酸葡萄主义来作解说，聊以自宽而已。不过话虽如此，我查本年度日记，收到的日本出版的书也有六十五册，其中一部分是别人见赠，一部分是居留东京的友人替我代搜集的，有的原是我所委托，有的却是友人看见此书觉得于我当有点用处，因此给我寄来的，这一类书在数量上实在比我托买的还要多，这位友人的好意很可感谢。这里边有一册书，是柳宗悦氏著的《和纸之美》，日记上记着于四月三十日收到，我看了日记便想起来了，要说我一年中的爱读书，这册《和纸之美》可以说是的。本年夏天写《我的杂学》这篇文章，在第十四节中曾说及云，“柳氏近著《和纸之美》，中附样本二十二种，阅之使人对于佳纸增贪惜之念。”我说近刊，因为此书不是现今出版，其时还在一年前，不过直至今春才能入手罢了。末尾题记云“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刊行，系私家版，不鬻于市，只颁布于亲友之间，本文用纸为武州小川出产，刊行部数记二百册，每册有著者署名。”书本高八寸，宽五寸半，首列和纸样本凡二十二枚，本文三篇，曰“和纸之美”，“和纸之教训”，“和纸十年”，连后记共计三十六半页。我对于纸本来有点爱着，从前曾写过一篇小文曰“关于纸”。说起来也觉得寒伧，中国虽说是造纸的祖师国，我们却不曾见过什么好纸，平常只知道连四毛六，总有脆弱之感，棉连最有雅致，印书拓字均佳，而裁尺幅可以供赏玩者却不多见。日本纸均用木皮所制，特多朴茂之趣，宣纸本亦用楮，殆因质太细色太白之故，于书画虽特别相宜，但与日本之楮纸迥殊，无其刚劲之气也。雁皮与三桠等各自有其雅味，不一一具详，唯纸衣纸朱蓝两种则不能忘记，不特可用于装帧，尤令人怀想俳人之行脚，持此类纸衣纸帐而出发，其风趣可想也。柳氏文章三篇，照例是文情俱胜，无庸赘说，前曾得其所著《茶与美》，共文十二篇，亦是特制本，有图二十余，以陶器为主，亦颇可喜，可与此书相比，唯陶器是照相而纸乃实物，又鄙人知纸之美亦过于陶器，故二者相比，终不能不舍陶器而取纸耳。民国甲申十二月一日，东郭十堂。
这一册《谈新诗》是废名以前在北京大学讲过的讲义，黄雨君保存着一份底稿，这回想把他公开，叫我写篇小序，这在我是愿意也是应当的。为什么呢，难道我们真是想要专卖废名么，那未必然。这也只因为我对于这件事多少更知道一点罢了。废名在北京大学当讲师，是胡适之兼任国文学系主任的时候，大概是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最初他担任散文习作，后来添了一门现代文艺，所讲的是新诗，到第三年预备讲到散文部分，卢沟桥的事件发生，就此中止，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新诗的讲义每章由北大出版组印出之先，我都见过，因为废名每写好了一章，便将原稿拿来给我看，加上些意见与说明。我因为自己知道是不懂诗的，别无什么可否，但是听废名自讲或者就是只看所写的话，也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里边总有他特别的东西，他的思想与观察。废名自己的诗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人家拿来出版，这册讲新诗的讲义本来是公开的，现今重刊一回，对于读者有不少益处，废名当然不会有什么异议吧。废名这两年没有信来，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家里，五月里试寄一张明信片去，附注上一笔请他告知近况。前几天居然得到回信，在路上走了不到二十天，这实在是很难得的。既然知道了他的行踪，也就可以再寄信去，代达黄雨君的意思，不过回答到来恐怕要在《谈新诗》的出版以后了吧。来信里有一部分关于他自己的生活，说的很有意思：
