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斋自崇祯十四年正月晦日即正月廿九日鸳湖舟中赋有美诗后，至杭州留滞约二十余日之久始往游齐云山，游程约达一月之时间，最后访程孟阳于长翰山居不遇，乃取道富春，于三月廿四日过严子陵钓台，直至六月七日始有“迎河东君于云间，喜而有述”之诗。据此牧斋离隔河东君约经四月之久，始复会合也。此前一半之时间牧斋所赋诸诗皆载于实逮集及东山酬和集，但此后一半之时间则所作之诗未见著录。以常理论之，按诸牧斋平日情事，如此寂寂，殊为不合。就前一期中牧斋所甚有关系之人及在杭州时之地主汪然明言之，牧斋诗中绝不见汪氏踪迹。考春星堂诗集肆闽游诗纪第壹题为“暮春辞家闽游，途中寄示儿贞士继为昌”，然则然明之离杭赴闽访林天素在崇祯十四年三月，此年二三月间牧斋实在杭州，且寓居汪氏别墅。牧斋此时所作诗中未见汪氏踪迹者，或因然明此际适不在杭州，或因汪氏虽亦能篇什，但非牧斋唱酬之诗友，汪氏虽在杭州有所赋咏，牧斋亦不采录及之，故此前一时期中无汪氏踪迹，尚可理解。至若后一时期既达两月之久，而牧斋不著一诗，当必有故，今日未易推知。
检陈忠裕全集壹肆三子诗稿有“孟夏一日禾城遇钱宗伯，夜谈时事”五言律诗二首，按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四年辛已条云：“是岁浙西大旱，漕事迫，嘉之崇德、湖之德清素顽梗，属年饥，益不办。大中丞奉旨谴责，令予专督崇德，而自督德清。予疏剔月余，遂与他邑相后先矣。”然则牧斋于辛已三月廿四日过钓台经杭州，于四月朔日即在嘉兴遇见卧子。自三月廿四日至四月初一日其间时日甚短，故知牧斋此次由黄山返家行色匆匆，与前之往游新安从容留滞者绝不相同，盖牧斋因河东君之不愿同游，独自归松江，恐有变化，于是筹画经营不遗余力，终于经两月之时间遂大功告成矣。卧子此时不知是否得知河东君过访半野堂之消息，但牧斋于此际遇见卧子，其心中感想若何虽未能悉，然钱陈皆一时能诗之人，卧子既有篇什，牧斋不容缺而不报，今初学集中此时之诗独不见卧子踪迹者，当是牧斋不欲卧子之名著录于此际，转致有所不便耶？卧子此题二首之一有句云“山川留谢傅”，殊不知河东君访半野堂初赠诗有“东山葱岭莫辞从”句，陈柳两诗语意不谋而合，可笑也。
又检陈忠裕全集壹捌湘真阁稿“赠钱牧斋少宗伯”五言排律云：“明主终收璧，宵人失要津。南冠荣衮绣，北郭偃松筠。艰险思良佐，孤危得大臣。东山云壑里，早晚下蒲轮。”此诗作成之时日未能确定，但既有“南冠”“北郭”一联，则至早不能在牧斋因张汉儒诬讦被逮至北京入狱经年得释归里以前，即崇祯十一年冬季以前。据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二年己卯条云：“季秋覃除。”十三年庚辰条略云：“三月北发。六月就选人，得绍兴司李。七月南还。八月奉太安人携家渡钱塘。”则此诗有作于崇祯十二年或十三年之可能。更考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崇祯十三年庚辰八月所作永遇乐词“十六夜见月”云“天公试手，浴堂金殿，瞥见清明时节”句下自注云：“时中朝新有大奸距脱之信。”据明史壹壹拾宰辅年表崇祯十三年六月薛国观致仕。国观乃温体仁党，夙与东林为敌，（参明史贰伍叁薛国观传并详牧斋永遇乐词钱曾注。）牧斋所谓大奸当指韩城而言，卧子诗“宵人失要津”或即兼指温薛辈，盖温薛皆去，牧斋可以起用矣。
