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海不久，我们从另一方面也得到过警备司令部有二十三个人被难的消息。有说这些人的去处，是在六号半夜，（各用麻袋套着头颅，）将运货汽车把他们当成货物一样搬运到黄浦江小汽船上，汽船驶出吴淞口后，被（活生生的丢入江中的）。又有说是十二号雨雪中，二十三个人押过南京后，在南京某处被枪毙的。又有说收拾这一群年青人，乃半夜里在龙华司令部监狱外荒地上执行，解决以后目即刻抛入预先掘好的土坑中，日子则为二月八号。

第一个消息从某报纸传出，这类（残酷）处置（，为中国人使用）也并不出奇，然这次事件却无从证实。第二个消息近于可信的事实，但当时即有人过南京去探询那一群牺牲者的姓名，且向有关系方面询问，结果虽证明了枪决过一批人，却不能证实其中有海军学生在内。只有第二个消息比较可靠。不过这人若果是八号解决的，那么九号在南京见×××时，他不会给我们留下个预约，且根本就不必见我们。并且人既解决了，他们是应当明白的，总不能为一个业已枪决的人，来讨论询问白费两点钟的时间。

十八左右，我在我那宿舍里见着了郭女士，她还刚从广东取钱回来，预备用钱为她朋友向某人买些公道，她不久以前就见过××××部某同乡，从这两个广东同乡方面，她知道了海军学生业已枪决。且知道这一群年青人，其中有四个作家，两个女性，是从东方旅馆捉去的。

郭女士的同乡，把他所知道的原委—一说给郭女士，方知道人从租界移提（过公安局）后，（谋一方面当时就）有电指示（给上海市长，令在××示威的日子，）全部当地枪决。

因其中有几个知名青年作家在内，社会上正为此事深受刺激，上海地方不比内地，国际观听尤不得不使（当局者作事）加以思量。市政府方面既因为这件事有所踌蹰，便用调查讯问牵延了些日子，于是这一群人犯便转过了龙华。龙华又接到同样执行死刑的电讯，那时×××正因为从飞机上摔下，在医院中将息，部中一切公文由一个参谋长处置。这人也不敢冒昧从事，仍用搜罗证据支吾下去等候社会上对此事较淡漠时，再来解决。（直到××日，恰是××方面预定开×××大会的日子，又奉到南京来电，）将二十三人全体枪毙。故在那天黄昏时节，把一干人犯从监狱中提出，说是当天便应押过南京审判。事实上只把这些人暂行改押狱旁小兵营里，到下午九点四十分左右，便提出（去）过堂，还说一过堂点名后就上火车。到了审判时，犯人—一点过了名，那法官（×××）就说：“×××部有电来”，把那电报读过后，又从一份文件上，诵读这一群年青人关于政治上的企图，如何与现行法令停谬处。并且这种不承认当前局面别有打算的行为，还应受如何处分，也—一提到了。海军学生听说几人即刻就应枪决了，一句话不说，只向同伴凄惨的微笑着，且把头转动着，注意那桓同伴。用温和眼光去安慰那些同伴。

于是（二十三个手足为镣铐缠裹，口中被布片堵塞的年青人，）十二个荷枪兵士，一个排长，一个监刑的副官，共同沉默地走到军工厂堆积材料的旧房子前面，把二十三个人编排在一堵土墙边，十二个兵士退后十步成一排，一声呼哨知会下，响了八十七枪，一群年青人倒下去，完事了。几个兵士方用手电筒晃着，解除了每个人手足的镣铐，且拖曳到数尺外白日里预先掘就的土坑里去，再把旁边柔软的泥土盖上。兵士们作完了事，便沉默的携着镜铐走了。

当解决这二十三个人时，正细雨霏微，到半夜落了大雨。

关于这事从监狱中在押的左翼作家×君的信上，也有过相同的报告。这个×君当天下六点半，尚与海军学生拘押在同一屋子里，七点钟海军学生离开监狱时，还以为自己将过南京，故嘱咐×君带信出外边去给我们，要我们赶快过南京设法。且在当天半夜里，×君和其他牢狱中人皆听到一阵枪响。但另外从狱卒来的消息，则又说这夜里枪声是枪决一批土匪，并非那二十三个人，那二十三个人，的确已押过南京某处，有人托护送兵士带信也送到了的。

