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厚积薄发的"初步报告"

蒋廷黻这本《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春夏之交。

1938年，正是国家、民族处于抗日战争危急关头的年代。陶希圣、吴景超、陈之迈三人，为因战争流离失所的民众和青年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国家前途的关心所感奋，决定编辑一套《艺文丛书》，每册3万到6万字，约请既有湛深研究，又有全局识见的专家、学者撰写[118]。当时蒋廷黻正处于已辞驻苏联大使，又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长职掌之际，在汉口赋闲。编者之一的陈之迈知道他对近代史素有研究，便约他写书。蒋廷黻欣然应约，用两个月时间写了这本《中国近代史》，同年由艺文研究会作为《艺文丛书》的一种出版发行。此后，他再也没有做学问的时间和精力，只在官场周旋了。所以这本著作，实际上成了他学术生涯的一个句号。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和性质，他在1949年7月为台湾启明书局将之改名为《中国近代史大纲》重排出版时写的《小序》中有所说明：

我在清华教学的时候，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我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书虽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机把我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这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119]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他在清华任教时已有写作《中国近代史》的长期规划，准备十年磨一剑；第二是这部五万余字的著作，是他对中国近代史整体思考的集中体现。

中国近代历史虽仅百年，历时不长但内容极为复杂丰富。十年磨一剑，固然是对复杂丰富的事件与人物作深入研究，以期写出一部权威的近代通史的需要，也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认为尚未到著书立说的时候这一共识有关，更是蒋廷黻的治学作风所致。客观对象的复杂性需要作长期研究；学界的氛围不允许注重维护自身学术声誉的学者粗制滥造。1931年，罗家伦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一文中说：

我觉得现在动手写中国近代史，还不到时间。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无论起于任何时代--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所以若是我在中国近代史方面要作任何工作的话，我便认定从编订中国近代史料丛书下手。[120]

罗家伦此说，正是当时一些接受过西方科学方法训练的学者们的共识。所以像简又文、郭廷以、俞大维、许地山、王重民、刘半农等人，在30年代都非常注意搜集近代史的资料并在辑佚、考订、编纂等方面下功夫。直到1939年，这种风气还没有过时。这一年，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郭廷以，在自己编写的《近代中国史》第一、二册（计划编写十九册）出版时，还在"例言"中直言不讳地声称："历史研究，应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国史论，现在尚为史料编订时期，而非史书写著时期。"他称自己的《近代中国史》只是在史料编排方面"尽其相当力量"，近似西人之读本（readings），又可称为史料选录或类辑，"绝不以历史著作自承"[121]。处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蒋廷黻期以十年写成中国近代史就很自然了。

从蒋廷黻的治学作风说，他治学严谨，一生著作不多[122]，每有著述，都信而有征，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与他早年受到科学方法训练大有关系。重在积累不作急就章，成了他治史的习惯；重视史料的编订，不作空头说教，成了他研究的规则。他曾在《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自序》中说到历史学"自有其纪律"（即研究顺序或研究规则）时称："这纪律的初步就是注重历史的资料"；"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123]在清华，为了研究近代史，他千方百计搜集有关第一手资料，读了他在回忆录中关于搜求《文祥年谱》、《郭嵩焘日记》以及曾国藩信函等的记述，谁都会感动[124]。他的研究，注重史料，但他不仅没有胡适那样的"考据癖"，而且不愿将历史写成材料的堆砌。事实上，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史，决非只是对史事的客观描述，而是要努力探求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所以通史不仅指史事在时序上的先后承继、转合变幻，而且还包括历史文化中各重要问题的沿革与变迁的理性诠释，即所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达到这一境界，就像太史公所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必不得要领。蒋廷黻在1935年离开清华去南京做官时，他的近代史研究尚处在进行的过程中，还没有达到融史料与思考于一炉的整合期。他之所以称这本五万余字的著作为"初步报告"，就是针对这种没有完成整个研究计划、只能算作对近代史整体思考的一个初步体现，即所谓简略的"观感"而说的。

