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伦敦逗留的时候，贾迪斯先生经常被一群态度激昂的绅士淑女包围着，这些人的活动曾经使我们大为惊讶。奎尔先生的态度尤其激昂，我们到达伦敦不久，他就找上门来了。无论什么事情都有他一份儿，都可以看到他那亮闪闪的脑袋；他的头顶越来越秃，好像他为了那些令人奋不顾身的慈善事业，就连头发根也不惜牺牲似的。他对谁都一视同仁，不过他特别喜欢歌功颂德，每次碰到这种机会都不肯放过。他最大的本领似乎是对人胡吹乱捧。凡是头上有光轮的人，不论光轮大小，他都愿意把他的脑袋凑过去沾沾光，高高兴兴地陪着人家坐多长时间都行。头一次看到他对杰利比太太那样推崇备至，我还以为杰利比太太是他最敬佩的人呢。不久我就发觉自己错了，原来他对什么人都是那样毕恭毕敬和大吹大捧。

有一天，帕迪戈尔太太为了什么事情来募捐，陪她一起来的就是奎尔先生。帕迪戈尔太太无论说什么，奎尔先生都要向我们再说一遍；上一次他引着杰利比太太把话说出来，这一次他也照样引着帕迪戈尔太太把话说出来。帕迪戈尔太太为她那位健谈的朋友格谢先生写了一封介绍信，把他介绍给我的监护人。奎尔先生又陪着格谢先生来了。格谢先生是一位虚胖的绅士，皮肤老是汗津津的，眼睛小得出奇，跟他那张大圆脸很不相称，好像上帝当初造这双眼睛原是给别人造的，而不是给他造的。乍一看，格谢先生这副尊容并不能引起别人的好感。他刚一坐下，奎尔先生就问我和婀达（他说话的声音格谢先生不可能听不见），格谢先生算不算一位大人物？——就他的虚胖来说，自然可以算是一位大人物咯；不过，奎尔先生指的是智能方面——他问：我们看见他那大脑门，是不是觉得惊奇？总而言之，我们听到许多有关这一类人所干的种种“事业”；自然，我们对这些事业都不怎么了解，不过有一点倒是挺明白的：原来奎尔先生的事业，就是热衷于别人的事业，而热衷于别人的事业则是大家都喜欢的事情。

贾迪斯先生是由于天性厚道、热心为善，才和这些人交往的；可是他很坦白地告诉我们，他总觉得这些人不怎么好，因为他们的善心忽冷忽热，他们的善举只是装点门面，实际上他们都是专门包揽慈善事业的投机者；这种人卑鄙无耻、声名狼藉，说起话来慷慨激昂，做起事来手忙脚乱，虚有其表，对大人物则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彼此之间更是互相吹捧，还使得那些喜欢不声不响地扶危济困，而不愿意给人帮了点小忙就大肆吹嘘的人，感到难以忍受。后来我又听到格谢先生赞扬奎尔先生——刚才格谢先生已经赞扬过奎尔先生了，听到他花了一个半钟头叙述他在一个集会上的讲话（参与这个集会的还有两个慈善学校的男女小学生，格谢先生特别给他们讲了寡妇捐献的故事(1)，要他们每人捐出半便士，要他们舍己为人），这时候我想，那场东风至少刮了三个星期了。

我现在所以要提一提这些事情，是因为我又要谈到斯金波先生。我似乎觉得，他的做法和那些人的做法完全不同；他随时随地流露出来的那种孩子气和无忧无虑的态度，不仅使我的监护人感到快慰，而且也比较容易得到他的信任，因为在那一大群慈善家当中，碰到这样一个与众不同、毫无心机的老实人，怎能不叫他高兴呢。如果有人认为我这话的弦外之音是说斯金波先生看准了这一点，因而耍出他那种老谋深算的手腕，那我实在要感到遗憾，因为我对他实在了解不够，还不能下这样的断言。我想，他对我的监护人是这样，对别人当然也是这样的。

他近来身体不大好；因此，虽然他也住在伦敦，我们一直没有见到他。有天早上，他突然来了，还是那么讨人喜欢，还是那么高高兴兴的。

他说，好哇，他来了！他这一阵常犯肝火，可是阔人们也是常犯肝火的，所以他便深信自己也是个阔人。从某个角度来看，他自然是阔人，因为他总是存心加倍报答别人。他曾经用一种极其慷慨的态度，让他的医生赚了不少钱。他付医药费总是想要加倍付给，有时四倍付给。他曾经对他的医生说：“喂，亲爱的医生，你以为你给我看病没有要钱，那你就错了。你要知道，我存心加倍报答你，给了你好些好些钱！”（他说）他确实打算给他好些好些钱的，因此他认为，只要他有这个意思，那就等于他真的这么办了。如果他手头真有那几个臭钱（世人把钱看得多么重啊），他一定把它给了医生，既然现在没有，那就只好拿愿望来代替行动了。这简直是妙极了！如果他的意思真是要给他钱，如果他的愿望是真诚的（那自然是真诚的咯！）那在他看来，就等于是钱，就等于付了医药费。

