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自宪宗以来，士大夫党附牛、李，好恶不本于义，而从人以喜愠，虽一时公卿将相，未有杰然自立者也。牛党出于僧孺，李党出于德裕，二人虽党人之首，然其实则当世之伟人也。盖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气胜。德与才不同，虽古人鲜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长，而不为党，则唐末之贤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杨志诚逐其将李载义，帝召问计策，僧孺曰：“是不足为朝廷忧也。范阳自安史后，不复系国家休戚。前日刘总纳土，朝廷糜费且百万，终不能得升粟尺布以实天府，俄复失之。今志诚犹向载义也。第付以节，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顺治也。”帝曰：“吾初不计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抚之。及武宗世，陈行泰杀史元忠，张绛复杀行泰以求帅。德裕以为河朔命帅，失在太速，使奸臣得计，迁延久之，擢用张仲武，而绛自毙。僧孺以无事为安，而德裕以制胜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异，较之德裕则优矣。德裕节度剑南西川，吐蕃将悉怛谋以维州降。维州，西南要地也。是时方与吐蕃和亲，僧孺不可，曰：“吐蕃绵地万里，失一维州，不害其强。今方议和好，而自违之，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变次之。彼若来责失信，赞普牧马蔚茹川，东袭汧、陇，不三日至咸阳，虽得百维州何益？”帝从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诛之。德裕深以为恨，虽议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为边患，几终唐世，则僧孺之言非为私也。帝方用李训、郑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谓宰相：“公等亦有意于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济天下，然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内侵，百姓安生业，私室无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虽未及全盛，亦足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谓诸宰相：“上责成如此，吾可久处此耶？”既罢未久，李训为甘露之事，几至亡国。帝初欲以训为谏官，德裕固争，言训小人，咎恶已著，决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罢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临训、注事，所守若出于一人。吾以是知其皆伟人也。然德裕代僧孺于淮南，诉其乾没府钱四十万缗，质之非实。及在朱崖，作《穷愁志》，论周秦行纪，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迁于循，老而获归，二子蔚、丛，后皆为名卿。德裕没于朱崖，子孙无闻，后世深悲其穷，岂德不足而才有余，固天之所不予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