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所作《杂诗》之六有句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这种经验大抵各人都曾有过，只是没有人写出来，而且说的这么亲切。其实这也本来是当然的，年岁有距离，意见也自然不能没有若干的间隔。王筠《教童子法》中有一则云：
“桐城人传其先辈语曰，学生二十岁不狂，没出息，三十岁犹狂，没出息。”这两句话我很喜欢，古人说，狂者进取，少年时代不可无此精神，若如世间所称的一味的少年老成，有似春行秋令，倒反不是正当的事。照同样的道理说来壮年老年也各有他当然的责务，须得分头去做，不要说陶公诗中的五十，就是六七十也罢，反正都还有事该做，没有可以休息的日子，庄子曰，息我以死，所以唯年寿尽才有休息。但是，说老当益壮，已经到了相当的年纪，却从新纳妾成家，固然是不成话，就是跟着青年跑，说时髦话，也可以不必。譬如走路，青年正在出发，壮年爬山过水已走了若干程，老年走的更多了，这条路是无穷尽的，看看是终于不能走到，但还得走下去。他走了这一辈子，结果恐怕也还是一无所得，他所得的只有关于这路的知识，说没有用也就没有用，不过对于这条路上的行人未必全然无用，多少可以做参考，不要听也别无妨碍。老年人根据自己的经验，略略讲给别人听，固不能把前途说得怎么好，有什么黄金屋或颜如玉，也不至于像火焰山那么的多魔难，只是就可以供旅行者的参考的地方，想得到时告知一点，这也可说是他们的义务。我们自己有过少年时代，记起来有不少可笑的事，在学堂的六年中总有过一两回几乎除了名，那时正是二十前后，照例不免有点狂，不过回想起当时犯过都为了公，不是私人的名利问题，也还可以说得过去。当时也听了不少的长者的教训，也照例如陶公所云掩耳不喜，这其实是无怪的，因为那些教训大抵就只是诲人谄耳，不听倒是对的，在此刻还历之年想起四十年前长老的话，觉得不大有什么值得记忆，更不必说共鸣了。这样看来，五十之年也是今昔很有不同，并不是一定到了什么年龄便总是那么的想的。一个人自以为是，本来是难免的，总之不能说是对，现在让我们希望，我们的意见或者可以比上一代的老辈稍好一点，并不是特别有什么地方更是聪明了，只是有一种反省，自己从前也有过青年时期，未曾完全忘记，其次是现今因年岁阅历的关系，有些意见很有改变了，这颇有可供后人参考的地方，但并没有一种约束力，叫人非如此不可。因为根据这个态度说话，说的人虽然觉得他有说的义务，听的人单只有听的权利，不听也是随意，可以免去掩耳之烦，盖唯有长者咶咶而谈，强迫少年人坐而恭听，那时才有掩耳之必要也。昔冯定远著《家戒》二卷，卷首题词中有云：
这个题目本来应该写作国文国语，但是我的意思很偏重在表现这国文国语的汉字上面，所以这样的写了，因而里面所说的话也就多少有点变动，不能与泛论中国国文国语相同。中国自己原来只有这一种文字，上边不必再加汉这一字的形容，大概自从三百年前满洲文进来之后，这才二者对立起来，有如满汉饽饽或满汉寿材之类，汉文这名称乃一般通行，至于汉字则是新名词，却也很适用，所以现在就沿用这名称以表示中国特有的形声文字。这种文字在艺术文学上有什么美点，在教育上有什么缺点，这些问题暂且不谈，因为说来话长，而且容易我田引水，谈不出结论来，现今想说的只是为中国前途着想，这汉字倒很是有用，我们有应当加以重视之必要。这如说是政治的看法，也非始不可，但在今日中国有好些事情，我觉得第一先应用政治的看法去看，他于中国本身于中国广义的政治上有何利益，决定其价值，从其他标准看出来的评价，即使更为客观更为科学的，也须得放在其次。即如汉字，在外国人特别是在文化系统不同的异民族，感觉极难学，又或在学习诵读写作上，也均比较的不容易，这些或者都是事实也罢，但我们只问这汉字假如对于中国本身是合用的，在政治意味上于中国极有利益，那么这就行了，上边所说的诸种缺点都可暂且搁下不论，而且也可以暂不作缺点论。汉字在中国的益处是什么呢，我从前写过一篇文章论汉文学的前途，在附记里说过这一节话：