得到这个消息后，我便同郭女士过×××××李某太太家去找丁玲。那时节大已渐黑，在（李）家的楼底下，见着了丁玲。她正在灯光下为小孩子调理奶粉，一见我们的神气，就似乎明白了郭女士来此的用意。但又似乎是每一个来看望她的朋友方面，皆能引起她这种感觉。

“请随便坐，郭小姐。”

郭女士却不即坐，走过小孩摇篮边去，逗弄小孩子，“样子真乖，四个月了吧？”

“三个月还不到！”

“一看是个男孩子神气，多可爱！”

“声音大，食量大，将来只好作工去！”

“吃奶粉吗？”

“吃得厉害！大人还来不及洗刷瓶子，他又饿了。一个小孩子真不容易照料，真是对于我们这种过日子的人一种嘲笑！”

…………

她虽一面同郭女士谈着小孩，一面却在我脸色上找寻希望。我不能一开门就说出那个事实。我不便如何开口来报告这件事，就只好代她照料小孩，尽她去同郭女士谈话。

她们谈到用钱向某方面买公道的事情时郭女土就问：

“丁玲先生，胡先生怎样了呢？”

“都说完了，”说时她似乎不能抑制自己那点感情，就用做作而成的微笑，掩饰着自己。过后又问：“你听到什么消息？”

郭女士说：“听同乡说，——报上不是说用麻袋装好那么抛到江里去了吗？不知是真是假，那么残酷，真是一群（兽物）！”

“也正有人说是一群英雄！”

“他们并不宣布罪状！”。

“有什么可宣布的？（牺牲的年青人正很多，内地各处每一天皆有可怕的屠杀，）这里只二十三个，旁的地方不止十倍，你在广东，广东没有这种事情吗？”

“……”郭女士显然不能再说什么了。

我就说：“郭小姐从她那个批发公道的同乡方面，得到个新奇消息。”

丁玲望望我又望望郭女士，便说：

“我明白了，那事情实在了。”说时她赶忙走到小孩身边去，把小孩子抱起，贴到胸怀间，“我明白，我朗白。你说，究竟怎么样。”

郭女士于是把从某同乡处听来的一切，再说给她听一次。说到几人耳听法官宣布南京拍来电后的沉默情形，大家都觉得心中被什么东西重重的戳了一下。

住楼上的李×夫妇，赶下楼来听新消息，听郭女土说及这件事，作太太的那一个，便开始愤恨的责骂起××方面来，以为海军学生，既无罪可以宣布，不应得到这种待遇，即或被枪毙了，也应当尽尸主亲友知道尸骸所在，自己好去收殓，将来小孩子长大了，也知道还有个爸爸。并且说了不少类乎这种使人难过的话语。郭女士也以为既被杀了，就应当将被杀过的尸身交出，得弄出一个着落！两个女人自然都是因为不知道如何安慰身边的一个，方说出这些妇人儿女气话语。到后来某太太向我提议，问我们如何想法去安葬这个海军学生的遗体时，丁玲方抑制着悲痛说：

“这有什么用处？”她冷笑着，意思像在说：“死去的，倒下死去，躺入混和了泥土积水的大坑，挤在一个地方，腐烂了，也就完事了，找寻他有什么用处？我们不必作这种蠢事，费神来料理一个死人。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活人如何去好好的活，且预备怎么样同这种人类的愚蠢与残酷作战。如何活下去，又如何继续去死！”

大家没有作声，过一阵教授——，把手爬搔着他那颗光秃秃的列宁式大头，轻轻的说出他一个疑问：

“八号既发生了这件事，九号的下午，你们不是还在南京同×××谈及海军学生安全问题吗？”

我说：“因此我对于这结果也就很可疑。若当时海军学生已解决了，南京方面不会不知道。若知道了，……”

郭女士就说：“可是那个同乡他不会在这个消息上造谣，因为他无须乎如此造谣。他不认识胡先生，并且那案最后判决虽不经手，他却说明是在东方旅社被捕那一批人。”

不过在×××××案件中，前后共捉了四十余人，但其中海军学生未必在杨。然四十余人中只有四个是作家，二十三个枪决的也有四个作家，郭女士得来的消息，又似乎毫无可疑。总而言之从这方面与狱中通信方面，证明海军学生已并不拘留原处，这人的去处，有押过南京与就地枪决两种传说，没有更可靠的消息时，我们自然还以为人尚好好活着，对于这人的生存，抱了一分希望来寻个水落石出的较好。

