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收录了1822年（清道光二年）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外交涉的重要文献共799篇。1931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上卷，1934年11月出版中卷。下卷未见出版。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69年、1970年分别再版上、中卷，也未见出版下卷。估计蒋廷黻在1935年弃学从政后，已无时间与精力编完下卷。

[2]陈旭麓：《重印前言》，《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页。

[3]、[6]蒋廷黻口述、谢钟琏译：《蒋廷黻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第一章：《我的先人和老家》，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该回忆录是蒋廷黻于1965年退休后，应美国哥伦比亚"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之邀，口述生平经历的结集。原稿系英文。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从哥大购得英文原稿，约请谢钟琏译成中文，在该杂志分期连载，并于1979年出版单行本。

蒋廷黻传记，迄今为止惟有陈之迈著《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书，但写得过于简略，这使我在写作本文时深感棘手。幸好有他的回忆录可资利用，才多少感到踏实点。这也是本文在涉及蒋廷黻经历及家世等时，经常使用《回忆录》及陈之迈《志事与平生》的原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能做中国文化人的口述历史，真是件大好事；类似蒋廷黻这样的《回忆录》，还有《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据唐德刚先生说，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曾访问中国名流十余人，"因为受访者的教育背景、工作习惯、故事内容均各有不同，加以受派前往工作的访问人员的教育背景亦悬殊甚大，所以各个人的'口述历史'的撰录经过也人人不同。其中纯洋式的则采取西人'口授'（dictation）的方式；纯中国式的，则几乎采取一般茶余酒后的聊天方式。介于二者之间的，则往往是受访者以中文口述，访问人员直接以英文撰稿。"（见《胡适口述自传》第三章第[12]注释，华东师大版第46-47页）

三年前，笔者与复旦历史系若干同仁通过余子道教授的联络，也曾接受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委托，做过中国现代史上的几个课题，如《日伪时期上海的"跑单帮"》等。采取的方法是请当事者座谈、同步录音，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中文，并作该专题的中文历史报告（有如座谈会综述）。完成后即将座谈会录音带、音带的中文整理稿及综述报告都交给了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1996年，笔者参加在广东召开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见到吴相湘教授时，吴老先生希望复旦历史系继续参与这项有意义的工作。

[4]《回忆录》第二章：《家人和邻居》，第11页。

[5]蒋廷黻说："大伯父为人很文弱。他早年就吸鸦片烟。我常看到他一榻横陈，喷云吐雾。"见《回忆录》第一章，第6页）

[7]蒋在《回忆录》中说："家父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认为经商是一种很好的职业，因为经商可以过正经而快乐的生活。如果他说话能算数的话，他就会要我哥哥和我到店里去当学徒，将来做个生意人。"（第一章，第5页）

[8]蒋的继母是位寡妇，娘家颇富有。嫁过来后曾生过一个女孩，3岁时夭折了。蒋对继母的称颂在第三章中有好几段内容。

[9]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4页。

[10]事见《回忆录》第四章：《新学校、新世界》，第27页。蒋的二伯父十分了得，从《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比蒋的父亲更见多识广，也更关心侄辈的功名。没有二伯父对蒋学业的关注，蒋廷黻不可能有今后的发展，充其量只能进私塾读点书后终老乡里。

[11]蒋廷黻加入基督教，并非因为宗教狂热，而是有感于教徒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忱关怀。他在《回忆录》中说过自己做基督徒的经过："我应该再补充一下，在湘潭美国教会学校念书时的最后一段生活。信基督教的问题我是从未考虑过。我当时十六岁，对基督教的教义知道得很少，而且成为基督教的倾向也很小。但我在湘潭参加长老会的聚会已有五年之久。凯卜勒博士、杜克尔博士、温德堡博士（沈案：凯卜勒是位传教士，后两人是湘潭长老会医院的医生），特别是林格尔夫妇，他们的热心以及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于是我想一个对人类深具影响力，又能使很多教士热心公益的宗教必然是一种好宗教。经过这一番推理，我最终答应林格尔夫人受洗，这就是我做基督徒的经过。"（《回忆录》第五章：《教会学校时期》，第43-44页）

