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了肯吉先生的办公室，他便对我们说，我们应该到杰利比太太家里去过夜；接着又转过身来对我说，他认为我一定知道杰利比太太是谁。

“我真的不知道，先生，”我答道。“也许卡斯顿先生——或是克莱尔小姐——”

可是，不，他们根本不晓得杰利比太太是个什么人。

“真——的！”肯吉先生说话的时候，正背靠炉火站着，瞅着那块满是尘土的炉边地毯，好像能从那上头看出杰利比太太一生的经历似的，“杰利比太太是一位性格非常坚强的女士，完全献身给社会了。她在不同时期，热心研究过种种不同的公共问题，目前（在没有别的事情引起她注意之前）正致力于非洲问题；她的目的是为了普遍种植咖啡豆——也是为了栽培当地的土著——为了使本国过剩人口在非洲河流两岸得以安居乐业。我想，贾迪斯先生是非常看重杰利比太太的，因为，凡是大家认为是有利于公益的事情，他都乐意帮忙，慈善家们也常去找他。”

肯吉先生整了整领带，然后又望着我们。

“那么杰利比先生又是个什么人呢，先生？”理查德问道。

“啊！”肯吉先生说，“杰利比先生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才好，我只能说他是杰利比太太的丈夫。”

“那就是说，是个微不足道的人喽，先生？”理查德说着，做了一个鬼脸。

“我不想这样说，”肯吉先生一本正经地答道。“当然，我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我对杰利比先生一点不了解。据我所知，我从来也没有机会认识杰利比先生。他可能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可是他，简直可以说是被他太太的更出色的才气盖罩了。”接着，肯吉先生又告诉我们说，在这样一个晚上到荒凉山庄去，路途很远，天色很黑，一路上也很无聊，尤其我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因此贾迪斯先生才作出这个安排。明天一早就有马车到杰利比太太家，接我们出城。

他摇了摇小铃，那位年轻先生就进来了。肯吉先生管他叫格皮，问他萨默森小姐的箱子和其他行李“送到”了没有。格皮先生说，已经送到了，而且还准备好一辆马车，随时可以送我们走。

“那么，”肯吉先生边说边和我们握手，“最后让我来表示，我对今天法院所作的安排（再见，克莱尔小姐！）感到非常满意，我非常希望（再见，萨默森小姐！）这个安排在各方面都能给每一个当事人（卡斯顿先生，有缘和你相见，十分荣幸）带来快乐、幸福和好处！格皮，你送他们平平安安地到那里去吧。”

“格皮先生，‘那里’是指什么地方呀？”我们下楼的时候，理查德问道。

“不远，”格皮先生说，“你知道不，就在泰维斯法学院附近。”

“我不知道在哪里，因为我刚从温彻斯特来，对伦敦不熟悉。”

“就在那拐角的地方，”格皮先生说。“我们只要拐过法院小街，顺着荷尔蓬大街往前走上四分钟就到了。小姐，你瞧，这不就是伦敦的特色吗？”他好像是因为我的缘故而喜欢这一特色似的。

“这雾确实很大！”我说。

“不过，我相信，这对你没什么影响，”格皮先生一边说，一边把踏板收起来。“从你的神情看来，小姐，这雾似乎反而对你有好处呢。”

我知道，他恭维我是出于好意，因此，当他关上车门，爬上赶车人的座位时，我就觉得，刚才自己脸红实在可笑，于是我们三个人都笑起来，都说我们是那样没有阅历，而伦敦又是那样奇怪；最后，我们穿过一个拱道，来到了目的地。那是一条窄窄的、两旁都是高大楼房的街道，看起来好像一个长方形的水槽，里面装满了雾。一小群慌慌张张的人——其中主要是小孩——聚集在我们停车的那个房子前面，那房子的门上有一块变了色的铜牌，上面刻着“杰利比”的姓氏。

“别害怕！”格皮先生向车窗里望着说。“杰利比家的一个小孩，把脑袋夹在地下室前边的栏杆中间了！”

