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宗章敬吴皇后传》云：“后幼入掖廷，肃宗在东宫，宰相李林甫阴谋不测，太子内忧，鬓发班秃，后入谒，玄宗见不悦，因幸其宫，顾廷宇不汛扫，乐器尘蠹，左右无嫔侍，帝愀然谓髙力士曰：‘儿居处乃尔，将军叵使我知乎？’诏选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择，人得以借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诏可，得三人，而后在中。因蒙幸，忽寝厌不寤，太子问之，辞曰：‘梦神降我，介而剑，决我胁以入，殆不能堪。’烛至，其文尚隐然。生代宗为嫡皇孙，生之三日，帝临澡之，孙体挛弱，负姆嫌陋，更取他宫儿以进，帝视之不乐，姆叩头言非是，帝曰：‘非尔所知，趣取儿来！’于是见嫡孙，帝大喜，向日视之，曰：‘福过其父！’帝还，尽留内乐宴具，顾力士曰：‘可与太子饮，一日见三天子，乐哉！’后性谦柔太子礼之甚渥。”

今案《本纪》，代宗以大历十四年崩，时年五十三，是岁己未，推其生年，实开元十五年，丁卯岁，而李林甫以开元二十年方为宰相，且案林甫本传，其未为相之前，亦无谋不测以倾东宫之事，此其证一也。又案开元十五年，太子瑛尚居东宫，至二十五年，瑛始废，二十六年六月，肃宗方为太子，是岁戊寅，则代宗已年十二矣，此其证二也。且肃宗既为太子，其宫室之内，汛扫廷宇，整饬乐器，宜各有典司，玄宗既临幸其宫，则主者当扫洒整饬以为备豫，岂有乘舆方至，而有司恬然不加严饬除治以俟之者乎？就如肃宗诚忧林甫构扇不测，则怀危惧，不过中自隐忧而已，何豫于掌洒扫、典乐器之人而亦不举其职欤？此其证三也。代宗既于玄宗为嫡长孙，而又生之三日，玄宗亲临澡之，其事体亦已不轻，彼负姆者遽敢率尔取它儿易之，上欺人主，下易皇孙？静寻其言，有同戏剧，虽人臣之家，亦不至是，况至尊之前乎？此其证四也。由是言之，则《吴后传》中所言虚谬可见，盖出于传闻小说，增饰之言，不足取信于后世也。

《李吉甫传》云:“迁中书舎人。刘辟拒命，帝意讨之未决，吉甫独请无置，宜绝朝贡以折奸谋。……髙崇文围鹿头未下，严砺请出并州兵，与崇文趋果、阆，以攻渝、合，吉甫以为非是……请起宣、洪、蕲、鄂强弩兵，捣三峡之虚……崇文惧舟师成功，人有鬬志。帝从之……由是崇文悉力，刘辟平，吉甫谋居多。”

