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录》十二卷，吴县顾禄著，记述吴中岁时土俗，颇极详备，光绪戊寅（一八七八）有重刊本，在《啸园丛书》中，现今甚易得。原书初刊于道光中，后在日本翻刻，啸园葛氏所刻已是第三代，所谓孙子本矣，校雠不精，多有讹字，唯其流通之功不可没耳。

顾禄字总之，又字铁卿，所著书除《清嘉录》外寒斋仅有《颐素堂丛书》八种，《颐素堂诗钞》六卷。丛书中第五种曰“御舟召见恭纪”为其高祖嗣立原著，第七种《山堂五箴》为其友韦光黻著，第四种《烟草录》与褚逢椿共著，余皆顾氏自作。其一曰“雕虫集”，内小赋三十四篇。二曰“紫荆花院排律”，凡试帖诗四十首。三曰“骈香俪艳”，仿《编珠》之例，就花木一类，杂采典故，列为百五十偶。六曰“省闱日纪”，道光壬午（一八二二）秋与韦光黻应乡试纪行之作，七月朔至八月二十日，共历五十日。八曰“买田二十约”，述山居生活的理想，简而多致。以上五书均可以窥见作者的才情韵致，而《日纪》与《二十约》尤佳。如《二十约》之十九曰：

近刻清人诗集舶到极多，以余所见尚有二百余部，而传播之广且速莫顾君铁卿《颐素堂诗钞》若也，梓成于道光庚寅首夏，而天保辛卯三月余得诸江户书肆玉岩堂，盖冬帮船所致也。夫隔海内外而商舶往来一年仅不过夏冬两度，又且长崎之于江户相距四十日程而远，然而其书刻成不一年，自极西而及于极东，所谓不胫而走，是岂偶然哉。今诵其诗，各体咸备，众妙悉臻，彬彬风雅，比兴不坠，如咏古诸什最多杰作，皆中晚唐人之诗，宜其行远而传世也。末又附《清嘉录》十二卷，盖纪吴中民间时令也。吴古扬州地，东际大海，西控震泽，山川衍沃，水陆所湊，唐宋以来号称繁华之区，亦江南一大都会也。如星野山川城郭土田人物食货灾祥艺文之类，县志邑乘或能详之，至其岁时琐事则略而不言，即一二言之，亦不致详细，盖恐其涉芜杂也，然土风民情于是可见，则其所关系亦自不小，岂可阙哉。古有采诗之政，以观民风，今无其政，又无其诗，在上之人何以周知天下风俗而移易之，然则纪其土风以备采择，亦古人贡诗之意也。顾君诗人也，其合而刻之意或在斯乎，故于土俗时趋推其来由，寻其沿习，慎而不漏，该而不侈，考证精确，纤悉无遗，然后土风可以观，民情可以知矣。是在上之人固所欲闻者也，若其广耳目而资学问，抑又余波所及，而余辈受赐多矣。余私心窃谓填海为平地，缩地为一家，倘获亲接麈教，闻所未闻，不知当何如愉快也，怅矣心飞，无翼何致，徒付一浩叹耳，岂意君亦谬闻余虚名，壬辰五月扇头题诗及画托李少白以见寄示，且属题词于《清嘉录》，余才学谫劣，何能任之，然倾慕之久，又何可无一言题简端以结知缘。于是与二三子相谋，先将翻刻其书，更为叙行之，而余适婴大疾，濒死数矣，至今笔砚荒废，尘积者三四年，以故迁延度岁，不果其志，深以为恨。久居安原三平好学乐善，勇乎见义而为，一日慨然谓余曰，顾君之于先生可不谓相知乎，而吾亦妄承先生曲知久矣，若无知于知，何以相知之为，吾当为先生代刻之，庶几其不负相知哉。遂捐俸授梓，今兹丁酉七月校刻竣工，适又闻甲斐门人大森舜民亦将刻《颐素堂诗钞》，今与斯书合而行之，其传播之广且速亦如前日自西而东，海之内外无所不至，岂不愉快哉，然后乃知顾君必不以余为负相知，抑又二子之赐也。因序。