又牧斋永遇乐词尚有“十七夜”一首云：“生公石上，周遭云树，遮掩一分残阙。”似牧斋此时亦游寓苏州。但初学集肆叁保砚斋记略云：“保砚斋者，戈子庄乐奉其先人文甫所藏唐式端砚以诒其子棠，而以名其斋也。戈子携其子过余山中，熏沐肃拜而请为之记。崇祯庚辰中秋记。”则崇祯十三年中秋日牧斋犹在常熟，是否十七日即至苏州尚难确知，假定其实至苏州者，卧子赠诗自应同在吴苑矣。更检杜于皇濬变雅堂诗集壹载“奉赠钱牧斋先生”五古一首，不知何时所作，唯诗中有句云：“何期虎丘月，一沃龙门雨。”此首前一题“半塘”云：“虎丘连半塘，五里共风光。此时素秋节，远胜三春阳。西风埽不尽，满路桂花香。”故知茶村于中秋前后在虎丘遇见牧斋，或即是崇祯十三年秋季与卧子赋赠牧斋诗同时同地。盖杜氏与几社名士本具气类之雅（见变雅堂集伍“送朱矞三之任松江序”及杜登春“社事本末”），殊有同时同地赋诗以赠党社魁首之可能也。俟考。
总而言之，钱陈两人交谊如此笃挚，当日牧斋应有诗书以答卧子厚意，后来刻初学集删去不录，亦与删去酬答卧子禾城赠诗同一事例，似因避去柳陈关系之嫌所致。此点若非出自牧斋，则必由于瞿稼轩之主张。瞿氏于此未免拘泥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之旨（见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遂为师母讳耶？
复检杜登春社事本末略云：
是时乌程（指温体仁）去位，杨（嗣昌）薛（国观）相继秉国钧，西铭（指张溥）中夜不安，唯恐朝端尚以党魁目之也。计非起复宜兴（指周延儒）终是孤立之局，乃与钱蒙叟（谦益）项水心（煜）徐勿斋（汧）马素修（世奇）诸先生谋于虎邱石佛寺。遣干仆王成贻七札入选君吴来之先生昌时邸中。时吴手操朝柄，呼吸通帝座，而辇毂番子密布，内外线索难通，王成以七札熟读，一字一割，杂败絮中，至吴帐中，为簑衣裱法，得达群要。此辛已二月间事。于是宜兴以四月起，（寅恪案：明史壹壹拾宰辅年表崇祯十四年辛已栏载：“延儒二月召，九月入。”同书叁佰捌奸臣传周延儒传云：“崇祯十四年二月诏起延儒。九月至京，复为首辅。”杜氏“四月”之语，误。）而西铭即以四月暴病云殂。
寅恪案：牧斋与张项徐马谋于虎丘石佛寺，杜氏虽未确言何时，以当日情势推之，或即在崇祯十三年中秋前后，亦即卧子茶村赋诗赠牧斋之时也。俟考。
至于钱陈两人论诗之宗旨，虽非所欲详论，然亦可略引牧斋之言以见一斑。有学集肆柒“题徐季白卷后”略云：“余之评诗，与当世觝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二李且置勿论，弇州则吾先世之契家也。余发覆额时，读前后四部稿皆能成诵，暗记其行墨。今所谓晚年定论者，皆举扬其集中追悔少作与其欲改正之言，勿误后人之语，以戒当世之耳论目食、刻舟胶柱者，初非敢凿空杜撰、欺诬先哲也。云间之才子如卧子舒章，余故爱其才情，美其声律，惟其渊源流别各有从来，余亦尝面规之，而二子亦不以为耳瑱。采诗之役，未及甲申以后，岂有意刊落料拣哉？如云间之诗，自国初海叟诸公以迄陈李，可谓盛矣。”据此可知牧斋虽与卧子舒章论诗宗旨不同，然亦能赏其才藻，不甚诃诋。卧子舒章二人亦甚推重牧斋，观卧子此次在嘉兴赠牧斋之诗及陈忠裕全集壹捌湘真阁集“赠钱牧斋少宗伯”五言排律，又臥子安雅堂稿壹捌壬午冬“上少宗伯牧斋先生书”，并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丁丑条述牧斋稼轩由苏被逮至京事其略云“予与钱（谦益）瞿（式耜）素称知己。钱瞿（被逮）至西郊，朝士未有与通者。予欲往见，仆夫曰：较事者耳目多，请微服往。予曰：亲者无失其为亲，无伤也。冠盖策马而去，周旋竟日乃还。其后狱益急，予颇为奔奏，闻于时贵。”等可为例证。