“噢，可怜的孩子，”我说，“请开开门，让我下车！”

“请你当心点儿，小姐。杰利比家的小孩可淘气啦，”格皮先生说。

我向那个可怜的孩子走去。我从来也没见过这样脏的一个小可怜；我发现他的脖子卡在两根铁栏杆中间，他又着急又害怕，在那里大声哭着。这时候，一个送牛奶的和一个地保，好心好意地揪住他的两条腿，打算把他拉出来，因为他们两个都认为，这样一来他的脑袋就可以压缩一些。我安慰了他一番以后，发现他是个很小的孩子，天生一个大脑袋。我想，他的脑袋能过去，他的身子也许就能过去；于是我跟他们说，要搭救他，最好还是把他的身子向前推。送牛奶的和地保非常赞成这个办法，便使劲地推，当时要不是我揪住那孩子的围涎——理查德和格皮先生这时也从厨房跑到下面地下室门前那个地方，准备他掉下来时接住他——他很可能被推到下面去呢。最后，他平安无事地脱了险，但紧接着，他又疯也似的用一根滚铁环的钩子打起格皮先生来。

除了那个穿木套鞋的女人，看来没有这个房子的人；那女人刚才一直在下面用笤帚揍那孩子，我不知道她那样做是为了什么，我想，恐怕她自己也不知道吧。因此，我以为杰利比太太准不在家；可是，等到那个已经脱掉了木套鞋的女人在过道上出现，领着婀达和我上了二楼，来到背街那边的一间屋子通报说：“杰利比太太，有两位小姐找你！”我这时实在觉得奇怪。我们上楼的时候，又碰见了几个小孩，在黑暗的地方免不了要踩着他们。当我们来到杰利比太太面前的时候，有一个可怜的小东西，正轰隆轰隆地滚下楼梯——听起来，好像是一直滚到楼底下了。

那个可怜的孩子每滚下一级，就磕一个响头，记录下自己的行程。后来，理查德说，除了着地那一下不算，他一共数了七下。这时我们不禁流露出不安的神色，可是杰利比太太却毫无反应，泰然自若地接待了我们。她的个子很小，但是长得丰满、标致；大约有四五十岁，眼睛很漂亮，尽管有一种奇怪的习惯，似乎老是望着遥远的地方，好像——我又要引用理查德的话了——那双眼睛看不见比非洲更近的东西似的！

“有机会接待你们，”杰利比太太用一种动听的声调说，“实在荣幸。我非常尊敬贾迪斯先生；凡是和他有关系的人，我都竭诚相待。”

我们表示了谢意，随后就在门后一张瘸了腿的破沙发上坐下来。杰利比太太长着一头秀发，但因为过分操心非洲的事务，所以没有工夫去梳理它。刚才她起来迎接我们的时候，她那条随手披在肩上的披巾，就掉在椅子上了。她转过身重新就座的时候，我们都注意到，她的衣服在后背上合不拢，开口的地方用紧身褡的带子交叉地穿起来，很像凉亭上的格子。

房间里到处都是乱纸，一张大写字台占去了大半个房间，写字台上也撒满了纸。我必须说，这屋子不但很乱，而且很脏。我们的眼睛不得不注意到这些，尽管我们的耳朵当时还得倾听着那个滚下楼梯去的孩子；我想，大概是滚到后面的厨房里去了，那里似乎有人在堵着他的嘴，不让他哭。

但最使我们惊奇的是，一个面带倦容和病态而又相当标致的姑娘坐在写字台旁，咬着鹅毛笔的羽毛，目不转睛地瞅着我们。我想，从来没有人会像她那样弄得浑身都是墨水的。而且，从她那乱蓬蓬的头发到她那双小巧的脚——那双脚由于穿着一双已经磨掉了后跟的破烂的缎面拖鞋而显得难看了——她身上不论穿的戴的，从别针数起，好像没有一件像个样子、穿戴得是地方。