其实，这本被他称为"初步报告"的著作，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甫经出版即广为流传。1938年初版后，次年商务印书馆即印第二版；同年重庆青年书店又重印。40年代的版本我孤陋寡闻，不知其详。1949年，台湾启明书局以《中国近代史大纲》为书名，重排出版，蒋廷黻应约写了《小序》。海峡此岸在众所周知的长期沉默后，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兴起的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下，湖南岳麓书社经陈师旭麓教授的推荐、介绍，于1987年将之辑入该社《旧籍新刊》重新出版，同时收入了《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和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三种论著，合成一册，以《中国近代史·外三种》书名面世。书首有该社《出版说明》和陈师旭麓教授写的《重印前言》[125]，书后附有蒋廷黻的女公子蒋寿仁女士写的纪念性文章《欣慰与回忆》。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蒋氏《中国近代史》的重刊本，也是该书出版以来的第一个新版本（有所删节）。1990年，上海书店将此书按1939年商务版重印，收入《民国丛书》第二辑，编为第75种。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把它作为《蓬莱阁丛书》之一，重排出版。个别地方作了技术性处理。一部学术著作，经历半个世纪以上时间的汰洗而仍备受后人垂青，足以说明它已为社会认同，成了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

一个"初步报告"竟成了传世之作，这恐怕是蒋廷黻所始料不及的。然而，世事总是偶然中寄寓着必然。如果没有深厚的史学功底，没有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长期积累，没有对近代史近10年的整体思考，怎么能在图书资料匮乏的情况下，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写出如此大气、如此耐读的作品呢？可见成功总是与艰辛同步的。厚积薄发，大家之道，信然！

2 体系结构与分析框架

蒋廷黻是从外交史研究拓展到整个近代史领域的，深知"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126]。他的这本著作，即是从外交内政的关系入手，重点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为抵御外敌入侵而改革内政的各种方案，表现了寻求救亡之道的使命感。他在全书的《总论》里说到此书的写作宗旨：

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127]

在这种"以史为鉴"、"以史经世"思想支配下，全书以中国学习西方，先后出现的四个救国救民方案为基本线索，按历史时序将近百年史编为四章二十二节：

第一章共七节，专讲外患。处在"中古"状态的清王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已经"近代化"的西方侵略者，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接连被西方列强打败而不知民族危机、不思国家内政改革，白白浪费了20年光阴。其间，政府官员只以主剿主抚（即主战主和）相区别。主剿者虚骄自大，主抚者服输而不图振作，"直到第二次战败的教训，然后有人认识时代的不同而思改革"[128]。

第二章共四节，专讲内忧。清王朝遭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曾国藩领导的湘军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战。洪秀全对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十分积极，对于社会革命则甚消极，"他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这样的领袖不但不能复兴民族，且不能成为部下的团结中心。曾国藩在维持清廷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下，一方面要革新，即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要守旧，即恢复中国固有的美德。革新与守旧同时举行，这就是他对近代史的大贡献。

第三章共五节，专讲自强运动（即现在所说的洋务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失败。清王朝中央的恭亲王奕、文祥，从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中获得教训，觉得中国应该接受西洋文化之军事部分，以求"自强"；京外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人也得着同样的教训，认为"欲学外国利器莫如觅制器之器，用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自咸丰十一年（1861）到光绪十四年（1888），成立北洋海军，自强事业步步推进，动机是国防。国防近代化牵连到设厂制械、设学堂培养人材，设船厂、电报局、铁路以解决交通，办招商局、织布厂、开煤矿、金矿等以解决办国防的费用。自强运动是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但又是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的实行，结果败在日本人的手里。"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第四章共七节，分别讲了甲午战后的瓜分狂潮、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和北伐战争，一直到抗战前夕。内容很多，实际上只讲了三个救国救民方案：变法运动是第二个救国救民方案，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最后目的是要改成君主立宪；义和团运动（蒋廷黻仍习惯称为"拳匪"）是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第四个救国救民方案，也是我们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

