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领土面积不仅在南美无可比拟，甚至比美国还要大。这里不仅土地肥沃，而且尚未耕种；丰富的矿藏非但无人开采，甚至几乎尚未发现。倘若要估计巴西的巨大潜力，一个统计学恐怕会输给一个异想天开的人。这个有着五千万人口的国家究竟能容纳多少人，五亿、七亿还是九亿？这个问题的答案千差万别，却也正反映了巴西未来的不可限量。谁又知道在一百年或者仅仅几十年之后，它在我们的世界中会占据怎样的地位呢？我们开心地认同詹姆斯·布莱斯(1)的答案：“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由欧洲人统治的大国拥有如此丰饶的土地，能够为人类生存与工业发展提供如此巨大的空间。”
巴西的形状恰似南美洲，就像一架巨大的风琴。在这片国土之上，有高山、平原、森林、海岸，河流四通八达，土壤肥沃富饶。在这里，可以遍历热带亚热带与温带气候，既有湿润的地方也有干燥的区域，沿海地区还是海洋气候，内陆却能感受到高山气息，有些地方雨水稀少，有些地方暴雨如注。正因为如此，这里才拥有最多样化的植被类型。亚马逊河与拉普拉塔河气势恢宏，是世界上水量最充沛的河流；伊塔提亚亚的山峰高达三千米，足以与阿尔卑斯山并肩屹立。伊瓜苏与塞特克达斯大瀑布比尼亚加拉瀑布的能量更大，尽管名气不如后者，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水利资源。里约热内卢与圣保罗发展迅猛，论其美丽与奢华，足以与欧洲各大城市一较高下。巴西的景色美丽独特，每看一眼都会有全新的体验；动植物类型丰富多样，几百年来不断给学者们带来新的惊喜：仅仅巴西的鸟类就足以单独编目，而每一次勘探又能补充上百个品种。只有未来才能揭示这里究竟蕴含了多少矿藏。我们只知道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储存地，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仅仅这里的铁矿就足以满足全世界的需求。在这个强大的国家，不可能缺少任何一样地理资源，无论矿产、岩石还是植物。尽管近年来已经对巴西进行了第一次全面勘探，真正的探查与评估却还没有正式展开。巴西不仅国土广袤，而且所有的资源都尚未触碰。对于在许多地方都已疲惫不堪、消耗殆尽的世界来说，巴西正代表着未来最值得期许的希望。
这个国家给人的第一感觉十分有冲击力。太阳、光线、色彩，一切都是那样强烈。天空的蓝色如此耀眼，满眼的绿色如此丰富，土地的红色又如此密集。这里的鸟儿有着五光十色的羽毛，这里的蝴蝶有着彩虹一般的翅膀，即使是最天才的画家，也无法在调色盘中创造出更加耀眼的色彩。无论是在震耳欲聋的雷声中，还是在划破苍穹的电光里，又或是在如瀑布般的大雨下以及骤然形成的丛林中，大自然都发挥到了极致。沉寂了千百年的土地，为了响应一声召唤，释放出了惊人的活力。只要我们想一想，在欧洲建造花园或是耕种田地要花费多少的辛劳、努力、坚持与技巧，我们就不得不感到惊讶，因为在这里反而要控制花草作物的生长，才能避免它们变得过于繁茂。在这里，我们不需要促进它们的生长，反而要抑制它们，避免它们的茂盛干扰了人工种植的其他东西。这片土地上随意生长的作物，就已经提供了大多数食物：香蕉、芒果、木薯、菠萝。而从其他大陆引进的所有蔬菜水果，也都能马上适应这块处女之地。
但现实却充满了悖论。事实上，正是这种极致与繁盛，使得这块土地上所进行的许多实验，最终都演变成了一场经济危机。这些危机都源于生产过剩，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必然规律，就是因为这里的发展太快也太容易了。巴西一旦开始生产某样东西，就必须懂得克制自己（将咖啡投入海中和火里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因此巴西的经济史充满动荡，甚至比其政治史更赋有戏剧性。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特点从一开始便隐约固定下来。每个国家就像一名乐手或者画家，即使经过了几个世纪，他们的乐器与色调也不会有太大变化。这个国家是园林之国，那个国家盛产木材与矿石，另一个国家畜牧业发达。生产曲线虽然会上下浮动，总体方向却不会有太大变化。对于巴西，这个规律却并不适用。它不仅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而且每次转变都很突然。在这里，每个世纪都有不同的经济特点。仿佛这是一出戏剧，而每一幕都是一种产品的名字：蔗糖、金矿、咖啡、橡胶、棉花或者木材。每一个世纪，更确切地说是每半个世纪，巴西的富饶都会给世界带来新的惊喜。