案，《颐素堂诗钞》六卷，我所有的一部是道光乙酉刻本，据前序则云刻于庚寅，岂五年后重刊耶。原本《清嘉录》似亦附诗钞后，但未能得到，日本重刊本曾于民国前数年在东京买到过，后复失去，今年五月又在北平隆福寺街得一部，有旧雨重逢之喜，今抄录其序文于此，以供参考焉。廿三年五月十五日记。

案明谢在杭《五杂组》卷三云：“闽地近海，井泉水多咸，人家惟用雨水烹茶，盖取其易致而不臭腐，然须梅雨者佳。江北之雨水不堪用者，屋瓦多粪土也。”又卷十一云：“闽人苦山泉难得，多用雨水，其味甘不及山泉而清过之。然自淮而北则雨水苦黑，不堪烹茶矣，惟雪水冬月藏之，入夏用乃绝佳。夫雪固雨所凝也，宜雪而不宜雨，何故？或曰，北地屋瓦不净，多秽泥涂塞故耳。”此两节均说明北方雨水不能用之故，可供参证。

附录　日本知言馆刻清嘉录序

天保八年丁酉八月，江户后学朝川鼎撰。

又案，顷于琉璃厂得原刻《清嘉录》四册，内容与翻本无异，唯题辞多二纸，有日本大洼天吉等三人诗九首。大洼诗序云：

《颐素堂诗钞》六卷，共古今体诗三百二首，道光乙酉（一八二五）年刊本，刻甚精工。诗中大抵不提岁月，故于考见作者生活方面几乎无甚用处，唯第三卷诗三十七首皆咏苏州南京中间景物，与《省闱日纪》所叙正合，知其为道光壬午秋之作耳。《雕虫集》刊于嘉庆戊寅（一八一八），褚逢椿序云，顾君总之髫龄时所撰也。《颐素堂诗钞》出版于七年后，林衍源序云，总之之才为天所赋，尚在少年，而诗之多且工若是，是则可传也。约略因此可以知其年辈，其生卒出处则仍未知其详。至于诗，诸家序跋题词虽然很是称扬，但在我外行看去却并不怎么好，卷五中这一首诗似乎要算顶好了，题曰“过某氏园”：

《清嘉录》十二卷这恐怕是顾氏最重大的业绩了罢。如顾承序中所说，“荟萃群书，自元日至于岁除，凡吴中掌故之可陈，风谣之可采者，莫不按节候而罗列之，名之曰‘清嘉录’，洵吾吴未有之书也。”凡每卷记一月的事情，列项目共二百四十二，纪述之后继以征引，间加考证。如顾日新序中所说，“访诸父老，证以前闻，纠缪摘讹，秩然有体。庄子谓道在蝼蚁，道在尿溺。夫蝼蚁尿溺至微且浊矣，而不嫌每下而愈况，盖天地之至道贯于日用人事，其传之于世者皆其可笔之于书者也。”称赞与辩解混合的说法在当时大约也不可少，其意思也有几分道理，不过未免说的旧式一点罢了。我们对于岁时土俗为什么很感到兴趣，这原因很简单，就为的是我们这平凡生活里的小小变化。人民的历史本来是日用人事的连续，而天文地理与物候的推移影响到人事上，便生出种种花样来，大抵主意在于实用，但其对于季节的反应原是一样的。在中国诗歌以及绘画上这种情形似乎亦很显著，普通说文学滥调总是风花雪月，但是滥调则不可，（凡滥调均不可，）风花雪月别无什么毛病，何足怪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与看见泥土黑了想到可以下种，同是对于物候变迁的一种感觉，这里不好说雅俗之分，不过实者为实用所限，感触不广，华或虚者能引起一般的兴趣，所以仿佛更多诗意了。在这上面再加上地方的关系，更是复杂多趣，我们看某处的土俗，与故乡或同或异，都觉得有意味，异可资比较，同则别有亲近之感。《清嘉录》卷四记立夏日风俗其秤人一条云：