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件发生，中国文化界遭逢一回大难，就我们所知道的说来，黄河以及长江两岸的各地当时一切文化活动全都停止，文艺界的烟消火灭似的情形是大家熟知的最好的例。这是当然的。正如日本东乡大将说过的一句有名的话，因为这是战争呀。可是，这文化上的伤痍却是痊愈得意外的快，虽其痊愈的程度固亦有限，要说恢复也还是很远。在北京，自《朔风》以后，文艺刊物逐渐出来，上海方面则有《古今》，《杂志》，《风雨谈》等，还有些我们所不曾见到的，出得更多也更是热闹。这些的内容与其成绩，且不必细细分解，就只看这吃苦忍辱，为希求中国文化复活而努力的情形，总之可以说是好现象。这岂不即是中国民族生活力强韧之一种表示么？
方纪生君译冈仓氏所著《茶之书》为汉文，属写小序。余曾读《茶之书》英文原本，嗣又得见村冈氏日本文译本，心颇欢喜，喤引之役亦所甚愿，但是如何写法呢。关于人与书之解释，虽然是十分的想用心力，一定是罣一漏万，不能讨好，唯有藏拙乃是上策，所以就搁下来了。近日得方君电信知稿已付印，又来催序文，觉得不能再推托了，只好设法来写，这回却改换了方法，将那古旧的不切题法来应用，似乎可以希望对付过去。我把冈仓氏的关系书类都收了起来，书几上只摆着一部陆羽的《茶经》，陆廷灿的《续茶经》，以及刘源长的《茶史》。我将这些书本胡乱的翻了一阵之后，忽然的似有所悟。这自然并不真是什么的悟，只是想到了一件事，茶事起于中国，有这么一部《茶经》，却是不曾发生茶道，正如虽有《瓶史》而不曾发生花道一样。这是什么缘故呢。中国人不大热心于道，因为他缺少宗教情绪，这恐怕是真的，但是因此对于道教与禅也就不容易有甚深了解了罢。这里我想起中国平民的吃茶来。吃茶的地方普通有茶楼茶园等名称，此只是说村市的茶店，盖茶楼等处大抵是苏杭式的吃茶点的所在，茶店则但有清茶可吃而已。茹敦和《越言释》中店字条下云，“古所谓坫者，盖垒土为之，以代今人卓子之用。北方山桥野市，凡卖酒浆不托者，大都不设卓子而有坫，因而酒曰酒店，饭曰饭店。即今京师自高粱桥以至圆明园一带，盖犹见古俗，是店之为店，实因坫得名。”吾乡多树木，店头不设坫而用板桌长凳，但其素朴亦不相上下，茶具则一盖碗，不必带托，中泡清茶，吃之历时颇长，曰坐茶店，为平民悦乐之一。士大夫摆架子不肯去，则在家泡茶而吃之，虽独乐之趣有殊，而非以疗渴，又与外国入蔗糖牛乳如吃点心然者异，殆亦意在赏其苦甘味外之味欤。红茶加糖，可谓俗已。茶道有宗教气，超越矣，其源盖本出于禅僧。中国的吃茶是凡人法，殆可称为儒家的，《茶经》云，啜苦咽甘，茶也，此语尽之。中国昔有四民之目，实则只是一团，无甚分别，搢绅之间反多俗物，可为实例，日本旧日阶级俨然，风雅所寄多在僧侣以及武士，此中同异正大有考索之价值。中国人未尝不嗜饮茶，而茶道独发生于日本，窃意禅与武士之为用盖甚大，西洋人谭茶之书固多闻所未闻，在中国人则心知其意而未能行，犹读语录者看人坐禅，亦当觉得欣然有会。一口说东洋文化，其间正复多歧，有全然一致者，亦有同而异，异而同者，关于茶事今得方君译此书，可以知其同中有异之迹，至可忻感，若更进而考其意义特异者，于了解民族文化上亦更有力，有如关于粢与酒之书，方君其亦有意于斯乎。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文君的第二集子曰“文抄”，将在北京出版，属题数语为之喤引。鄙人误入文人道中，有如堕贫，近方力求解脱，洗脚登岸，对于文事戒不复谈，唯以文君著作读过不少，此次刊行鄙人又参与拉纤之工作，觉得义不容辞，拉杂书此，只图凑起数百字可以缴卷而已，别无新义想要陈说也。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八日，知堂。
