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哑巴死后，我父亲有很长一段时间精神很紧张，性格乖僻。哑巴的死，我想多少标志着他生活中的那段平静时期结束了，因为之后没多久，他自己的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先是哑巴，然后是珍珠港事件，接着是搬到我祖父在威纳奇附近的农场。我父亲在那座农场上以照看十二棵苹果树和五头牛度过余生。

她一声不吭地看着我们。后来，我们正要骑上自行车时，她走到前廊边上。

“你们这两个小家伙现在要是有辆小汽车，我也许会搭车跟你们去镇上。”她咧嘴笑了笑。从我站立的地方看去，她的牙齿白得发亮，对她那张嘴来说显得太大了。那比看到她皱眉还让人感觉不舒服。我把自行车把手转来转去，不自在地盯着她看。

“我们走吧。”皮特跟我说，“要是杰瑞的老爸不在家，也许他能给我们一瓶汽水。”

我紧蹬慢蹬，跟着他沿那条路走了，也没有回头看。

我上了驾驶座，他走到车的另一侧。我妈妈看着我。她皮肤白皙，表情严肃，金色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用镶莱茵石的发卡固定住。我父亲朝她挥挥手。

我松开手刹，慢慢倒上公路。她看着我们，直到我换了挡，她才挥了挥手，脸上仍是没有笑容。我挥挥手，我爸爸也挥了挥。他吃完蛋糕，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出发！”他说。

那天下午天气晴朗。我们把那辆1940年生产的福特旅行车的车窗全都摇了下来，微风带着寒意吹过车内。路边的电话线发出一种嗡嗡声，我们开过莫克西桥往西拐上斯莱特路之后，一只很大的公野鸡和两只母的在我们前面飞过公路，一头扎进了苜蓿地。

一辆救护车停在砾石滩上，很久以前那天傍晚我们在那里钓过鱼，两个穿着白衣服的人懒洋洋地靠在车后面抽烟。

有辆警车停在离救护车几英尺的地方，车门开着，我能听到从喇叭里传出又高又尖锐的声音。

“怎么回事？”我父亲问那位副警长。副警长站在水边，手架在臀部，在看其中一条小船。“我跟他很熟。”他又说，“我们在一起上班。”

“杀人之后又自杀，看来是这样。”那个人从嘴里取下一根没点燃的雪茄说。他打量我们一眼，然后又去看那条小船。

“是怎么发生的？”我父亲追问道。

在小船前部的那个人到了后面，他们合力把淌着水的那包东西从船边拉上去。

我看着父亲，他转过身，嘴唇颤动着。他脸上有皱纹，面色凝重。他看上去突然又老了一点，而且很害怕的样子。他转而对我说：“女人！那就是娶错女人的下场，杰克。”

然而他说得结结巴巴的，脚不自在地挪动，我感觉他并没有真的相信是那样，他只是不知道当时还能说些什么。我拿不准他相信什么，只知道那个场面把他吓坏了，就像我一样。但是我觉得从那以后，他的生活也过得不如意了，他也无法快活、无忧无虑，反正不像以前的他。对我自己来说，我知道我忘不了那条胳膊从水里出来的情景。就像某种神秘而可怕的信号，它似乎预兆着在后来的几年中，纠缠着我们这个家庭的不幸。

然而那是容易受影响的一个阶段，十二岁到二十岁之间。如今我的岁数比那还要大，跟我父亲当时一样大，在世界上活了有一阵子了——就像人们所说，见过点世面——我现在了解了那是什么，也就是一个溺水之人的胳膊而已。我还见过别的这样的胳膊。

“我们回家吧。”我父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