上述谋篇布局，第一、二两章是为后面各种救国救民方案的产生作内忧外患大背景式的铺垫，说明中国若不向对手学习、不图内政改革已经没有前途了；第三、四两章是全书主旨，依次论述为抵御侵略、学习西方而出现的四个救国救民方案，从整体上组成一、二两章为因，三、四两章为果的大因果关系，显得叙事脉络清楚，因果联系明确，通俗易懂，好读耐看，从写作方法和宗旨看，全书以记事为主而以时序别其先后；不拘泥过程、细节描述而注重成败得失的分析；它以政治上的"鉴戒"和道德观念上的"垂训"，对治乱兴衰作出价值判断而为当世社会寻求历史借鉴。显然，这样的通史，完全是一种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线性式结构，具有强烈的为现实服务的史学功能，恰恰切合抗日救亡的需要。

蒋廷黻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于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参酌的分析框架。

从方法论层面说，历史研究是运用一连串概念去阐述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而概念的诠释功能只有在特定的建构中才能充分显示理论张力。这种由概念建构成的评价体系，往往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话语系统。传统史学发展到清末，基本上只是对史料的辨伪、辑佚、考证、训诂之类的方法，主要不是思辨而是功夫论层面的操作，学者不作观念更新、架构改制一类的自觉迫求。蒋廷黻曾批评说：中国的史家，往往是"治史书而非治历史"，他们可以是十分优秀的版本专家，却不能从整体上解释历史。

蒋廷黻自己接受过西方史学的训练和进化史观的影响，注意用实证的方法探求史事的内在联系，强调史学的训戒功能，并把导师对欧洲近代政治史研究中的"族国主义"，作为自己观察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重要理念[129]。他在本书的《总论》中，一开始就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整体的进化史观着眼，通过中西文明的对比，得出了西方世界已经具备了近代文化而东方世界仍滞留于"中古"的结论。由此出发，他抓住了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基本态势，把先进的近代化和落后的中古状态，作为文明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在十九世纪相逢，进而构建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他把中国能否实现近代化（西洋化）作为度过空前难关、摆脱中古状态的历史主题，把中国人能否接受科学、利用机械、能否接受民族观念以建设民族国家，作为实现近代化、赶上西方世界的三项主要指标。他说：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130]

蒋廷黻所说的"科学"，既指科学知识本身，又含有科学精神的内蕴，是与"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的蒙昧主义相对峙的新的人文精神，属于近代文明的精神范畴；他所说的"利用机械"，是与仍保持"唐、宋以来模样"的自然经济相对峙的工业经济，属于近代文明的物质范畴；所说的"民族国家"是与宗法制度下家族、家长制相对峙的政治体制，属于近代文明的制度范畴。他把这三对范畴作为实现近代化（即西方化）以摆脱中古落后状态的价值评判体系，恰恰反映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仍处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急剧转型之中的现实。为因转型而失衡的社会寻找价值重建的良方，正是当时像蒋廷黻那样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一代学人，朝思夕虑之所在。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19世纪以来中国的文明已落后于世界，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救亡图存；一方面又隐隐然希望中国回归传统，寻回失落的富强梦，力图给困厄中的民族和国家指引出路。这种对历史中国的自豪和对现实中国的自悲所构成的文化情结，不仅是自由派学人群，而且也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蒋廷黻以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作为分析框架写的《中国近代史》，在那时影响很大、流传甚广，原因即在于此。

这样的分析模式与他编纂的近代通史体系是完全契合的：除第三方案即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与近代化历史主题背道而驰外，其余各个方案恰恰是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浪费了二十年光阴才开始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上学习西方，以脱离中古状态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述救国救民方案推行受阻乃至失败原因时，往往以科学的人文精神作为评判近代时期中国民众、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素质与表现的尺度，对国民性乃至民族性发表了若干发人深思的见解。

他针对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仍不觉悟不图改革，妄费了民族二十年光阴的史实，指出："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后还不明白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131]这是批评国人昧于世界大势，不思上进的麻木状态和苟且因循。

他在书中问：为什么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就开始维新、改革内政呢？回答说：一是"中国人守旧性太重"；二是士大夫以传统文化为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所以他们反对改革；三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132]，这是批评士大夫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守旧性、保守性和妥协性。

他问：同光时代的士大夫反对自强新政，那么民众是否比较开通？他说："其实民众和士大夫阶级是同鼻孔出气的"，"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接受近代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133]。这是批评国人愚昧迷信，文化素质低下。