“有一部分原因也许是由于我不懂得金钱的价值，”斯金波先生说，“可是，我心里常常是这么想的。这似乎很有道理嘛！那个肉铺掌柜跟我说，他要收那笔小小的账。为了他和我两方面对收账这件事都不觉得那么别扭，他老把那笔账叫作‘小小的’账，这就是那人的天性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一点诗意。我回答那个肉铺掌柜说：我的好朋友，既然你懂得这个道理，你这就等于收到账了。你大可不必费这个事跑来要这笔小小的账了。你现在就算收到这笔账了；我这话可是当真的。”

“可是，”我的监护人笑着说，“假如他也当真，不给你肉，只给你一张账单就算给了肉呢？”

“我亲爱的贾迪斯，”他答道，“真没想到你跟那个肉铺掌柜一样见识。有一个跟我打过交道的肉铺掌柜就是这么说的。他说：‘先生，你为什么要吃十八便士一磅的春羔羊肉？’‘为什么我吃十八便士一磅的春羔羊肉呢，我的好朋友？’我说，他问的话使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我喜欢春羔羊肉呀！’我这不是挺有理由吗？‘好吧，先生，’他说，‘要是我当初卖羊肉的时候也按照您给钱的那套办法去做，那该多好啊！’‘我的老兄，’我说，‘咱们还是拿点理智出来，讲讲道理吧。你那样说怎么行呀！那可办不到。你有羊肉，我可是没有钱。你不能真有给肉的意思却又不给，可是我就能，我真有付钱的意思而又没法付给你！’他当时哑口无言。这件事就算完了！”

“他没有控告你吗？”我的监护人问道。

“不错，他告我来着，”斯金波先生说。“不过，那是他太感情用事，不讲道理罢了。提到感情用事，我就想起波依桑来了。他写信告诉我说，你和两位小姐答应过他，要到林肯郡他那个独身汉的家里去呆几天。”

“我这两位小姐都挺喜欢他，”贾迪斯先生说，“所以我替她们答应下来了。”

“我看准是老天爷忘了给他治那神经病！”斯金波先生对婀达和我说。“他这个人太喜欢吵吵嚷嚷，像海涛那样汹涌澎湃，是不是？也有点儿太暴躁，像头公牛，看见什么颜色都以为是红的。不过我也承认他是有很多很多优点的！”

假如他们两人能彼此尊重，那就奇怪了。波依桑先生对许多事情都看得很重，而斯金波先生却对什么事情都不在乎。再说，我有好几次看见人家一提起斯金波先生，波依桑先生就要大发脾气。当然，我当时只是附和着婀达说，我们非常喜欢他。

“他也请我来着，”斯金波先生说，“如果一个孩子能相信这样的人，也就是说，如果在两位天使的亲切照顾之下，这孩子感到可以相信他的话，那我就去。他说，来回的路费都不要我出。我想这大概是要花钱的吧？也许要花几个先令？也许要花几镑？也许要花若干钱吧？啊，我想起那个柯文塞斯来了。萨默森小姐，你还记得我们的朋友柯文塞斯吗？”

他问我的时候，似乎是偶然想起这件事情，态度温雅，无忧无虑，一点难为情的样子也没有。

“啊，记得！”我说。

“柯文塞斯已经被阎王爷逮去了，”斯金波先生说。“他再也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横行霸道了。”

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已经想起这个人那天晚上坐在沙发上擦着额上汗水那个样子，可是绝对想不到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

“这是他的继任人昨天告诉我的，”斯金波先生说。“他的继任人现在正呆在我家里——我想，他管这种做法叫查封吧。他是昨天到我家来的，昨天正好是我那蓝眼睛女儿的生日。我就向他说：这很不讲道理，也很不方便。如果你有两个蓝眼睛的女儿，你也不喜欢我在她生日的那一天不请自来吧？可他还是在我家留下来了。”

