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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文之范围也。圣人之旨,于经观其大备,其深博无涯涘,乃《文心雕龙》所谓“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有道理之家,有义理之家,有事理之家,有情理之家,“四家”说见刘劭《人物志》。文之本领,祗此四者尽之。然孰非经所统摄者乎?

九流皆托始于《六经》,观《汉书·艺文志》可知其概。左氏之时,有《六经》未有各家,然其书中所取义,已不能有纯无杂。扬子云谓之“品藻”,其意微矣。

《春秋》文见于此,起义在彼。左氏窥此秘,故其文虚实互藏,两在不测。

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左氏释经,有此五体。其实左氏叙事,亦处处皆本此意。

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

刘知几《史通》谓《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余谓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后汉书》称荀悦《汉纪》“辞约事详”,《新唐书》以“文省事增”为尚,其知之矣。

烦而不整,俗而不典,书不实录,赏罚不中,文不胜质:史家谓之“五难”。评《左氏》者,借是说以反观之,亦可知其众美兼擅矣。

杜元凯序《左传》曰:“其文缓。”吕东莱谓:“文章从容委曲而意独至,惟《左氏》所载当时君臣之言为然。盖繇圣人余泽未远,涵养自别,故其辞气不迫如此。”此可为元凯下一注脚。盖“缓”乃无矜无躁,不是弛而不严也。

文得元气便厚。《左氏》虽说衰世事,却尚有许多元气在。

学《左氏》者,当先意法而后气象。气象所长在雍容尔雅,然亦有因当时文胜之习而觭重以肖之者。后人必沾沾求似,恐失之啴侈靡矣。

萧颖士《与韦述书》云:“于《穀梁》师其简,于《公羊》得其核。”二语意皆明白。惟言“于《左氏》取其文”,“文”字要善认,当知孤质非文,浮艳亦非文也。

《左氏》叙战之将胜者,必先有戒惧之意,如韩原秦穆之言,城濮晋文之言,邲楚庄之言,皆是也。不胜者反此。观指睹归,故文贵于所以然处著笔。

《左传》善用密,《国策》善用疏。《国策》之章法笔法奇矣,若论字句之精严,则左公允推独步。

左氏与史迁同一多爱,故于《六经》之旨均不无出入。若论不动声色,则左于马加一等矣。

“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以左氏之才之学,而文必范我驰驱,其识虑远矣。

《国语》,周、鲁多掌故,齐多制,晋、越多谋。其文有甚厚甚精处,亦有剪裁疏漏处,读者宜别而取之。

柳柳州尝作《非国语》,然自序其书,称《国语》文“深闳杰异”;其《与韦中立书》,谓“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则《国语》之懿亦可见矣。

《公》、《穀》二传,解义皆推见至隐,非好学深思不能有是。至传闻有异,疑信并存,正其不敢过而废之之意。

公、穀两家善读《春秋》本经。轻读,重读,缓读,急读,读不同而义以别矣。《庄子·逸篇》:“仲尼读《春秋》,老聃踞灶觚而听。”虽属寓言,亦可为《春秋》尚读之证。

《左氏》尚礼,故文;《公羊》尚智,故通;《穀梁》尚义,故正。

《公羊》堂庑较大,《穀梁》指归较正。《左氏》堂庑更大于《公羊》,而指归往往不及《穀梁》。

《檀弓》语少意密,显言直言所难尽者,但以句中之眼、文外之致含藏之,已使人自得其实。是何神境!

《左氏》森严,文赡而义明,人之尽也。《檀弓》浑化,语疏而情密,天之全也。文之自然无若《檀弓》,刻画无若《考工》、《公》、《穀》。《檀弓》诚悫颀至,《考工》朴属微至。

《问丧》一篇,缠绵凄怆,与《三年问》皆为《戴记》中之至文。《三年问》大要出于《荀子》,知《问丧》之传亦必古矣。

《家语》非刘向校定之遗,亦非王肃、孔猛所能托。大抵儒家会集记载而成书,是以有纯有驳,在读者自辨之耳。

《家语》好处,可即以《家语》中一言评之,曰:“笃雅有节。”《家语》之文,纯者可几《檀弓》,杂者甚或不及《孔丛子》。

《国策》疵弊,曾子固《战国策目录序》尽之矣。抑苏老泉《谏论》曰:“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盖尝推此意以观之,如鲁仲连之不帝秦,正矣;然自称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其非无术可知。然则读书者亦顾所用何如耳,使用之不善,亦何读而可哉!

战国说士之言,其用意类能先立地步,故得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不然,专于措辞求奇,虽复可惊可喜,不免脆而易败。

文之快者每不沈,沈者每不快,《国策》乃沈而快;文之隽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隽,《国策》乃雄而隽。《国策》明快无如虞卿之折楼缓,慷慨无如荆卿之辞燕丹。

《国策》文有两种:一坚明约束,贾生得之;一沈郁顿挫,司马子长得之。

杜诗《义鹘行》云:“斗上捩孤影。”一“斗”字,形容鹘之奇变极矣。文家用笔得“斗”字诀,便能一落千丈,一飞冲天,《国策》其尤易见者。

韩子曰:“孟氏醇乎醇。”程子曰:“孟子尽雄辩。”韩对荀、扬言之,程对孔、颜言之也。

《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龟山杨氏论《孟子》“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可谓探本之言。

《孟子》之文,百变而不离其宗,然此亦诸子所同。其度越诸子处,乃在析义至精,不惟用法至密也。

集义、养气,是孟子本领。不从事于此而学孟子之文,得无象之然乎?

荀子明六艺之归,其学分之足了数大儒。其尊孔子,黜异端,贵王贱霸,犹孟子志也。读者不能择取之,而必过疵之,亦惑矣。

孟子之时,孔道已将不著,况荀子时乎!荀子矫世之枉,虽立言之意时或过激,然非自知明而信道笃者不能。

《易传》言“智崇礼卑”。荀卿立言不能皆粹,然大要在礼智之间。

屈子《离骚》之旨,只“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二语足以括之。“百尔”,如女媭、灵氛、巫咸皆是。

太史公《屈原传》赞曰:“悲其志。”又曰:“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志”也,“为人”也,论屈子辞者,其斯为观其深哉!