在上海南京刊行的杂志上面，看见好些作者的姓名，有的是从前知道的，有的是初次见到，觉得很愉快，这正有如古人所说的旧雨今雨吧。在今雨中间，有两位可以提出来一说，这便是纪果庵与文载道。这里恰好有一个对照，纪君是北人，而文君乃是南人，纪君是真姓名，而文君乃是笔名，—严格的说，应当称为文载道君才对，因为文并不是尊姓。但是同时也有一点交涉，因为两君所写大文的题材颇有相近之处。纪君已出文集名曰“两都集”，文君的名曰“风土小记”，其中多记地方习俗风物，又时就史事陈述感想，作风固各有特色，而此种倾向则大抵相同。鄙人在南京当过学生六年，后来住家北京亦已有二十八年了，对于两都一样的有兴趣，若浙东乃是故乡，我拉（ngala）宁绍同乡，盖钱塘江分界，而曹娥江不分界，遂一直接连下去，土风民俗相通处尤多。自己平常也喜欢写这类文章，却总觉得写不好，如今见到两家的佳作那能不高兴，更有他乡遇故知之感矣。读文情俱胜的随笔本是愉快，在这类文字中常有的一种惆怅我也仿佛能够感到，又别是一样淡淡的喜悦，可以说是寂寞的不寂寞之感，此亦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缘分也。
去年春天将旧稿二十四篇编为一集，定名为“风雨后谈”，已写小序，后来因为觉得这些文章都是在《秉烛谈》之后所写，所以又改名为“秉烛后谈”，序文另写，而仓猝未曾印在书里，现在一起收在这里，序虽有两篇，书则本来只是一册而已。三十四年一月三十日。
一般做举业的朋友们向来把这种心情的诗文一古脑儿的称之曰闲适，用现今流行语来说，就是有闲云云。《癸巳存稿》卷十二《闲适语》一则云：
《秉烛后谈》一卷，所收文二十四篇，除《关于阿q》外，皆二十六年所作。那一年里写的文章很多，《药味集》中选收四篇，《秉烛谈》中收有十七篇，合计共有四十五篇，此外稿子遗失的如《藏砖小记》等，也还有四五篇吧。本书原意想定名为“风雨后谈”，但是从内容看来，这都是《秉烛谈》以后所写的东西，因缘较近，所以改用今名，好在《秉烛谈》原序也附录在后边，正可以当作一个公共的小引罢。我把本书的目录覆看一遍，想起近两年内所写二十几篇的文章来，比较一下，很有感慨，觉得年纪渐大，学无进益，闲适之趣反愈减退，所可叹也。鄙人执笔为文已阅四十年，文章尚无成就，思想则可云已定，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妇人，亦尝用心于此，结果但有畏天悯人，虑非世俗之所乐闻，故披中庸之衣，着平淡之裳，时作游行，此亦鄙人之消遣法也。本书中诸文颇多闲适题目，能达到此目的，虽亦不免有芒角者，究不甚多，回顾近年之作乃反不逮，现今纸笔均暴贵，何苦多耗物力，写些不入耳的正经话，真是人己两不利矣。因覆阅旧稿，而得到反省，这件事却是有益，因为现今所写不及那时的好，这在自己是一种警戒，当思改进，而对于读者可以当作广告，又即是证明本书之佳胜也。民国甲申，清明节后一日雨中知堂记。
附记
《希腊神话》，亚坡罗陀洛斯原著，今从原文译出，凡十万余言，分为十九章。著者生平行事无可考，学者从文体考察，认定是西历一世纪时的作品，在中国是东汉之初，可以说正是杨子云班孟坚的时代。瑞德的《希腊晚世文学史》卷二关于此书有一节说明云：
“这最值得记忆的是汤普生教授的《希腊鸟类名汇》，一九三六年重订本，价十二先令半。此书系一八九五年初板，一直没有重印，而平常讲到古典文学中的鸟兽总是非参考他不可，在四十多年之后，又是远隔重洋，想要搜求这本偏僻的书，深怕有点近于妄念吧。姑且托东京的丸善书店去一调查，居然在四十年后初次出了增订板，这真是想不到的运气，这本书现在站在我的书厨里，虽然与别的新书排在一起，实在要算是我西书中珍本之一了。”我到书厨前去每看见这本书，心里总感到一种不安，仿佛对于这书很有点对不起，一部分也是对于自己的惭愧与抱歉。我以前所写的许多东西向来都无一点珍惜之意，但是假如要我自己指出一件物事来，觉得这还值得做，可以充作自己的胜业的，那么我只能说就是这《神话》翻译注释的工作。本文算是译成了，还有余剩的十七章的注释非做不可，虽然中断了有五年半，却是时常想到，今年炎夏拿出关于古希腊的书本来消遣，更是深切的感觉责任所在，想来设法做完这件工事。现在先将原文第一章分段抄出，各附注释，发表一下，一面抄录过后，注释有无及其前后均已温习清楚，就可继续做下去，此原是一举两得，但是我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后者，前者不过是手段而已。