至于舒章，则有一事关涉钱柳，疑问殊多，颇堪玩味。舒章蓼斋集叁伍“与卧子书”第贰通略云：
昔诸葛元逊述陆伯元语，以为方今人物凋尽，宜相辅车，共为珍惜，不欲使将进之徒意不欢笑。弟反复此言，未尝不叹其至也。但以迩来君子之失，每不尚同，自托山薮，良非易事。故弟欲少加澄论，使不至于披猖。是以对某某而思公叔之义，见某某而怀仲举之节。谈议之间，微有感慨，非好为不全之意，见峰岠于同人也。某某才意本是通颖，而嫋情嫫母，遂致纷纷。谤议之来，不在于虞山，而在于武水。弟欲大明其不然，而诸君亦无深求者，更无所用解嘲之语耳。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犹之壮夫作优俳耳。
寅恪案：前第叁章论春令问题中已略引及舒章此书。据卧子年谱推测，舒章作此书时当在崇祯十年卧子将由京南旋之际。书中所谓“虞山”乃指牧斋，自不待言。“武水”疑指海盐姚叔祥士粦。（可参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据舒章之语，则对于牧斋殊无恶意，可以推见。所可注意者，舒章所谓“才意通颖”之某某，究属谁指？其所“嫋情”之“嫫母”又是何人？据李书此节下文即接以春令问题，似此两事实有关联，即与河东君有关也。前第叁章引钱肇鳌质直谈耳谓河东君“在云间，则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三先生交最密”，钱氏之语必有根据，但关于李待问一节材料甚为缺乏，或者此函中“才意通颖”之“某某”即指“问郞”而言耶？以舒章作书之年月推之，谓所指乃存我在此时间与河东君之关系，似亦颇有可能。若所推测者不谬，则舒章以“嫫母”目河东君，未免唐突西子，而与牧斋有美诗“输面一金钱”之句用西施之典故以誉河东君之美者，实相违反矣。一笑！
牧斋此次之游西湖及黄山，不独与河东君本有观梅湖上之约，疑亦与程松圆有类似预期之事。据前引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叁拾通云：“弟方耽游蜡屐，或至阁梅梁雪，彥会可怀。不尔，则春怀伊迩，薄游在斯，当偕某翁便过通德，一景道风也。”考此札之作当在崇祯十三年庚辰冬季，此时松圆亦同在牧斋家中，颇疑牧斋因松圆此际正心情痛苦，进退维谷，将离虞山归新安之时特作此往游西湖及黄山之预约，以免独与新相知偕行而不与耦耕旧侣同游之嫌，所以聊慰平生老友之微意，未必迟至崇祯十四年辛已春间始遣人持书远至新安作此预约也。
但检初学集肆陸“游黄山记序”略云：“辛已春余与程孟阳订黄山之游，约以梅花时相寻于武林之西溪。逾月而不至。余遂有事于白岳，黄山之兴少阑矣。壬午孟陬虞山老民钱谦益序。”及有学集壹捌“耦耕堂诗序”略云：“崇祯癸未十二月吾友孟阳卒于新安之长翰山。又十二年，岁在甲午，余所辑列朝诗集始出。初辛已春，约游黄山，首途差池，归舟值孟阳于桐江。篝灯夜谈，质明分手，遂泫然为长别矣。”黄山记作于崇祯十五年正月，耦耕堂序作年虽不详，亦在孟阳既卒十二年以后，皆牧斋事后追忆之笔。两序文意，若作预约孟阳于辛已春为黄山之游，而非于辛已春始作此约，则与当日事理相合。然绎两序文之辞语，似于辛已春始作此约者，恐是牧斋事后追忆，因致笔误耳。或者牧斋当崇祯十三四年冬春之间，新知初遇，旧友将离，情感沖突，心理失常之际，作游黄山记时正值河东君患病甚剧，作耦耕堂诗序时抚今追昔，不胜感慨，此等时间精神恍惚，记忆差错，遂有如是之记载耶？至若游黄山记之一云：“二月初五日发商山，初七日抵汤院。”证以初学集壹玖“东山诗集贰”下注“起辛已三月，尽一月”之语，则此记“二月”之“二”字乃是“三”字之讹，固不待辨也。
