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绍兴诸政（朝臣言事附）

高宗建炎二年五月，定诗赋、经义试士法。初，元祐中，科举以经义、诗赋兼取，绍圣以来，罢试诗赋。至是，命参酌元祐科举条制，定试士法。中书省请习诗赋举人不兼经义，习经义人止习一经，解试、省试并计数各取，通定高下，殿试仍对策三道。故事廷试上十名，内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当务至公，岂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进卷。”

三年夏四月，禁内侍干预朝政，不得与主兵官交通及馈遗假贷、借役禁军，外官非亲戚亦不得往还，违者处以军法。

重正三省官名。自元丰肇建三省，凡军国事，中书揆而议之，门下审复之，尚书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长，以左、右仆射兼两省侍郎。二相既分班进呈，首相遂不复与朝廷议论。元祐初，司马光乃请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从吕颐浩之言，诏左、右仆射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中书、门下侍郎为参知政事，省尚书左、右丞，三省始合为一。

六月，以久雨恒阴，诏郎官以上言阙政。司勋员外郎赵鼎上疏曰：“自熙宁间王安石用事，变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辟国之谋造生边患，兴理财之政穷困民力，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材。至崇宁初，蔡京托绍述之名，尽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犹配享神宗，而京之党未除，时政之缺，莫大于此。”帝从之，遂罢安石配享。寻下诏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经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难之远图，三曰无绥人之德，四曰失驭臣之柄。仍榜朝堂，遍谕天下，“使知朕悔过之意。”中丞张守上疏曰：“陛下处宫室之安则思二帝、母后穹庐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则思二帝、母后膻肉酪浆之味，服细暖之衣则思二帝、母后穷边绝塞之寒，操予夺之柄则思二帝、母后语言动作受制于人，享嫔御之适则思二帝、母后谁为使令，对臣下之朝则思二帝、母后谁为尊礼。思之又思，兢兢业业，圣心不倦，而天不为之助顺者，万无是理也。今罪己之诏数下，而天未悔祸，实有所未至耳。”

七月，广州教授林勋上《本政书》十三篇，言：“国朝兵农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农贫而多失职，兵骄而不可用，是以饥民窜卒类为盗贼。宜仿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亩。其有羡田之家，毋得市田，其无田与游惰末作者，皆驱之使为隶农，以耕田之羡者，而杂纽钱谷以为什一之税。宋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为一井，提封百里，为三千四百井，率税米五万一千斛，钱石二千缗。每井赋二兵，马一匹，率为兵六千八百人，马三千四百匹。岁取五之一，以为上番之额，以给征役。无事则又分为四番，以直官府，以给守卫，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则岁食米万九千馀斛，钱三千六百馀缗，无事则减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税供之。匹妇之贡，绢三尺，绵一两。百里之县，岁收绢四千馀匹，绵三千四百斤。非蚕乡则布六尺，麻二两，所收视绢、绵率倍之。行之十年，则民之日算，官之酒酤，与凡茶、盐、香、矾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说甚备。书奏，以勋为桂州节度使掌书记。其后勋又献《比较书》二篇，大略谓“桂州地东西六百里，以古尺计之，为方百里之国四十，当垦田二百二十五万二千八百顷，有田夫二百四万八千，出米二十四万八千斛，禄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禄兵三十万人。今桂州垦田约万四十二顷，丁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一十五，税钱万五千馀缗，苗米五万二百斛有奇，州县官不满百员，官兵五千一百人。盖土地荒芜，而游手末作之人众，是以地利多遗，财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当世论者皆韪其言。

绍兴元年九月，知湖州汪藻上言：“本朝实录，自艰难以来，金匮石室之藏，无复存者。伏睹列圣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书，流传人间，颇有真本，朝廷已收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渊圣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馀年，并无日历。臣窃惟自古无国无史，史未尝一日无书。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鲁谓之《春秋》，以此见无国无史也。《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四时具谓之编年，以此见史未尝一日无书也。汉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书榻前议论之辞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所以广记备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旷三十年之久，漫无一字之传，将何以示来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则国家守文者不可无史。萧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图书也，则国家创业者不可无史。今陛下躬受天命，虽名中兴，实兼创业、守成之事，乃一代典章，残阙如此，恐于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渊圣皇帝，缘奸臣误朝，驯至遐狩。今若无书纪实，恐千载之后，徒见一朝陵迟之祸亟，不知二圣积累之功深。兹事非细，群臣当任其责。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无所不录，况三十年之间，朝廷之设施，豪杰之谋谟，政事之兴废，人材之进退，礼文之因革，法度之罢行，岁事之丰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书则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载则一事隳。且当时群臣间有在者，以为忠贤耶，不着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为邪佞耶，不条其宿奸，安知其可弃。苟因散逸，遂废其书，岂孔子史阙文之义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传》曰：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孔子作《春秋》，于定、哀则其事详，于隐、庄则其事略。圣人犹尔，况其他乎。中原失守，三见闰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数年间，事将湮没，虽有良史，莫知所凭。况比年风俗之衰，公论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爱憎，因一事为一人而著书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时订正，则数世之后，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是非混淆，白赤颠倒，则小人之说行而君子受其诬矣，可不惧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为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历》，东观凡例，臣得预闻。今所领州，又幸经兵火之馀，独不残毁，视诸故府，案牍具存，如御笔手诏、赏功罚罪之文，尚班班可考。失今不辑，臣实惜之。古之有国家者，虽在颠沛中，史官不废。伏望许臣郡政之馀，将本州岛所有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自建炎己酉，三十年间，分年编类，缮写进呈，以备修日历官采择。”帝从之，即以命藻。后因綦崇礼言，专以其事付史官。