我的愿望是在一年之内把注释做完，《鸟类名汇》等书恭而敬之的奉送给图书馆，虽然那时就是高阁在书架上看了也并无不安了，但总之还是送他到应该去的地方为是。不佞少时喜弄笔墨，不意地坠入文人道中，有如堕民，虽欲歇业，无由解免，念之痛心，历有年所矣。或者翻译家可与文坛稍远，如真不能免为白丁，则愿折笔改业为译人，亦彼善于此。完成《神话》的译注为自己的义务工作，自当尽先做去，此外东西贤哲嘉言懿行不可计量，随缘抄述，一章半偈，亦是法施，即或不然，循诵随喜，获益不浅，尽可满足，他复何所求哉。民国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记。
“老实说，他也常常地感觉，这个年头儿是不是可以画着这样的画？可是，不然的话，做什么好呢？像我这样的人，岂不是除了拿着诚实无匹的心情来作画以外没有办法的么？”这里我们也正可以引用，来做一个说明。不管是什么式样，只凭了诚实的心情做去，也就行了。说是流连光景，其对象反正也是自己的国与民及其运命，这和痛哭流涕的表示不同，至其心情原无二致，此固一样的不足以救国，若云误国，则恐亦未必遽至于此耳。
“秦观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王铚《默记》以为其言如此，必不能至西方净土，其论甚可憎也。……盖流连光景，人情所不能无，其托言不知，意更深曲耳。”俞理初的话本来是很不错的，我只补充说明，闲适可以分作两种。一是安乐时的闲适，如秦观张雨朱敦儒等一般的多是，一是忧患时的闲适，以著书论，如孟元老的《梦华录》，刘侗的《景物略》，张岱的《梦忆》是也。这里边有的是出于黍离之感，有的也还不是，但总之是在一个不很好的境地，感到洚水在后面，对于目前光景自然深致流连，此与劫余梦想者不同，而其情绪之迫切或者有过无不及，也是可有的事。这固然只是忧患时文学的一式样，但文学反正就是这点力量，即使是别的式样也总还差不多，要想积极的成就事功，还须去别寻政治的路。近读武者小路氏的小说《晓》，张我军君译作“黎明”，第一回中有一节话云：
“此学校是初级中学，因为学生都是本乡人，虽是新制，稍具古风，对于先生能奉薪米，故生活能以维持也。小家庭在离城十五里之祠堂，距学校有五十里，且须爬山，爬虽不过五里，五十里路惟以此五里为畏途耳。”后面又说到学问，对于其同乡之熊翁仍然不敬，谓其《新唯识论》一书站脚不住矣，读了觉得很有趣。末了说于春间动手著一部论，已成四章，旋因教课少暇，未能继续，全书大约有二十章或多，如能于与知堂翁再见时交此一份卷，斯为大幸。废名的厚意很可感，只是《肇论》一流的书我生怕看不大懂，正如对于从前信中谈道的话未能应对一样，未免将使废名感觉寂寞，深以为歉耳。民国甲申七月二十日，知堂记于北京。
“在一八八五年以前，我们所有的只是这七卷书中之三卷，但在那一年有人从罗马的伐谛冈图书馆里得到全书的一种节本，便将这个暂去补足了那缺陷。卷一的首六章是诸神世系，以后分了家系叙述下去，如斗加利恩，伊那科斯，亚该诺耳及其两派，贝拉思戈斯，亚忒拉斯，亚索坡斯。在卷二第十四章中我们遇到雅典诸王，德修斯在内，随后到贝罗普斯一系。我们见到忒洛亚战争前的各事件，战争与其结局，希腊各主帅的回家，末后是阿狄修斯的漂流。这些都简易但也颇详细的写出，如有人想得点希腊神话的知识，很可以劝他不必去管那些现代的著述，最好还是一读亚坡罗陀洛斯。”这里给原书作广告已经很够了，颇有力量，可是也还公平实在，所以我可以不再多说话了。其实我原来也是受了这批评的影响，这才决定抛开现代的各参考书而采用这册原典的。这神话集的好处，叙述平易而颇详明，固然是其一。是希腊人自编，在现存书类中年代又算是较早的，这一点也颇重要，是其二。关于希腊神话，以前曾写过几篇小文，说及那里边的最大特色是其美化。希腊民族的宗教其本质与埃及印度本无大异，但是他们不是受祭司支配而是受诗人支配的，结果便由诗人悲剧作者画师雕刻家的力量，把宗教中的恐怖分子逐渐洗除，使他转变为美的影象，再回向民间，遂成为世间唯一的美的神话。