复次，孟阳与牧斋之关系其详可于两人之集中见之，茲不备论，但其同时人，如前第叁章引朱鹤龄愚庵小集“与吴梅村书”载宋辕文深鄙松圆，称为牧斋之“书佣”，后来文士如朱竹垞论松圆诗，亦深致不满。茲略录朱氏之言，以见三百年来评论松圆诗者之一例。
明诗综陸伍所选程嘉燧诗附诗话云：
孟阳格调卑卑，才庸气弱，近体多于古风，七律多于五律。如此伎俩，令三家村夫子诵百翻兔园册即优为之，奚必读书破万卷乎？牧斋尚书深惩何李王李流派，乃于明三百年中特尊之为诗老。六朝人语云：“欲持荷作柱，荷弱不胜梁。欲持荷作镜，荷暗本无光。”得无类是欤？姑就其集中稍成章者，录得八首。
夫松圆之诗固非高品，自不待言，但其别裁明代之伪体，实亦有功。古今文学领域至广，创作家与批评家各有所长，不必合一，松圆可视为文学批评家，不必为文学创作者，竹垞所言固非平情通识之论也。
松圆与牧斋两人平生论诗之旨极相契合一点，茲姑不论，唯就崇祯十三四年冬春之间两人之交谊言之，则殊觉可笑可怜。松圆本欲徇例往牧斋家度岁，忽遇见河东君在虞山，遂狼狈归里。牧斋又约其于西湖赏梅，松圆因恐河东君亦随往，故意负约不至杭州。俟牧斋独游新安，访孟阳于长翰山居，孟阳又复避去，盖未知河东君是否同来之故。及牧斋留题于山居别去之后，松圆返家，始悉河东君未随来游，于是追及牧斋于桐江，留此最后之一别。噫！年逾七十垂死之老翁跋涉奔驰，藏头露尾，有如幼稚之儿童为捉迷藏之戏者，岂不可笑可怜哉？牧斋固深知孟阳之苦趣，于孟阳卒后，其诗文中涉及孟阳者则往往追惜于桐江之死别，情感溢于言表。由今观之，牧斋内心之痛苦抑又可推见矣。
牧斋此次即崇祯十四年二月之大部份时间滞留杭州，其踪迹皆于初学集壹捌东山诗集壹寓杭州诸诗中推寻得之。检此集此卷所载诸诗，自“有美诗”后至“余杭道中望天目山”，只就牧斋本人所作而河东君和章不计外，共得九题。取东山酬和集贰所载牧斋之诗参较，则初学集所载多东山酬和集五题，盖此五题之所咏皆与河东君无关故也。但此五题虽与河东君无关，然皆牧斋崇祯十四年二月留滞杭州所作，在此时间，牧斋既因河东君之未肯同来，程松圆复不愿践约，失望之余，无可奈何之际，只得聊与当时当地诸人作不甚快心满意之酬酢，实与此时此地所赋有关河东君诸诗出于真挚情感者，区以别矣。此类酬应之作原与本文主旨无涉，自可不论，唯其中亦略有间接关系，故仅就其题中之地或人稍述之，以备读者作比较推寻之资料云尔。
初学集壹捌东山诗集壹“栖水访卓去病”云：
（诗略。）
寅恪案：有学集叁贰“卓去病先生墓志铭”略云：“去病姓卓氏，名尔康，杭之塘西里人。”又光绪修唐栖志贰山水门“官塘运河”条云：“下塘在县之东北，泄上塘之水，受钱湖之流，历五林唐栖，会于崇德，北达漕河，故曰新开运河。”据此知牧斋于崇祯十四年正月晦日即廿九日在鸳湖舟中赋有美诗后，当不易原来与河东君同乘之舟，直达杭州，初次所访之友人即“杭之塘西里人”卓去病。后此九年，即顺治七年，牧斋访马进宝于婺州，途经杭州，东归常熟，有学集叁庚寅夏五集“西湖杂感”序云“是月晦日记于塘栖道中”，亦由此水道者，盖吴越往来所必经也。
“夜集胡休复庶尝故第”云：
惟余寡妇持门户，更倩穷交作主宾。
寅恪案：此两句下，牧斋自注云：“休复无子，去病代为主人。”又初学集捌壹载“为卓去病募饭疏”一文列于“书西溪济舟长老册子”及“追荐亡友绥安谢耳伯疏”后，故知此三文当为崇祯十四年二月留滞杭州同时所作也。休复名允嘉，仁和人，事迹见光绪修杭州府志壹肆肆文苑传壹。
“西溪郑庵为济舟长老题壁”云：