“亲爱的，你们看见我，”杰利比太太说着，把两个锡烛台上的办公室用的大蜡烛的烛花剪了剪；蜡烛在屋子里散发着蜡油燃烧的强烈气味（炉火已经熄灭了，炉子里只有一堆炉灰、一捆劈柴和一根捅条），“亲爱的，你们看见我和平常一样，忙得不可开交；可是你们一定会原谅的。目前，非洲的规划占了我的全部时间。我必须和全国各地那些关心自己同胞的公众团体和个人通信。我可以高兴地说，这项规划已经有了进展。我们希望，到了明年这个时候，会有一百五到二百个人丁兴旺的家庭，从事咖啡种植，从事教育尼日尔河左岸伯里奥布拉－加纳的土著。”

婀达不说话，只是瞅着我，因此我只好说，这是十分令人快慰的。

“确实是令人快慰，”杰利比太太说。“虽然我能力有限，这还是需要我全力以赴；只要能成功，那也算不了什么；我现在越来越有把握，将来一定会成功。萨默森小姐，你知道吗，我几乎感到奇怪，你为什么从来没想到非洲。”

这样子把话题一转，确实出乎我的意料，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只得含糊其词地提到非洲的气候——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气候！”杰利比太太说。

“真的，太太？”

“当然啰。只要小心一点就行，”杰利比太太说。“你到荷尔蓬大街去，要是不小心，也会被车子撞上。你到荷尔蓬大街去，要是很小心，就永远不会被车子撞上。到非洲去也是一样。”

我说：“这是没有疑问的。”——我指的是荷尔蓬大街。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杰利比太太一边说，一边把几份文件放在我们面前，“可以看看这些有关气候的评论，以及有关一般问题的评论（这些已经广泛地散发了），同时我也可以把我正在口授的信结束了——我现在是向大女儿口授，——她是我的书记——”

坐在书桌旁的那个女孩不再咬鹅毛笔了，我们向她招呼的时候，她也向我们还礼，只是样子有点害羞，有点不高兴。

“——写完这封信，我今天的工作就算结束了，”杰利比太太带着甜蜜的微笑，接着说下去，“尽管我的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凯蒂，你写到什么地方了？”

“‘斯瓦洛先生台鉴，敬启者——’”凯蒂说。

“‘敬启者，’”杰利比太太口授说，“‘来函承询非洲规划一事。’——不行，啤啤！这可不行！”

啤啤（自己起的名字）就是刚才滚下楼梯的那个倒霉的孩子，脑门上贴着一块膏药，走过来让人看看他那受了伤的膝盖，因而打断了杰利比太太的口授。我和婀达看了他的膝盖，真不知道应该多多可怜那上面的伤，还是应该多多可怜那上面的脏。杰利比太太只是带着平常说话的那种镇静态度补充了一句：“走开，啤啤，你这淘气鬼！”接着，她那双漂亮眼睛又盯着非洲不放了。

然而，因为杰利比太太立刻又进行口授，而我就是把啤啤抱起来也不致碍谁的事；所以，我看见可怜的啤啤想往外走，就壮着胆子悄悄拦住他，把他抱了起来。这使他感到很惊奇，婀达吻了他一下，这也使他感到惊奇；可是，他那断断续续的哭声间隔得越来越长，终于完全静止；他很快就在我怀里睡着了。我一直在照料啤啤，没有听清楚那封信的详细内容，只是从中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知道非洲是非常重要的，其他地方和其他事务都无足轻重，因此我发觉自己过去很少想到非洲，便感到十分惭愧。

“都已经六点钟啦！”杰利比太太说。“可是我们吃饭的时间名义上却是五点钟（事实上我们随时都可以吃饭）！凯蒂，你带克莱尔小姐和萨默森小姐去看看她们的屋子。你们也许要换换衣服吧？我这样忙，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原谅我的。噢，这个坏孩子！萨默森小姐，请你把他放下来吧！”