孟子曰:“《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夫忠臣之事君,孝子之事亲,一也。屈子《离骚》,若经孟子论定,必深有取焉。

“文丽用寡”,扬雄以之称相如,然不可以之称屈原。盖屈之辞能使读者兴起尽忠疾邪之意,便是用不寡也。

国手置棋,观者迷离,置者明白。《离骚》之文似之。不善读者,疑为于此于彼,恍惚无定,不知只由自己眼低。苏老泉谓“诗人优柔,骚人清深”,其实清深中正复有优柔意。

古人意在笔先,故得举止闲暇;后人意在笔后,故至手脚忙乱。杜元凯称左氏“其文缓”,曹子桓称屈原“优游缓节”,“缓”岂易及者乎?

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数。彼固自谓“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学者何不从“蹈大方”处求之?《庄子》寓真于诞,寓实于玄,于此见寓言之妙。

《庄子》文法断续之妙,如《逍遥游》忽说鹏,忽说蜩与鸴鸠、斥抃,是为断;下乃接之曰“此大小之辨也”,则上文之断处皆续矣,而下文宋荣子、许由、接舆、惠子诸断处,亦无不续矣。

文有合两篇为关键者。《庄子·逍遥游》“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读者初不觉意注何处,直至《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四句,始见前语正预为此处翻转地耳。

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之言鹏曰“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乌知非鹏之学为周耶!

《庄子·齐物论》“大块噫气,其名为风”一段,体物入微。与之神似者,《考工记》后,柳州文中亦间有之。

“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庄子之文,可以是评之。其根极则《天下篇》已自道矣,曰“充实不可以已”。

老年之文多平淡。庄子书中有庄子将死一段,其为晚年之作无疑,然其文一何掞诡之甚!

《庄子》是跳过法,《离骚》是回抱法,《国策》是独辟法,《左传》、《史记》是两寄法。

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如屈子所谓“登高吾不说,入下吾不能”是也。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如庄子所谓“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今子有大树,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是也。而二子之书之全旨,亦可以此概之。

柳子厚《辩列子》云:“其文辞类《庄子》,而尤为质厚,少为作,好文者可废耶?”案:《列子》实为《庄子》所宗本,其辞之掞诡,时或甚于《庄子》,惟其气不似庄子放纵耳。

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惟涉而不溺,役之而不为所役,是在卓尔之大雅矣。

文家于《庄》《列》外,喜称《楞严》《净名》二经,识者知二经乃似《关尹子》,而不近《庄》《列》。盖二经笔法有前无却,《庄》《列》俱有曲致,而庄尤缥缈奇变,乃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也。

韩非锋颖太锐。《庄子·天下篇》称老子道术所戒曰:“锐则挫矣。”惜乎非能作《解老》《喻老》而不鉴之也。至其书大端之得失,太史公业已言之。

管子用法术而本源未为失正,如“上服度则六亲多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此等语岂申、韩所能道!

周、秦间诸子之文,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后世为文者,于彼于此,左顾右盼,以求当众人之意,宜亦诸子所深耻与。

秦文雄奇,汉文醇厚。大抵越世高谈,汉不如秦;本经立义,秦亦不能如汉也。

西京文之最不可及者,文帝之诏书也。《周书·吕刑》,论者以为哀矜恻怛,犹可以想见三代忠厚之遗意。然彼文至而实不至,孰若文帝之情至而文生耶?

西汉文无体不备,言大道则董仲舒,该百家则《淮南子》,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辞章则司马相如。人知数子之文纯粹、旁礴、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尤当于其原委穷之。

贾生陈政事,大抵以礼为根极。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云:“在汉朝之儒,惟贾生而已。”一“儒”字下得极有分晓。何太史公但称其明申、商也?

贾生谋虑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经制之文,非经生所能道。汉臣后起者,得其一支一节,皆足以建议朝廷,擅名当世。然孰若其笼罩群有而精之哉!

柳子厚《与杨京兆凭书》云:“明如贾谊”,一“明”字体用俱见。若《文心雕龙》谓“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语虽较详,然似将贾生作文士看矣。

《隋书·李德林传》,任城王湝遗杨遵彦书曰:“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此重美德林之兼长耳。然可见马、扬所长在研炼字句,其识议非贾、晁比也。

晁家令、赵营平皆深于筹策之文。赵取成其事,不必其奇也;晁取切于时,不必其高也。

董仲舒学本《公羊》,而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则其于礼也深矣。至观其论大道,深奥宏博,又知于诸经之义无所不贯。

董仲舒《对策》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其见卓矣。扬雄“非圣哲之书不好”,盖衷此意,然未若董之自得也。

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汉家文章,周、秦并法。惟董仲舒一路无秦气。

马迁之史,与《左氏》一揆。《左氏》“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依经以辩理”,“错经以合异”;在马则夹叙夹议,于诸法已不移而具。

文之道,时为大。《春秋》不同于《尚书》,无论矣。即以《左传》《史记》言之,强《左》为《史》,则噍杀;强《史》为《左》,则缓。惟与时为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

文之有左、马,犹书之有羲、献也。张怀瓘论书云:“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太史公于叙《伯夷列传》发之。而《史记》全书重义之旨亦不异是。书中言利处,寓贬于褒。班固讥其“崇势利而羞贫贱”,宜后人之复讥固与!