现代的知识青年关于国文至少要养成这两种能力，一能读懂普通的古书，二能写得出普通的国语文。说到古书，中国的情形与西洋各国颇有不同。西洋的文字是拼音的，三四百年前的书便写得很不一样，而且历史都不远，除希腊拉丁文外，简单的说一句，到了十四五世纪有价值的书才出现，现在早已有了翻译注释本，所以一般读者已无读古书之必要，只有专门学者这才直接去从古文书中探取他的资源。中国则从周朝算起，亦已有三千年，虽然字体渐有改变，却是一直用汉字纪录，如今说起书来，差不多就都是古书，我们要想知道一点本国的历史，思想和文学，须得向这里边去寻求。这一大堆的资料，二三千年来多少人的心力所积聚，说杂乱得难利用，好坏都有，也是实在的事，但总之有这一大堆活的资料可用是极难得的，在世间未有其比，除了特殊的若干古典之外，只须少少查考，大抵现代人都能读懂，至少也可通其大意。假如将来文化发达，整理国故的事业努力下去，那些特殊的古典有如《尚书》内之《盘庚》等篇，都有精美的翻译对照本可看，其他古书都经过校订考证注释，一般入门及工具书也大略完备，读者随处得着帮助，利益自然更大，此刻现在可惜还未能如此，所以青年自己的努力最为重要。上边说普通的古书，其范围也就只是一部分史书，儒家道家的几种主要著作，文学书类，择要阅读而已，只要对于汉字知道爱重，文字方面有一点基本知识，再加上有想知道本国事情及其传统的热心，用心读去，虽无明师亦易自通，并不是怎么困难的事。至于写文章，目的在于传达自己的意思，自然不能使用古文，应当写国语文，那是不成问题的。这个理由并不在于二者之是非而在于能否。我曾说过，我们写文章是想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表达出来的，能够将思想和感情多写出一分，文章的力量即加增一分，写出得愈多便愈好。文字乃是一种工具，看那种适用便是好的，本来古文或语体都可以用，这里的问题是要看我们是否能用，那一种用的合适罢了。我们在书房里念过十年以上经书的人，勉强写古文也还来得，可是要想像上边所说那样写出传达意思的文章，觉得力有未逮，梁任公的论说与林琴南的小说翻译，总要算是最好的了，我们是写不成，但同时也不能感觉满意，至少在现今有别的写法可用的时候。那么用白话文么，这也未必尽然。说写白话文，便当以白话为标准，而现在白话的标准却不一定，可以解作国语，也可以解作方言，不如说是国语，比较的有个准则，大抵可解释为可用汉字表示的通用白话。他比起方言来或者有些弱点，但他有统一性，可以通行于全中国，正如汉字一样，我们并非看轻方言与拼音字，实在只是较看重国语与汉字，因为后者对于中国统一工作上更为有用。倘若中国政治统一，文化发达，人人能读能写用汉字的国语文，此外更能使用拼音字的方言，那也是很好的事情，鄙人虽老且懒，自己未能再去练习，想写什么越语文学，但对于此现象也很高兴，那是无可疑的。以上两节说的都有点旧式亦未可知，但是，所以说的旧式的原因如蒙读者所谅解，则话虽不时新而意不无可取，至少也总是诚实耳。十三日。
我觉得现代青年对于外国语的兴趣远不及老前辈的那么热烈深厚，这是很可惜的事。所谓老前辈，当然不是鄙人这一辈的人，说的是前清同治光绪时代的人物，以年纪论，到了现在总该有八十上下了吧，他们虽然有大半世生在前朝，但其学术上的功绩留在民国的却很不少，如今且举二人为例，有如蔡元培与罗振玉。他们的学业这里也不必细叙，大家大抵都已知道，我只想说说他们与外国语的关系。据罗君《集蓼编》所说，光绪戊戌在上海设东文学社，以东文授诸科学，时中国学校无授东文者，入学者众，王国维氏即在其中，罗君时年已三十三矣。蔡君传略中云，戊戌与友人合设一东文学社，学读和文书，是时年亦三十三岁，及丁未赴柏林，始学习德语，则年四十二。这几位老先生有了相当的年纪，却是辛辛苦苦地要学外国语，是什么缘故呢。在那时候，知识阶级中间有一种忧虑，怕中国要被外人瓜分，会得亡国灭种，想要找出一条救国的路来，这就是所谓新学，而要理解新学又非懂得外国语不可。这亡国的忧虑与救国的方法在现今的人看来以为何如，那是别一问题，当时却是诚实的相信的，做新学八股的自然也并不是没有，但有些人总是切实的做去，在学习困难的时代努力去追求，这种精神是很可佩服的。时光荏苒的过去，离开戊戌已有四十六年之久了，外国语的需要加添，学习的机会亦很多，如在中学须习外国语二种，大学又至少加一种，成为必修的功课，可是学习的兴致却反而减退了。这仿佛有如看报，在五十年前，关心国事的人都觉得非通时务不可，而其唯一方法在于看《申报》，在东南水乡的人定得《申报》展转送到，大概已在半个月二十天之后，亲友好事者又争相借看，往往一两月前的报纸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到了近时，对于报纸的信仰也渐减退，固然还是人手一张，可是看报的意思已经与以前不同了。