我恳切地说，他一点也不麻烦人，请杰利比太太允许我抱着他。于是，我把他抱到楼上去，让他躺在我的床上。我和婀达的两间屋子在楼上，中间有一扇门通着。这两间屋子没有什么家具，凌乱不堪，我房间那扇窗户的帘子是系在一把叉子上的。

“你们想要点热水吗？”杰利比小姐一边说，一边在找一个带把的水罐，可是没有找着。

“要是不麻烦的话，就要一点。”我们说。

“噢，麻烦倒不怕，”杰利比小姐回答道，“就不知道有没有。”

那天晚上相当冷，屋子里又有那么一股潮气，我必须坦白说，这实在有点难受，婀达几乎要哭起来了。可是，过了一会儿，我们又说说笑笑，忙着打开行李了。这时候，杰利比小姐回来说：她很抱歉，没有热水；他们找不到那个水壶，而且锅炉也坏了。

我们请她不必客气，接着，我们尽快地把东西收拾好，准备回到楼下去烤火取暖。可是，这时候，所有的小孩都上来了，站在外面的楼梯口上，莫名其妙地望着躺在我床上的啤啤。那些小鼻子和小手常常会突然出现，随时都有被门上的铰链夹着的危险，因此，我们总定不下心来。两间屋子的门都关不上，我房间的门上没有圆把手，似乎要在门锁上插上一条东西才能开关；婀达门上的把手虽然很容易转动，但对那扇门却不起作用。因此，我就出了个主意，请孩子们进来，乖乖地坐在桌子旁边，让我一边换衣服，一边给他们讲“小红帽”的故事。他们照着办了，而且安静得像耗子似的，就连啤啤也是那样——他在我讲到那头狼出现之前恰巧也醒了。

我们下楼的时候，发现楼梯的窗台上有一个写着“汤布里季－威尔斯”(1)等字样的带柄大圆杯，杯子里点着一根浮动的灯芯。客厅里（有一扇门通到杰利比太太的屋子，现在正敞开着），有一个年轻女人，发肿的脸上包扎着绒布绷带，正在吹炉火，呛得上气不接下气。总之，客厅里到处是烟，有半个钟头的工夫，我们敞开着窗子坐在那里，又是咳嗽，又是流眼泪；可是就在这段时间里，杰利比太太还是那样心平气和，口授着有关非洲的信件。我不得不说，看见她这样专心致志，我才放了心，因为刚才理查德跟我们说，他在一个馅饼盘里洗了手，又说他发现那个水壶原来在他的梳妆台上，他把婀达逗得大笑，而我看见他们这样，也禁不住傻呵呵地笑了起来。

七点刚过，我们下楼去吃饭；杰利比太太告诉我们要留点神，因为楼梯上的铺毯由于缺少梯毡夹条，已经磨得破破烂烂，成了名副其实的陷阱了。我们每人有一块很好吃的鳕鱼，一块烤牛排，一碟肉片，还有布丁；要是烹调得法，那满可以说是一顿丰盛的晚餐，可惜都做得半生不熟。那个包扎着绒布绷带的年轻女人在旁侍候着，她把东西胡乱往桌上一放，就再也不管了，直到吃完了，她才把盘子拿走，放在楼梯级上。我刚才看见的那个穿木套鞋的女人（我想她大概就是厨子），常常到门口来和这年轻女人吵架，看样子她们彼此之间是不和的。

吃饭的时间由于种种意外而拖得很长，比方说，一碟土豆错放到煤桶里去了，瓶塞钻的把手掉下来打着了那个年轻女人的下巴等等，但杰利比太太始终保持着心平气和的态度。她告诉我们许多有关伯里奥布拉－加纳和当地土著的趣闻；而且就在这个时候，她还收到许多信件，理查德坐在她旁边，看见有四封信一下子掉到肉汁里去了。有的信是妇女委员会的议事录或妇女会的决议，这些信她都给我们念了；有的信是人们的申请书，这些人在种种不同的角度对种植咖啡和对当地土著发生了兴趣；有的信需要她立即回复，于是杰利比太太有三四次让她大女儿离开餐桌去写回信。她忙得不可开交，正像她对我们说的那样，她确实是献身给这个事业了。