罗马诗人后来也都借用，于是神人的故事愈益繁化，至近代流入西欧，反有喧宾夺主之势，就是名称也多通用拉丁文写法，英法各国又各以方音读之，更是见得混乱了。我们要看希腊神话，必须根据希腊人自己所编的，罗马人无论做得如何美妙，当然不能算在内，亚坡罗陀洛斯虽已生在罗马时代，但究竟是希腊人，我们以他的编著为根据，我觉得这是最可信赖的地方。我发心翻译这书还在民国廿三年，可是总感觉这事体重难，不敢轻易动笔，廿六年夏卢沟桥变起，闲居无事，始着手迻译，至廿七年末，除本文外，又译出茀来若博士《希腊神话比较研究》，哈利孙女士《希腊神话论》，各五万余言，作本文注释，成一二两章，共约三万言。廿八年以来中途停顿，倏已六载，时一念及，深感惶悚。注释总字数恐比本文更多，至少会有二十万字吧，这须得自己来决定应否或如何注释，不比译文可以委托别人，所以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责任，非自己努力完成不可的。为得做注释时参考的必要，曾经买过几本西书，我在小文中说及其中的一种云：
民国三十三年阴历岁次甲申，但是阴阳历稍有参差，所以严格的说，甲申年应该是从三十三年一月廿五日起，至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止才是。这在民国除了是第一次的甲申年以外别无什么意义，可是在以前的历史上，这甲申年却不是寻常的年头儿，第一令人不能忘记的是三百年前崇祯皇帝煤山的事，其次是六十年前中法战役马江的事。青年朋友不喜欢看历史的人或者不大想到亦未可知，我们老一辈的比较更多经忧患，这种感觉自更痛切，鄙人恰巧又是在这一年里降生的，多年住在北京，煤山就在城内，马江虽只是前辈参加，自己是曾身列军籍的，也深感到一种干系。中国人自己不挣气，最近这几百年情形弄得很不像样，差不多说不出有那一年比较的可以称赞，不过特别是我辈甲申生的人想起来更是丧气罢了。在这时候，有友人们想集刊文章，给我作还历的纪念，这在我是万不敢当，而且照上述情形说来，也是很不相称的。不过朋友们的好意很可感激，大家各写一篇文章来汇刊一册，聊以纪念彼此的公私交谊，未始不是有意义的事，虽然交际的新旧不等，有的还不曾相见过，但交谊还是一样，这也觉得很有意思。此集由傅芸子君编辑，名称商量很久，不容易决定，傅君当初拟名为“汉花园集”，本来也很好，但是仔细考虑，汉花园是景山东面的地名，即旧北京大学所在地，其门牌但有一号，只大学一家，怎好霸占了来，固然未必有什么商标权利问题，总之我们也自觉得不好意思。由汉花园再往西南挪移几步，那里有一条斜街，名曰沙滩，倒还不妨借用，于是便称之曰“沙滩小集”。本来想用“沙滩偶语”四字，似乎比较有风趣，但是据故事的联想，偶语未免有点儿违碍，所以终于未曾采用。这里沙滩以地名论固可，反正我们这些人在沙滩一带是常走过的，若广义的讲作沙的滩，亦无不可，在海边沙滩上聚集少数的人，大概也就是二三十名吧，站着蹲着或是坐着，各自说他的故事，此亦大有意义，假如收集为一册书，岂不是有趣味的事，与《十日谈》可以相比么。意大利那时是瘟疫流行，绅士淑女相率避难，在乡村间暂住，闲话消遣，乃得百篇故事，此《十日谈》之本事也。中国现今也正在兵火之中，情形有点相像，人们却别无可逃避之处，故欲求海滨孤岛，蛰居待旦，又岂可得，在这时候大家不能那么高兴的谈讲，那也是当然的了。这集里所收的文章都是承朋友们好意所投寄，也有我自己的混杂在内，我不便怎么说谦逊或是喝采的话，但总之是极诚实的表示出自己，也表示出在这乱世是这么的还仍在有所努力，还想对于中国有所尽心，至于这努力和尽心到底于中国有何用处，实在也不敢相信。其次，大家合起来出这样一册小集，还有一种意思，便是庄子所说的鱼相濡以沫。这一层意思，我觉得倒是极可珍惜的。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七日，周作人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