三年二月，召知柳州常同还。同首论朋党之祸“自元丰新法之行始分党与，邪正相攻五十馀年，章惇倡于绍圣之初，蔡京和于崇宁之后，元祐臣僚窜逐贬死，上下蔽蒙，养成夷虏之祸。今国步艰难，而分朋缔交，背公死党者，固自若也。恩归私门，不知朝廷之尊，重报私怨，宁复公议之顾。臣以为欲破朋党，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辩邪正，则公道开而奸邪息矣。”上曰：“朋党亦难破。”同对曰：“朋党之结，盖缘邪正不分。君子、小人皆有党，而所以为党则异，君子之党协心济国，小人之党挟私害公。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谗谤，窜殛流死，而后祸乱成。今在朝之士犹谓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孙不可用。”上曰：“闻有此论。”同对曰：“祸乱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则是非定矣，尚犹如此。缘今日士大夫犹宗京、黼等倾邪不正之论。朋党如此，公论何自而出。愿陛下始终主张善类，勿为小人所惑。”

四年夏四月，以范冲直史馆，重修《神宗》、《哲宗实录》。冲，祖禹之子也。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宫中，从容谓帝曰：“宣仁太后之贤，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为谤诬，虽尝下诏明辨，而国史尚未删定，岂足传信。吾意在天之灵不无望于帝也。”帝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馆，重修《神宗》、《哲宗实录》。冲乃为《神宗考异》，明示去取。旧文以墨书，删去者以黄书，新修者以朱书，世号“朱墨史”。又为《哲宗辨诬录》。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状益著。

既又除常同为起居郎、中书舍人、史馆修撰，且谕之曰：“是除以卿家世传闻多得事实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尝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止为宫中有不得志于宣仁者，因生诬谤。欲辩白其事，须重修《实录》，具以保立劳效，昭示来世。此朕选卿意也。”同乞以所得圣语，宣付史馆，仍记于《实录》卷末。