斯金波先生因为这件又有趣又荒唐的事情大笑起来，接着又轻轻弹着面前的钢琴。

“他还告诉我，”他一边说，一边弹琴伴奏，他的话和钢琴声都是断断续续的，我现在只好把他每句话都分成若干句：“那个柯文塞斯留下了。三个孩子。没有母亲。柯文塞斯的职业。也不光彩。他那些孩子。处境很困难。”

贾迪斯先生站起来，一边抓头，一边来回踱步。斯金波先生正弹着婀达喜欢的一支曲子。婀达和我都望着贾迪斯先生；我们俩都觉得我们知道贾迪斯先生心里正在想些什么。

我的监护人有时踱着步，有时站着不动，好几次抓抓头发又停下手来，停了一会又动手去抓。最后，他把手放在琴键上，不让斯金波先生弹下去。“我不喜欢这个，斯金波，”他若有所思地说。

斯金波先生早把刚才谈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这时抬起头来，现出惊讶的样子。

“社会上需要这种人，”我的监护人接着说，一边在钢琴和墙壁之间的那一小块地方来回踱着，同时还不停地抓着后脑勺，把头发往上推起，那头发就好像是被一阵猛烈的东风吹成那个样子似的。“如果是由于我们的错误和愚蠢，由于我们缺乏处世经验，或是由于我们的命运不好，因而社会上需要这样一种人的话，那么，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该向他们报复。他那个职业并没什么害处。他需要养家糊口。关于他那些孩子的生活，咱们倒是希望打听打听呢。”

“啊！你是说柯文塞斯吗？”斯金波先生喊道，他终于弄懂了贾迪斯先生的意思。“这个好办，只要到柯文塞斯的‘大本营’去一趟，你就能打听出来了。”

贾迪斯先生向我们点了点头——我们刚才就等他这个暗示了，“来吧！亲爱的，咱们这就上那儿去。反正是要出门，为什么不上那儿去呢！”我们很快就穿戴好，走到街上。斯金波先生也跟我们一起去，并且对这次“登门拜访”很感兴趣。他说：这一次不是柯文塞斯来找他，而是他去找柯文塞斯，真叫他觉得新鲜，觉得开心！

他先领我们到法院小街附近的柯西特街；这里有一所房子，窗户上都装着铁条。斯金波先生管这房子叫做“柯文塞斯城堡”。我们走到大门口，拉了拉铃。一个样子怪难看的男孩从一间类似办公室的房子里走出来，隔着一道铁栅门看了看我们。

“你们找谁呀？”那个男孩问道，把下巴夹在两根铁条中间。

“你们这里最近是不是死了一个密探，或者官员，或者什么人？”贾迪斯先生说。

“是呀？”那个男孩说，“有什么事？”

“我想知道他姓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他姓涅克特，”那个男孩说。

“他住在什么地方？”

“钟楼大院，”男孩说。“左边，一个叫布兰德的杂货铺就是。”

“他这个人是不是——我该怎么说呢？”我的监护人喃喃地说——“很勤快吧？”

“涅克特吗？”男孩问道。“是啊，勤快极了。他在钉梢的时候从来也不嫌累。如果他得在街头上钉梢的话，他能一气等上八九个钟头呢。”

“他满可以做些更坏的事，”我听见我的监护人自言自语地说。“他满可以那样做，可是他没有做。谢谢你，我要打听的就是这些事情。”

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个男孩还歪着头，两只胳臂抱着铁栅。他的嘴贴在那上面，好像也在咂那铁栅，显出很亲昵的样子。我们走回林肯法学协会，斯金波先生一直在那儿等着我们，因为他刚才不愿意靠近柯文塞斯。随后，我们就一起上钟楼大院去了；那是一条很窄的小街，离林肯法学协会不远。我们很快就找到那个杂货铺了。铺子里有一个样子很和善的老太太，她好像有点水肿病或气喘病，也许两种病都有。

“涅克特的孩子吗？”她回答我的话说。“不错，就住在这儿，小姐。在四楼，请上去吧。那门正对着楼梯口。”她隔着柜台把钥匙递给我。

我看了看钥匙，又看了看她；可是她好像觉得我应该知道这把钥匙是干什么用似的。既然这只能是开那几个孩子家屋门的钥匙，我也就没再问她什么，走了出来，领着大家打那座黑暗的楼梯走上去。我们尽量轻轻悄悄地往上走，但是那些楼梯板已经破烂，我们四个人的脚步踏在上面，还是免不了有些声音。到了三楼，便发现已经惊动了一个男人，这个人正站在屋里，往外瞧着。

“是找格里德利吗？”他问道，一边用愤怒的眼光打量着我。

“不是，先生，”我说，“我还要到上面去。”