这是时势变迁的关系，或者也是无可如何的事，但总之是可惜的，至少是关于外国语的问题，希望青年再加考虑，多分出一点力气来从事学习。专靠从外国语去求得新学以救国，这个想法或者是太简单太旧一点了也未可知，但是为求知识起见必须多学外国语，这总是无疑的，大家即使未能十分积极的去做，在学校里必修的这一部分既然有学习的机会，总须得竭力的学，一面完了学校的功课，一面也于自己大有利益。我曾经说过：“我的杂学原来不足为法，有老朋友曾批评说这是横通，但是我想劝现代的青年朋友，有机会多学点外国文，我相信这当是有益无损的。俗语云，开一头门，多一路风。这本来是劝人谨慎的话，如今借了来说，学一种外国语有如多开一面门窗，可以放进风日，也可以眺望景色，别的不说，总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吧。”上边的意思是说借了外国语的帮助多读些书，知识见解益以增进，一般的利益很是不小，若是研究专门学问，外国语自然更是重要，这里无须多说了。十四日。
我们说看国史有如查阅先人的行状和病时的脉案，那么动植物也够到上说是远年的老亲，总之不是全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有矿物恐怕有点拉不上罢了。普通性教育的书，要使儿童理解两性生殖的原理，大抵都是从动植物讲起，渐渐的到了人类，不但可以讲得明净而有兴趣，实在也是自然的顺序。手头有两册西文的小书，其一名曰“性是什么”，他先从单细胞的动植说起，随后一面讲到苔类以及显花植物之生殖，一面接着说过的阿米巴讲到水螅，以后是蚯蚓，蛙，鸡和狗，末了才是人类。其一名曰“小孩是怎么生的”，从风媒花虫媒花说到鱼，鸡和狗，以至于人类，文章更是浅明美丽，适于儿童的阅读，曾见中国译本，原本的醇雅不免稍有损失。这两种书都是以博物的资料为性教育之用，再放大了来说，生物学的知识也未始不可以为整个的人生问题研究之参考资料。在好许多年前我曾这样说过，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做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比阿洛支，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这话似乎说的太简括一点，但是我至今还是这样想，觉得知道动植生活的概要，对于了解人生有些问题比较容易，即使只是初中程度的博物知识，如能活用得宜，也就可以应用。分类的一部分看去似不甚重要，但是如《论语》上所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与读诗有关，青年多认识种种动植物，养成对于自然之爱好，也是好事，于生活很有益，不但可以为赏识艺文之助。生理生态我想更为重要，从这里看出来的生活现象与人类原是根本一致，要想考虑人生的事情便须得于此着手。我在谈中国的思想问题中曾说过：
我们希望大家活用关于动植物的知识，还有关于人身生理的一部分未曾说及，现在便想来利用这些知识了。希腊哲人教人要知道你自己，这从那里知道起呢，自己的这个身子，总是第一应该知道的吧。古人虽有求知之心，而少此机缘，虽然古来胡乱杀人，却没有学术的解剖，前清道光时王清任想要明了内脏的位置，还只得到丛塚里去察看，真可以说是苦学了。自从西洋的医士合信氏给我们译出《全体新论》以来，这件事也就不很困难，及至学校开设，生理卫生列入中学课程里边，有先生按时讲给大家听，考问得不大记得还要扣分数，这样的一来，就是想忘记也很有点难了吧。可是虽不忘记，却是不能活用，也是徒然，我们所虑的便是这一点。在学校书本子上得来了好些的新知识，好像是药材店的许多小抽屉，都一隔隔的收起来，和历来在家庭社会上得来的更多的旧知识，并排的存着，永不发生关系，随时分别拿出来应用。所以学过生理学，知道骨骼脏腑构造的人，有时还仍旧相信旧书上所说的话，例如女人比男人要多或是少一根骨头，古时某人是锁子骨的，或静坐炼气，这气可以从丹田往上行，向顶上直钻出去。本来气这说法在古希腊也是有的，沿至欧洲中世还是如此，因为解剖尸体时发见动脉是空的，以为这是气的管子，自血液循环说成立，这气的通路只限定于呼吸系统之内了。