[12]《回忆录》第五章，第38页。

[13]蒋廷黻自述去美留学的想法，有一段令人费解的文字："林格尔夫人对学生们说，恐怕革命后要有一段混乱时期，为了安全，她决定关闭学校。她要我们暂时回家，她也要暂返美国。当时我才十六岁，如果说参加革命，又太年轻，如果说静止不动，又嫌太大。我当时回忆麦尔斯通史中所述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我想：难道说要我枯等七年或者甚至二十五年，静待革命过去才读书吗？不，这样不行。我想：最好的主意是随林格尔夫人到美国去读书，待革命过后再回中国。我认为我的想法妙极了。当我告诉林格尔夫人我的想法时，她问我：'你家人同意你随我到美国去吗？他们能供给你必需的费用吗？'我非常高兴她这一问，因为这说明她同意我的计划。"（第五章，第42-43页）这段文字的费解在于他赴美留学和当时的中国革命有何关系没有说清楚。从字面意义看，好像他怕革命从动乱到成功的时间太长，迫不得已才去美国读书的。其实是，他在教会学校中对美国早已有强烈向望。正如费正清所说："在实际进程中他终于美国化了。他的老师，即林格尔夫人（mrs. jean lingle），几乎成为他的养母，他也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怀着极为强烈向往西方的愿望。"（[美]费正清著、陆慧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既然是早已向望去美，为什么又要与辛亥革命乃至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扯在一起呢？我们当然不敢说他隐瞒了原始思想，但至少可以说回忆录常常会有太理性化的特点。这也是我为什么把大段原文放在注释里而不作正文的原因。

[14]蒋廷黻去美经费是从靖港的店铺中向二堂兄借的。从《回忆录》的叙述内容看，他去美国并没有告诉父亲与二伯父。最初，他和林格尔夫人一起从湘潭顺流而下到上海。但到上海后，林格尔夫人突然变卦，不再返回美国而要回湘潭继续办学，并要蒋同回湘潭。蒋当时认为已经走了将近一半的路程，不能半途而废，"不论林格尔夫人回不回湘潭，我都要去美国"。于是在林格尔夫人安排下，他从上海出发，只身赴美。以上均见《回忆录》第五章。

[15]《回忆录》第六章：《留美初期》，第54页。

[16]他的女儿蒋寿仁在《欣慰与回忆》一文中写道："我在纽约读大学时，父亲常回忆他在美国读书的情形。他初到美国，在一个小城的中学半工半读，一切没上轨道，就生了一场大病。那时候，他英文会话还有困难，又没有钱，是小城的社会力量照顾了他，因此父亲很看重他们，这也是父亲在青少年时代对基督教教义发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见岳麓版《中国近代史·外三种》，第198页。）

[17]蒋廷黻在大学期间修过化学、生物学、植物学以及心理学、进化论等课程。

[18]、[20]《回忆录》第七章《四年美国自由教育》，第62页及第59页。

[19]《回忆录》第七章，第62-63页。俾斯麦（1815-1898），德国政治家，曾任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首相。推行"铁血政策"，发动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统一了德意志。1871年参与镇压巴黎公社。推行大陆政策，确立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1890年去职。著有《回忆录》。

加富尔（1810-1861），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撒丁王国首相和意大利王国首相。1855年联合英、法、土耳其发动抗击沙俄的克里米亚战争。1859年又联合法国发动对奥战争，收复伦巴第，但又将尼斯等地割让法国，换取意大利北部的统一。1861年合并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成立意大利王国。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领袖。早年曾加入"烧炭党"，后被驱逐出国，1831年在法国马赛创立"青年意大利党"。策划并领导1848年意大利革命，成为1849年罗马共和国三头政治的领导人之一。意大利革命失败后，仍积极为意大利统一而坚持斗争，并支持加里波第对西西里与那不勒斯的远征。著有《论人的义务》等。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早年当过海员。参加过"意大利青年党"。1843年起义失败后流亡南美，参加巴西共和党人起义和维护乌拉圭独立的战斗。1848年回国后领导保卫罗马共和国的斗争。1860年率领"红衫军"解放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后将两地与撒丁王国合并。曾两度组织反对教皇统治罗马的军事斗争，都告失败。著有《加里波第自传》。