麻木、因循、守旧、妥协、迷信、愚昧等等，这些虽非蒋廷黻在书中的原话，但他的上述分析所蕴含的潜台词，就是这些话语。只要读一下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文人有关国民性的文论，就不难发现二、三十年代的自由派学者仍然使用当时的话语系统来评论国民性。从思潮的统绪上考察，这种批判其实是清末留学生中一度弥漫过的文化自责思潮的遗风。翻开辛亥革命时期出版的各种留学生报刊，可以发现他们为了唤醒国民性而批判奴隶性的文章比比皆是。他们指责百姓甘作清朝的"顺民"就是甘作"亡国奴"，说国人的性质，"曰柔顺，曰巧滑，曰苟且偷安。喻以利则为排外之举动，逼于势则为外军之顺民，总之畏死二字，足以尽之矣"[134]。所不同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激进知识分子，往往视自己是教育、提挈、领导"下等社会"的先进者，蒋廷黻则不仅对下层社会，而且对"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都作了无情解剖，把他们一概视作接受近代文明的阻力。而且，他不像清末留学生那样只是以呐喊来惊醒民众，而是通过对史事的因果推出结论，显得格外深沉有力。他的国民性评判虽说不无偏颇片面，但对士大夫这种文化精神上的弱点和缺失的展示，使人看到了历来被讴歌为"社会良知"的知识阶层之另一面。他把这一面作为近代中国无法顺利推行近代化的重要原置，客观上教育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担起救亡责任。

诚如陈师旭麓教授所指出："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蒋廷黻在近代史中论述的这些环节，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反映了近代中国某些实况及其方向的。"[135]这个实况和方向，用蒋廷黻建构的话语系统来表述，就是：中国在十九世纪已经面对着早已接受近代文化的西方对手。为了抵御西方列强侵略，处于中古状态的落后的中国，只有向对手学习、改革内政，才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个学习对手的过程，先是从不彻底的器物层面开始，然后进到学习政治体制的制度层面，但只有再进到更深层的精神层面，才能真正实现近代化。

3 历史观与方法论评估

从蒋著《中国近代史》可以看到蒋廷黻的历史观即历史本体论，是服膺进化史观的。进化史观虽然将历史看作一个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但进化史观视文化沿革为史学研究的学问所在，以因果关系作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对历史的理解往往显得一元化，诠释也因之太线性化。蒋廷黻建构的分析框架，把近代化和中古状态作为先进和落后两个文化发展阶段，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作为中国接受近代化（西洋化）的"因"，把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西洋化）作为中国脱离中古状态，"必致富强"的"果"。以这种"因果关系"构成近代历史主题，严格地说既忽视了历史发展动因的多元性，又否定了多样结果的可能性。他的这个分析框架，可以说是后来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常用的"冲击-反应"模式的中国版，只是没有达到范式化的程度而已！

在方法论上，蒋廷黻接受的是西方实证史学（即"科学史学"）的训练。实证史学认为历史研究只有确定史料、构成规律，才能成为科学。蒋廷黻极重视对历史材料的搜求与考订，但当他寻求规律时只注重因果关系的分析而显得捉襟见肘。因为，因果联系本身是一个无穷循环：因前有因，果后有果，多因一果，多果一因，在甲为因，在乙为果，彼时为因，此时为果，因果循环，极难深究。更重要的是因果关系并不是历史内在规律的全部，即使正确分析出史事之间的因果联系，也难说发现了规律。所以因果关系的分析方法，可以适用于简单、个别的史事间内在联系的分析与探求，很难适用于复杂的、全局性的过程分析。所以当蒋廷黻在这本著作中涉及到若干全局性、宏观性的史事分析时，表现出简单化、片面性、牵强附会的缺点。

例如他指出了鸦片战争前中西没有邦交、中国对西洋各国总是以"天朝"自居、把它们视作藩属的事实，却由此推出了"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这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136]的结论。这显然是混淆了封建宗藩关系和资本主义条约制度两种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不平等。宗藩关系的不平等，只是礼仪制度下形式上的不平等。它以藩属国向宗主国朝聘和宗主国对藩属国的册封为主要内容，构成了宗藩间的互动互应关系。朝聘不是臣服，册封不干涉内政。两者不是统治与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西方强加给中国的条约制度，完全是以损害中国主权、破坏中国领土完整、掠夺中国资源为主要内容的实质性不平等。两者具有不可比性，构不成史实上、逻辑上的因果联系。