中国种种旧说在以前都是当然的，现今青年已经习得确实的新学说，总当来清算一下子，屏除虚妄，择定一种比较正确的道理，以便有所遵循，勿再模棱两可才是。再进一步来说，大家既然有了这些知识，关于医学也该有一种了解，即使不想医病，总当具有关于病与药与霉菌的常识，对于医学的尊重之意。我曾这样说过，医疗或是生物的本能，如犬猫之自舐其创是也，但其发达为活人之术，无论是用法术或方剂，总之是人类文化之一特色，虽然与梃刃同是发明，而意义迥殊，中国称蚩尤作五兵，而神农尝药辨性，为人皇，可以见矣。医学史上所记便多是这些仁人之用心，不过大小稍有不同，我看了常不禁感叹，觉得假如人类想要找一点足以自夸的文明证据，大约只可求之于这方面吧。我最佩服巴斯德于德法战争中间从啤酒里研究出了霉菌的传染，这影响于人类福利者不知既极，外科伤科产科因了消毒的完成，内科因了预防抗毒的发达，一年中不知道要救助了多少人命，这个功德恐怕近世的帝王将相中没有人能及。有西洋医生说，人类的敌人只是霉菌，须得大家联合起来歼灭他才好。这话是很不错的，所以我拿了来转送给本国青年。在七百年前有张从正写了医书十五卷，名曰“儒门事亲”，意思是说事亲者当知医，此书应当一读。其实这岂只是事亲，对于自己及家属以至社会，医与药的常识也都是必要，学校里没有习得的机会，只好自己去找，本国和外国文的都可应用。中国古时医学也曾发达过，可以与希腊罗马相比，可是到了近代便已中绝，即使旧说流传，而无法与现今之生理病理以及霉菌学相连接，鄙人不懂玄学，听之茫然，故在医学一方面，对于国粹了无留恋，所希望大家获得者乃是现代医学的知识，若是医者意也一派的故事只是笔记的资料，我看了好些叶天士薛生白的传说，觉得倒很有趣，却是都不相信也。二十四日。
在这个时候，假如劝青年来念佛经，不但人家要骂，就是说话的自己也觉得不大妥当。不过我这里所说的是读佛经，并不是念佛诵经，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经固然是教中的圣典，同时也是一部书，我们把他当作书来看看，这也会于我们很有益的。《旧约》是犹太教基督教各派的圣书，我们无缘的人似乎可以不必看的了，可是也并不然。卷头《创世纪》里说上帝创造天地，有云：
国民常识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国史的知识。据学校里的先生们说，现今学生的本国史的知识却是很缺乏，正是很不幸的事。本来在小学和初中高中，历史教过三转，总该记得一个大概了，但是结果似乎并不好，这是什么缘故呢。或者因为学校太重考试之故吧，听讲的只为应考起见，勉强记忆，等到考过得了分数，便又整个的还给先生了，这也说不定。从前我们在书房里只念四书五经，读得烂熟，却是不能理解，史鉴随意阅看，并不强迫，倒反多少记得，虽然那时所用的只有《纲鉴易知录》，《通鉴辑览》这一类的陋书，却也能够使我们知道国史的概要。《论语》是勉强读了的，所以到了中年以后，才来寻找《论语正义》，《论语后案》诸书，从新想理会他的意义。由此看来，这原因是很简单的，当作功课做的时候难得发生兴趣，课外又没有资料与机会诱导人去接近史书，说是在学校读书若干年，而史的知识非常缺乏，那是不足怪的。我们并不说史书是怎么了不得的宝贝，所以非读不可，实在只因国民对于本国的历史须得知道一个概要，深觉得现在这种情形虽然是无怪的，却也是可虑的事，极有救正之必要。有人编成一种适用的简要的通史，可以当参考书也可以做课外读物，自然是最好的办法，不过这件事急切难以希望实现，那么目下的还是在于青年自己努力，找旧材料来姑且应用。没有多大时间读书，或是专心理工方面的人，去找一部比较详明的，例如吕思勉先生编的《本国史》，用心看过一遍，大抵也就够了吧，若是文科系统的不必说了，就是别的人，只要有点时间或兴趣读书的，都应当在这方面多用力，获得国史的知识愈多愈好。这件事似乎也不很难，史学固然是个专门，但如为求常识而读史书，却是别一条路，从看小说也可以走得通的。我曾说过，由《西游记》《水浒传》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这是从白话入文言的径路。《聊斋》之后，经过了《夜谈随录》一派，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都已经入门，便自然而然的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小说本来说是稗史，假如看到《世说新语》，《宋琐语》，那已是正史的碎片，读史的能力与兴味亦已养成矣。