[21]、[22]、[23]《回忆录》第七章：《四年美国自由教育》，第62-63页。

[24]欧伯林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人有20多名，在当时算是留学生较多的学校。蒋廷黻说："在欧伯林的其他中国学生，大部分均较我年长，中文也较我好，但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实验室工作困难。"（见《回忆录》第七章，第60页）

[25]《回忆录》第八章：《赴法插曲》，第65页。

[26]、[27]蒋廷黻说："我对一向主张全世界人民自决的威尔逊，实在不解，何以他竟违背了他自己的原则"；又说："不过，我想威氏此举必有不便公之于世的充分理由，也说不定。"（均见《回忆录》第八章，第72页）前一句是他对威尔逊的怀疑，后一句明显是为美国政府的弱肉强食外交辩护。

[28]1917年北洋政府决定参战后，按照与协约国达成的一项协议，招募了十五万劳工前往法国，有的在兵工厂工作，有的配属盟军担任兵工。其中隶属于英军的有十万人，法军的有四万人，美军的有一万人。蒋廷黻加入由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哥伦比亚骑士队"，到法国战地中国劳工营中去鼓励士气。

[29]《回忆录》第八章，第72页。蒋廷黻在巴黎期间，国内已经发生"五四运动"。对此，蒋在《回忆录》中并未提及，也未作评论。

[30]《回忆录》第九章：《哥大研究与华盛顿会议》，第73-74页。

[31]詹姆斯·鲁滨逊（1863-1936），毕业于哈佛大学。1890年在德国弗赖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在德期间深受该国"新史学"思潮影响，回美国后竭力宣传"新史学"主张，成为美国"新史学派"开山祖。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1895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后又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1919年，在纽约创办"社会研究新书院"，编辑《美国历史评论》杂志。著有《西欧历史导论》、《文明的考验》，编有《新史学》论文集等。其中《新史学》书，我国商务印书馆于1964年出版中译本。蒋廷黻就读哥大时，他正忙于创办社会研究新书院，所以没有能听他的课。

[32]关于美国"新史学"派的基本主张，可以参见张广智教授的著作《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3]《回忆录》第九章，第78页。

[34]、[35]、[36]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三章：《自强及其失败》；《总论》；另见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7页。

[37]、[38]、[39]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4页。

[40]同上书（五）、《传记文学》九卷一期，第26页。

[41]同上书（三），《传记文学》八卷五期，第43页。

[42]、[43]罗家伦：《坛坫风凄》，《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31页。关于"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活动，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一书中也有回忆，但文中没有提及蒋廷黻，就像蒋的回忆录中也未提及陈翰笙一样。见陈书第2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44]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五），《传记文学》九卷一期，第25页。蒋廷黻五岁时，由母亲作主和邻村贺姓之女订婚。在美攻读大学期间，他一再写信给家里要求解除婚约，直到临近毕业时婚约正式解除。蒋在大学里有过一位名叫凯塞琳的美国女友，但最终没有结秦晋之好。蒋廷黻和唐玉瑞的婚姻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便告破裂。与唐离婚后，他与沈恩钦女士在纽约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45]蒋廷黻在私塾里曾读过《三字经》、《四书》、《五经》等典籍，后来一直没有接触传统学问，所以他自知"国学基础很差"，便从六岁时在乡间所读的书开始温习，重读《四书》、《五经》。