婀达、我的监护人和斯金波先生随着我从他面前走过时，他也用那种愤怒的眼光逐个打量着他们。贾迪斯先生向他问好。“你好！”他答道，那态度又粗暴又凶狠。他的个子很高，脸色很难看，头发稀稀疏疏，表明他饱经忧患；他脸上也布满深深的皱纹，两只眼睛向外鼓着，他的相貌是那样凶恶、态度是那样暴躁，再加上他的体格是那样高大魁梧（尽管体力显然是日渐衰退），我看了禁不住害怕起来。他当时手里拿着一支笔。我从门口走过时，看见他的屋里到处都是字纸。我们往顶楼上走，他仍然在那里站着。我敲了敲门，屋里有一个又尖又细的声音说：“我们被锁在屋里啦。钥匙在布兰德太太那里。”

于是，我用钥匙把门开开了。这是一间很简陋的屋子，屋顶是斜的；屋里只有寥寥几件家具。一个大约五六岁的小男孩抱着一个一岁半的沉重的小女孩，正哄着她，让她别哭。这时天气已经很冷，但是屋里没有炉火；两个孩子只好围着破围巾来御寒。可是他们穿的衣服还是不够暖和，男孩让小女孩的头靠在他肩上，一边哄，一边抱着她走来走去，两人的鼻子都冻红了，小身体也冻得缩成一团。

“谁把你们俩锁在屋里的？”我们禁不住问道。

“查理，”小男孩站住，目不转睛地瞅着我们说。

“查理是你哥哥吗？”

“不是，是我姐姐，她本来叫夏洛蒂。爸爸管她叫查理。”

“除了查理，你们家里还有别的人吗？”

“我，”小男孩说，“还有爱玛，”他拍了拍怀里那小女孩的小软帽。“还有查理。”

“查理这会儿上什么地方去了？”

“洗衣服去了，”小男孩说着，又来回地走起来，而且因为想一边走一边看着我们，他把小女孩歪到一边，差一点让她那戴着布帽子的头碰到床架上。

我们几个人一时面面相觑，然后又看了看这两个孩子。就在这个时候，进来了一个小姑娘，她的个子完全是小孩的个子，可是她的样子——她的样子也很好看——倒显得很懂事，显得比原来的岁数大。她戴着一顶很大的成年妇女的帽子，正用那条成年妇女用的围裙擦干她那裸露的胳臂。她的手指头泡得皱巴巴的，一点血色也没有；在她正擦着的双臂上，还有些肥皂水冒着热气。要是换个环境，她简直像个观察力非常敏锐的小孩，正在模仿贫穷的劳动妇女洗衣服，闹着玩儿呢。

她是从附近一个什么地方跑回来的，而且跑得非常快。因此，尽管她身子很轻巧，还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而且一下子竟说不出话来，只顾站在那儿喘气，一边擦着胳臂，一边默默地瞅着我们。

“啊，这就是查理！”那个小男孩说。

他抱着的那个小女孩，这时正伸出双手，哭着要查理抱。小姑娘立刻把她接过去，那样子就跟一个围着围裙、戴着帽子的成年女人差不多。那个小女孩亲热地搂着她，她就站在那里，越过小女孩的头上望着我们。

当我们给那个可怜的小姑娘拿过一把椅子，让她抱着孩子坐下的时候（那个小男孩一直依偎着她，揪着她的围裙），我的监护人喃喃地说：“这孩子怎么能养活这两个小的呢？瞧瞧这个家！看在上帝分上，瞧瞧这个家啊！”

这样一个家确实应该瞧一瞧，这三个孩子现在相依为命，两个小的完全靠那个大的养活，而这个大的年纪又这么小——然而奇怪的是，她那孩子气的身上竟带着成年人的稳重。

“查理，查理！”我的监护人说。“你今年多大啦！”

“十三岁多了，先生，”孩子答道。

“哎哟！你的岁数可真不小！”我的监护人说。“你的岁数可真不小，查理。”

我真没法形容他对她说话时有多么慈祥；他这几句话是用一种半开玩笑的口吻说出来的，这就越发显出他对她多么同情和怜惜。

“那么，就你和这两个孩子住在这里吗，查理？”我的监护人说。

“是的，先生，”小姑娘仰视着他的脸，很沉着地答道，“爸爸死了以后，就剩我们三个人了。”

“那你们靠什么过日子呢，查理，啊！查理，”有一会儿我的监护人把脸转过一边，“你们靠什么过日子呢？”

“爸爸死了以后，先生，我就在外面做工。今天我出去给人家洗衣服了。”