本来读古文也一样的可以养成读史的能力，不过我不赞成这样做，因为一染了史论的习气，便入了邪道，对于古人往事随意乱道，不但不能从史书得到什么益处，反而心粗气浮，误事匪浅。假如先有了读野史的兴趣，再看正史，他还守着读书的正当态度，不想去妄加判断，只向书中去求得知识，其结果总是无弊的。这种知识，除通史之外还应注意于近代的一部分，据我的意思，宋元至清最为重要，这一千年中不但内忧外患最多，深刻的显露出中国的虚弱情形，就是文化思想，不论是好是坏，也是从两宋起发生转变，造成现在这状态的，所以治史学的人或者觉得上古史有许多未开发的地方，值得研究，若在我们则情形不同，所应注重的倒反在于近代。古人以史为鉴，就是说当作镜子用，孔子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镜子同样的可以照美丑，但史鉴的意义渐偏重于鉴戒，这与巴枯宁的话相似，看历史是教我们不要再这样，也是很好的意思，不过说到劝戒便须先定善恶是非，又要走到史论一路去，不很妥当，我们的须得是别一种态度，连鉴戒这一层也都搁起，就只简单的想要知道本国过去的这些事情。我们不先假定知道了有什么用处，其理由只是有知道之必要，正如一个人有知道他的父亲祖父的事情之必要一样。祖父的长寿未必足为荣，父亲的死于肺病也未必是辱，不过在为子孙者这不是没有关系的事，他知道了于生活方针上很有参考的价值，那么用处到底还是有的。我们看见国史上光荣的事固然很高兴，有些扫兴的大小事件，看了扫兴原是当然，但是也不可不注意，而且或者应该反而多加注意才是，这有如说到先人的病与死的地方，要知道其事虽在过去多年之前，同家族与同民族的都是一样，在精神与体质上都有一种微妙的联系，最值得我们的深思与反省。奉劝青年读国史，这意思是极平凡的，只有末了这一节算是个人私见，聊表献芹之意，芹不足贵，但请承受这里的一点诚意耳。二十日。
中国旧书史部地理类中有杂记一门，性质很是特别，本是史的资料，却很多文艺的兴味，虽是小册居多，一直为文人所爱读，流传比较的广。我想这于现代青年也不是没有益处的，颇想劝大家找一点当课外读物去看也好。这一类书里所记的大都是一地方的古迹传说，物产风俗，其事既多新奇可喜，假如文章写得好一点，自然更引人入胜，而且因为说的是一地方的事，内容固易于有统一，更令读者感觉对于乡土之爱，这是读大部的地理书时所没有的。大约在三四十年前，中国曾经提唱过乡土志，还编成几种教本，要在中小学校讲授，养成爱乡心以为爱国的基本，这个意思是很好的，只可惜同别的好些新意思一样，不久就渐渐消灭，没有留下一点儿成绩。新的乡土志将来让我们希望再有一天会得复兴起来，从新编纂出好书来，现在暂且利用一部分旧书，姑且称为风土志零本，小学无可如何，请中学以上的青年随意看看，也是好的。我的本意实在是想引诱他们，是的，我老实的说引诱，进到民俗研究方面去，使这冷僻的小路上稍为增加几个行人。专门弄史地的人不必说，我们不敢去劳驾，假如另外有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书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之史的研究，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这种研究须有切实的训练，还是日后的话，我们现在只是说起头的预备，有如起讲写下且夫二字，不过表示其有此意思而已。再说古来地理杂记，我觉得他好，就是材料好，意思好，或是文章好的，大约有这几类，都可以看得。其一是记一地方的风物的。单就古代来说，晋之《南方草木状》，唐之《北户录》与《岭表录异》，向来为世所珍重。中国博物之学不发达，农医二家门户各别，士大夫知道一点自然物差不多就只靠这些，此外还有《诗经》《楚辞》《尔雅》的名物笺注而已。其二是关于前代的。因为在变乱之后，举目有山河之异，著者大都是逸民遗老，追怀昔年风景，自不禁感慨系之，其文章中既含有感情分子，追逐过去的梦影，鄙事俚语悉不忍舍弃，又其人率有豪气，大胆的抒写，所以读者自然为之感动倾倒。宋之《梦华》《梦粱》二录，明之《如梦录》，《陶庵梦忆》，都是好例。其三是专讲本地的。