[46]马士（1855-1933）美国人，生于加拿大。1917年入英国籍。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考入中国海关。1877年任天津海关帮办，次年调北京总税务司署任职兼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1879年调任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帮办，1883年回华任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助手。1885年后曾一度脱离海关帮助李鸿章整顿轮船招商局。1887年回海关，历任上海副税务司、北海副税务司、淡水副税务司、龙州、汉口、广州税务司。1909年退休。著有《中国泉币考》、《中朝制度考》、《中国公行考》、《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五卷），《太平天国纪事》等书。其中《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出版于1910年，第二、三卷出版于1918年，是美国各大学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最风行的教材之一。此书已由张汇文等译成中文，于1957-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63年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7]、[51]《回忆录》第十章：《革命仍须努力》，第95页；第97页。

[48]据陈之迈说：哥大设有历史研究法一科，为历史研究生所必修，主要内容是教导学生如何判别、使用史料；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指导学生怎样选择、编排史料。蒋廷黻在哥大时受过这种严格训练，回国后即应用于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见《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5页。

[49]早在1914年，上海华昌印刷局就曾出版过刘彦编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一书。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曾友豪编著《中国外交史》，1928年南京外交研究社出版王正廷《中国近代外交概要》，都比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出书早。

[50]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5页。另见李济：《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28页。

[52]《回忆录》第十一章：《国内游历》，第119页。

[53]清华大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09年（清宣统元年）8月建立的游美学务处肄业馆。这个机构是为利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款，选取学生赴美留学前进行训练而设立的。1911年改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成立正式大学，校长仍由外交部委任。1928年改为国立，由外交部与教育部双重领导。

[54]罗家伦：《坛坫风凄》，《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32页。

[55]参见[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第八章《学术界的发展》，第4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6]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页；《回忆录》第十二章《清华时期》，第124页。

[57]《回忆录》第十二章，第124-125页。

[58]《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页。

[59]、[60]、[61]《回忆录》第十二章，第130页；131页；121页。

[62]有关蒋廷黻在清华期间收集史料的情况，《回忆录》第十二章中有详细、生动的描述。

[63]、[119]见岳麓版《中国近代史·外三种》第124页；第9页。

[64]、[65]《回忆录》第十二章，第129页。

[66]、[67]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六），《传记文学》九卷二期，第31页。

[68]清华教授住宅集中于三处：北院、南院、新南院。蒋廷黻住北院，与蒋同住北院的有哲学系金岳霖，政治系张奚若、钱端升，物理系萨本栋、周培源等人。北院七号为物理系教授叶企孙和经济系教授陈岱荪两家的住宅，是清华教授常于饭后小聚之处。蒋廷黻称之为"非正式的俱乐部"。

[69]《回忆录》第十三章：《"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第139页。

[70]、[71]、[72]、[73]《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7-139页。

[74]《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8-139页。

[75]蒋廷黻：《我所记得的丁在君》，《蒋廷黻选集》，第6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再版本，第1085页。

[76]《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9页。

[77]关于创办《独立评论》一事，胡适在其所著《丁文江传》一书中有一段文字："《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在君（沈案：丁文江字在君）和我都有过创办《努力周报》的经验，知道这件事不是容易的，所以都不很热心。当时我更不热心……"（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119页）

可见，胡适最初对办《独立评论》既非首倡，也不赞成。除胡适外，丁文江也是不热心者之一。但蒋廷黻在《回忆录》中称第一个给他的提议"浇冷水"的是陶孟和，胡适也反对，但没有陶那样激烈。蒋廷黻不仅没有提到丁文江，而且说他是个支持者："过了一周，任家约我和另一些人到他们家中去吃饭。我又提出办刊物的想法，他们又和过去一样表示反对。但出我意料的，丁文江倡议：为了测量一下我们的热忱，不妨先来筹募办刊物的经费……他提议我们每人每月捐助收入的百分之五……"（《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9页）

[78]、[79]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122页。

[80]、[84]、[85]《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40页；141页；142页。

[81]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页。

[82]《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44页；《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7页。

