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算日子，我们那次见面应当为一月六号。七号我到他们家里去，见到了×××与×××，比所想像的×××已老多了。八号又在大马路永安公司门前同她见到了×××的弟弟×，两人特别约好在这地方见面，一同过我住处谈话。这人就是先海军学生一些日子，曾经用温情服侍过她，最近不久还刚穿着反面的羊皮袄子装扮吉林垦荒的山东农民，由西伯利亚转北宁铁路回国的。我们稍稍谈了几句话后，我有事出了门，他们又谈了许久方走。九号海军学生同她在我住处吃面，丁玲便告给我明天是她家中小孩子出世满六十天的日子，预告已请了些客，若我高兴去吃晚饭，很欢迎我去，同时或可见到几个人。这些人中有我们原先相熟的，也有并不相熟我想见他们或他们想见我的。然从海军学生的言语里，则我知道既然把客从各处请来，吃饭前后必有些时间“谈话”。这种谈话我自然不很明白，听听固无妨于事，但假若我参加这种谈话，是不是还能发生兴味？所以去不去倒先让我自己决定较好。他要我决定这件事，我当时便认为这谈话决不能参加，也不宜旁听。恰好我另外又正有一个约会，故当时说明我不能去吃酒。那次吃酒既没有我，来了些什么客我也不能明白，谈的是什么我也不能明白。只记起再隔一天到她家里时，丁玲女士翻出了一张三人合照的相片把我看，上面有那么一行题字：

“韦护满六十天，爸爸预备远行，妈妈预备把孩子交给他的外婆。”

问他：“路有多远？”

海军学生就说“远得很”。

当时虽只那么当笑话说着，我却早已经单从海军学生方面听明白了他那个远行的计划。

从十一号到十七号，这一串日子里，我们每天都有见面的机会。我对政治毫无兴味，我们商量的是《红黑》应当如何重新出版，大家应当如何设法来支持这刊物使它不至中断，且使这刊物用何等面目与世人相见。事情一来，又轮到丁玲女士起草计划了。在计划中她仍然答应好些事情，从我看来还仿佛不是她所能担负的。她并不是强干的人，但她在学习强干。她在训练中已渐渐的同一个男子那么欢喜作事了。

一连而来几个日子里，我从海军学生方面，又听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或出自他们本身，或出自相熟的旁人。我不能在某种生活中产生故事，但对于别一人每种故事却十分关心。

我把出自他们口中的故事，拿出与我从武昌南京所得的各种人事印象相对照，仿佛就得到了一份最好的知识。这份知识于我很有用处，贡献给别一方面时也必然极有用处。海军学生若愿意明白我已明白了的事情，对于他的理想行为，却极显然大有帮助。

但这不成。两人因为应付租界上的环境已十分习惯，便同租界以外的环境疏远了。海军学生把他的故事说给我听时，他的复述越兴奋，我便越觉得为他发愁。他明白在某一件事情中，把自己编排成为剧中角色之一的时节，自己所感觉的庄严可到何种程度。他复述那点庄严印象时，也显得那么快乐。他的快乐只证明他十分天真，这就使人为他发愁。我呢，我认识一张牌的两面。我知道双方事情。我看过两地排演的戏目。我作得少，懂得多。因此对于革命我不悲观，但也不能过于事实所许可的乐观了。

理想从文字或其他方面移植到某种人感觉意识上时，这人的勇敢处真正令人吃惊。但这种“勇敢”同“保守”对面以后，产生了如何愚蠢的行为，排成了如何无聊的场面，照例将是使人吃惊以外还得皱眉的。一页新的历史，应当用青年人的血去写成，我明白我懂。可是，假如这血是非流不可的，必需如何去流方有意义？在别一方面的人看来，方法也许只是一个，便是捉来就砍。但在随时都有被砍机会的一方面，人既那么少，结实硬扎机警勇敢的人尤其不易多得，纵事到临头非流血不可，如何来吝惜珍重这种人的血，避免无谓的牺牲，不也就正是培养这个对人类较高理想的种子的一种最好方法？当时在长江方面所见到的只是流血，年青人参加这种流血的，似乎也有非如此不可的趋势。惟一些身在上海各人从一枝笔上得到群众的作家，失去了笔同时也就失去了他的革命武器，便毫无实力可言。如今放下手中的笔，来应付别一种事情，在“用失其长”的情形中，是不是还能做出比好好的写一本书更可观的成绩？自己根本那么脆弱，单凭靠一点点信心，作着勇敢的牺牲，牺牲过以后，对于整个理想能有多少帮助，是不是还有人作过一番考虑？

那时的中国情形大致如下面所记：

上海新书业商人已各因眼光远近不一，从读者捞了一笔钱，各地对于新书取缔忽然转严，作品的去路就窄了些。商人明于世故，皆很热烈的把眼光注意到印“一只天鹅冒险”等等儿童读物方面去了。同时（××方面则由于极端的颟顸、胆小、无能，对于文学思想左倾的潮流，既无能力树立自己的旗帜，用作对抗，也不知运用政策，力图分化。惟一政策就只是每月支出一笔闲钱，雇就若干闲人，身在上海租界内，与租界当局合作，各处侦查，等候机会捉人。把人捉来以后，就一律引渡出租界，只根据雇佣侦探与自首者的报告，按照习惯的办法，将捉来的年青人分别杀头或入狱。）当局对于这问题的看法，轻重处有些不甚妥当，对于文学上潮流影响，把它看得过于严重，处置也随之而严重。