频炷香灯频扫地，不掸佛法不谈诗。落梅风里经声远，修竹阴中梵响迟。
寅恪案：初学集捌壹“书西溪济舟长老册子”略云：
献岁拿舟游武林，泊蒋村，策杖看梅，遍历西溪法华，憩郑家庵，济舟长老具汤饼相劳。观其举止朴拙，语言笃挚，宛然云栖老人家风也。口占一诗赠之，有“频炷香灯频扫地，不掸佛法不谈诗”之句，不独倾倒于师，实为眼底禅和子痛下一钳锤耳。师以此地为云栖下院，经营数载，未溃于成，乞余一言为唱导。辛已仲春聚沙居士书于蒋村之舟次。
光绪修杭州府志叁伍寺观贰“古法华寺”条云：
在西溪之东，法华山下。明隆万间，云栖袾宏以云间郑昭服所舍园宅为常住，址在龙归径北，约八亩有奇。初号云栖别室，俗名郑庵。崇祯（六年）癸酉秋郡守庞承宠给额称古法华寺。
此条下附吴应宾（吴氏事迹见明诗综伍伍及明诗纪事庚壹伍等）“古法华寺记”云：
古杭法华山有云栖别院者，乃云间青莲居士郑昭服所施建也。居士归依莲大师，法名广瞻，雅发大愿，将昔所置楼房宅舍山场园林若干，施与弥天之释，为布地之金。大师命僧济舟等居焉。青莲弃世，其子文学食贫，而此永为法华道场。众请郡守庞公承宠捐金给额，改为古法华寺，济舟乞余言以纪其事。
前论牧斋崇祯庚辰冬至日示孙爱诗，已引此“书济舟册子”之文上一节，痛斥嘉禾门人所寄乞叙之某禅师开堂语录，茲不重录。济舟虽为能守“云栖老人家风”之弟子，且能求当世文人为之赋诗作记，似亦一风雅道人，但据牧斋此文下一节所描绘，则殊非具有学识、贯通梵典之高僧，今忽为之赋诗，并作文唱导募化，未免前后自相冲突，遂故为抑扬之辞，藉资掩饰，用心亦良苦矣。噫！牧斋当此时此地，河东君未同来，程松圆不践约，孤游无俚，难以消遣之中，不得已而与此老迈专事念佛之僧徒往来酬酢，其羁旅寂寞之情况今日犹能想见。所咏之诗亦不过借以解嘲之语言，其非此卷诸诗中之上品，无足怪也。
“西溪湖水看梅，赠吴仁和”云：
（诗略。）
寅恪案：吴仁和者，当时仁和县知县吴坦公培昌也。光绪修杭州府志壹佰贰职官肆仁和县知县云：“吴培昌，华亭人，进士，（崇祯）十一年任。胡士瑾，贵池人，进士，（崇祯）十五年任。”又陈忠裕全集壹陸湘真阁集“寄仁和令吴坦公”七律，题下附考证可互参。卧子寄坦公诗有句云：“常严剑佩迎朝贵，更饬厨传给隐沦。”可谓适切坦公当日忙于送往迎来之情况。若牧斋者，以达官而兼名士，正处于朝贵隐沦之间，宜乎有剑佩之迎、厨传之给也。
“横山题江道闇蝶庵”云：
疏丘架壑置柴关，冢笔巢书断往还。尽揽烟峦归几上，不教云物到人间。萧疏屋宇松头石，峭蒨风期竹外山。莫殢蝶庵成蝶梦，似君龙卧未应闲。
寅恪案：江道闇本末未详，俟更考。但检马元调横山游记（下引各节可参光绪修杭州府志叁拾古迹贰“横山草堂”条及所附江元祚“横山草堂记”）卷首崇祯十年夏五月自序略云：
武林余所旧游，未闻有横山焉者。今年春偶来湖上，一日梦文陆子历叙此中读书谈道之士为余所未见者六七人。余因请六七人室庐安在？梦文谓诸子近耳，独江道闇邦玉在黄山深处。然言黄山，不言横山。（寅恪案：江元祚文云“黄山旧名横山，土音呼横为黄，遂相传为黄山”等语，可供参证。）
同书“楼西小瀑”条云：
返乎竹浪（居），而道闇适自城中归蝶庵。亟来晤，相见恨晚。抗言往昔，谈谐间发，极尔清欢，夜分乃歇。
同书“白龙潭”条云：
（四月）廿八日早起即问白龙潭，邦玉谓草深竹密，宜俟露晞。乃先走蝶庵，访道闇。蝶庵者，道闇藏修精舍，径在绿香亭外。沿溪得小山口，绿阴沉沉，编荊即是。秀竹千竿，掩映山阁。历磴连呼，衡门始豁。升堂坐定，寂如夜中，仰看屋梁，大字凡四：“读书谈道”。心胸若披，乐哉斯人，饮水当饱。
同书卷末载崇祯十年丁丑小寒日勾甬万泰跋略云：