太史公文,精神气血,无所不具。学者不得其真际,而袭其形似,此庄子所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者也。

太史公文,疏与密皆诣其极。密者,义法也。苏子由称其“疏荡有奇气”,于义法犹未道及。

太史公时有河汉之言,而意理却细入无间。评者谓“乱道却好”,其实本非乱道也。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

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处。至读者或谓之悲,或谓之愤,又可以自征器量焉。

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

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长卿虽非无得于情,要是辞一边居多。离形得似,当以史公为尚。

“学无所不窥”,“善指事类情”,太史公以是称庄子,亦自寓也。

文如云龙雾豹,出没隐见,变化无方,此《庄》《骚》太史所同。

尚礼法者好《左氏》,尚天机者好《庄子》,尚性情者好《离骚》,尚智计者好《国策》,尚意气者好《史记》,好各因人,书之本量初不以此加损焉。

太史公文与楚、汉间文相近,其传楚、汉间人,成片引其言语,与己之精神相入无间,直令读者莫能辨之。

子长精思逸韵俱胜孟坚。或问:逸韵非孟坚所及,固也;精思复何以异?曰:子长能从无尺寸处起尺寸,孟坚遇尺寸难施处,则差数睹矣。

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欧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逸者善用纡徐,故引绪乃觇入妙。

《画诀》:“石有三面,树有四枝。”盖笔法须兼阴阳向背也。于司马子长文往往遇之。

太史公文,如张长史于歌舞战斗,悉取其意与法以为草书。其秘要则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也。

《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

贾长沙、太史公、《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遗意。若董江都、刘中垒,乃汉文本色也。

司马长卿文虽乏实用,然举止矜贵,扬搉典硕,故昌黎碑板之文亦仪象之。

用辞赋之骈丽以为文者,起于宋玉《对楚王问》,后此则邹阳、枚乘、相如是也。惟此体施之必择所宜,古人自主文谲谏外,鲜或取焉。

刘向文足继董仲舒。仲舒治《公羊》,向治《穀梁》。仲舒《对策》,向上封事,引《春秋》并言“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亦可见所学之务乎其大,不似经生习气,譊々置辩于细故之异同也。

刘向、匡衡文,皆本经术。向倾吐肝胆,诚恳悱恻,说经却转有大意处;衡则说经较细,然觉志不逮辞矣。

扬子云说道理,可谓能将许大见识寻求。然从来足于道者,文必自然流出,《太玄》《法言》,抑何气尽力竭耶?

杨子《法言》有些憨意,盖专己创言,人虽怪且厌之,弗为少动也。

东坡《答谢民师书》谓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子固《答王深甫论扬雄书》云:“巩自度学每有所进,则于雄书每有所得。”曾、苏所见不同如此。介甫《与王深甫书》亦盛推雄,如所谓“孟子没,能言大人而不放于老庄者,扬子而已”是也。

司马温公叙《扬子》,谓“孟子好《诗》《书》,文直而显;荀子好《礼》,文富而丽;扬子好《易》,文简而奥。”孟、荀、扬并称无别,与昌黎之论三子异矣。

扬子云之言,其病正坐近似圣人。《朱子语类》云:“若能得圣人之心,则虽言语各别,不害其为同。”此可知学贵实有诸己也。

孙可之《与高锡望书》云:“文章如面,史才最难。到司马子长之地,千载独闻得扬子云。”余谓子云之史今无可见,大抵已被班氏取入《汉书》。《汉书·扬雄传》或疑出于雄所自述,亦可见其梗概矣。

班孟坚文,宗仰在董生、匡、刘诸家,虽气昧已是东京,然尔雅深厚,其所长也。

苏子由称太史公“疏荡有奇气”,刘彦和称班孟坚“裁密而思靡”。“疏”、“密”二字,其用不可胜穷。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范史讥三子“好申一隅之说”,然无害为各自成家。

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故不独蔡中郎、刘子元深重其书,即韩退之性有三品之说,亦承藉于其《本性》篇也。

《潜夫论》皆贵德义、抑荣利之旨,虽论卜、论梦亦然。

东汉文浸入排丽,是以难企西京。缪袭称仲长统才章足继董、贾、刘、扬,今以《昌言》与数子之书并读,气格果相伯仲耶?

仲长统深取崔寔《政论》,谓“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按《政论》所言,主权不主经,谓济时拯世,不必体尧蹈舜。此岂为治之常法哉?而统服之若此,宜其所著之《昌言》,旨不皆粹也。

崔寔《政论》,参霸政之法术;荀悦《申鉴》,明古圣王之仁义。悦言屏四患,崇五政,允足为后世法戒;寔言孝宣优于孝文,意在矫衰汉之毙,故不觉言之过当耳。

遒文壮节,于汉季得两人焉:孔文举、臧子源是也。曹子建、陈孔璋文为建安之杰,然尚非其伦比。

孔北海文,虽体属骈丽,然卓荦遒亮,令人想见其为人。唐李文饶文,气骨之高,差可继踵。郑康成《戒子益恩书》,雍雍穆穆,隐然涵《诗》《礼》之气。

汉、魏之间,文灭其质,以武侯经世之言,而当时怪其文采不艳。然彼艳者如实用何?

曾子固《徐幹中论目录序》谓幹“能考六艺,推仲尼、孟子之旨”。余谓幹之文非但其理不驳,其气亦雍容静穆,非有养不能至焉。

徐幹《中论》说道理俱正而实。《审大臣》篇极推荀卿而不取游说之士,《考伪》篇以求名为圣人之至禁,其指概可见矣。魏文称其“含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盖为得之。然伟长岂以是言增重哉?

陈寿《三国志》,文中子谓其“依大义而削异端”,晁公武《读书志》谓其“高简有法”,可见“义”、“法”二字为史家之要。

晋元康中,范瑽等上表谓陈寿“文艳不及相如,而质直过之”,此言殆外矣。相如自是辞家,寿是史家,体本不同,文质岂容并论!

文中子抑迁、固而与陈寿,所言似过。然观寿书练核事情,每下一字一句,极有斤两,虽迁、固亦当心折。

六代之文,丽才多而练才少。有练才焉,如陆士衡是也。盖其思既能入微,而才复足以笼钜,故其所作,皆杰然自树质干。《文心雕龙》但目以“情繁辞隐”,殊未尽之。

陶渊明为文不多,且若未尝经意,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

史家学识当出文士之上。范蔚宗尝自言“耻作文士文”,然其史笔于文士纤杂之见,往往振刷不尽。

《史通》称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范史自谓《循吏》以下诸序论,“笔势纵放,往往不减《过秦》篇”。《史通》亦言蔚宗参踪于贾谊。班、范两家,宗派于此别矣。

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柳柳州游记,此其先导耶?

刘勰《新论》,体出于《韩非子·说林》及《淮南子·说山训》、《说林训》。其中格言,如《慎独》篇“独立不惭影,独寝不愧衾”二语,六朝时几人能道及此!

