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迁定都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帝以京师未可往，手诏巡幸东南。

丁未，元祐太后如扬州。帝从汪伯彦、黄潜善言，决意幸扬州避敌，诏副都指挥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宫及卫士家属皆从。遣使诣汴京，奉太庙神主赴行在。

九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阳、汜水，诏择日巡幸淮甸。命淮、浙沿海诸州，增修城堡，招训民兵。

冬十月丁巳朔，帝如扬州。时金兵日迫，许景衡亦言建康天险可据，帝从之，命扬州守臣吕颐浩缮修城池。至是，谍者言金人欲犯江、浙，乃诏暂驻淮甸，捍御稍定，即还京阙，有敢妄议惑众沮巡幸者，许告而罪之，不告者斩。

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扬州。

以叶梦得为户部尚书。梦得陈“待敌之计有三，曰形、曰势、曰气而已。形以地里山川为本，势以城池、刍粟、器械为重，气以将帅、士卒为急。形固则可恃以守，势强则可资以立，气振则可作以用。如是，则敌皆在吾度内矣。”因请“上南巡，阻江为险，以备不虞”。又请“命重臣为宣抚总使，一居泗上，总两淮及东方之师以待敌。一居金陵，总江、浙之路，以备退保。”疏入，不报。

冬十月甲子，侍御史张浚请先定六宫所居地。诏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宫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刘正彦为扈从都、副统制。

十一月庚子，朝享祖宗神主于寿宁寺。壬寅，郊祀天，配祖。敕东京起奉大乐、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扬州江都筑坛行事。凡卤簿、乐舞之类率多未备，严更警场，就取军中金鼓，权一时之用。是日，大赦。

十二月乙卯，太后至杭州，扈从统制苗傅以其军八千人驻奉国寺。

己巳，以黄潜善、汪伯彦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入谢，帝曰：“潜善作左相，伯彦作右相，朕何患国事不济。”时金兵横行山东，群盗蜂起，潜善、伯彦既无谋略，专权自恣，东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台，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纳其说，请兵者不以上闻。金兵日南，而潜善等以为李成馀党，无足虑者。

戊寅，以张浚参赞御营事。浚极言金人必来，请预为备。黄潜善、汪伯彦以为过计而笑之。三年春正月，帝在扬州。

丙午，金粘没喝陷徐州，知州王复死之。时韩世忠屯淮扬，会山东兵以援濮州。粘没喝闻之，分兵万人趋扬州，自率大军迎战，世忠以众寡不敌，夜引还。粘没喝蹑之，至沭阳，世忠弃军走盐城，众遂溃。粘没喝入淮阳，以骑兵三千取彭城。间道趋发淮东，入泗州。

二月庚戌，诏听士民从便避兵。刘正彦部兵卫皇子、六宫如杭州。

壬子，金粘没喝至楚州，守臣朱琳降，遂乘胜而南，陷天长军。内侍邝询报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骑，驰至瓜州步，得小舟渡江，惟护圣军卒数人及王渊、张浚、内侍康履等从行。日暮，至镇江府。汪伯彦、黄潜善方率同列听浮图说法，罢，会食，堂吏大呼曰：“驾已行矣。”二人相顾仓皇，乃戎服策马南驰，居民争门而出，死者相枕籍，无不怨愤。司农卿黄锷至江上，军士以为黄潜善，骂之曰：“误国误民，皆尔之罪。”谔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断矣。金将马五率五百骑先驰至扬州城下，闻帝已南行，乃追至杨子桥。时，事起仓卒，朝廷仪物皆弃，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庙神主以行，出城未数里，城中已烟焰烛天矣。陵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

帝至镇江，宿于府治。翼日，召从臣问去留，吕颐浩乞留跸，以为江北声援。群臣皆以为然，王渊独言：“镇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据姑苏，将若之何。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险。”帝意遂决。张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势，有东南之形势，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不报。

是夕，帝发镇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胜非节制平江、秀州军马，张浚副之。又命胜非兼御营副使，留王渊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时，吕颐浩从行，即拜同佥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以兵二千还屯京口。又命张浚以兵八千守吴江。