我们刚吃完鳕鱼，一个态度温和、戴着眼镜的秃顶绅士走了进来，坐在一个空位子上（座位没有主次之分），看样子，他在伯里奥布拉－加纳移民地这件事情上头，是采取消极屈服而不是积极关心的态度的。我感到有点奇怪，很想知道这个人是谁。他一句话也没说，要不是因为他的肤色，我真以为他是个非洲人呢。直到我们离开了餐桌，他和理查德单独留下来的时候，我才想到，他可能就是杰利比先生。不错，他确实是杰利比先生；一个叫奎尔先生的青年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个人是在晚饭后来的，两边额角都有一个又大又亮的圆发卷；头发一直梳到后脑勺去。他很爱唠叨，对婀达说，他是一个慈善家，又说，他认为杰利比先生和杰利比太太的姻缘，就是精神和物质的结合。

这个青年不但谈到许多有关非洲的事情，谈到他有一个计划，准备训练种植咖啡的殖民者，让他们去教当地的土著车钢琴腿，经营出口买卖，而且还喜欢拿一些问题引杰利比太太说话，比如他说：“杰利比太太，我想你现在一天就能收到一百五十封到二百封有关非洲的信，对不对？”或者说，“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杰利比太太，你曾经说过，你有一次从一个邮局就发出了五千份宣传书。”——他还像解说员那样，一再向我们重复杰利比太太的回答。整个晚上，杰利比先生都坐在角落里，脑袋靠着墙，好像情绪很不好。晚饭后，他和理查德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仿佛有什么心事，好几次都似乎要张嘴说话，可是临了又总是把嘴闭上，什么也没有说，使理查德感到非常狼狈。

杰利比太太置身在废纸堆里，整晚都在喝咖啡，不时向她大女儿口授信件。她还和奎尔先生讨论问题；讨论的题目——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似乎是“人类的友谊”；他们还发表了一些高见。我本想好好听一听，但是办不到，因为啤啤和别的孩子已经拥进客厅，到我和婀达那个角落来，围着我们，要我再讲一个故事。于是我们就坐在他们中间，低声给他们讲“穿靴子的小猫”和一些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来的故事；后来杰利比太太偶然想起了他们，才打发他们去睡觉。啤啤哭着要我带他去睡觉，我只好带他上楼去；那个脸上包扎着绒布绷带的年轻女人正在那里，好像什么凶神恶煞似的冲到孩子们中间，把他们翻倒在带围栏的小床里。

这以后，我把屋子稍微收拾一下，并设法让那已经点着却又很不好对付的炉火着起来；最后炉火着起来了，而且着得很旺。回到楼下的时候，我觉得，由于我这样关心琐事，杰利比太太有点看不起我了；我感到很难过，尽管我也知道我并没有什么大的抱负。

等到我们能够脱身去睡觉时，已经差不多是午夜了；但是，就在我们离开那个屋子的时候，杰利比太太还是坐在她那个乱纸堆里，喝着咖啡，而杰利比小姐也还是咬着鹅毛笔上的羽毛。

“多么奇怪的家庭啊！”我们上了楼以后，婀达这样说。“我那位表亲贾迪斯让我们到这里来，也实在出奇！”

“亲爱的，”我说，“这真把我搞糊涂了。我想弄个明白，可是怎么也弄不明白。”

“弄明白什么？”婀达笑容可掬地问道。

“弄明白这一切，亲爱的，”我说。“杰利比太太为当地的土著谋求福利，竟费了这许多心血去搞一套计划，她的心肠当然很好——可是——啤啤和这个家！”