王仲淹《中说》,似其门人所记。其意理精实,气象雍裕,可以观其所蕴,亦可以知记者之所得矣。

荀子与文中子皆深于礼乐之意。其文则荀子较雄峻,文中子较深婉,可想其质学各有所近。后此如韩昌黎、李习之两家文,分涂亦然。

荀子言法后王,文中子称汉七制之主,特节取之意耳。至宋永嘉诸公,遂本此意衍为学派,而一切议论因之,未免偏据而规小矣。

“畏天悯人”四字,见《文中子·周公》篇,盖论《易》也。今读《中说》全书,觉其心法皆不出此意。

元次山文,狂狷之言也。其所著《出规》,意存乎有为;《处规》,意存乎有守。至《七不如》七篇,虽若愤世太深,而忧世正复甚挚,是亦足使顽廉懦立,未许以矫枉过正目之。

陆宣公文贵本亲用,既非瞀儒之迂疏,亦异杂霸之功利。于此见情理之外无经济也。陆宣公奏议,评以四字,曰:正实切事。

陆宣公奏议,妙能不同于贾生。贾生之言犹不见用,况德宗之量非文帝比。故激昂辩折有所难行,而纡余委备可以巽入。且气愈平婉,愈可将其意之沈切。故后世进言多学宣公一路,惟体制不必仍其排偶耳。

贾生、陆宣公之文,气象固有辨矣。若论其实,陆象山最说得好:“贾谊是就事上说仁义,陆贽是就仁义上说事。”

独孤至之文,抑邪与正,与韩文同。《唐实录》称韩愈师其为文,乃韩则未尝自言,学于韩者复不言。《唐书》本传亦仅言“梁肃、高参、崔元翰、陈京、唐次、齐抗师事之”,而韩不与焉。要其文之足重,固不系乎韩师之也。

昌黎接孟子“知言”、“养气”之传,观《答李翊书》,学养并言可见。昌黎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苏老泉以孟、韩为温醇,意盖隐合。

说理论事涉于迁就,便是本领不济。看昌黎文老实说出紧要处,自使用巧骋奇者望之辟易。

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

八代之衰,其文内竭而外侈。昌黎易之以“万怪惶惑,抑遏蔽掩”,在当时真为补虚消肿良剂。

昌黎论文曰:“惟其是尔。”余谓“是”字注脚有二:曰正,曰真。

昌黎以“是”、“异”二字论文,然二者仍须合一。若不异之是,则庸而已;不是之异,则妄而已。

昌黎自言“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旨”字专以本领言,不必其文之相似。故虽于《庄》《骚》、太史、子云、相如之文博取兼资,其约经旨者自在也。陆傪闻李习之论复性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亦不以文似孔子而云然。

昌黎谓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观此评非独可知柳州,并可知昌黎所得于子长处。

论文或专尚指归,或专尚气格,皆未免著于一偏。《旧唐书·韩愈传》“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二语,推韩之意以为言,可谓观其备矣。

昌黎文两种,皆于《答尉迟生书》发之:一则所谓“昭晰者无疑”、“行峻而言厉”是也;一则所谓“优游者有余”、“心醇而气和”是也。

昌黎自言其文“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扬子云便不肯作此语。此正韩之胸襟坦白高出于扬,非不及也。

昌黎《送穷文》自称其文曰:“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时施,祇以自嬉。”东坡尝与黄山谷言柳子厚《贺王参元失火书》曰:“此人怪怪奇奇,亦三端中得一好处也。”“亦”字言外寓推韩微旨。

“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此姜白石《诗说》也,是境常于韩文遇之。

昌黎《与李习之书》,纡余淡折,便与习之同一意度。欧文若导源于此。

昌黎言“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书非止为作文用也。观所为《卢殷墓志》云:“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曾是惜人者,而自蹈之乎?

李义山《韩碑诗》云:“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其论昌黎也外矣。古人所称俳优之文,何尝不正如义山所谓。

昌黎尚“陈言务去”。所谓“陈言”者,非必剿袭古人之说以为己有也。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自“结撰至思”者观之,皆陈言也。

文或结实,或空灵,虽各有所长,皆不免囿于资学。试观韩文,结实处何尝不空灵,空灵处何尝不结实。

昌黎曰:“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又曰:“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东坡称公“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文与道,岂判然两事乎哉!

张籍谓昌黎“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柳子厚盛称《毛颖传》,两家所见,若相径庭。顾韩之论文曰“醇”曰“肆”,张就“醇”上推求,柳就“肆”上欣赏,皆韩志也。

吕东莱《古文关键》谓柳州文“出于《国语》”,王伯厚谓“子厚非《国语》,其文多以《国语》为法”。余谓柳文从《国语》入,不从《国语》出,盖《国语》每多言举典,柳州之所长乃尤在“廉之欲其节”也。

柳文之所得力,具于《与韦中立论师道书》。东莱谓柳州文“出于《国语》”,盖专指其一体而言。柳州《答韦中立书》云:“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报袁君陈秀才书》亦云:“《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

东莱谓学柳文“当戒他雄辩”,余谓柳文兼备各体,非专尚雄辩者。且雄辩亦正有不可少处,如程明道谓“孟子尽雄辩”是也。

柳州自言“为文章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未尝敢以矜气作之。”余尝以一语断之曰:柳文无耗气。凡昏气、矜气,皆耗气也。惟昏之为耗也易知,矜之为耗也难知耳。

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种笔法:突起、纡行、峭收、缦回也。

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

柳子厚《永州龙兴寺东邱记》云:“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袁家渴记》云:“舟行若穷,忽又无际。”《愚溪诗序》云:“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此等语,皆若自喻文境。

文以炼神炼气为上半截事,以炼字炼句为下半截事。此如《易》道有先天后天也。柳州天资绝高,故虽自下半截得力,而上半截未尝偏绌焉。

柳州系心民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读《捕蛇者说》《送薛存义序》,颇可得其精神郁结处。

文莫贵于精能变化。昌黎《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可谓变化之至;柳州《送薛存义序》,可谓精能之至。

昌黎论文之旨,于《答尉迟生书》见之,曰“君子慎其实”。柳州论文之旨,于《报袁君陈秀才书》见之,曰“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昌黎屡称子云,柳子厚于《法言》尝为之注。今观两家文,修辞炼字,皆有得于扬子。至意理之多所取资,固矣。

