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个月差不多只是生病，实在也不过是小病，感冒了一点风寒，却粘缠地重复了三次：觉得有点好了，到行里办一天半天的事，便又重新地生病，鼻子比前回更塞，头也更昏更重。这两礼拜里简直什么事都没有做，连孙中山先生的丧也终于不能去吊，别的可想而知。在家无事，“统计学”也翻看得不耐烦了，小说呢又是素不喜看的，所以真是十分地无聊。恰巧住在圣贤祠的朋友乙丙君来看我，借我好些新出的报看，使我能够借此消磨了好几天的光阴，这是应该感谢的。
这些定期刊里边有一本《心理》第三卷第三号，是我所最爱读的，大约可说是“三生有缘，一见如故”。张耀翔先生的《拜发主义与拜眉主义》一篇尤为最有精采的著作，我已经反复读了有五遍以上。张先生的研究结论，大约——一定是不会错的：“发为欢情之神，眉为哀情之神，故拜之。”关于这一点我不敢有什么话说，但是，恕我大胆，我觉得张先生力辩中国人不拜脚这一节话似与事实不符，（即使或者与学理符合。）张先生说，“使中国人果有脚癖者，不由诗词中，更由何处发表其情耶？”我可以答，“便由女人小脚上发表其情耳。”中国女子之多缠足这个事实想张先生也当承认，而女子因男人爱好小脚而缠足这也是明若观火的事实。三月间的北京报纸上就有几段文章可以作证，不妨抄录出来请张先生一览。
慎思
有一天我同这个同乡走路，道上遇见了三四个女学生，长的极其标致，他看见了她们，说道：“这几个，真是好极了！尤其是那个穿粉红色衣服的，眉锁春山，目含秋水，年纪不过二八，确是一个处女……哎，可惜是两只大足！”
我有个同乡，久居四通八达，风气大开的北京，并受高等教育，看来他当然是思想较新的人了。不想竟出我“意表之外”！
号为中国太戈尔的辜汤生先生，曾发表关于审美的一段说话：“中国女子的美，完全在乎缠足这一点。缠足之后，足和腿的血脉都向上蓄积，大腿和臀部自然会发达起来，显出袅娜和飘逸的风致。”——见十八日《京报》“显微镜”。
又一次他同我谈话，他说：“你不知道我又遇见了一个美人，真是娇小玲珑，十分可爱！我看见她那一对金莲，再小也没有了。走的时候，扭扭捏捏，摆摆摇摇，真个令人魂销！我瞻望了一会，恨不得把她搂在怀里接吻，但是她往北走了。”我听了这话，忍不住要大笑，又要肉麻。这大概是个“小脚狂”。诸君，这种“小脚狂”却不止敝友一个。（奉赠戊书券一）——见十日《晨报》“北京”。
张先生怀疑“拜足与缠足何关”？不承认缠足为拜足之果，其理由则为“既拜之矣则不当毁伤之”这一点。但我们要知道，“拜脚”一语乃是学术上的译文，只说崇拜——爱重异性的脚，并不一定要点了香烛而叩拜；其次因为男人爱重小脚所以女子用人工缠小了去供给他，毁伤的与拜的不是同一方面的人；复次毁伤是第三者客观的话，在当局者只看作一种修饰，如文身贯鼻缠乳束腰都是同类的例。这样看来，拜之而毁伤之，易言之，即爱之而修饰之，并无冲突的地方。中国妇女恐怕还有三分之二裹着小脚，其原因则由于“否则没有男人要”；如此情形，无论文章上学说上辩证得如何确切，事实上中国人仍不得不暂时被称为世界上唯一的拜脚——而且是拜毁伤过的脚的民族。我自己虽不拜大小各脚，少数的教授学生们也不拜之，而“文明女学士”尤“高其裙革其履”了，然而若科学的统计不能明示缠足女子的总数如何锐减，我们即一日不能免此恶名，正如我们不吸食福寿膏，唯以同胞多有阿芙蓉癖故，也就不得不忍受鸦片烟鬼国民之徽称而无从发牢骚也。我们要知道，国民文化程度不是平摊的，却是堆垛的，像是一座三角塔；测量文化的顶点可以最上层的少数知识阶级为准，若计算其堕落程度时却应以下层的多数愚人为准：譬如，又讲到脚，可以说中国最近思想进步，经过二十多年的天足运动，学界已几乎全是天足，（虽然也有穿高底皮鞋“缠洋足”的，）——然而大多数则仍为拜脚教徒云。我自信这几句话说得颇是公平，既不抹杀“女学士”们，也不敢对于满街走着的摆摆摇摇的诸姑伯姊（希望这里边不会有我的侄女辈）们的苦心与成绩当作不看见而完全埋没。“妳”们或者都可以谅解我么？至于“你”们，我觉得不大能够这样地谅解，至少张先生和站在他一边的诸位未必和我同意，肯承认他们应有负担拜脚国民的名号之义务。我是没法只能承受。虽然我没有“赏鉴”过；我不敢对蔼里斯博士抗辩，他所知道关于中国的拜脚主义似乎要比我更多而精审。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于宣南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