十二月，以金、齐兵退，诏前宰执议攻战备御措置绥怀之方。李纲上疏曰：“陛下勿以敌退为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安，而以中原未复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为可虞。议者或以敌马既退，当遂用兵为大举之计。臣窃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战以侥幸，非制胜之术也。汉高祖先保关中，故能东向与项籍争。光武先保河内，故能降赤眉、铜马之属。唐肃宗保灵武，故能破安、史而复两京。今朝廷以东南为根本，苟不大修守备，先为自固之计，何以能万全而制敌。议者又谓敌人既退，当且保据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为不然，秦师三伐晋，以报殽之师。诸葛亮佐蜀，连年出师，以图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国。高祖在汉中，谓萧何曰：吾亦欲东。光武破隗嚣，既平陇，复望蜀。此皆以天下为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区宇，戡定祸乱。况祖宗境土，岂可坐视沦陷，不思恢复。若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敌势益张，而吾之所纠合精锐士马，日以耗散，何以图敌。唯宜于防守既固，军政既修之后，即议攻讨，乃为得计。其守备之宜，则当料理淮甸、荆、襄，以为东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间，故以魏武之雄，苻坚、石勒之众，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窥江表。后唐李氏有淮南，则可以都金陵。其后淮南为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来，大将拥重兵于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虽有天险，而无战舰水军之制，故敌人得以侵扰窥伺。今当于淮之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屯重兵以临之，分遣偏师进守支郡，加以战舰水军，上连下接，自为防守，则藩篱之势成，守备之宜莫大于是。然后可议攻战之利，分责诸路大帅，因利乘便，收复京畿，以及故都。断以必为之志而勿失机会，则以弱为强，取威定乱，逆臣可诛，强敌可灭，攻战之利莫大于是。若夫万乘所居，必择形胜以为驻跸之所，臣昔举天下形势而言，谓关中为上，今以东南形势而言，则当以建康为便。今者，旧都未复，莫若权于建康驻跸，治城池，修宫阙，立官府，创营壁，使粗成规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当先也。至于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养之深，其心未尝忘宋，特制于强敌，不能自归。天威震惊，必有愿为内应者。宜优加抚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坚戴宋之心，此绥怀之所当先也。臣窃观陛下临御九年，国不辟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坏，将骄而难御，卒惰而未练，国用匮而无赢馀之蓄，民力困而无休息之期，使陛下忧勤虽至，而中兴之效邈乎无闻，则群臣误陛下之故也。陛下观近年以来，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几人。平居无事，小廉曲谨，似可无过，忽有扰攘，则错愕无所措手足，不过奉身以退，天下安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补于国，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概近年闲暇则以和议为得计，而以治兵为失策，仓卒则以退避为爱君，而以进御为误国。上下偷安，不为长久之计，国势益弱，职此之由。今天启宸衷，悟前日和议退避之失，亲临大敌，天威所加，使北军数十万之众震怖不敢南渡，潜师宵奔。则和议之与治兵，退避之与进御，其效概可见矣。然敌兵虽退，未大惩创，安知其秋高马肥，不再来扰我疆埸，使疲于奔命哉。臣夙夜为陛下思所以为善后之策，惟自昔创业中兴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阵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击韩王信、陈狶、黥布，未尝不亲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孙述，十三年间无一岁不亲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维扬，平泽潞，下河东，皆躬御戎辂。真宗亦有澶渊之行，措天下于大安。此谓始忧勤而终逸乐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往时自南都退至维扬，则河北、河东、关陕失矣。自维扬退至江、浙，则京东、西失矣。万一敌骑南牧，将复退避，不知何所适而可乎。航海之策，万乘冒风涛不测之险，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当于国家闲暇之时，明政刑，治军旅，选将帅，修车马，备器械，峙糗粮，积金帛，敌来则御，俟时而奋，以光复祖宗之大业，此最上策也。臣愿陛下自今以往，勿复为退避之计。臣又观古者敌国善邻则有和亲，仇雠之邦鲜复遣使，岂不以衅隙既深，终无讲好修睦之理故邪。东晋渡江，石勒遣使于晋，元帝命焚其币而却其使。彼遣使来，且犹却之，此何可往。金人造衅之深，知我必报，其措意为何如，而我方且卑辞厚币，屈体以求之，其不推诚以见信，决矣。器币礼物，所费不赀，使轺往来，坐索士气，而又邀我以必不可从之事，制我以必不敢为之谋，是和卒不成，而徒为此扰扰也。况于吾自治自强之计，动辄相妨。臣愿自今以往，勿复遣和议之使。二者既定，择所当为者，一切以至诚为之。俟吾之政事修，仓廪实，府库充，器用备，士气振，力可有为，乃议大举，则兵虽未交，而胜负之势决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则是非明，赏罚当，自然藩方协力，将士用命，虽强敌不足畏，逆臣不足忧，此特在陛下方寸间耳。臣昧死上条六事：一曰信任辅弼，二曰公选人材，三曰变革士风，四曰爱惜日力，五曰务尽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谓信任辅弼。夫兴衰拨乱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与有为，如元首股肱之于一身，父子兄弟之于一家，乃能协济。今陛下选于众以图任，遂能捍御大敌，可谓得人矣。然臣愿陛下待以至诚，无事形迹，久任以责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间之，则君臣之美垂于无穷矣。何谓公选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资于人才，而创业中兴之主所资尤多。何则。继体守文，率由旧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于艰难之际，非得卓荦环玮之才，则未易有济。是以大有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参赞翊佐，以成大业。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多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暗，或指之为党与，或诬之以大恶，或摘之以细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则止，难于自进，耻于自明，虽负重谤，遭深谴，安于义命，不复自辩。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伪，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临御以来，用人多矣，世之所许以为端人正士者，往往闲废于无用之地，而陛下寤寐侧席，有乏才之叹，盍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谓变革士风。夫用兵之与士风，似不相及，而实相为表里。士风厚则议论正而是非明，朝廷赏罚当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数十年来，奔竞日进，论议徇私，邪说利口，足以惑人主之听。元祐大臣，持正论如司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为奸党，颠倒是非，政事大坏，驯致靖康之变，非偶然也。窃观近年士风尤薄，随时好恶，以取世资，潝訿成风，岂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设耳目及献纳论思之官，固许之以风闻，至于大故，必须核实而后言。使其无实，则诬人之罪，服谗搜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谓爱惜日力。夫创业中兴，如建大厦，堂室奥序，其规模可一日而成，鸠工聚材，则积累非一日所致。陛下临御，九年于兹，境土未复，僭逆未诛，仇敌未报，尚稽中兴之业者，诚以始不为之规模，而后不为之积累故也。边事粗定之时，朝廷所推行者，不过簿书期会不切之细务，至于攻讨防守之策，国之大计，皆未尝留意。夫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亦无不可为之时，惟失其时，则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难矣。何谓务尽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实一致，人之所为即天之所为也。人事尽于前，则天理应于后，此自然之符也。故创业中兴之主，尽其在我而已，其成功归之于天。今未尝尽人事，敌至先自退屈，而欲责成于天，其可乎。臣愿陛下诏二三大臣，协心同力，尽人事以听天命，则恢复土宇，剪屠鲸鲵，迎还两宫，必有日矣。何谓寅畏天威。夫天之于王者，犹父母之于子，爱之至则所以为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于天戒，必恐惧修省，所以致其寅畏之诚。比年以来，荧惑失次，太白昼见，地震水溢，或久阴不雨，或久雨不霁，或当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宁反复，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诚之意，正厥事以应之，则变灾而为祥矣。凡此六者，皆中兴之业所关，而陛下所当先务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将士足用，财用有馀，足为中兴之资。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辙，断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谓魏徵为敢言，征谢曰：陛下导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鳞哉。今臣无魏徵之敢言，然展尽底蕴，亦思虑之极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惓惓之忠。”疏奏，上为赐诏褒谕，然不能用。