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浩乎”、“沛然”,“旷如”、“奥如”,二公殆各有会心。

朱子曰:“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然不如柳子厚较精密。”此原专指柳州《论鹖冠子》等篇,后人或因此谓一切之文精密概出韩上,误矣。

学者未能深读韩柳之文,辄有意尊韩抑柳,最为陋习。晏元献云:“韩退之扶导圣教,铲除异端,是其所长。若其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传三古,下笼百氏,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子厚一人而已。”此论甚为伟特。

李习之文,苏子美谓“辞不逮韩而理过于柳”。苏老泉上《欧阳内翰书》取其“俯仰揖让之态”。合“理”与“态”,而其全见矣。

昌黎答刘正夫问文曰:“无难易,惟其是而已。”李习之《答王载言书》曰:“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于此见两公文一脉相通矣。

李习之文气似不及昌黎,然传称其“辞致浑厚,见推当时”。由一“致”字求之,便可隐知其妙。韩文出于《孟子》,李习之文出于《中庸》。宗李多于宗韩者,宋文也。

韩昌黎不称王仲淹《中说》,而李习之《答王载言书》称之。今观习之之文,俯仰揖让,固于《中说》为近。

皇甫持正论文,尝言“文奇理正”。然综观其意,究是一于好奇。如《答李生书》云:“意新则异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于众则奇矣。”此盖学韩而第得其所谓“怪怪奇奇,只以自嬉”者。

或问持正文于扬子云何如?曰:辞近《太玄》,理犹未及《法言》。问较李元宾之尚辞何如?曰:“不沿袭前人”似之。

文得昌黎之传者,李习之精于理,皇甫持正练于辞。习之一宗,直为北宋名家发源之始;而祖述持正者,则自孙可之后,已罕闻成家者矣。

杜牧之识见自是一时之杰。观所作《罪言》,谓“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又两进策于李文饶,皆案切时势,见利害于未然。以文论之,亦可谓不“浪战”者矣。

孙可之《与友人论文书》云:“词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如斯宗旨,其即可之得之来无择,无择得之持正者耶?

广明时,诏书谓孙樵有扬、马之文。樵《与高锡望书》,自称“熟司马迁、扬子云书”。然则诏所云“马”者,殆亦指史迁,非相如耶?

刘蜕文,意欲自成一子。如《山书》十八篇,《古渔父》四篇,辞若僻,而寄托未尝不远。学《楚辞》尤有深致,《哀湘竹》《下清江》《招帝子》虽止三章,颇得《九歌》遗意。

李习之《与陆傪书》盛推昌黎文,谓“尝书其一章曰《获麟解》,其他可以类知”。孙可之《与王霖书》称《进学解》“拔地倚天,句句欲活”。今观两家文,信乎各得所近。

《宋史·柳开传》称开“始慕韩愈、柳宗元为文”,《穆修传》亦言“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今观伯长所为《唐柳先生文集后序》云:“天厚余嗜多矣。始而餍我以韩,既而饫我以柳。谓天不吾厚,岂不诬也哉!”可知其所学与仲涂一矣。

尹师鲁为古文先于欧公,欧公称其文“简而有法”,且谓“在孔子《六经》中,惟《春秋》可当”。盖师鲁本深于《春秋》,范文正为撰文集序尝言之。钱文僖起双桂楼,建临园驿,尹、欧皆为作记。欧记凡数千言,而尹只用五百字。欧服其简古。是亦“简而有法”之一证也。

范文正贬饶州,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其为国重贤如此;而于文正所为《岳阳楼记》,则曰“传奇体耳”,其不阿所好又如此。固宜能以古学振起当时也。

欧阳公文,几于史公之洁;而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指趣为多。

欧阳公《五代史》诸论,深得“畏天悯人”之旨。盖其事不足言,而又不忍不言;言之怫于己,不言无以惩于世。情见乎辞,亦可悲矣。公他文亦多恻隐之意。

屈子《卜居》《史记·伯夷传》,妙在于所不疑事,却参以活句。欧文往往似此。

欧公称昌黎文深厚雄博,苏老泉称欧公文纡余委备。大抵欧公虽极意学韩,而性之所近,乃尤在李习之。不独老泉于公谓“李翱有执事之态”,即公文亦云“欲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所尚,盖可见矣。

谢叠山云:“欧阳公文章为一代宗师,然藏锋敛锷,韬光沈馨,不如韩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按:欧之奇不如韩固有之,然于韩之“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讵相远乎?

苏老泉迂董诈晁,谓贾生有二子之才而不流。余谓老泉文,取径异于董,而用意往往杂以晁。迂董,于董无损;诈晁,恐晁不服也。

昌黎《答刘正夫书》曰:“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曾南丰称苏老泉之文曰:“修能使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能”之一字,足明老泉之得力,正不必与韩量长较短也。

论文鲜有极称《穀梁》《孙》《吴》者,独柳州曰:“参之《穀梁》以厉其气。”老泉曰:“《孙》《吴》之简切。”殆好必从其所类耶?

苏老泉云:“风行水上,涣,此天下之至文也。”余谓大苏文一泻千里,小苏文一波三折,亦本此意。

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沙、陆敬舆,亦庄子,亦秦、仪。心目窒隘者,可资其博达以自广,而不必概以纯诣律之。

东坡文只是拈来法,此由悟性绝人,故处处触著耳。至其理有过于通而难守者,固不及备论。

东坡文虽打通墙壁说话,然立脚自在稳处。譬如舟行大海之中,把舵未尝不定,视放言而不中权者异矣。

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东坡文不乏信言可采,学者偏于美言叹赏之,何故?

坡文多微妙语,其论文曰“快”、曰“达”、曰“了”,正为非此不足以发微阐妙也。

“远想出宏域,高步超常伦。”文家具此能事,则遇困皆通。且不妨故设困境,以显通之之妙用也。大苏文有之。

东坡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后人读东坡文,亦当有是语,盖其过人处在能说得出,不但见得到已也。

东坡最善于没要紧底题,说没要紧底话;未曾有底题,说未曾有底话。抑所谓“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耶?欧文优游有余,苏文昭晰无疑。

介甫之文长于扫,东坡之文长于生。扫故高,生故赡。

东坡之文工而易。观其言“秦得吾工,张得吾易”,分明自作赞语。文潜卓识伟论过少游,然固在坡函盖中。

子由称欧阳公文“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东坡《答张文潜书》谓,子由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此岂有得于欧公者耶?