婀达笑起来了；这时我正站在那里注视着炉火，她用胳臂勾着我的脖子，说我是一个文静、可爱和善良的人儿，已经博得了她的欢心。“埃丝特，你这样体贴别人，”她说，“却又这样心甘情愿！你做了这么多事情，却又这样谦虚！就连这个家你也能把它弄得像个样儿的。”

我那可爱而单纯的姑娘啊！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她这番话恰好是在赞扬她自己，而且她这样看得起我，也是由于她自己心肠善良呵！

“我问你一个问题行吗？”我说，这时我们已经在炉火前坐了一会儿了。

“问五百个都行，”婀达说。

“你的表亲贾迪斯先生，我得了他许多好处，你能跟我说说他是怎样一个人吗？”

婀达摇了摇她那头金发，一边笑，一边惊奇地看着我，因此我也感到很惊奇——一则是由于她的美貌，一则是由于她那惊讶的神气。

“埃丝特！”她喊道。

“怎么啦，亲爱的？”

“你想知道我的表亲贾迪斯是怎样一个人吗？”

“是呀，亲爱的，我从来没见过他呢。”

“我也从来没见过他呀！”婀达答道。

哦，真的吗？

不错，她确实没见过他。她妈妈临死的时候，她虽然很小，却还记得她妈妈一谈到他，一谈到他那高尚而豁达的性格，总是热泪盈眶；她妈妈说，这样豁达的性格，比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值得信赖，所以婀达也就信赖了。婀达说，几个月以前，她的表亲贾迪斯给她写了“一封简单而又诚恳的信”，提出了我们现在正在着手进行的这个安排，还告诉她说，“到时候，这个安排可能会治好大法官庭那场不幸的诉讼所造成的一部分创伤”。她已经回信表示感激，接受了他的提议。理查德也收到一封同样的信，并且写了一封同样的回信。五年前，他曾经在温彻斯特学堂见过贾迪斯先生一次，但仅仅是一次。他告诉婀达说（就在我走进大法官的办公室，看见他们靠着壁炉前的隔屏说话的时候）：他记得贾迪斯先生是“一个直率而乐观的人”。婀达能够给我形容的也就这么多了。

这勾起了我的心事，以致婀达睡着了，我依然坐在炉火前，不断寻思着这个荒凉山庄；我想了又想，仿佛昨天早晨的事已经恍如隔世。我现在已经记不起，敲门声把我惊醒的时候，我正想到什么地方。

我轻轻把门打开，看见杰利比小姐瑟瑟缩缩地站在门口，一手拿着一个点着一小截蜡烛的破烛台，一手拿着一个蛋杯。

“明天见！”她绷着脸说。

“明天见！”我答道。

“我可以进来吗？”接着她又突然问我说，她的脸色还是那样阴沉。

“当然可以，”我答道。“可是别吵醒克莱尔小姐。”

她不肯坐下，只是站在炉火旁，把她那墨迹斑斑的中指浸到盛着醋的蛋杯里去，然后又用醋去抹脸上的墨迹；她一直双眉紧锁，面色非常阴沉。

“我希望非洲毁掉！”她忽然说。

我打算劝一劝她。

“我真那么希望！”她说。“你不用劝我，萨默森小姐。我恨非洲，讨厌非洲。那是个畜生呆的地方！”

我跟她说，她太累了，我很同情她。我把手放在她的头上，摸着她的前额，并说她的脑门很烫，可是明天烧就会退下去。她依然站着，向我噘着嘴，皱着眉头；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就放下蛋杯，轻轻走到婀达躺着的那张床前面。

“她长得真漂亮！”她说着，仍然皱着眉头，仍然带着那种不讲礼貌的样子。

我笑了笑，表示赞同。

“她是不是孤儿？”

“是的。”

“可是她懂得许多事情，对不对？会跳舞，会弹琴，还会唱歌，对不对？她会说法文，懂得天文地理、懂得针线活儿等等，对不对？”