在历史的最初阶段，也就是十六世纪，是巴西木带动了这里的发展，并赋予它“巴西”的名字。最早的几艘船靠岸之后，欧洲人失望极了。因为在这片大陆之上，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巴西对于他们而言，值得称道的唯有自然环境。这里的大自然茂盛、猛烈、混乱，还未曾向人类屈服。“既无黄金，也无白银”，这则简短的消息足以从一开始便将新大陆的商业价值压缩为零。别想从这里的土著人身上得到任何东西，他们除了皮肤和头发外一无所有，只会惊奇地望着穿着衣服的白种人。巴西与秘鲁和墨西哥不同。那两个国家都拥有独特的文明形式，而圣十字地赤裸的食人部落连文明的初级阶段也算不上；那里的人们懂得纺织布料，知道如何从土地深处开采金属来制作装饰品，巴西的土著人却连耕作土地蓄养牲畜都不会，更不会建造房子。他们在树上或者水里找到什么就吃什么，除了木薯什么都不会种，如果一个地方的东西吃完了，就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去。既然这些人一无所有，水手们自然就什么也得不到；他们绝望地回到船上，抛弃了这片毫无价值的土地，包括那些没用的人们，因为如果让他们像奴隶一样在皮鞭下工作，不出几个星期就会倒地身亡。
最初的几艘帆船给旧世界带来的只有一些有趣的动物、几只小猴子和五颜六色的鹦鹉。欧洲的贵妇将它们关在笼子里，当作奢侈的宠物，所以这块新土地也被称作“鹦鹉之国”。直到第二次航行，航海者们才发现了一种值得进行远途贸易的产品，那就是“巴西木”(2)。将这种木材命名为巴西木，是因为在它的切面处会呈现一种红色，看上去就像烧红的木炭，可以用来制作颜料。由于当时还没有其他红色颜料问世，市场上对这种异域产品的需求量非常大。
但葡萄牙政府却过于忙碌，没有时间管理巴西木的出口活动。为了撬开印度亲王的宝库，葡萄牙政府集中起了一切军事力量。而巴西木的垄断经营权不仅微不足道，还要耗费更大的精力。可是这项贸易毕竟有利可图。即便算上所有的开销与风险，里斯本的一担木材也只值半个杜卡多(3)；而到了法国或者荷兰的市场里，一担木材便要两个半到三个杜卡多。然而对于葡萄牙宫廷而言，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事业，所有利润必须迅速兑现。因此，它将巴西木的垄断权租给了费尔南·德·诺隆亚，以此换得了一笔现金。在新入教的基督徒中，诺隆亚最为富有。他同其他刚刚入教的兄弟一起到巴西避难，在伯南布哥从事巴西木贸易。可是在他的领导之下，这项贸易的规模依然不大，根本不能吸引外国的大代理商入驻，也无法全面推动殖民地的建设进程。单单一种颜料还不足以带动这块遥远的土地。如果巴西想在全球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找到利润更高的产品，以更加迅速、广泛的生产替换掉这属于巴西木的时代。 蔗糖生产开始之后，很快便有了第二种出口产品——烟草。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同第一种产品非常相似，同样用于满足欧洲人的恶习。早在哥伦布到达美洲时就看到过土著人吸烟，后来的航海者则将这个习惯带回了祖国。欧洲人最初觉得咀嚼烟草、抽食烟叶或者吸食烟粉都是野蛮人的习惯；水手们嘲笑那些嚼食烟草的人，对他们吐出的肮脏汁水嗤之以鼻。少数吸烟者用烟斗来营造烟雾氛围，也会引来疯子般的嘲笑；而在上层社会，尤其在宫廷中，吸烟更是绝对禁止。欧洲人迷上烟草并非出于享受或者模仿，而是因为恐惧。在那些最可怕的日子里，瘟疫席卷了欧洲各个城市。那时的人们不会想到细菌感染，但却相信“以毒攻毒”，相信不断地吸烟才是抗击感染的最佳方式。尽管瘟疫结束之后，恐惧也随之消失，可烟草却像白兰地一样，由药品变成了习惯，令人欲罢不能。欧洲对烟草的需求量逐年上升，巴西也成为最大的原产地。这里的烟草如野草般生长，却有着最上乘的质量。烟草同它的兄弟蔗糖一样，一点关心都不需要。只要将烟叶从上面拽下来，晾干卷起之后送到船上，这种一文不值的东西便摇身成为价值连城的商品。