自邦玉氏诛茅结庐，一时名流多乐与之游，而人始知有横山。会同人江子道闇挈妻子读书其中，因得偕陆子文虎（彪）策杖从之。
可知江道闇为杭州名士无疑，而马氏游记关于蝶庵之叙述，尤可与钱诗相印证也。至马万二氏所言之邦玉，或即作“横山草堂记”之江元祚。但牧斋此次游横山之诗什不及邦玉之名与其园林之胜，殊不可解，今亦未悉其本末并与道闇之关系，当再详检。
光绪修杭州府志叁叁名胜门“西溪探梅”条云：
由松木场入古荡溪，溪流浅狭，不容巨舟。自古荡而西至于留下，并称西溪。曲水周环，群山四绕，名园古刹，前后踵接，又多芦汀沙漵，重重隔断，略彴通行，有舆马不能至者。其地宜稻宜蔬宜竹，而独盛于梅花，盖居民以为业，种梅处不事杂植，且勤加修护，本极大而有致。又多临水，早春时沿溪泛舟而入，弥漫如香雪海。
沈德潜等辑西湖志纂壹叁“西溪胜迹”云：
西溪溪流深曲，受余杭南湖之浸，横山环之，凡三十六里。
牧斋留滞杭州时间几达一月之久，其踪迹似未越出西溪横山之区域，号为赏花，实则怀人，于无可奈何之际，当亦寻访名胜，愁对隐沦。凡此诸人诸地，并不能惊破其罗浮酣梦也。
钱氏此次之游杭州，共得诗九首，直接及间接有关于梅花者凡六首，其中二首一为当地寺僧、一为当地官吏而作，可不计外，余四首实皆为河東君而赋也。观梅之举本约河东君同行，河东君既不偕游，于是牧斋独对梅花，远怀美人，即景生情，故此四首咏梅之作悉是河东君之写真矣。
东山酬和集贰牧翁“西溪永兴寺看绿蕚梅有怀”（寅恪案：初学集壹捌此题下多“梅二株蟉虬可爱，是冯祭酒手植”十三字）云：
略彴缘溪一径斜，寒梅偏占老僧家。共怜祭酒风流在，未惜看花道路赊。绕树繁英团小阁，回舟玉雪漾晴沙。道人未醒罗浮梦，正忆新妆蕚绿华。
河东“次韵永兴看梅见怀之作”云：
乡愁春思两攲斜，那得看梅不忆家。折赠可怜疏影好，低回应惜薄寒赊。穿帘小朵亭亭雪，瀁月流光细细沙。欲向此中为阁道，与君坐卧领芳华。
寅恪案：西湖志纂壹叁西溪胜迹门“永兴寺”条引西湖梵隐志（参光绪修杭州府志叁伍寺观贰“永兴寺”条）云：“明万历初冯梦桢太史延僧真麟新之，手植绿蕚梅二本，题其堂曰二雪。”然则杭州之梅花以西溪永兴寺冯具区所植之绿蕚梅为最有名，牧斋此次游杭州看梅历时颇久，而多在西溪者即由于此，何况汪然明别墅亦在此间。赏今日梅花之盛放，忆昔时美人之旧游，对景生情，更足增其诗兴也。
夫古来赋咏梅花之篇什甚多，其以梅花比美人者亦复不少。牧斋博学能诗，凡所吟咏，用事皆适切不泛，辞意往往双关，读者若不察及此端，则于欣赏其诗幽美之处尚有所不足也。
上录七律所用故实，初视之亦颇平常，不过龙城录赵师雄罗浮梦事并苏子瞻和杨公济梅花诗（见东坡集壹捌“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及“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及高季迪“梅花诗”（见高启青丘集壹伍“梅花”七律九首之一）等出处耳。但细绎之，则龙城录中云“赵师雄于松林间见一女人，淡妆素服。”（寅恪案：今所见龙城录诸本皆作“女人”，惟佩文斋增补阴氏韵府群玉拾灰韵“梅”下引龙城录，“女人”作“美人”。疑阴氏所见本作“美人”也。）及高诗“月明林下美人来”之句，皆以昔时“美人”两字之古典确指今日河东君之专名，其精当不移有如此者。
又前论牧斋“冬日同如是泛舟”诗“莫为朱颜叹白头”句引顾公夑消夏闲记等书，足证河东君皮肤之白。永兴寺冯开之所植之双梅乃绿蕚梅，故署其堂曰二雪。凡梅之白花者，其蕚色绿。范成大范村梅谱“绿蕚梅”条（见涵芬楼本说郛柒拾并参博古斋影印百川学海本）云：“绿蕚梅，凡梅花跗蒂皆绛紫色，惟此纯绿，枝梗亦青，特为清高。好事者比之九嶷仙人蕚绿华。京师艮岳有蕚绿华堂，其下专植此本，人间亦不多有，为时所贵重。”故牧斋取此眼前相对之白梅以比远隔他乡美人之颜色，已甚适切，复借永兴寺之绿蕚梅以譬真诰中神女之蕚绿华（见真诰壹运象篇第壹蕚绿华诗），即河东君，尤为词旨关联、今古贯通。牧斋此诗“道人未醒罗浮梦，正忆新妆蕚绿华”两句，可谓佳语妙绝天下矣。