“上帝保佑你，查理！”我的监护人说。“可是你的个子还够不着那大木桶呢！”

“我穿着木套鞋就够着了，先生，”她立刻答道，“我找到了妈妈的一双厚底木套鞋。”

“你那可怜的妈妈什么时候死的？”

“爱玛一生下来，妈就死了，”小姑娘说着，向伏在她怀里的那张小脸看了一眼。“那时爸爸跟我说，我应该作小爱玛的好妈妈。我就那么做了。我在家里干活，收拾房间，看孩子，洗衣服，这样做了好些日子，我才出去给人帮忙。我现在干的活儿都是在家里学的；这你现在明白了吧，先生？”

“你常出去给人帮忙吗？”

“只要能出去，”查理张大眼睛，笑着说，“我就出去挣几个钱！”

“你出去的时候老把这两个孩子锁起来吗？”

“这都是为了他们安全啊，先生，难道你不明白这个吗？”查理说。“布兰德太太常上来看看，格里德利先生有时候也上来，我有时候也可以跑回来，再说他们自己也会玩，你瞧，托姆也不怕锁在屋里；你不怕吧，托姆？”

“不——怕！”托姆勇敢地说。

“天一黑，下面院子里的灯就点着了，把这儿照得很亮——的确很亮，是不是，托姆？”

“是呀，查理，”托姆说，“是照得很亮。”

“所以他就老老实实地呆着，”可怜的小姑娘说——她多么像一个母亲，多么像一个大人啊！“多会儿爱玛睏了，他就把她放在床上；等他睏了，他就自己去睡。我晚上回来点上蜡烛吃饭，他又坐起来，跟我一起吃。是这么样吧，托姆？”

“噢，是的，查理！”托姆说。“就是这么样！”也许是因为这会儿看到了他生活中的乐趣，也许是因为感激和热爱查理（查理现在是他最亲爱的人了），托姆这时把脸埋在查理那件瘦小的上衣衣褶里，先是大声地笑，接着又哭起来。

我们进屋以后，这还是头一次看见孩子哭。这个孤苦的小姑娘刚才谈到她那已故的父母时，所以能把悲哀硬压下去，似乎是由于她认为有必要鼓起勇气，由于她能做工而产生一种幼稚的骄傲感，由于她过着那种忙忙碌碌的生活。可是现在，托姆哭了，我发现她脸上也流下两颗泪珠——尽管她仍然很安静地坐在那里，默默地望着我们，也没有拿手去抚弄她看管的那两个小孩子的头发。

我和婀达站在窗前，假装看外面那些屋顶、那些熏黑了的烟囱、凋零的树木和邻居的小鸟笼里的小鸟。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布兰德太太已经从楼下的铺子走上来（说不定她在我们谈话的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爬那楼梯呢），并且正在和我的监护人说着话。

“不要他们房租有什么了不起，先生？”她说，“谁还能跟他们要房租呢！”

“好啊，好啊！”我的监护人对我和婀达说。“总有一天这位好心肠的老太太会明白她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因为她给这个最小的孩子做了一件好事——！”他停了一会儿又说道：“这小姑娘以后能这样过日子吗？”

“放心吧，先生，我想她以后能这样过下去的，”布兰德太太说，她非常吃力地喘着气。“她能干极了。你瞧，先生，她妈死了以后，她把那两个小的照顾得多好，这大院的人没有一个不夸她的！她爸得了病，她侍候得非常周到，这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事！她爸临死的时候——他那时就躺在那边——跟我说：‘布兰德太太，不管我这一辈子干的是一种多么不像样的行业，昨天夜里我倒是看见一个天使在这屋里跟我这孩子坐在一起，我把她托付给上帝了！’”

“他没有别的职业吧？”我的监护人说。

“没有，先生，”布兰德太太答道，“他就是当密探。他当初搬进来的时候，我根本不晓得他是干什么的，后来我知道了，不瞒你说，我立刻就通知他搬家。大院里的人都不喜欢留这样一个人住在这里。别的房客也不赞成。他那个职业绝不高尚，”布兰德太太说，“很多人都反对这种职业。格里德利先生反对得非常厉害，不过他是个好房客，只是近年来过得太不顺心，脾气大了一些。”

“那么，你就通知他搬家啦？”我的监护人说。

“不错，我通知他搬家了，”布兰德太太说。“可是，等到他该搬家的时候，我已经晓得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又犹豫起来了。他按时付房钱，干活很勤快，他做的事情也是迫不得已的，先生，”布兰德太太说到这里，不知不觉地眼光转到斯金波先生身上；“在今天，能做到这样也就算不错了。”