蔗糖、烟草以及同样为了满足欧洲口味但规模稍小一些的可可，是十八世纪之前巴西经济的三大支柱。在欧洲人学会棉纺织技术之后，便又增加了第四大支柱。棉花是巴西的土著作物，生产在亚马逊丛林及其他区域。但是巴西的土著人不像阿兹特克或秘鲁人那样拥有文明，也不懂得任何纺织技术；仅仅在战争时期，他们会将棉花放在箭上，用来点燃敌人的住所，而在马兰尼昂地区，棉花则是一种特殊的货币。开始的时候连欧洲人也不了解棉花的作用；尽管哥伦布曾向西班牙带回过几朵棉花，却没人知道它作为纺织材料的重要性。而巴西的耶稣会士却早在1549年就已经知道棉花的用途，并且开始教授土著村庄纺织技术，这一定是得益于墨西哥的消息。但是直到纺织机器发明以后（1770—1773），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棉花的商业价值才真正凸显出来。
从十八世纪末期开始，棉花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出售的价格也越来越高。其中最大的买家就是英国，那里有一百万人从事纺织工业。曾经在亚马逊丛林里自由生长的棉花也被系统化地移植到农田里，十九世纪时的出口量已经达到了巴西出口总额的一半。在这个巴西经济快速变革的时期，是它维持了巴西贸易的平衡，弥补了蔗糖价格下滑所造成的影响。
蔗糖、烟草、可可、棉花，所有这些产品都作为原材料销往国外；若想建立起自由完善的工业结构，巴西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巴西的一切经济活动仅限于种植、收获，仅限于装载所谓的“殖民地产品”，仅限于单纯依靠劳动力的初级产业。在这片土地上，人类成为最不可或缺的资源，比所有的自然物质都要宝贵。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口到巴西。这也许是巴西经济史上最重要的特点，因为无论在哪一个历史阶段，经济发展的动力资源都不得不依赖进口——最初的几个世纪是人力，十九世纪时变成了煤炭，现在则是石油。在历史初期，人们自然倾向于寻求最廉价的能源。殖民者们先是希望将土著人变为奴隶。然而由于他们纤弱的身体构造，根本无法承受繁重的劳动，耶稣会士又不断向宫廷呼吁，请求对土著人口进行保护。因此从1549年开始，非洲的“黑色象牙”便不断运往巴西。那些恐怖的货船被称为“灵柩”，因为船上的黑人们手脚被缚，有一半人都会在途中丧生。每一个月甚至每一个星期，都会有一批黑人被运往巴西，他们是活着的原材料。通过这种血腥的运输方式，三个世纪里巴西至少进口了三百万黑人，占到了新大陆进口总数的十分之三。确切的数字我们无法知晓（也有人说一共进口了四百多万黑奴），因为在1890年，鲁伊·巴尔博萨(4)为了废除这一恶行，下令烧毁了所有与奴隶制相关的档案。
很长一段时间内，奴隶贸易在巴西尽管并不荣耀，但却十分有利可图。由伦敦与里斯本出资，船主与商人的收入都能得到保障，因为对奴隶的需求在不断增长。在巴伊亚的集市上，一个黑人奴隶最早的价格在五十到三百米雷斯之间，而一个土著奴隶的价格则从四米雷斯到七十米雷斯不等。尽管黑奴的价格相对较高，里面却包含了运输费用、奴隶中途死亡的损失、猎奴者、中间商贩与船长的利润以及葡萄牙从中抽取的税收。在这项黑色贸易之中，每个人头要交三到三个半米雷斯的税，由海关直接缴给葡萄牙国王。而对于庄园主来说，黑奴就像镰刀一样不可或缺。一个健壮的黑人奴隶，只要时不时用鞭子抽打几下，一天就能工作十二小时；除此之外，对黑奴的投资还有其他收益，因为即便在他们短暂休息的时候，还可以通过生儿育女来增加主人的财产。购买于十六世纪的一对黑奴夫妇，可以在这两三个世纪中为主人的家族生养一大批奴隶。这些黑奴代表着巴西发展的动力。由于巴西地域广袤，土地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黑人的数量便成了财富的坐标。就像封建时代的俄国一样，庄园主的财产并不取决于他拥有的土地，而在于他拥有多少“灵魂”。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巴西经济都依赖于不断增加的黑人奴隶。葡萄牙人仅仅充当了商人、家仆与监工的角色，起着指导与监视的作用，而真正支撑着殖民地生产的，却是一个个黑色的臂膀。