丁玲当时还能显得极其安详，继续我们的谈话，自然也因为那一线希望还存在。但再过两天后，我为她过新月书店，去请问海军学生版税，从朋友×××处（指邵洵美，下文的×××及××亦为邵洵美。——编者），却得到了一个新消息。南京方面办理上海特务工作的某人，与×××常有过从，××说某处也有海军学生业已枪决的消息，并且时间地址人数，与郭女士从她同乡方面听来的无异。一点希望在这方面便扭断了。这恶消息让丁玲知道时，她只说：“我明白，我早就算定了的。”从她那神情上，还可以看出一点什么？她沉默，但却仿佛用沉默来说明她的意见，还是上一次与郭女士会面时一样的意见。“死的，倒下去，僵了，腐烂了，完事了。不死的呢？为了那个理想，便应当好好的活。不能活下去时，也决不逃避这种凄惨的死。生活就是这样简简单单一会事，并不需要如何烦难的解释！”她当时仿佛那么看得简单，此后也仍然看得那么简单，打发了两年日子。

当我把那点消息告给她时，正是我再预备过南京的前一日。作母亲的在这方面，显出了人类美丽少见的风度。只是沉默地把熟睡着的孩子，放到小小的藤制摇篮里去，小孩略微转侧了一下，她便把手轻轻拍着那小孩子，轻轻的说：

“小东西，你爸爸真完了，他的事情还不完。好好的睡，好好的吃喝，赶快长大了，接手做爸爸还不做完的事情。”

口中虽那么说着，声音却抖着，勉力抑制着她那激动的感情。

到后回头来凄凉的向我笑了一下，便低下头去，模仿男子的口吻，轻轻的骂了一句野话。我既然还预备过南京一趟，让×朋友在那事情上找出一点眉目，这一来自然就无须乎赶车了。我想不出一句什么可说的话。我只觉得死了的，既然在这个残酷与愚蠢的社会中死去了，死去的方式虽不相同，总而言之便是这个人业已死去，已无法再活回来了。问题只是还未死去的，应当如何来好好的活下去？并且如果还要自由的有意义的活下去，又应当怎么样方能避去目前的危险？还有这个生命不到三月的小孩子，有什么办法方可以莫让他饿死病死？这小孩子家乡中那个老外祖母，前不多久日子里，还寄了不少小东西来，且总希望一对小夫妇带了孩子回去一趟，如今若知道了这件事，是不是还活得下去。在那方面还没有得到上海凶信以前，这一方面又应当如何去安慰那老太太，且应当如何去哄着那老太太？我心中打量着这些问题，一时并不说话。

她于是把手边一张椅子，推送到我身边，幽幽的说：

“从文，你坐下来，我问你。你说的这件事你相信吗？”

“可以不相信，但说那个的××，他亲自看过小胡的相片，那相片差不多就是多数人在那里最后一次留影的证明。并且同时南京方面的朋友快信，也正提到这一点。同时其他也……！”

当海军学生死去消息证实时，她在任何熟人面前，并不滴过一滴眼泪。她意思好像是：“眼泪算什么东西？在风中会干去的，用手巾可揩去的。”她因此对每一个来见她对她有所慰藉表示同情的人，还只是抿着嘴唇，沉默的微笑着，让各人在印象中，各留下一个坚忍强毅女孩子的印象。她努力不让自己为那点不幸弄衰弱，且努力把死亡看得简单。但她却是另外一种人。

几个极熟的朋友，就可以看得出她这种不将悲痛显出，不要人同情怜悯的精神，原近于一种矜持。她其实仍然是一个多情善怀的女子，而且也不把这样一个女子在这份不幸生活中所应有的哀恸抹去。但她却要强，且能自持，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结实硬朗的女人。因为她知道必需用理性来控制，此后生活方不至于徒然糟蹋自己，她便始终节制到自己，在最伤心的日子里，照料孩子，用孩子种种麻烦来折磨自己精力与感情，从不向人示弱。当时她既不作儿女妇人的哭泣，便是此后在作品上，也从不做出那种自作多情儿女妇人的陈诉。

综合各方面的消息，证明了海军学生已经不会再在这个世界同他的朋友晤面后，余下的孤儿寡妇，此后的日子应当如何支持，乃成了当时待决的问题。

并且那时上海方面新的谣言尚在继续下去，各种小报常有关于此事捕风捉影的描绘，又听说另一方而，对于这孤儿寡妇，还有一种一网而尽的计划。（××方面既作得出在毫无罪名可以宣布的情形下，把一群年青人用乱枪打死，则海军学生死去以后，他们是不是还会想方设法来处置这小小孤雏，真不能为这种×户预作回护。）况且丁玲还正有人以为她已组织××××，预备在上海方面有所活动。种种（不实不尽的）谣言不单迷乱了××，好像同时就使×××××，也不很明白她的情形。×××××××，×××，××××××，这并不希奇。××××也算是平常的事。（李）教授家也许会有人抄查，也许会同时把那一对贤惠夫妇，同一群很活泼的小孩子，全部捉到牢狱中去。