（××方面）如此情形实不足为奇。（就由于胆怯与无知，）杀戮在某一时成为当权者（惟一）一种政策，从本国历史上，是可以发现无数篇章的。但极可怪处，则是凡有机会在这个愚蠢时代社会里成为牺牲的人，都仿佛毫不知道如何请求避免牺牲的方法。各人似乎由于只习惯租界上工部局的章程，全不明白自己行为一出了租界便成为什么案件，得到什么结果。（故即或各人行动皆那么秘密，同志中互相皆难知道一人以上的住处，行动皆十分麻烦，每人身后常常有侦探跟随，然而海军学生）夫妇二人还那么从容洒脱，实在是想像不到的。

胆小如鼠原无济于事，（畏怯原不是革命者所应有的东西，）但过分洒脱，则不免疏于人我之间的防卫。我尤其不能同意的，便是他们似乎业已忘了自己如何得到大众的原因，仿佛手中已操持了更好的武器，各在轻视原来手中那枝笔。皆以为把笔摔下的时代业已将临，不放下手中那枝笔诸事就作不好。关于这件事，我大约同他们讨论过二十次。认为他们的笔不适宜于从手中离开。并且若已承认了把笔放下是中国革命一点损失，则在这种时代里，如何去使用那枝笔，也成为两人最切要的问题。不担心牺牲，那自然是种难得的勇气。可是若凡事看得远一点，认识得深切一点，了然所谓中国革命文学，应取何种方法、何种形式，使它在这个恶劣环境依然能存在、能散布、能把握某一部分读者的感情，则作者间实有切切实实用客观的眼光去研究的必要。海军学生如其他年青人一样，对历史太生疏了一点。文学所能发挥的能力、所能展开的场面，可谓极其缺少注意的兴味。海军学生之被人重视，我以为对于他根本毫无好处。这人既并无多大政治才识，有的只是较才识三倍以上的热情。凭了这点热情，他应得到一分敬爱。然而一被重视，因此他却必毁无疑了。据我的感想，则发展他成就他，最好的环境，就是委屈他到一份卑下生活里去。要他受苦，被派作不甚要紧的事情，短期入狱，常常受吓受困，一出门就得同政府的便衣侦探斗智，当逃避侦缉者眼光时，习惯于电车的上下，转小弯，于同志中受不甚公平的待遇，学会了种种机智与谨慎，在艰难境遇里三年五年，好好的去取得一个革命家那分应得的经验。一切生活训练他到某种程度，他也才能作某种负重致远的人！

照当时情形来，我的意见已显然觉得稍稍有点迂腐，所以海军学生的回答常常只是个微笑，丁玲女士也只给我一个微笑。要他们说出他们的意见，他们就简简单单的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只能写点文章，别的真不用提。”海军学生原本是个天真烂漫的人，直到这时，不拘他如何勇于负责，不拘他如何长于打算，我总以为他还不脱离孩子气。如今到了把自己加入这血肉相搏的争斗里，对于某种理想的实现，常作超越历史条件以上的乐观，就见出两人皆还在不可形容的天真里打发每个日子。然而到了我明白我的理知对于他们并没有多少用处，拟不再提出什么意见时，他已在意外情形中失踪了。

十六号在他们家中，我对于海军学生的生活，不贡献什么意见，丁玲女士却对我的生活有所考询，考询的结果，我仿佛从他们的脸色上，又看出点可怜悯神气。那神气用言语翻译出来，仍然是“从文真有点迂腐”。我当时不加分辩，不作抗议。我心想：

“一切人都在那里用自己一分观念决定自己的命运，既明白每人因生活不同，观念也难相同，或者就应当各人沉默守分，尽时间来说明各人的命运得失了。”

于是我邀他们过卡尔登去看电影，看了一个英文名为《生命》的片子，说的是纽约某种闲人的生活，恰好合于上海某种闲人的情调，对于我们生命所有关系，就是糟蹋了我们两个钟头的时间。出院时，我们到了静安寺路向西走去，海军学生好像还为影片中的无聊情节十分生气。丁玲就说：

“频，你这算什么？我们的生命，难道不常常的自然而然为一些人事上的小故事，糟蹋得比看一次电影所耗时间更多吗？这也值得生气！”

丁玲的话使海军学生记忆起另外一件事，这个南方人便说：

“我生我自己的气。你呢，你不也是常常因为……”

海军学生所说的，是丁玲女士因某种感情扰乱了她，把写过一半的文章向炉中抛去的故事。这类故事是不必再提了的，因为一个作品，在作者自己一方面看来，既有烧去的愤怒，则这作品也就大约如这世界上某种人，它不存在也许比他存在还更好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