今案《杜黄裳传》云：“刘辟叛……唯黄裳固劝不赦。”又《严绶传》云：“刘辟叛，绶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请必诛。’”由是言之，刘辟之叛，杜黄裳、严绶亦皆请必诛，非独吉甫请无置，此其证一也。又《严绶传》云绶为河东节度使，刘辟反，绶请“选锐兵，遣大将李光颜助讨贼。”平之。又《髙崇文传》云崇文讨刘辟，“西自阆中出，郤剑门兵，解梓潼之围……鹿头山，南距成都一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辟城之，旁连八屯，以拒东兵。崇文破贼于城下……明日，战万胜堆，堆直鹿头左，使骁将募死士夺而有之，下瞰鹿头城，凡八战皆捷，贼心始摇。大将阿跌光颜【即李光颜也】……后期惧罪，请深入自赎，乃军鹿头西，断贼粮道。贼大震，其将……仇良辅举鹿头城降……遂趣成都，辟走，追禽之。”又案《严砺传》，刘辟反，时砺为山南节度使，今《吉甫传》乃云“崇文围鹿头未下，严砺请出并州兵”，且鹿头距成都止一百五十里，并州之兵与李光颜是时已皆在其行久矣，今乃始云“围鹿头未下，严砺请出并州兵”，无乃太后时欤？此其证二也。且《严绶传》自刘辟初反，绶即建请自河东选兵遣将助讨贼，今此乃以为山南节度使严砺，即其误可知，此其证三也。且鹿头之距成都才一百五十里，而果、阆、渝、合，皆在成都五七百里之外，今崇文既已围鹿头，则其城乃必争之地，而贼方危破之秋，是不可缓顷刻而退尺寸之际也，今乃云崇文“围鹿头未下，砺请出并州兵，与崇文趋果、阆，以攻渝、合”，如此则是鹿头将拔，贼势已败，而砺乃始建请出并州兵，吉甫方欲起宣、洪、蕲、鄂强弩，不唯其时日已太迟缓乖牾，而其所指又皆舍近而之逺，殊非兵家攻取之要，此昭然可见其谬，其证四也。吉甫既以起并州兵入蜀为非是，而请起宣、洪、蕲、鄂强弩兵，捣三峡之虚，使崇文惧舟师有功而悉力，然案诸人传，则并州之兵，自初伐叛，即与崇文偕至，卒以成功，而宣、洪、蕲、鄂之兵，不闻有自三峡进者，而辟亦就禽然，则吉甫所谋，竟无毫发之效，其证五也。案《杜黄裳传》云：“刘辟叛……唯黄裳固劝不赦……专委髙崇文。凡兵进退，黄裳自中指授，无不切于机。崇文素惮刘澭，黄裳使人谓曰：‘公不奋命者，当以澭代。’崇文惧，一死力缚贼以献。蜀平，群臣贺，宪宗目黄裳曰：‘时卿之功。’”由此言之，平刘辟者，实黄裳之力，今反归功于吉甫，此其证六也。夫黄裳以宰相而当伐叛之任，书之其传固其宜矣，而吉甫以一中书舎人，乃欲多有其功，就使其实，且犹未可，而况于虚乎！然则此吉甫数事，本皆无有，而今史之所述如是者非它，盖其子德裕秉政日，尝重修《宪宗实录》故吉甫之美恶，皆增损而不实，若此之事，乃重修之时，史官求书吉甫之美而不可得，于是窃取黄裳之事，依仿而为之尔。故其事大抵相类，然不顾其间参错抵牾，考其实则无有，今新《书》又因以为实而书之，无所刋正，岂朝廷重修之意哉！

《刘兰传》：“贞观十一年，为夏州都督长史，时突厥携贰，郁射设阿史那模末率属帐居河南，兰纵反间离之，颉利果疑，模末惧，来降，颉利急追，兰逆拒却其众。”

今案《太宗纪》：“贞观四年……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颉利可汗以献”。又《突厥传》：“贞观八年，颉利死”于京师矣。今《刘兰》乃谓贞观十一年颉利尚存于本国；且又考突厥本传，亦无模末来降而颉利急追，刘兰拒却之事，此可验其事皆虚也。

《马璘传》云：“从李光弼攻洛阳，史朝义众十万阵北邙山，旗铠照日，诸将冘疑，未敢击，璘率部士五百薄贼屯，出入三反，众披靡，乘之，贼遂溃。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见以少击众，雄捷如马将军者！’”

今案李光弼及史思明传，邙山之战，思明主其军，非朝义也，此其误一也。又案《帝纪》：“上元二年，二月……戊寅，光弼与思明战，败绩”，而《光弼传》亦云官军大溃，则此安得有贼遂溃之谓哉？此其误二也。此盖《马璘传》一偏之说，夸大其功，若考其实，则虚谬自见矣。

《裴守真传》云：“子：子馀……耀卿、巨卿，别有传。”；《昭成窦皇后传》云；“曾祖：抗、父：孝谌，自有传。”

今案裴耀卿、窦抗则已有传，而巨卿、孝谌则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