子由曰:“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稳耳。”余谓百世之文,总可以“奇”、“稳”两字判之。

王震《南丰集序》云:“先生自负似刘向,不知韩愈为何如尔。”序内却又谓其“衍裕雅重,自成一家”。噫!藉非能自成一家,亦安得为善学刘向与?

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王介甫云:“夫安驱徐行,摐中庸之廷而造乎其室,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二贤,谓正之、子固也。然则子固之文,即肖子固之为人矣。

昌黎文意思来得硬直,欧、曾来得柔婉。硬直见本领,柔婉正复见涵养也。

韩文学不掩才,故虽“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未尝不自我作古。至欧、曾则不敢直以作者自居,较之韩,若有“智崇礼卑”之别。

王介甫文取法孟、韩。曾子固《与介甫书》述欧公之言曰:“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则其学之所几与学之过当,俱可见矣。

王安石《解孟子》十四卷,为崇、观间举子所宗,说见《郡斋读书后志》。观介甫《上人书》有云:“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是则《解孟》亦岂无意于文乎?

介甫文之得于昌黎在“陈言务去”,其讥韩有“力去陈言夸末俗”之句,实乃心向往之。

曾子固称介甫文学不减扬雄,而介甫《咏扬雄》亦云:“千古雄文造圣真,眇然幽息入无伦。”慕其文者如此其深,则必效之惟恐不及矣。介甫文兼似荀、扬。荀,好为其矫;扬,好为其难。

柳州作《非国语》,而文学《国语》;半山谓“荀卿好妄”、“荀卿不知礼”,而文亦颇似荀子。文家不以訾甗为弃取,正如东坡所谓“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也。

荆公文是能以品格胜者,看其人取我弃,自处地位尽高。

半山文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

谢叠山评荆公文曰:“笔力简而健。”余谓南人文字失之冗弱者十常八九,殆非如荆公者不足以矫且振之。半山文瘦硬通神,此是江西本色,可合黄山谷诗派观之。

荆公《游褒禅山记》云:“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余谓“深”、“难”、“奇”三字,公之学与文,得失并见于此。

介甫文,于下愚及中人之所见,皆剥去不用,此其长也;至于上智之所见亦剥去不用,则病痛非小。

介甫《上邵学士书》云:“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采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又《上人书》云:“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余谓介甫之文,洵异于尚辞巧华矣,特未思免于此毙,仍未必济用、适用耳。

半山文其犹药乎?治病可以致生,养生或反致病。半山说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处未是。

介甫文每言及骨肉之情,酸恻呜咽,语语自腑肺中流出,他文却未能本此意扩而充之。

李泰伯文,朱子谓其“自大处起议论,如古《潜夫论》之类”。刘壎《隐居通议》谓其所作《袁州学记》“高出欧、苏,百世不朽”。按:泰伯之学,深于《周礼》,其所为文,率皆法度谨严。《宋史》本传但载其所上《明堂定制图序》,尚非其极也。东坡谓尝见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将寿我与,所为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见古人矣。”观是言,其生平之力勤诣卓具见。

刘原父文好摹古,故论者誉訾参半。然其于学无所不究,其大者如《解春秋》,多有古人所未言。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岂曰文焉已哉!即以文论,欧公为作墓志,称其“立马却坐,一挥九制,文辞典雅,各得其体”;朱子称其“才思极多,涌将出来”;亦可见其崖略矣。李忠定奏疏,论事指画明豁,其天资似更出陆宣公上。然观其《书檄志》云:“一应书檄之作,皆当以陆宣公为法。”则知得于宣公者深矣。

朱子之文,表里莹彻,故平平说出,而转觉矜奇者之为庸;明明说出,而转觉恃奥者之为浅。其立定主意,步步回顾,方远而近,似断而连,特其余事。

朱子云:“余年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又云:“某未冠而读南丰先生之文,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常以为人之为言必当如此,乃为非苟作者。”朱子之服膺南丰如此,其得力尚须问耶!

陈龙川喜学欧文,尝选欧文曰《欧阳文粹》,其序极与欧文相类,然他文却不尽似之。此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原不必字摹句拟,类于执迹以求履宪也。

陈同甫《上孝宗皇帝书》贬驳道学,至谓“今世之儒士,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而其自跋《中兴论》,复言“一日读《杨龟山语录》,谓‘人住得然后可以有为,才智之士非有学力却住不得’,不觉恍然自失”。可见同甫之所驳者,乃无实之人,非龟山一流也。

陈同甫文,针砭时弊,指画形势,自非绌于用者之比。如四《上孝宗皇帝书》及《中兴五论》之类是也。特其意思挥霍,气象张大,若使身任其事,恐不能耐烦持久。试观赵营平、诸葛武侯之论事,何尝挥霍张大如此!

陆象山文,《隐居通议》称其《王荆公祠堂记》,又称其《与杨守书》及《与徐子宜侍郎书》,且各系以评语。余谓陆文得《孟子》之实,不容意为去取,亦未易评,评之须如其《语录》中所谓“从天而下,从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乃庶几焉。

后世学子书者,不求诸本领,专尚难字棘句,此乃大误。欲为此体,须是神明过人,穷极精奥,斯能托寓万物,因浅见深,非光不足而强照者所可与也。唐、宋以前,盖难备论。《郁离子》最为晚出,虽体不尽纯,意理颇有实用。

儒学、史学、玄学、文学,见《宋书·雷次宗传》。大抵儒学本《礼》,荀子是也;史学本《书》与《春秋》,马迁是也;玄学本《易》,庄子是也;文学本《诗》,屈原是也。后世作者,取涂弗越此矣。

《孔丛子》:“宰我问:‘君子尚辞乎?’孔子曰:‘君子以理为尚。’”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昌黎虽尝谓“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而必曰“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陆士衡《文赋》曰:“理扶质以立干。”刘彦和《文心雕龙》曰:“精理为文。”然则舍理而论文辞者,奚取焉?