用朱胜非计，诏录用张邦昌亲属，遣阁门祇候刘俊民使金军，仍命俊民持邦昌贻金人“约和书稿。”以行。

壬戌，帝驻跸杭州，即州治为行宫。下诏罪己，求言，赦死罪以下，放还士大夫被窜斥者。惟李纲不赦，更不放还，盖用黄潜善计，罪纲以谢金也。

和州防御使马扩应诏上书，言：“前日之事，其误有四，其失有六。今愿陛下西幸巴蜀，用陕右之兵，留重臣使镇江南，抚淮甸，破金人之计，回天下之心，是为上策。都守武昌，襟带荆湖，控引川、广，招集义兵，屯布上流，扼据形势，密约河南诸路豪杰，许以得地世守，是为中策。驻跸金陵，备御江口，通达漕运，精习水军，厚激将士，以幸一胜，观敌事势，预备迁徙，是为下策。若倚长江为可恃，幸金贼之不来，犹豫迁延，候至秋终，金贼再举，驱掳舟楫，江、淮千里，数道并进，方当此时，然后又悔，是谓无策。”扩累数千言，皆中事机。

戊辰，金人焚扬州而去。吕颐浩遣陈彦渡江，袭金馀兵，复扬州。

己巳，黄潜善、汪伯彦罢。中丞张征论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尘，天下怨怼，乞加罪斥。乃罢潜善知江宁府，伯彦知洪州。潜善猥持国柄，嫉害忠良，逐李纲，沮宗泽，台谏、内侍言者，随陷以奇祸，中外为之切齿，而帝不悟。

夏四月丁卯，帝发杭州，留郑瑴卫太后。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辛巳，帝次镇江。乙酉，帝至江宁府，改府名建康。

六月戊午，命江、淮引塘泺，开畎浍，以阻金兵。庚申，皇太后至建康府。

乙亥，谕中外“以迫近防秋，请太后率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军旅之事者，并令从行。朕与辅臣宿将，备御寇敌。士民家属南迁者，有司毋禁。”

八月己未，太后发建康。

帝闻金兵迫，求可使缓师者，乃遣京东转运判官杜时亮及修武郎宋汝为使金军以请和，致书于粘没喝曰：“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所以𫍰𫍰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已。故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

闰月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亲王介弟，受渊圣皇帝之命，出师河北。二帝既迁，则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复归觐宫阙，展省陵寝，偷安岁月，略无捍御。及虏骑乘虚，匹马南渡，一向畏缩，惟务远逃，军民怨恣，恐非自全之计也。”因进七策：一，罢和议而修战略。二，置行台以区别缓急之务。三，务实效，去虚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强。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选宗室之贤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纪纲以定国体。书凡数千言，吕颐浩恶其切直，罢之。

辛卯，帝召诸将议驻跸之地，张浚、辛企宗请自鄂、岳幸长沙。韩世忠曰：“国家已失河北、山东，若又弃江、淮，更有何地。”吕颐浩曰：“金人之谋，以陛下所至为边面。今当且战且避，奉陛下于万全之地。臣愿留常、润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无相。”乃命杜充守建康，韩世忠守镇江，刘光世守太平、池州。

丁酉，太后至洪州。

壬寅，帝发建康，将如临安。考功员外郎娄照上疏，言：“今日之计，当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计。力可以保淮南，则以淮南为屏蔽，权都建康，渐图恢复。力未可以保淮南，则因长江为险阻，权都吴会，以养国力。”于是帝一意还临安，不复防淮矣。

九月辛亥，帝次平江府。冬十月癸未，帝至临安，遂如越州。

十一月丁卯，诏曰：“国家近遭金人侵逼，无岁无兵。朕纂承以来，深轸念虑，谓父兄在难，而吾民未抚，不欲使之陷于锋镝，故包羞忍耻，为退避之谋，冀其逞志而归，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会稽播迁之远，极于海隅。卑词厚礼，使介相望，以至愿去尊称，甘心贬屈，请用正朔，比于藩臣，遣使哀祈，无不曲尽。假使金石无情，亦当少动，累年卑屈，卒未见从，生民嗷嗷，何时宁息。

