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无事，略看关于新希腊的文艺和宗教思想的书，觉得很有点与中国相像。第一是狭隘的乡土观念。如有人问他是那里人，他决不说希腊或某岛某省，必定举他生长的小地方的名字。即使他幼年出外，在别处住了二十三十年，那里的人并不认他为本地人，他也始终自认是一个“外江佬”（xenos）。第二是争权。他们有一句俗语云，“好奴仆，坏主人，”便是说一有权势，便不安分。所以先前对土耳其的独立之战，因为革命首领争权，几乎失败。独立之后，政治家又都以首领自居，互相倾轧，议院每年总要解散一回。第三是守旧。本国的风俗习惯都是好的，结婚非用媒婆不可，人死了，亲人（女的）须要唱歌般的哭，送葬的人都与死尸行最后的亲吻。他们又最嫌恶欧化。第四是欺诈。据说那里的东西只有火车票报章和烟卷是有定价，其余都要凭各人的本领临时商定。做卖买的赢了固好，输了贱卖了的时候也坦然的收了钱，心里佩服买主的能干。第五是多神的迷信。一个英国人批评他们说，“希腊国民看到许多哲学者的升降，但终是抓住着他们世袭的宗教。柏拉图与亚利士多德，什诺与伊壁鸠鲁的学说，在希腊人民上面，正如没有这一回事一般。但是荷马与以前时代的多神教却是活着。”详梦占卜，符咒神方，求雨扶乩，中国的这些花样，那里大抵都有，只除了静坐与采补。我讲了这些话，似乎引了希腊替中国解嘲，大有说“西洋也有臭虫”之意。其实是不尽然。我要说的是希腊同中国一样是老年国，一样有这些坏处，然而他毕竟能够摆脱土耳其的束缚，在现今成为一个像样的国度，这到底是什么缘故？

希腊人有一种特性，也是从先代遗留下来的，是热烈的求生的欲望。他不是只求苟延残喘的活命，乃是希求美的健全的充实的生活。宗教上从古代地母的秘密仪式蜕化来的死后灵肉完足与神合体的思想，说起来“此事话长”，不引也罢，且就国民生活的反影的文艺中引一个例。现代诗人巴拉玛思（palamas）的小说《一个人的死》里，说少年美忒罗思（metros）跌伤膝踝，医好之后，脚却有点跛了，他又请许多术士道姑之流，给他医直。一个大术士用脚把他的筋踢断，别一个来加以刀切手拗，又经道姑们鬼混了许久，于是这条腿已非割去不可，但他又不答应，随后因此死了。他为什么好了又请术士来踢断，断了又不肯割呢？他说，“或者将我的腿医好，或者我死。”又说，“用独只脚走还不如死。”小说中云，“他或死了，或是终生残疾，这有什么不同呢？他们实在不大能够分辨出这两件坏事的差别。”他们对于生活是取易卜生的所谓“全或无”的态度，抱着热烈的要求。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现代的世界上占到地位，便在于此。但是中国却怎样呢？中国人实在太缺少求生的意志，由缺少而几乎至于全无，只要看屡次的战乱或灾殃时候的情形的记载，最近如《南行杂记》第三“大水”的一节，也就可见一斑。自然先生原是“有求必应”的灵菩萨，他们如不大要活，当然着照所请。但是求生是生物的本能，何以竟会没有，所以我曾同一位日本医生谈起，他笑着不肯相信。然而中国人不大有求生意志，却又确是事实。——近来我忽然想到，或者中国人是植物性的，这大约可以说明上边的疑问。其实植物自然也要生活的，如白藤的那样生活法，的确可以惊异，不过我觉得将植物的生活来形容中国人，似乎比动物的更切当一点。

中国人近来常常以平和耐苦自豪，这其实并不是好现象。我并非以平和为不好，只因中国的平和耐苦不是积极的德性，乃是消极的衰耗的证候，所以说不好。譬如一个强有力的人，他有迫压或报复的力量，而隐忍不动，这才是真的平和。中国人的所谓爱平和，实在只是没气力罢了，正如病人一样。这样的没气力下去，当然不能“久于人世”。这个原因大约很长远了，现在且不管他，但救济是很要紧。这有什么法子呢？我也说不出来，但我相信一点兴奋剂是不可少的；进化论的伦理学上的人生观，互助而争存的生活。尼采与托尔斯泰，社会主义与善种学，都是必要。不过中国又最容易误会与利用，如《新青年》九卷二号随感录中所说，讲争存便争权夺利，讲互助便要别人养活他，“扶得东来西又倒”，到底没有完善的方法。

（十年九月，在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