“约，酒酣灯灺，间呼子墨，举平日乡曲所目经耳历者，笔之于简，以恣滑稽调笑，至如朝事升沉，世情叵测，居山不应与闻。”《日纪》在八月项下云：

“我昔曾经此，春风绕砌香。今来能几日，青草似人长。风竹忽敲户，雨花时堕墙。谁将盛罗绮，珍重惜韶光。”

“居人于梅雨时备缸瓮收蓄雨水，以供烹茶之需，名曰梅水。徐士《吴中竹枝词》云，阴晴不定是黄梅，暑气薰蒸润绿苔，瓷瓮竞装天雨水，烹茶时候客初来。案长元吴志皆载梅天多雨，雨水极佳，蓄之瓮中，水味经年不变。又《崑新合志》云，人于初交霉时备缸瓮贮雨，以其甘滑胜山泉，嗜茶者所珍也。”正如卷首例言所说，“吴越本属一家，而风土大略相同，故书中杂引浙俗为最繁，”这里记的原是吴俗而在我读了简直觉得即是故乡的事情了。我们在北京住惯了的平常很喜欢这里的气候风土，不过有时想起江浙的情形来也别有风致，如大石板的街道，圆洞的高大石桥，砖墙瓦屋，瓦是一片片的放在屋上，不要说大风会刮下来，就是一头猫走过也要格格的响的。这些都和雨有关系。南方多雨，但我们似乎不大以为苦。雨落在瓦上，瀑布似的掉下来，用竹水溜引进大缸里，即是上好的茶水。在北京的屋瓦上是不行的，即使也有那样的雨。出门去带一副钉鞋雨伞，有时候带了几日也常有，或者不免淋得像落汤鸡，但这只是带水而不拖泥，石板路之好处就在此。不过自从维新志士拆桥挖石板造马路拉东洋车之后情形怕大不相同了，街上走走也得拖泥带水，目下唯一余下的福气就只还可以吃口天落水了罢。从前在南京当学生时吃过五六年的池塘水，因此觉得有梅水可吃实在不是一件微小的福气呀。

附记

“家户以大秤权人轻重，至立秋日又秤之，以验夏中之肥瘠。蔡云《吴歈》云，风开绣阁飏罗衣，认是秋千戏却非，为挂量才上官秤，评量燕瘦与环肥。”南方苦热，又气候潮湿，故入夏人常眠食不服，称曰蛀夏，秤人之俗由是而起，若在北地则无是矣。又卷五记梅雨有梅水一条云：

“十七日戊午，平明出万绿山庄，万枝髠柳，烟雨迷离，舟中遥望板屋土墙，幽邃可爱。舟人挽纤行急，误窜入罾网中，遂至勃谿。登岸相劝，几为乡人所窘，偿以百钱，始悻悻散。行百余里，滩险日暮，不敢发，约去港口数里泊。江潮大来，荻芦如雪，肃肃与风相搏。推窗看月，是夕正望，宛如紫金盘自水中涌出。水势益长，澎湃有声。与君绣侣梅纵谈，闻金山蒲牢声，知漏下矣，覆絮衾而眠。”正可说大有《吴船》之嗣响也。

“予读顾总之先生《清嘉录》，艳羡吴趋之胜，梦寐神游，不能忘于怀也。比先生书近作七首赠朝川善庵以求序，并征我辈题词，因和原韵，并编次录中事，臆料妄想，率成七首，梦中呓语，敢步后尘，聊博齿粲而已。”善庵盖即朝川鼎，题诗见寄据前序在壬辰五月，然则此题辞补刻自当更在其后矣。但日本刻本反没有这些诗，亦不知何故。

六月十一日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