“那么，你最后还是把他留下来啦？”

“是呀，我跟他说，如果他能跟格里德利先生讲妥，我就能跟别的房客商量。至于大院里的人，那就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了。格里德利先生态度很生硬地同意了——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是同意了。格里德利先生对他的态度总是很生硬的。可是格里德利先生对那几个孩子一直很好。你要是不跟一个人打过交道，你就说不上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啊。”

“是不是很多人对待这几个孩子都很好？”贾迪斯先生问道。

“大体上说，还算不错，先生，”布兰德太太说，“不过，如果他们的父亲不是做那种职业的话，那么对他们好的人一定会更多。拘留所所长给了一个金币，他的同事们也凑了一些钱。大院里有些邻居（这些邻居从前看见涅克特先生经过时，总要说几句挖苦话，彼此拍拍肩膀），也捐了一点钱，所以，大体上说，还算不坏。他们对查理的态度也一样。有的人因为她父亲在拘留所做过事就不肯雇用她；有的人虽然雇用她，却又拿她父亲来羞辱她；有的人雇她来做工是为了向别人夸耀自己心肠好（因为他们不计较她父亲的职业和她的种种缺陷），但是他们很可能是少给工钱多加活。不过，她比谁都有耐性，人也伶俐，而且不论什么事情，都愿意尽力去做，甚至是拼命去做。所以我说，大体说来，还算不坏，先生，不过，如果不是因为她爸爸那个职业，也许会更好一些呢。”

布兰德太太因为刚才还没有歇过气来，就说了这许多话，这会儿又累坏了，她只好坐下来，好好休息一下。贾迪斯先生转过身来正要跟我们说话，他的眼光忽然被一个匆匆闯进屋里来的人吸引了过去：原来那是我们刚才上楼时看到的那位格里德利先生。

“我不知道你们几位小姐先生到这里来干什么，”他说，好像看见我们在这里很生气似的，“不过请原谅我跑进这屋里来。我来不是没事干的。怎么样，查理？怎么样，托姆？怎么样，小东西？你们今天过得好吗？”

他弯下腰，亲切地跟孩子们说话；他脸上的表情虽然还是那样严厉，而对我们的态度也非常粗暴，可是孩子们显然把他看作一个好朋友。我的监护人看出了这一点，感到很佩服他。

“当然，没有事谁到这里来呢，”贾迪斯先生温和地说。

“你说的也许对，先生，你说的也许对，”格里德利先生答道，他这时已经把托姆抱到他膝上，并且很不耐烦地挥手让贾迪斯先生走开。“我不想跟你们几位小姐先生争论。我已经争论得太多了。”

“我相信，”贾迪斯先生说，“你这么生气一定是有原因的……”

“什么！”那人暴怒起来，大声喊道。“我爱争吵。我脾气大。我没有礼貌！”

“我看，不见得吧。”

“先生，”格里德利说着，把托姆放下，冲着贾迪斯先生走过来，好像要打架似的。“你知道大法官庭的事吗？”

“不幸得很，我也许知道一些。”

“你不幸？”他说，虽然还在生气，但是犹豫了一下。“如果你也不幸，那我请你原谅。我知道我没有礼貌。请你原谅！先生，”他又气愤起来，“二十五年来，我一直好像是被人家拖着从烧红的铁板上走过来的，现在就是让我踩着天鹅绒走路，我也走不惯了。你不妨到大法官庭那里走一趟，问问他们，能常常让他们开心的，是哪个笑话；他们准会告诉你，最让他们开心的就是那个希罗普郡人的笑话。而我，”他说，一边激动地用拳头在另一只手掌上打了一下，“就是那个希罗普郡人！”

“我相信，我个人和我的家族也很荣幸地给这个庄严的地方提供了一些笑料，”我的监护人安安静静地说。“你也许听说过我的名字吧——贾迪斯。”

“贾迪斯先生，”格里德利马马虎虎行了一个礼说，“你能不声不响地忍受你的不幸，我就办不到。而且，我还告诉你——如果这位先生和这两位小姐是你的朋友，那我也要告诉他们——假如我采取任何别的方式来忍受我的不幸，我就会变成疯子！只有在心里痛恨它们，在心里报复，强硬地要求我一直得不到的正义，我才不至于神经错乱。我只能这样做了！”他说话的态度粗野、率直而且非常激动。“你也许会说我这人太容易激动了。可是我告诉你，遇到这种不幸的事，我很自然就会激动起来，再说，我也只能这样了。如果我不采取这种态度，那就得学那个天天到法院去的可怜的疯老太太那种心平气和的样子。我要是忍受了这种屈辱，不成为一个傻瓜才怪呢！”