文无论奇正,皆取明理。试观文孰奇于《庄子》,而陈君举谓其“凭虚而有理致”,况正于《庄子》者乎?明理之文,大要有二:曰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

论事叙事,皆以穷尽事理为先。事理尽后,斯可再讲笔法。不然,离有物以求有章,曾足以适用而不朽乎?

扬子《法言》曰:“事辞称则经。”余谓不但事当称乎辞而已,义尤欲称也。观《孟子》“其事则齐桓、晋文”数语可见。

言此事必深知此事,到得事理曲尽,则其文确凿不可磨灭,如《考工记》是也。《梁书·萧子云传》载其“著《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草隶法,不尽意,遂不能成”。此亦见实事求是之意。

《易·系传》谓“易其心而后语”,扬子云谓“言为心声”,可知言语亦心学也。况文之为物,尤言语之精者乎?

志者,文之总持。文不同而志则一。犹鼓琴者,声虽改而操不变也。善夫陶渊明之言曰:“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或问渊明所谓“示己志”者,“己志”其有以别于人乎?曰:只是称心而言耳。使必以异人为尚,岂天下之大,千古之远,绝无同己者哉?

“圣人之情见乎辞”,为作《易》言也。作者情生文,斯读者文生情。《易》教之神,神以此也。使情不称文,岂惟人之难感,在己先不诚无物矣。

《文赋》:“意司契而为匠。”文之宜尚意明矣。推而上之,圣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正以意无穷也。

《庄子》曰:“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施。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是知意之所以贵者,非徒然也。为文者苟不知贵意,何论意之所随者乎?

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岂独作史然耶?

“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此以气论辞之始。至昌黎《与李翊书》、柳州《与韦中立书》,皆论及于气,而韩以气归之于养,立言较有本原。

自《典论·论文》以及韩、柳,俱重一“气”字。余谓文气当如《乐记》二语,曰:“刚气不怒,柔气不慑。”文贵备四时之气。然气之纯驳厚薄,尤须审辨。

韩昌黎《送陈秀才彤序》云:“文所以为理耳。”《答李翊书》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周益公序《宋文鉴》曰:“臣闻文之盛衰主乎气,辞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养,而教无异习。故其气之盛也,如水载物,小大无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烛照物,幽隐无不通。”意盖悉本昌黎。文要与元气相合,戒与尽气相寻。翕聚、偾张,其大较矣。

《孔丛子》曰:“平原君谓公孙龙曰:‘公无复与孔子高辩事也,其人理胜于辞,公辞胜于理。’”扬子曰:“事辞称则经。”韩昌黎则曰:“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此“辞”字,大抵已包理事于其中。不然,得无如荀子所谓“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者乎?

辞之患不外过与不及。《易·系传》曰:“其辞文”,无不及也。《曲礼》曰:“不辞费”,无太过也。文中用字,在当不在奇。如宋子京好用奇字,亦一癖也。

文,辞也;质,亦辞也。博,辞也;约,亦辞也。质,其如《易》所谓“正言断辞”乎?约,其如《书》所谓“辞尚体要”乎?

言辞者必兼及音节,音节不外谐与拗。浅者但知谐之是取,不知当拗而拗,拗亦谐也;不当谐而谐,谐亦拗也。

“书法”二字见《左传》,为文家言法之始;《庄子·寓言》篇曰:“言而当法”;晁公武称陈寿《三国志》“高简有法”;韩昌黎谓“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辞者,悉有法度可观”;欧阳永叔称尹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具见法之宜讲。

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一阖一辟谓之变。然则文法之变,可知已矣。

兵形象水,文脉亦然。水之发源、波澜、归宿,所以示文之始、中、终,不已备乎?

揭全文之指,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则后必顾之;在篇末,则前必注之;在篇中,则前注之,后顾之。“顾”、“注”,抑所谓“文眼”者也。

作短篇之法,不外“婉而成章”;作长篇之法,不外“尽而不污”。

《文心雕龙》谓“贯一为拯乱之药”,余谓贯一尤以泯形迹为尚。唐僧皎然论诗所谓“抛针掷线也”。

章法不难于续而难于断。先秦文善断,所以高不易攀。然“抛针掷线”,全靠眼光不走;“注坡蓦涧”,全仗缰辔在手。明断,正取暗续也。

文章之道,斡旋驱遣,全仗乎笔。笔为性情,墨为形质。使墨之从笔,如云涛之从风,斯无施不可矣。

一语为千万语所托命,是为笔头上担得千钧。然此一语正不在大声以色,盖往往有以轻运重者。

客笔主意,主笔客意。如《史记·魏世家赞》,昌黎《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皆是此诀。

义法居文之大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孔子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此言“义法”之始也。

长于理则言有物,长于法则言有序。治文者矜言“物”、“序”,何不实于“理”、“法”求之?

文之尚理法者,不大胜亦不大败;尚才气者,非大胜则大败。观汉程不识、李广,唐李勣、薛万彻之为将可见。

东坡《进呈陆宣公奏议札子》云:“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上神宗皇帝书》云:“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盖法高于意则用法,意高于法则用意。用意,正其神明于法也。文章一道,何独不然!

叙事之学,须贯《六经》、九流之旨;叙事之笔,须备五行、四时之气。“维其有之,是以似之”,弗可易矣。大书特书,牵连得书,叙事本此二法,便可推扩不穷。

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

叙事有主意,如传之有经也。主意定,则先此者为先经,后此者为后经,依此者为依经,错此者为错经。

叙事有特叙,有类叙,有正叙,有带叙,有实叙,有借叙,有详叙,有约叙,有顺叙,有倒叙,有连叙,有截叙,有预叙,有补叙,有跨叙,有插叙,有原叙,有推叙,种种不同。惟能线索在手,则错综变化,惟吾所施。

叙事要有尺寸,有斤两,有剪裁,有位置,有精神。

论事调谐,叙事调涩,左氏每成片引人言,是以论入叙,故觉谐多涩少也。史莫要于表微,无论纪事纂言,其中皆须有表微意在。

为人作传,必人己之间,同弗是,异弗非,方能持理之平,而施之不枉其实。

传中叙事,或叙其有致此之由而果若此,或叙其无致此之由而竟若此,大要合其人之志行与时位,而称量以出之。

刘彦和谓“群论立名,始于《论语》”,不引《周官》“论道经邦”一语,后世诮之,其实过矣。《周官》虽有论道之文,然其所论者未详;《论语》之言,则原委具在。然则论非《论语》奚法乎?