在这种情形下，丁玲恐怕累朋友，便不愿意长住在朋友家里，使那家人心中不安。她只想把小孩子交入育儿院，或近于这类地方，托人抚育，独自住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打发一阵日子。

那时节，恰好过去在北京时同他们便已相熟的朋友张采真（张采真，沈从文在北京初期结识的朋友之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1927年的武汉起义。1930年底牺牲于武汉。——编者），在武汉方面因同样政治问题已牺牲，消息正传到上海，且不久，从武汉逃回来的采真夫人同一个方满周岁的小孩，到了上海后，居然被人踪迹搜寻，在租界上还不敢露面。因此原来身居上海，且在（×××××）有些间接关系的她，此后生活应当作如何安排，自然也大成问题了。

湖南内地小学校长方面，从报纸上约略得到了海军学生失踪的消息，一再来信询问海军学生的下落。且说自己年纪已过六十了，极盼望看看这个新生的外孙。若果两人因事不能带小孩回来，自己便将准备过上海看看。

这种来信增加了丁玲的忧虑，若让老人来，一来各事弄明白，这个年过半百的人，如何担负得了这一种打击？若把小孩送回去，到什么地方去找寻这个海军学生来作伴送小孩回去，若要丁玲一个人回去，那么如何通过长江武汉长沙各处，且到了家中以后，海军学生所遭遇的一切，又将如何设法来掩饰下去？

海军学生入狱以来，在狱中每次递出一个字条，即需五元。在狱外的她，则奔走南京、上海，各处探听消息，以及种种耗费，早把所有向各方筹借而来的几百块钱用尽了。新的文章在这种情形下，既无方法从她手中产生，凡是可以设法的又都已想了法。假如母子二人还在上海住下，便必需有一住下的方法。若可以冒险送孩子回去，也必需有一笔够用的路费。住既无法可住，走又不能即走，我回武昌的时间已耽误了。故当我已决定不再过武昌时，我的住处一定，便权且成了那孤儿寡妇的安身处。住处虽仍在万宜坊附近，且是一个售卖杂货兼管俄式大菜生意的铺子楼上，来往的人极多，却很少为人知道。她一天除了照料小孩子不作别的事，除了晚上小孩子安睡后，间或同我九妹下楼过霞飞路去走走，便不常下楼。

左翼作家那时节则于各种压迫中，有些人已失去了原来的型范，正在那里转变。上海方面各书店，如北新，现代，皆从一些极小问题上，各被（有××的××之类，）一度查封，或用换一经理加入编辑为条件，或用接办杂志为条件，（或另外孝敬什么股份之类，）又复陆续启封。即此就有人于顷刻之间，（就）创立了一个新的文坛（民族文学的局面）。这其间，如转变过来的，自然是自以为这一次已看准了题，再不会三心二意了。另外则有中立作家，在半推半就情形中，被逼到不敢不为某些刊物写点文章，撑撑门面。又有×××××××的事。同时也居然有××××，××××的事。

我们若明白那时代是什么时代，便不至于对于当时情形（左翼文学的寂寞）而难过（，而对于民族文学的发展又还有什么怀疑）了。但若果一个二十年来新文学史的纪录者，若无限制的将这种来自上海的某一时节风气，与某种人的行为态度，而能极忠实的加以叙述，我知道有许多知名之士，在这种诚实叙述中，必将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人，或平平常常的四脚兽的。

海军学生的死亡，慢慢的在熟人记忆中失去了它的颜色，知道其事前因后果的，当时不便说或不愿说什么话，惟捕风捉影的传闻，则常常可从各小报或定期刊物上看到。对于死者已不能再说什么，便对于还依然活看的丁玲，散布无数不实不尽的谣言，增加她活着的危险与困难。或者说其人已过俄国，或者说人尚在上海有何活动，或者说她已同左翼作家某某同居，或者说……总而言之，则不过一群（上海）闲人，平日无正经事可作，在上茶楼吃喝之余，互相以口耳在一个入时题材上，所作的无聊传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