[83]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83号（1933年12月31日）。

[86]、[87]、[89]蒋廷黻：《国民党与国民党员》，《独立评论》第176号（1935年11月10日）。

[88]蒋廷黻：《陈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独立评论》第4号（1932年6月12日）。

[90]胡适：《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独立评论》第17号（1932年9月11日）。

[91]《大公报》，1902年6月（清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创刊于天津。日报，创办人为英敛之。社址设于天津法租界狄总领事路。1916年由安福系财阀王郅隆接办，1925年11月27日停刊，是为早期的《大公报》。1926年9月1日起，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合作接办，在中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曾增出上海、汉口、长沙、重庆、桂林、香港等版。1949年2月天津解放后，《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上海版《大公报》则仍继续出版。1953年元旦，《进步日报》与上海《大公报》合并为天津《大公报》。1956年10月1日迁往北京。1966年9月10日停刊。

[92]、[93]、[94]、[95]《回忆录》第十三章《〈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第145页；146页；146-147页；148页。

[96]关于蒋廷黻访苏一事的前因后果，石源华教授所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有很好说明。见该书第520-5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7]、[99]、[100]《回忆录》第十四章：《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第153页；155页；156页。

[98]《苏联外交文件》第17卷，第641页。转引自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520页。

[101]鲁森伯（通译罗森堡，1893-1946）生于勒伐尔（今爱沙尼亚塔林），曾就学于莫斯科大学建筑系，1917年离校，翌年去德国，1919年参加纳粹党，参与啤酒店暴动。后长期从事新闻出版事业。1930年成为联邦议院议员。希特勒上台后为其制定外交政策。1941年起担任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积极推行日耳曼化政策。德国战败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著有《未来德意志对外政策指南》、《二十世纪的神话》等书多种。

[102]韦伯斯特（1886-1961），英国历史学家，曾任不列颠学院院长、历史科学国际委员会副主席。

泰奈（通译托尼，1880-1962），英国经济史学家，伦敦大学教授，参加工党，并为费边社社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圈地运动、英国乡绅阶级的兴起等均有著述。所著《中国的土地与劳工》一书，其最后一章为泛论中国的政治与教育。蒋廷黻将这一章全文译出，分两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

汤因比（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历史形态学派的代表人物。牛津大学教授，一度任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部主任。著述甚丰，代表作为《历史研究》12卷本，阐述世界文化演变历史，在西方有广泛影响。

[103]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共发表了9篇《欧游随笔》，其中《经过"满洲国"》（第123期）、《车窗中所看见的西比利亚》（第124期）、《观莫斯科》（第125期）、《观列宁格勒》（第128期）、《赤都的娱乐》（第132期）、《出苏俄境》（第138期）、《俄德的异同》（第139期）等8篇，收入由李敖主编的《蒋廷黻选集》，台北文星书店1965年版。本文所引原文，见《回忆录》第十四章，第170页。

[104]蒋廷黻参与善后救济工作早在1943年即已开始。该年10月5日，行政院议决由蒋廷黻任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代表。11月30日，蒋廷黻当选为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远东区委员会主席。1944年4月任善后救济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但这些都是兼职，直到行政院于12月设立善后救济总署时，蒋廷黻才真正从政务处长转任救济总署署长。

[105]蒋廷黻于1961年调任"驻美大使"时，仍兼任"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直到1960年才停止兼任。

[106]据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说：他在益智学堂读小学时，"念书之外，同学和我常作白日梦，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救中国。我们幻想许多使中国富强的方法，为了神圣的救国使命我们还把工作分配好。就回忆所及，我常任军事领袖，目的是训练军队打败入侵的外国人。其他同学有的从事教育，有的从事财政，有的从事农业。"见第五章：《教会学校时期》，第40页。

[107]《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45-146页。

[108]沈怡：《〈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序》，《传记文学》九卷五期，第8页。