五年闰二月，置总制司。先是，帝在扬州，四方贡赋不以期至，吕颐浩、叶梦得等言：“政和间陈亨伯为转运使，创经制钱，大率添酒价，增税额，官卖契纸，与凡公家出纳，每千收头子钱二十三文。其后行之东南及京东、西、河北，岁入数百万缗，所补不细。今边事未宁，费用日广，请复行之诸路，一岁无虑数百万计，贤于缓急暴敛多矣。”帝从之。至是，又因经制之额增，析为总制钱，岁收至七百八十馀万缗。户部侍张致远言：“陛下欲富国强兵，大有为于天下，愿诏大臣力务省节，明禁奢侈，自朝廷始。员额可减者减之，司属可并者并之，使州县无妄用，归其馀于监司。监司无妄用，归其馀于朝廷。朝廷无枉费，日积月聚，惟军需是虑，中兴之业可致。”帝善其言。

十四年三月，太学孔子庙成。司业高闶表请临视，帝从之，遂视太学。止辇于圣殿门外，步趋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礼部侍郎秦熺执经，高闶讲《易泰卦》。胡宏移书责闶曰：“太学，明人伦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劫制于强敌，生往死归，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尝胆，宜思所以必报之大仇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纵释乃在金人，此中华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仇大辱为大恩。师儒之臣，既不能建大论，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谀柄臣，希合风旨，求举太平之典，又从而为之词，欺罔孰甚焉。”

十六年春正月，帝亲飨先农于东郊，行籍田礼。诏曰：“朕惟兵兴以来，田亩多荒，故不惮卑躬，与民休息。今疆场罢警，流徙复业，朕亲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复进，劳赐耆老，嘉与世跻于富厚。昔汉文帝频年下诏，首推农事之本，至于上下给足，减免田租，光于史册。朕心庶几焉。”

十八年秋七月，宽诸郡杂税。帝曰：“人知取之为取，而不知予之为取。若稍与展免，俟家给人足，税敛自然易办。”于是蠲庐、光二州上供钱米，汀、漳二州秋税，处州三县被水民家细绢，鄂州旧额绢各一年。又蠲四川积贷常平钱十三万缗，京西路请佃田租及州县场务税钱。

二十四年八月，禁百官避轮对。自秦桧擅政以来，屏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时献言者，非诵桧功德，则讦人语言以中伤善类，欲有言者，恐触忌讳，仅论销金铺翠、乞禁鹿胎冠子之类，以塞责而已，故皆避免轮对。至是，上乃谕执政曰：“百官轮对，正欲闻所未闻。近轮对者多谒告避免，可令检举约束。”

二十五年十二月，诏曰：“台谏风宪之地，比用非其人，党于大臣，济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亲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继此者宜尽心乃职，毋合党缔交，败乱成法，当谨兹戒，毋自贻咎。”

陈邦瞻曰：建炎、绍兴之间，其时事可谓亟矣，然君臣之所欲有为者，概可睹也。李纲曰：“边事粗定之时，朝廷所推行，不过簿书期会不切之细务，至于攻讨防守之策，国之大计，皆未尝措意。”呜呼，若是而犹望其戡大难、成大功，岂不难哉。讲和之后，人主耳目壅蔽，虽欲自达无由，试读其约束轮对、戒谕台谏二诏，亦可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