这本来可以同第一类并算，不过有这一点差别，前者所记多系异地，仿佛用了惊异的眼来看，有点异域趣味，后者则是对于故乡或是第二故乡的留恋，重在怀旧而非知新。我们在北京的人便就北京来说吧。燕云十六州的往事，若能存有记录，未始不是有意思的事，可惜没有什么留存，所以我们的话也只好从明朝说起。明末的《帝京景物略》是我所喜欢的一部书，即使后来有《日下旧闻》等，博雅精密可以超过，却总是参考的类书，没有《景物略》的那种文艺价值。清末的书有《天咫偶闻》与《燕京岁时记》，也都是好的。民国以后出版的有枝巢子的《旧京琐记》，我也觉得很好，只可惜写得太少耳。近来有一部英文书，由式场博士译成日本文，题曰“北京的市民”，上下两册，承他送给我一部，虽是元来为西洋人而写，叙述北京岁时风俗婚丧礼节，很有趣味，自绘插图亦颇脱俗。我求得原本只有下册，原名曰“吴的阅历”，罗信耀著，可惜没有汉文本，不然倒也是好书，比古书还更有趣些。我写笔谈总想不要太主观，不知道能否做到，这回却是自己明白，不免有多少私见。古人曾说，有乡下老吃芹菜觉得很美，想去献给贵人，贵人放到口里去只觉得辣辣的，我所做的有点相像也未可知。但是水芹菜现在吃的人很多，因此不妨引以自慰，我的芹菜将来也会有人要吃的吧。
“饮食以求个体之生存，男女以求种族之生存，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进化论者所谓求生意志，人也是生物，所以这本能自然也是有的。不过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单纯的，只要达到生存的目的便不问手段，只要自己能够生存，便不惜危害别个的生存，人则不然，他与生物同样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觉得单独不能达到目的，须得与别个联络，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随后又感到别人也与自己同样的有好恶，设法圆满的相处。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动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后者乃是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即此也。”中国国民的中心思想之最高点为仁，即是此原始的生存道德所发达而成，如不从生物学的立脚地来看，不能了解其意义之深厚。我屡次找机会劝诱青年朋友留意动物的生活，获得生物学上的常识，主要的目的就在这里。其次是希望利用这些知识，去纠正从前流传下来的伦理化的自然观。我们只要一翻开书本，自周朝以至清末，前后二千年间，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的，记着好许多怪话，如雀入大海为蛤，腐草化为萤，蚯蚓与阜螽为偶等，又如羔羊跪乳，乌反哺，枭食母等，皆是。第一类只是奇怪罢了，第二类乃很荒谬，二者虚妄不实虽然相同，后者更要不得，歪曲事实，假借名教，尤为恶性的也。略知动物生态的人，自能明了小羊不跪不便吃奶，乌无家庭，无从找寻老乌，枭只吞食小动物，不能啄食母肉，可以不至于上他的当。人禽有别，人类自有伦理，不必通行及于禽兽，此类虚饰无实之词亟宜清除，以存真相，我们人类不必太为异物操心，只须自己多多反省，勿过徇私欲，违反自然，多做出禽兽所不为之事，如奴隶及卖淫制度等，斯已足矣。
“少年性快，老年谆谆之言，非所乐闻，不至头触屏风而睡，亦已足矣，无如之何，笔之于书，或冀有时一读，未必无益也。”冯君写《家戒》，说的是这么明达，我们对青年朋友说话，自然还该客气，仔细想来，其实与平辈朋友说话也无什么不同，大抵只是话题有点选择而已，至于需要诚实坦白本是一样，说的繁简或须分别，但是那也只是论理当如是，却亦不能一定做到也。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十日十堂自记。