[109]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六），《传记文学》九卷二期，第33页。

[110]《回忆录》第十五章：《行政院政务处长时期》，第173页。

[111]胡适雄诗两句："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因这两句诗，后来蒋廷黻曾用过"泉清"的笔名。见《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页。

[112]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号（1933年12月10日）。

[113]参见《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49页有关对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军事、政治、财经措施的描述，费正清指出：在蒋廷黻看来，"问题不在于懂得做什么，而在于把该做的事做完。他宣称支持一个强有力的、甚至是独裁的领袖，这样的人物只有蒋介石才能当之无愧。"（《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101页）

[114]据《胡适的日记》（手稿本）所记，1933年3月3日，因热河危机，胡适约丁文江、翁文灏致电蒋介石，望蒋能亲临指挥、挽救热河；3月13日，胡适与丁文江、翁文灏、刘子楷等去见蒋介石。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趋向》，《史林》1998年第1期。

[115]、[117]《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116]有关行政院政务处的职掌，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他说："行政院是中国最高的行政单位。由于蒋委员长兼任院长，所以需要秘书人员辅佐他。秘书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秘书长为首，下有秘书十名。另一部分以政务处长为首，下有参事十名。就理论说，秘书长是协助院长执行政务的，而政务处长是替院长拟订政策的。"（第十五章，第172页）当时，地质学家翁文灏担任秘书长。虽然作为政务处长的蒋廷黻，在公事上是与翁平行的，但翁年长于蒋，在经验声望各方面都是"老大哥"，所以蒋廷黻"一开始就把政务处作为翁的附属单位，尽量采纳他的意见。"（同上，第173页）

[118]参见《艺文丛书总序》第1页。

[120]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第1册《引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1页。

[121]同上书、册，《例言》第1页。

[122]这里所说蒋廷黻一生著作不多，是指他的学术论著不多。1965年，台北文星书店在蒋廷黻逝世不久，即出版《蒋廷黻选集》1-6册（李敖作序），共收录蒋廷黻文论167篇。1978年这套选集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再版，除删去李敖序文外，其余均照初版排印。笔者所据即传记文学出版社版本。

[123]《蒋廷黻选集》，第1册，第45页。

[124]《回忆录》第十二章：《清华时期》第126-128页。

[125]陈师这篇《重印前言》，先以《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为题，发表于1986年6月16日《文汇报》。

[126]、[127]、[130]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章》：《总论》，岳麓版第13页；第11页。

[128]同上书，第36页。以下节叙各章内容的引文均见蒋著《中国近代史》岳麓版，不另注明。

[129]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七节，第127页。

[131]、[13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版第24页。

[133]、[136]、[137]同上书第58页；第17页；第30页。

[134]李群：《杀人篇》，原载《清议报》第88期。转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2页。

[135]陈旭麓：《重印前言》，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版第5页。

[138]那是道光帝在嘉奖广州反入城有功人员的上谕中说的话："夷务之兴，将十年矣。沿海扰累，糜饷劳师，近年虽略臻静谧，而驭之之法，刚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渐而出。朕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躏之虞，故一切隐忍待之。盖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见梁廷枏《夷氛闻记》卷五，《鸦片战争》资料丛刊本，第6册，第100页。又，关于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对外方针由抚转剿的变化，可参阅拙作《1843-1847年广州与上海对外关系的探讨》，《现代与传统》第二辑，1994年。

[139]《软尘私议》，《鸦片战争》资料丛刊本，第5册，第529页。

[14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9页。

[141]《户部进呈江南司郎中汤鹏为敬筹善后事宜三十条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78-396页。

[142]有关汤鹏的奏议内容及其在当时的影响，可参见拙作《〈南京条约〉与中国士大夫散论》，《史林》1997年第3期。

[143]见拙著《论陈宝琛与"前清流"》，《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

[144]李敖：《蒋廷黻选集序》，文星书店1965年版，第14页。

[145]引自刘凤翰：《蒋廷黻博士对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见解》。《传记文学》七卷六期，第27页。

[146]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第一册，"例言"，第2页。

[147]李济：《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