抑更有可论者，“新妆”二字亦有深意。李太白诗（见全唐诗第叁函李白肆“清平调词”三首之二）云：“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据顾云美河东君传云：“君为人矮小，结束俏丽。”则河东君可比赵飞燕，而与肥硕之杨玉环迥异。寅恪初读牧斋此诗，未解“新妆”二字之用意，一夕黙诵太白诗，始恍然大悟，故标出之，以告读者。
河东君和作初学集不载，或是以所作未能竞胜牧斋原诗之故。其诗结语云：“欲向此中为阁道，与君坐卧领芳华。”当出王摩诘诗“阁道回看上苑花”之句。（见全唐诗第贰函王维肆“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七律。）盖牧斋原作与右丞之作同韵，岂河东君因和牧斋之故，忆及王诗，遂有“阁道”之语耶？
东山酬和集贰牧翁“二月九日再过永兴看梅，梅花烂发，彷佛有怀。适仲芳以画册索题，遂作短歌，书于纸尾”（寅恪案：初学集壹捌东山诗集壹“仲芳”上有“吾家”二字）云：
西溪梅花千万树，低亚凝香塞行路。永兴两树最绰约，素艳孤荣自相顾。飘黄拂绿傍香楼，春寒日暮含清愁。依然翠袖修林里，遥忆美人溪水头。徙倚沉吟正愁绝，见君画册思飘瞥。开怀落落生云山，触眼纷纷缀香雪。羨君画高神亦闲，趣在苍茫近远间。仲圭残墨泼武水，子久粉本留虞山。我将梅花比君画，月地云阶吐光怪。乞君挥洒墨汁余，向我萧闲草堂挂。草堂深柳净无尘，淡墨疏窗会赏真。还将玉雪横斜意，举似凌风却月人。
寅恪案：仲芳者，钱棻之字。光绪修嘉善县志贰贰（参光绪修嘉兴府志伍伍钱棻传）略云：钱棻字仲芳，崇祯十五年经魁。构园曰萧林，种梅百本。晚岁键户谢客，著书大滌山，赋诗作画。年七十八卒。
牧斋此诗以花比人，辞语精妙，自不待言，而“遥忆美人溪水头”乃一篇之主旨也。至其结语云：“乞君挥洒墨汁余，向我萧闲草堂挂。草堂深柳净无尘，淡墨疏窗会赏真。还将玉雪横斜意，举似凌风却月人。”其欲贮河东君于金屋之意情见乎辞矣。牧斋此诗后未载河东君和章，盖河东君此时已不作长句古诗。其所以如此之故，今未敢妄测，然必不可以朱竹垞之论程松圆者论河东君，则可断言也。（见明诗综陸伍程嘉燧条。）
更有可论者，光绪修常昭合志稿肆肆艺文“闺秀遗著”云：“河东君诗文集十二卷。梅花集句三卷。柳隐，钱受之副室。”河东君文集十二卷未见，不知内容如何，但据从胡文楷君处钞得之三卷本梅花集句题云：“我闻室梅花集句。河东柳是如是氏集。”今检列朝诗集闰伍集句诗类载童琥小传云：“琥字廷瑞，兰溪人，有草窗梅花集句三卷，凡三百有十首。”牧斋选廷瑞梅花集句诗共六首，取三卷之钞本校之，则牧斋所选者悉在其中，惟有数字不同耳，由此言之，可证所谓河东君集本实廷瑞所集，至何以误为出自河东君，则殊难考知。但检初学集壹叁试掸诗集有“戏书梅花集句诗”七绝一首题下自注云：“本朝沈行童琥集，各三百余首。”牧斋此诗作于崇祯十一年，可证牧斋在河东君未访半野堂前家中早已藏有廷瑞集句，河东君既归牧斋之后，曾手钞其本，或题署书名，或加钤图记，后人不察，遂误认为河东君所集耶？方志记载错误，因恐辗转传讹，特附订正之于此。
东山训和集贰牧翁“横山汪氏书楼”云：
（诗见前论河东君尺牍第壹通所引，今不重录。）