他内心那股激情和怒火，他脸上那种表情，说话时那种种激烈的手势，叫人看起来感到非常难受。

“贾迪斯先生，”他说，“你想想我这场官司。不妨当着上帝的面说，我那场官司是这样的：我们是弟兄俩；我父亲是个庄稼汉，留下了一份遗嘱，把农场、牲口等等都留给我母亲，在她生前归她所有。等我母亲死了以后，这些财产就归我所有，只是我必须拿出三百英镑来给我弟弟。后来我母亲死了。我弟弟过了些时候就提出要回他那份遗产。我和一些亲戚都说不能全部给他，因为必须扣除他在我家里的食宿费用等等。你瞧，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关于遗嘱，谁也没有争论，引起争执的只是，他是否已经从那三百英镑里头支用了一部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弟弟提出了一份起诉书，于是我就不得不到这个该死的大法官庭去了；我是被迫到那里去的，因为法律逼着我不能不去。在这么简单的一个案子里，居然有十七个人成了被告！过了差不多两年，才第一次开庭。接着又耽搁了两年，因为那个推事（但愿他的脑袋烂掉才好！）要用这么些时间来调查我是不是我父亲的儿子；关于这个问题，那是谁也不会争论的。接着，他又发现被告还不齐——你记得不？当时有十七个被告呢！必须添上一个漏掉的被告，因此，一切必须重新开始。这时候（事情还没有开始呢！）我们花的诉讼费已经是遗产的三倍了。我弟弟倒是真乐意放弃这份遗产，省得再担负更多的诉讼费。我父亲遗留给我的全部财产，也都花进去了，这场老打不完的官司只是招来了痛苦、破产、绝望和别的许多灾难——这就是我今天落到这个地步的原因。你瞧，贾迪斯先生，你那场官司牵涉到好几千英镑的事情，我这场官司只牵涉到几百英镑的事情，可是我的全部生活费用都被扯进去，被榨得一干二净，我真不知道我的官司比你的官司好受些呢，还是难受些。”

贾迪斯先生说，他非常同情他的遭遇，而且，他绝不认为只有他一个人受到这万恶制度的不公正的待遇。

“什么！”格里德利先生说，他的怒气一点也没有消除。“制度吗！人家都跟我说，事情就出在这个制度上头。我绝不责怪某一个人。因为事情就出在这个制度上头。我绝不到法院去跟他们说：‘大法官阁下，请您老告诉我：你们这样做对不对？您有没有脸跟我说，我已经得到公平的待遇，现在可以走了。’大法官阁下根本不管这一套。他只是坐在那里，按制度办事。当林肯法学院广场那个律师图金霍恩先生摆出那副又冷淡又骄傲的面孔（他们都是那样，因为我知道，我破产，他们就发财，我说得对吗？），气得我发疯的时候，我绝不会去找他说：我已经倾家荡产了；现在不管用什么手段，我也要找个人来报复一下！他是没有责任的。事情就出在这个制度上头。可是，如果说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他们任何一个人采取武力报复——我将来还是可能这样做的！要是有一天我被逼疯了，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那么，我将来也要在天国的永恒的法庭上，面对面地控诉每一个利用这种制度来折磨我的人！”

他那激动的样子真叫人害怕。我要不是亲眼看见，真没法相信会有人气愤到这个程度呢。

“我已经完了！”他一边说，一边坐下来，用手擦了擦脸。“贾迪斯先生，我已经完了！我知道，我是个很粗暴的人。我应该知道这个。我因为蔑视法庭，曾经进过监狱。我因为恐吓律师，曾经坐过牢。我已经惹了很多麻烦，将来难免还要惹麻烦。我就是那个从希罗普郡来的人，有时候叫他们并不怎么开心——当然啰，他们看见我被捉去坐牢，被押上法庭和碰到诸如此类倒霉事情的时候，还是觉得挺开心的。他们跟我说，假如我能约束自己的话，就不至于吃那么大的亏。我跟他们说，如果我约束着自己，我就会变成一个傻子。不瞒你说，我从前原是个脾气很好的人。我的同乡都说，记得我当初的脾气很好；可是，现在呢，我一想到自己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就忍不住要生气，要不然的话，我早就给逼疯了。大法官上星期跟我说：‘你要是不到这里来浪费你的时间，留在希罗普郡干点有用的事情，格里德利先生，那对你要好得多。’我跟他说：‘大法官阁下，大法官阁下，我知道，那样做会对我好得多，可是，如果我当初根本就用不着跟您这个大衙门打交道，那还会更好呢，可是，糟糕得很，我没法挽回过去的事情，而过去的事情却把我逼到这里来了！’——我不仅这样说了，”他突然又被激怒起来，继续说，“我还要羞辱羞辱他们，一直到我死为止，我一定要到法庭去出他们的丑。假如我晓得我什么时候死，假如有人把我抬到大法官庭去，假如我到了那里还能说话，那我倒愿意死在那里，并且在死前对他们说：‘你们曾经多次把我押到这里来，也多次把我从这里打发走。那么，现在就把我抬出去吧！’”

