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手头有二十八法郎，又可以开始找工作了。不可思议的是，鲍里斯还在鞋匠家睡着，而且他从一个俄国朋友那借到了二十法郎。他在巴黎到处都有朋友，多数跟他一样以前是军官。有些做侍应或洗碗工，有些开出租车，有些靠女人过活，有些设法把钱财从俄国带了出来，开着汽修厂或舞厅。总的来说，待在巴黎的俄国流亡者们勤劳能干，能忍受同阶级英国人无法忍受的厄运。自然也有例外。鲍里斯给我讲过他遇到的一个流亡的俄国公爵，他经常出入收费昂贵的餐厅。吃饭时，公爵就在侍应中找出做过俄军士官的人，吃完饭就友好地叫他过来。

“啊，”公爵会说，“所以说你像我一样是个老兵？那些日子可真苦啊。哎，哎，俄国军人无所畏惧。你是哪个团的？”

“某某团，先生。”侍应回答说。

“最后！最后！现在，我的朋友，我们终于交好运了。你成功骗过了他们。你听到他喊你同志了吗？一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看在上帝的份上，真走运！”

第二天早上，我一听闻邮差来了，就冲到小酒馆去取信；令人失望的是没有我的信。我在家等第二批邮件，还是没有我的信。三天过去了，我仍没收到秘密社团寄来的任何东西，我们放弃了希望，认定他们找了其他人写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