论不可使辞胜于理,辞胜理则以反人为实,以胜人为名,弊且不可胜言也。《文心雕龙·论说》篇解“论”字有“伦理有无”及“弥纶群言,研精一理”之说,得之矣。

有俊杰之论,有儒生、俗士之论。利弊明而是非审,其斯为俊杰也与!论之失,或在失出,或在失入。失出视失入,其犹愈乎?法以去弊,亦易生弊。立论之当慎,与立法同。

论是非,所以定从违也。从违不可苟,是非可少紊乎?人多事多难遍论,借一论之。一索引千钧,是何关系!

《文赋》云:“论精微而朗畅。”“精微”以意言,“朗畅”以辞言。“精微”者,不惟其难,惟其是;“朗畅”者,不惟其易,惟其达。

论不贵强下断语。盖有置此举彼,从容叙述,而本事之理已曲到无遗者。

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余谓有不论,不议,不辩。论议辩斯当矣。叙事要有法,然无识则法亦虚;论事要有识,然无法则识亦晦。

文有“辞命”一体,“命”与“辞”非出于一人也。古行人奉使,受命不受辞。观展喜犒师,公使受命于展禽,可见矣。若出于一人而亦曰“辞命”,则以主意为“命”,以达其意者为“辞”,义亦可通。

辞命之旨在忠告,其用却全在善道。奉使受命不受辞,盖因时适变,自有许多衡量在也。辞命亦只叙事、议论二者而已。观《左传》中辞命可见。

辞命体,推之即可为一切应用之文。应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

陈寿上《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曰:“皋陶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皋陶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晋书·李密传》中语略与之同。辞命各有所宜,可由是意推之。

文之要,本领气象而已。本领欲其大而深,气象欲其纯而懿。

老子曰:“言有宗。”墨子曰:“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宗”、“类”二字,于文之体用包括殆尽。

文固要句句字字受命于主脑,而主脑有纯、驳、平、陂、高、下之不同。若非慎辨而去取之,则差若毫厘,缪以千里矣。

文之所尚,不外当无者尽无,当有者尽有。故昌黎《答李翊书》云:“惟陈言之务去。”《樊绍述墓志铭》云:“其富若生蓄,万物必具。”柳州《愚溪诗序》云:“漱涤万物,牢笼百态。”

文有以不言言者。《春秋》有书有不书,书之事显,不书之意微矣。

文有写处,有做处。人皆云云者,谓之写;我独云云者,谓之做。《左传》《史记》兼用之。

乍见道理之人,言多理障;乍见故典之人,言多事障。故艰深正是浅陋,繁博正是寒俭。文家方以此自足而夸世,何耶?“白贲”占于《贲》之上爻,乃知品居极上之文,只是本色。

君子之文无欲,小人之文多欲。多欲者,美胜信;无欲者,信胜美。文尚华者日落,尚实者日茂,其类在色老而衰,智老而多矣。

文有古近之分。大抵古朴而近华,古拙而近巧,古信己心而近取世誉,不是作散体便可名“古文”也。

文有三古:作古之言近于《易》,则古之言近于《礼》,治古之言近于《春秋》。

文贵法古,然患先有一古字横在胸中。盖文惟其是,惟其真,舍“是”与“真”而于形模求古,所贵于古者果如是乎?

文有七戒,曰:旨戒杂,气戒破,局戒乱,语戒习,字戒僻,详略戒失宜,是非戒失实。

《文心雕龙》以“隐秀”二字论文,推阐甚精。其云晦塞非隐,雕削非秀,更为善防流弊。

言外无穷者,茂也;言内毕足者,密也。汉文茂,如西京;密,如东京。

多用事与不用事,各有其弊。善文者满纸用事,未尝不空诸所有;满纸不用事,未尝不包诸所有。

善书者,点画微而意态自足,点画大而气体不累。文之沈著、飘逸,当准是观之。

治胜乱,至治胜治。至治之气象,皞皞而已。文或秩然有条而辙迹未泯,更当跻而上之。诵述古义,针砭末俗,文之正变,即二者可以别之。

文有四时:《庄子》,“独寐寤言”时也;《孟子》,“向明而治”时也;《离骚》,“风雨如晦”时也;《国策》,“饮食有讼”时也。

文有仰视,有俯视,有平视。仰视者,其言恭;俯视者,其言慈;平视者,其言直。

文有本位。孟子于本位毅然不避,至昌黎则渐避本位矣,永叔则避之更甚矣。凡避本位易窈眇,亦易选懦。文至永叔以后,方以避本位为独得之传,盖亦颇矣。

文之道,可约举经语以明之,曰:“辞达而已矣”,“修辞立其诚”,“言近而指远”,“辞尚体要”,“乃言底可绩”,“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易其心而后语”。

文家得力处人不能识,如东坡《表忠观碑》,王荆公问坐客毕竟似子长何语,坐客悚然是也。用力处人不能解,如欧阳公欲作文,先诵《史记·日者传》是也。

《易·系传》:“物相杂故曰文。”《国语》:“物一无文。”徐锴《说文通论》:“强弱相成,刚柔相形。故于文,‘人乂’为文。”《朱子语录》:“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相离去,便不成文矣。”为文者,盍思文之所由生乎?

《左传》:“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后人每不解何以谓之无文,不若仍用《外传》作注,曰:“物一无文。”

《国语》言“物一无文”,后人更当知物无一则无文。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

古人或名文曰笔。《梁书·庾肩吾传》太子与湘东王书曰:“谢眺、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笔对诗言者,盖言志之谓诗,述事之谓笔也。其实笔本对口谈而言,《晋书·乐广传》:“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广不假岳之笔,岳不取广之旨,无以成斯美也。’”昌黎亦云:“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观此而笔之所以命名者见矣。然昌黎于笔多称文,如谓“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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