今诸路之兵聚于江、浙之间，朕不惮亲行，据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为汝兵民之主，则朕于事大之体，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窥我行在，倾我宗室，涂炭生灵，竭取东南金帛子女，则朕亦何爱一身，不临阵以践前言，以保群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跸，前去浙西，为迎敌计。惟我将士人民，念国家涵养之恩，二圣拘縻之辱，悼杀戮残焚之祸，与其束手待毙，曷若并计合谋，同心戮力，奋励而行，以存国家。”是日，金人陷吉州，又陷六安军。己巳，帝发越州，次钱清镇，将如浙西，迎敌亲征。百司有至曹娥江者，有至钱清镇者。侍御史赵鼎力谏，以为众寡不敌，不若为避敌之计。庚午，遂复召百司回越州。

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壬午，定议航海避兵。庚子，帝移温、台。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帝舟居于海。

三月帝，发温州。

夏四月癸未，帝还越州。初金人退，帝自温将西还，召群臣议驻跸之所。吕颐浩曰：“将来宜驻浙右，徐图入蜀。”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两失之。据江表而图关陕，则两得之。”帝曰：“善。”至是，遂驻越，寻升越州为绍兴府。

八月，隆祐太后至越州。

十一月壬子，日南至，帝率百官遥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礼，其后正旦亦然。绍兴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夏四月，隆祐太后崩。

九月辛亥，合祭天地于明堂，太祖、太宗并配。时，初驻会稽，而渡江旧乐复皆毁散，太常奏权用望祭礼。二年春正月丙午，帝自绍兴如临安，从吕颐浩之请也。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临安。四年春正月辛巳朔，帝在临安。

九月辛酉，合祭天地于明堂，用国子丞王普议，正乐舞。先是，帝尝以时难备物，礼有从宜，敕戒有司，参酌损益，务崇简俭。仍权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宫架，其押乐举麾官及乐工器服等蠲省甚多。既而国步渐安，始以保境息民为务，而礼乐之事寝以兴矣。

冬十月，帝以刘豫入寇，诏亲征。戊戌，发临安。壬寅，次于平江。五年春正月乙巳朔，帝在平江府。二月壬午，帝还临安。

己丑，建太庙于临安。时，太庙神主寓温州，岁时委守臣荐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礼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请考古师行载主之义，迁之行阙，以彰圣孝。”于是始就临安建太庙，遣太常少卿张铢迎神主奉安，帝行款谒礼。侍御史张致远言：“创建太庙，甚失兴复大计。”殿中侍御史张绚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庙，是将以临安为久居之地，不复有意中原。”不报。

六年七月，建行营于建康府。时张浚奏“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帝从之。诏以秦桧为行营留守，孟庾副之。

九月丙寅，帝发临安，以刘豫将入寇故也。癸酉，帝次于平江。七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诏移跸建康。

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车驾将幸平江，李纲以为平江去建康不远，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轻动。具奏曰：“臣闻自昔用兵以成大业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气，据地利而不肯先退，尽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汉相距于荥阳、成皋间，高祖虽屡败，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鸿沟，羽引而东，遂有垓下之变。曹操、袁绍战于官渡，操虽兵弱粮乏，荀彧止其退避。既焚绍辎重，绍引而归，遂丧河北。由是观之，今日之事，岂可因一叛将之故，望风怯敌，遽自退屈。果出此谋，六飞回驭之后，人情动摇，莫有固志，士气销缩，莫有斗心。我退彼进，使敌马南渡，得一邑则守一邑，得一州则守一州，得一路则守一路，乱臣贼子，黠吏奸氓，从而附之，虎踞鸱张，虽欲如前日返驾还辕，复立朝廷于荆棘瓦砾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敌骑冲突，不得已而权宜避之，犹为有说。今疆场未有惊急之报，兵将初无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惩往事，修军政，审号令，明赏罚，益务固守，而遽为此扰扰，弃前功，蹈后患，以自趋于祸败，岂不重可惜哉。”

戊戍，帝议还临安，张守言：“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

癸亥，帝发建康。

戊寅，帝至临安。自是始定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