“众生扰扰，其苦无量，吾当为地。为旱作润，为湿作筏。饥食渴浆，寒衣热凉。为病作医，为冥作光。若有浊世颠到之时，吾当于中作佛，度彼众生矣。”此处说理而能与美和合在一起，说得那么好，真是难得。又有把意思寄托在故事里的，虽是容易堕入劝戒的窠臼，却也是写得质朴而美，只觉得可喜，即或重复类似，亦不生厌，有如读唐以前的志怪，唐代的传奇文只有少数可以相比。这一类书本来不少，不过长篇或是全体用偈时也不大相宜，大抵以《百喻经》一类的譬喻经，《杂宝藏经》，《贤愚因缘经》，《六度集经》等为最适于翻读，我也未能保证看了一定有什么益处，总之比读俞理初所谓愚儒的愚书要好得多。根据个人的经验来说，在四十年前读了《菩萨投身饲饿虎经》，至今还时时想起，不曾忘记。从前杂览的时候，曾读柏拉图记梭格拉底之死，忒洛亚的女人们的悲剧，以及近代人的有些著作，经过类似的感动有好些回，可是这一次总是特别的深而且久，却又是平静的，不是兴奋而是近于安慰的一种影响。这是宗教文学的力量吧，虽然我是不懂宗教的。我记起《投身饲饿虎经》来的时候，往往连带想到《中山狼传》。这传不著撰人名氏，我在《程氏墨苑》中见到，题宋谢枋得，又见《八公游戏丛谈》中题唐姚合，恐怕都是假托，只是文章却写得有意思。看了这篇文章不会得安慰，但也是很有用的，这与上边的经正是两面，我们连在一处想起来，有如服下一帖配搭好的药，虽苦而或利于病也。二十九日。
“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辞，但民族间自有系维存在，反不似欧洲人之易于分裂，此在平日视之或无甚足取，唯乱后思之，正大可珍重。我们翻史书，永乐定都北京，安之若故乡，数百年燕云旧俗了不为梗，又看报章杂志之记事照相，东至宁古塔，西至乌鲁木齐，市街住宅种种色相，不但基本如一，即琐末事项有出于迷信敝俗者，亦多具有，常令览者不禁苦笑。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中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言语礼俗，如此而已。汉字汉语，其来已远，近时更有语体文，以汉字写国语，义务教育未普及，只等待刊物自然流通的结果，现今青年以汉字为文章者，无论地理等等距离间隔如何，其感情思想却均相通，这一件小事实有很大的意义。旧派的人，叹息语体文流行，古文渐衰微了，新派又觉得还不够白话化方言化，也表示不满意，但据我看来，这在文章上正可适用，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国民思想感情的连络与一致，我们固不必要褒扬新文学运动之发起人，唯其成绩在民国政治上实在比较在文学上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认。”我在这里再补充几句，我们最大的希望与要求是中国的统一，这应从文化上建立基础，文字言语的统一又为其必要条件，中国虽有好些方言系统，而综合的有国语以总其成，以有极古的传统的汉字纪录之，上贯古今，旁及四方，思想礼俗无不通达，文化的统一赖以维持，此极是幸事也。假如没有这汉字，却用任何拼音文字去写，中国的普通国语文便无法可以读懂，势必须拼写纯粹方言，此在拼写方面或可满意，通行地域亦自有限定，其结果即是文字言语之分裂，一方言区域将成为一小国，中国亦即无形的分裂了。现今的国语与文诚然未为完善，汉字的使用亦有艰难之点，唯因其有维系文化的统一之功用，政治上有极大意义，凡现在关心中国前途的人都应注意予以重视。这个责任首先落在知识阶级尤其是青年的身上，大家应当意识的尊重汉字，重要之点约有三端。其一是学术的研究。在大学不必说了，就是在中学也当注意文字学，明了汉字形体的大概，不但可为将来专攻的基本，对于文字构造感到趣味，亦有利于学习文章。其二是适合的书写。古今雅俗，字体不一，各有所宜，用不得当，即可成为别字。须先学得一般通用写法，以应实用，其俗字简笔，约定俗成者，亦应知悉，再加以文字学上的若干古字，随宜用入，以有书卷气为度，便不致误。其三是正确的使用。一个个的汉字，都精细的考虑，照着要说的意思排列下去，有如工女穿珠，要粒粒都有着落，变成整串的东西。世俗敬惜字纸，希望文昌垂佑，盖出于科举时代之迷信，殊为可笑，今特对于祖国文字致其珍重之意，则固是合理的事也。