又如他认为战前的中国不知有外交，只知"剿夷与抚夷"，政治家的派别划分不过是有的主剿，有的主抚。据此，他把广州反入城斗争中主张利用民心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说成是"继承了林则徐的衣钵，他们上台就是剿夷派抬头"[137]。其实，当时除了主剿、主抚派外，还有非剿非抚、亦剿亦抚的骑墙者，先剿后抚的转化者。把复杂的政治态度简单化地以非此即彼分野，是不符合史实又不合情理的；林则徐的主战，是在对手用武力强加给中国后的反侵略表现，徐、叶的反入城是在条约签订后以民情不允为名的违约行动；林则徐的"民心可用"是用于反侵略，徐、叶的利用民心是用于违约的盲目排外以达到道光帝"小屈必有大伸"[138]的虚骄目的。同样主剿，出发点和归宿不同，硬把两者扯在一起，是忽视了两者对外策略的不同性质。

他对国民性的剖析，有很多鞭辟入里之词，发人之所未发或不敢发，但片面性也在所难免。例如他把鸦片战争后中国未能立即改革内政、起始维新的原因，归之于士大夫守旧，缺乏大无畏精神。虽然，战后很多人确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139]，但"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的[140]，也大有人在。尤其是中小官僚和一般读书士子，或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史地以增强国人对域外风土民情的了解，如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姚莹《康輶纪行》、梁廷枏《海国四说》、夏燮《中西纪事》；或上书条陈善后事宜，以改变成法防止外敌觊觎。1842年10月，江南司郎中汤鹏上善后事宜30条，就防范西人之法论及中国必须在军事、吏事、风俗、烟禁、人才、考试等方面进行改革[141]。涉及面之广，设计之具体，无人能出其右。这是当时京官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份改革方案，也是最早把改革内政与爱国反侵略结合起来的方案[142]。在皇帝立意订约、朝臣噤若寒蝉的特定背景下，敢于独抒己见，没有点"独立法大无畏精神"能行吗？即使被蒋廷黻批评为阻碍同光时期自强运动的"清流"派士大夫，也非铁板一块，其中最著名人物之一的陈宝琛，虽非洋务派但不反对洋务事业，虽主张"中学为体"，但并不排斥西学。他不仅主张中西学问相通，新旧文明相益，而且在倡导西学、引进西技方面躬亲实践、殚精竭虑[143]。看来把士大夫一概骂倒看似振聋发聩，其实也多偏颇。

蒋廷黻对士大夫的文化批判，正如李敖为《蒋廷黻选集》所作的《序》中说的那样："当然他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生产、是事业、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所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144]

上述这些简单化、片面性和牵强附会，有的是因体例关系不得已而造成。按《艺文丛书》要求，每本字数不低于3万，不超过6万，篇幅太少，自不能全面分析、详加展开，只能拣主要方面写，片面也就难免。有的是历史观方法论本身的问题，用进化史观看待历史，执着于因果关系的探求，虽然能解释历史的进步，却很难说清进步的动因；虽然能得出合理的结论，却很难全面、系统地论证。

尽管存在上述缺憾与不足，但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取得的成绩以及他建构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和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1964年时任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的郭廷以教授，在评价蒋廷黻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时说：

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蒋先生是个开山的人。近四十年来，蒋先生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特别是给我们新的方法与新的观念。[145]

其实，早在1939年，郭廷以在自己编纂的《近代中国史》第一册的"例言"中已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沈案：即罗家伦）同开其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46]

1965年，人类学家李济教授在悼念蒋廷黻的文章中也说："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147]

郭廷以和李济既是蒋廷黻同时代人，又是历史研究的同行，他们的评价不仅极富历史感，而且充分肯定了蒋对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有开风气、奠定科学基础的贡献。

如果对当代中国史学近20年来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顾，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正在致力于蒋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重复蒋廷黻早在60年前建构的话语系统，乃至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那么对他和他的著作给予重视、进行研究，其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