“那当然啰，”我说。

“我可不懂这些东西，”她反唇相讥。“除了抄抄写写，我几乎什么都不懂。我一天到晚替我妈写信。我真不明白，你们俩今天下午到这里来，看见我别的什么都不会，怎么不觉得惭愧。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你们的心多么坏。可是，我敢说，你们还觉得自己蛮好呢！”

我看出那个可怜的姑娘几乎要哭了，便重新坐下，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温和地看着她，希望她能了解我心里对她是同情的。

“真丢脸，”她说。“你们心里明白。一家人全都丢脸。孩子们也丢脸，我也丢脸。爸爸真可怜，这也难怪！蓓莉西拉爱喝酒——她老喝酒。你要是说，今天没闻出她那股臭酒味，那你就是不要脸，就是撒谎！她端菜的时候那股酒味就跟小酒馆的跑堂一样臭；这个你当然知道！”

杰利比小姐

“亲爱的，我不知道，”我说。

“你知道，”她说得很干脆。“你不该说你不知道。你知道！”

“噢，亲爱的！”我说，“如果你不让我说话——”

“你现在不是在说话吗？难道你不知道你是在说话？别撒谎，萨默森小姐。”

“亲爱的，”我说，“你要不肯听我把话讲完——”

“我不愿意听你把话讲完。”

“噢，不，我想你会听的，”我说，“你要是不听的话，那就太没道理了。你告诉我的事情，我真不知道，因为吃饭的时候，那个用人没有到我跟前来过；可是，我相信你告诉我的事情都是真的，我听了很难过。”

“你用不着拿这个来夸你自己，”她说。

“不，亲爱的，”我说。“我才不那么蠢呢。”

她本来就站在床边，这时候弯下腰（但还带着早先那副不高兴的样子），吻了吻婀达。然后，她就轻轻地回到我的椅子旁边站着。她的胸口起伏着，样子很可怜，我非常同情她；不过我想还是不说话为妙。

“我希望我死掉了才好呢！”她忽然说。“我希望我们大家都死掉。这对我们好得多。”

过了一会儿，她在我旁边跪下，把头埋在我的衣服里，一边哭，一边激动地恳求我原谅她。我安慰着她，想把她扶起来；可是她喊道：不，不；她愿意这样子呆着！

“你以前教过孩子，”她说。“你要是教过我就好了，我可以从你那儿学点东西！我真倒霉，可是我真喜欢你啊！”

我让她坐在我旁边，她不肯，我跟她说什么她都不听，后来才搬了一张破凳子到她原来跪着的地方让她坐下来，她依然像刚才那样揪着我的衣服。这个可怜的疲倦的姑娘渐渐睡着了；后来我试着把她的头抬起来，让它枕在我的膝盖上，并用披巾把她和我自己围起来。炉火已经熄灭了，一整夜，她就这样睡在那剩下灰烬的火炉跟前。起初，我怎么也睡不着，于是我试着闭上眼睛，想着白天那一幕幕的情景，想法入睡，但还是睡不着。最后，这些情景慢慢混淆起来，变得模糊不清。我渐渐认不出靠在我身上睡觉的这个人是谁了。有时候，这人像是婀达；有时候，又像是我在里丁的一个好朋友——我简直不能相信，我最近已经和这些好朋友分手了。有时候，又像是那个疯疯癫癫的小老太婆，她由于不停地行礼和做笑脸，弄得筋疲力尽了；有时候，又像是荒凉山庄的一位主人。最后，所有的人都不存在了，我也不存在了。

朦胧的晨光正无力地挣扎着要透过那浓雾，我睁开眼睛，看见那个蓬头垢面的小鬼正盯着我。原来啤啤已经跨过那张带围栏的小床，穿着睡衣、戴着睡帽爬了下来，他很冷，牙齿咔嗒咔嗒地响着，好像他的牙已经全长出来了。

* * *

(1) 汤布里季－威尔斯（tunbridge wells）：是伦敦附近的一个地方；当地有矿泉水，风景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