“上帝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上帝看着是好的。”这一节话如说他是事实，大概有科学常识的人未必承认，但是我们当作传说看时，这却很有意思，文章也写得不错。中国讲盘古的故事，仿佛是拿着斧凿在开矿，还有女娲炼石补天的事，无论怎么听总只像童话，但因此也就令人舍不得，所以虽然搢绅先生难言之，却总是留传着，有人爱听，也有人不厌重复的说。佛经里的故事也正是如此，他比《旧约》更少宗教气味，比中国的讲得更好，更多文学趣味，我劝人可以读点佛经，就是为这个缘故。中国文人著作，据私见说来，唐以前的其文章思想都有本色，其气象多可喜，自宋以后便觉得不佳，虽然别有其他好处亦不能抹煞。总之我对于两晋六朝人的作品很有点儿喜欢，只是这一段落三百年间著作不算多，那么把佛经的一部分归到里边去，可以热闹不少，也是合理的事。我曾赞扬这些译文，多有文情俱胜者，鸠摩罗什为最著，那种骈散合用的文体当然是因新的需要而兴起的，但是恰好的利用旧文字能力去表出新意思，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一种成就。至于经中所有的思想，当然是佛教精神，一眼看去这是外来的宗教，和我们没甚关系，但是离开凡人所不易领解的甚深义谛，只看取大乘菩萨救世济人的弘愿景行，觉得其伟大处与儒家所说的尧禹稷的精神根本相同，读了令人感激，其力量似乎比经书还要大些。《六度集经》中云：
我如要来谈梦，手边倒也有些好材料，如张伯起的《梦占类考》，晒书堂本《梦书》，蔼理斯的《梦之世界》，拉克列夫的《梦史》等，可以够用。但是现在来讲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呢。这里所谓梦实在只是说的希望，虽然推究下去希望也就是一种梦。案佛书上说，梦有四种，一四大不和梦，二先见梦，三天人梦，四想梦。西洋十六世纪时学者也分梦为三种，一自然的，即四大不和梦，二心意的，即先见梦，三神与鬼的，即天人及想梦。现代大抵只分两类，一再现的，或云心意的，二表现的，或云感觉的。其实表现的梦里即包括四大不和梦，如《善见律》云，眠时梦见山崩，或飞腾虚空，或见虎狼狮子贼逐，此是四大不和梦，虚而不实。先见梦据解说云，或昼日见，夜则梦见，此亦不实，则是再现的梦也。天人示现善恶的天人梦，示现福德罪障的想梦，现在已经不再计算，但是再现的梦里有一部分是象征的，心理分析学派特别看重，称曰满愿的梦，以为人有密愿野望，为世间礼法所制，不能实现，乃于梦中求得满足，如分析而求得其故，于精神治疗大有用处。此系专门之事，唯如所说其意亦颇可喜，我说希望也就是一种梦，就此我田引水，很是便利。不过希望的运命很不大好，世人对于梦倒颇信赖，古今来不断的加以占释，希望则大家多以为是很渺茫的。希腊传说里有班陀拉的故事，说天帝命锻冶神造一女人，众神各赠以美艳，工巧，媚惑与狡狯，名曰班陀拉，意云众赐，给厄比美透斯为妻，携有一匣，嘱勿启视，班陀拉好奇，窃发视之，一切罪恶疾病悉皆飞出，从此人间无复安宁，唯希望则尚闭存匣底云。希望既然不曾飞出来，那么在人间明明没有此物，传述这故事的人不但是所谓憎女家，亦由此可知是一个悲观论者，大概这二者是相连的也未可知。但是仔细想来，悲观也只是论而已，假如真是悲观，这论亦何必有，他更无须论矣。俗说云，有愚夫卖油炸鬼，妻教之曰，二文一条，如有人给三文两条者，可应之曰，如此不如自吃，切勿售与。愚夫如教，却随即自吃讫，终于一条未卖，空手而回，妻见惊诧，叱之曰，你心里想着什么，答曰，我现在想喝一碗茶。这只是一个笑话，可知希望总是永存的，因为愚夫的想头也就本来是希望也。说到这里，我们希望把自己的想头来整理一下，庶几较为合理，弗为世人所笑。吃油炸鬼后喝茶，我们也是应当想的，不过这是小问题，只关系自身的，此外还该有大一点的希望值得考虑。清末学者焦理堂述其父训词云，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这话说得很好，自身的即是小我的生与生生固是重要，国家民族更是托命的本根，此大我的生与生生尤其应当看重，不必多说道理，只以生物的原则来说也是极明了的事。现代青年对于中国所抱的希望当然是很大而热烈，不过意气沮丧的也未必没有，所以赘说一句，我们无论如何对于国家民族必须抱有大的希望。在这乱世有什么事能做本来是问题，或者一无所成也说不定，但匣子里的希望不可抛弃，至少总要守住中国人的立场。昔人云，大梦谁先觉。如上边所说大的希望即是大梦，我愿谁都无有觉时，若是关于一己的小梦，则或善或恶无多关系，即付之不论可已。民国三十三年，除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