他脸上又现出那种喜欢争吵的神气——这样一副表情也许是多少年来就定了型，即便在他不生气的时候，也和顺不了。

“我是来领这几个孩子到我屋里去的，”他说着，又走到孩子们面前，“让他们在我那里玩一个钟头。我根本没打算要跟你们谈这许多事情，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你不害怕我吧，托姆？”

“不怕！”托姆说。“你又不是跟我生气。”

“你说得对，孩子。查理，你这又要走了吗？那么来吧，小东西！”他把那最小的孩子抱了过去；看样子，那小女孩倒是很愿意让他抱呢。“在楼下准能找出一个玩具小卒子呢。咱们下楼去找吧！”

他又像刚才那样对贾迪斯先生马马虎虎行了一个礼，不过这一次倒是带着某种敬意的；然后，他又对我们微微鞠了一躬，才下楼到他自己屋里去。

他刚一走；斯金波先生就用他平时那种快活声调说起话来，这还是他到这里以后头一次说话呢。他说，妙啊，有些事情慢慢发展，终于得其所哉，看了真叫人痛快。这一位格里德利先生是个意志坚强、精力旺盛的人（从理智的角度来看，却不像个快乐的铁匠(2)），他不难想象，格里德利一定是多少年来就东飘西荡，想找一件什么事情来表现他那过于好勇斗狠的性格——就像青年人不怕碰得头破血流，一心要寻找爱情那样。就在这个时候，他碰上了大法官庭，而大法官庭又恰恰投其所好。从此以后，他跟大法官庭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否则的话，他满可以成为一个攻城略池的大将军，或者成为一个在议会里侃侃而谈的大政治家；可是，事实上，他和大法官庭却你一拳我一脚地打起来，这真是好笑得很，可是他们双方谁也没吃什么大亏，而这样一来，格里德利倒是有事可做了。现在，咱们不妨看看这个柯文塞斯吧！这个可怜的柯文塞斯（就是这几个可爱的孩子的父亲）是多么令人满意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啊！他，斯金波先生本人，并不满意这世界上有柯文塞斯这样一个人。他觉得柯文塞斯很碍事。本来可以把柯文塞斯干掉的。有好几次他这样想，如果他是苏丹，如果他的首相有一天早朝的时候问他：“问大教主要他的奴隶奉献些什么呢？”他甚至会直截了当地说：“柯文塞斯的脑袋！”可是，事实上怎么样呢？他一直提供机会让这个老好人有差事可做；他一直是柯文塞斯的大恩人；他确实是一直在帮助柯文塞斯，使他能把这几个可爱的孩子养得那么好，使社会美德在他们身上得到发扬光大；他只要环顾一下这个房间，想到：“我就是柯文塞斯的大恩人，他今天能有这几个足以令人告慰的孩子，也是我的恩赐！”这时候他就非常激动，而且立刻热泪盈眶了。

当他轻描淡写地说出这些荒诞不经的想法时，他的态度是非常动人的，而且，和我们面前这几个态度严肃的孩子比较起来，他真像是一个愉快的孩子；因此，当我的监护人向我们转过身来的时候（他刚才和布兰德太太走到一旁谈了一会儿话），也禁不住笑起来了，我们吻了吻查理，和她一起下了楼，站在门口看着她跑去工作。我不知道她要到什么地方去，只看见这个戴着大人帽子、围着围裙的小姑娘，跑进院子尽头的一条廊道里，消失在城市的争吵喧嚷之中，就像一滴露珠掉进了海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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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12章第43节。故事说寡妇虽然只捐了一个大钱，但这是她的全部所有，因而比财主们捐的许多钱都可贵。

(2) “快乐的铁匠”（harmonious blacksmith）：原是亨德尔（handel）写的一首竖琴曲。这里是作者开玩笑，说格里德利精力充沛，但性情并不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