寅恪案：前论河东君尺牍第壹通谓河东君于崇祯十二年游杭时曾借居汪氏别墅，即此诗之“横山汪氏书楼”也。牧斋此次游杭州本约河东君同行，疑其且欲同寓汪氏别墅，不意河东君未能同游，故牧斋于此深有感触。其用“琴台”之典，以司马相如自比，并以卓文君比河东君，实取杜工部集壹壹“琴台”五律所云“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归凤求皇意，寥寥不复闻”之意。又以“云”为河东君之名，并用子美诗“片云何意傍琴台”之句（见杜工部集壹壹“野老”七律），糅合江文通杂体诗“体上人”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辞意（见文选叁壹），构成此诗七八两句，甚为精巧。钱遵王止注“碧云”之出处，殊不赅备，盖未能了解牧斋文思之微妙。牧斋前于崇祯十三年冬答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初赠诗有“文君放诞想流风”之句，亦即赋此诗时之意也。
东山酬和集贰牧翁“二月十二春分日横山晚归作”（寅恪案：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指崇祯十四年辛已二月十日春分，与牧斋诗题不合）云：
杏园村店酒旗新，度竹穿林踏好春。南浦舟中曾计日，西溪楼下又经旬。残梅糁雪飘香粉，新柳含风瀁曲尘。最是花朝并春半，与君遥夜共芳辰。
河东“次韵”云：
年光诗思竞鲜新，忽漫韶华逗晚春。止为花开停十日，已怜腰缓足三旬。枝枝媚柳含香粉，面面夭桃拂软尘。回首东皇飞辔促，安歌吾欲撰良辰。
寅恪案：此题除前于河东君尺牍第壹通所论者外，尚有可言者，即钱诗“南浦舟中曾记日，西溪楼下又经旬”与柳诗“止为花开停十日，已怜腰缓足三旬”两联互相印证是也。牧斋送河东君由虞山返茸城，于崇祯十四年元夕抵虎丘，河东君又送牧斋自苏州至鸳湖，然后别去，独返松江，计其由虞山出发之时，至是年花朝盖已一月矣。受之此次游杭州、赏梅花，当即寄寓汪然明横山别墅，自抵杭州至赋此诗时已阅旬日。江文通“别赋”云：“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见文选壹陸并此句李善注引楚辞九歌“河伯”曰：“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寅恪案：王逸楚辞注云：“子谓河伯也。言屈原与河伯别，子宜东行，还于九河之居，我亦欲归也。”又文选“别赋”五臣注张铣曰：“送君送夫也。南浦，送别之处。”皆可与钱柳诗互证通用。）故钱诗此联上句即柳诗此联下句。又“腰缓”之句，是出文选贰玖古诗十九首之一“相去日已远，衣帯日已缓。”（并可参李善注引古乐府歌曰：“离家日趋远，衣帯日趋缓。”）不过古诗乃女思男之辞，河东君借用其语句以指牧斋，非古诗作者本旨也。若就宋人诗余言之，牧斋当如柳耆卿之“衣帯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见乐章集蝶恋花），而河东君当如史邦卿之“讳道相思，偷理绡裙，自惊腰衩”（见梅溪词三姝媚），始为合理。否则，牧斋岂不成为单相思？一笑！其后来刻初学集删去河东君和作，殆由柳诗微有语病之故耶？至柳诗七八两句出楚辞九歌东皇太一“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及“疏缓节兮安歌”，自是人所习知，不待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