这种黑白主仆之间的严格划分一直是殖民地的严重威胁，如果不是内陆地区的殖民成就，势必会影响到巴西的完整与统一。历史初期，这片广袤的土地尚缺少一种稳定的平衡。在第一个世纪与第二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巴西的所有活力都集中在北部，那里也吸引了大量人口。与现在的观点不同，对于那时的世界而言，巴西热带才代表着真正的财富。殖民初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集中在那里，以便满足欧洲对于殖民地产品的贪欲。巴伊亚、累西腓、奥林达都由单纯的落脚点发展成为真正的城市；在内陆地区还只有棚屋与木制教堂的时候，那里就建造起了豪华的教堂和宫殿。欧洲的船只在那里不停地装卸，作为货物的黑奴源源不断地抵达；那里建立起了最初的办事处，十分之九的殖民地产品都由那里出口；作坊与农场也集中在那里，以便享受到最便捷的交通。无论在1600、1650还是1700年，如果有人在欧洲提起巴西，那么他一定指的是巴西北部，是那里的沿海城市，是那些因着蔗糖、可可、烟草、贸易而举世闻名的地方。由于群山遮蔽，内陆地区对船员与商人来说仍是一个谜。那时的欧洲没有一个人，甚至连葡萄牙国王也不知道，原来巴西腹地也在缓慢发展，虽然从商业角度看利润不高，但却比沿海更加稳定。这是耶稣会士的巨大功勋。土著居民在他们的指导之下，有条不紊地推动着巴西的殖民化进程。在那个时代的税收官与中间商眼中，只有立竿见影的利润才能转化成财富。然而耶稣会士已经清楚地预见到，巴西的经济不能完全依赖不稳定的商品垄断，也不能依靠单纯的奴隶劳作。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必须首先学会耕种土地，将它当作自己的一部分。而只要看看巴西初期的一无所有与如今的举世瞩目，就能知道这项事业究竟有多么伟大。正是这最原始的农业与畜牧业，才能成为民族经济的稳定基础；也正是由于游牧部落得到了教化、学会了劳作，才能够形成真正的巴西民族。
这项事业完全是从零开始。当诺布莱加与安谢塔到达巴西的时候，看到的只有无人耕种的土地与不懂劳作的野人，却缺少一种将两者整合起来的力量。这里一无所有，一切都要从旧世界引进，包括所有的牲畜、牛羊、工具、作物以及种子。只有在这之后，才能以无尽的耐心教育这些天真的人们，教授他们如何耕种收获、如何饲养牲畜、如何建造棚舍。在传授基督教义之前，先要教会他们如何劳动；在灌输宗教理念之前，先要能使他们愿意工作。耶稣会士原本怀着崇高的精神纲领，但到达巴西之后，却变成了一项谦逊烦劳的任务。只有这些有着自律精神、愿意毕生效忠于理想的人才能完成这番事业：通过耕种土地来教化世人。他们从欧洲带来了书籍、药品、工具、作物、牲畜，但促进巴西发展的最活跃的动力却来自于他们本身。巴西的一切都发展迅速，这些最初的村庄与居民点也不例外；耶稣会士很快就可以在信中自豪地宣称，他们已经建立起了人与土地的联系，实现了白人与土著人的融合，培养出了新一代的混血人种。神父们相信他们已经取得成功；圣保罗作为第一个城市和第一个省份，已经拥有不少居民；在远离海岸的地方，有越来越多的村庄向内陆延伸。可是真正征服这块土地的时候，却并不如耶稣会士所料想的那般和平安定，而是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
历史，倘若要实现某种思想，通常不会按照人为设定的计划，而是要遵循自己的道路。这一次也是一样。耶稣会士在这里培养了一代新人，希望由他们来耕耘这片国土。可是这批混血儿们却贪婪地越过了教士定下的界限。在他们的血液中还蕴藏着印第安人对游牧生活的爱好，还保留着殖民者们未曾驯服的野性。为什么我们要亲自耕作，而不是由别人来干？这些半土著人很快便成为土著人最大的威胁。耶稣会士曾经保护印第安人免受奴役之苦，可他们的儿子却成为了最可怕的奴隶贩子；耶稣会士曾希望将圣保罗变成纯洁的精神圣地，可是圣保罗人却变成了新一代的征服者，成为了耶稣会士与殖民活动的仇敌。他们组成了好战的部队，就像非洲的黑奴猎手一样不断行进，破坏沿途的村庄，搜寻可用的奴隶。他们不仅抓捕丛林里的土著人，甚至连居民点中的也不放过。圣保罗人就用这种更加快速、野蛮、暴力的方式，完成了耶稣会士向周围推进的目标。在每一次破坏性的行动之后，都会有一些圣保罗人留在道路交汇处，在那里建立居民点甚至城市，用以接纳强盗般的部队以及成千上万的奴隶。南方的肥沃土地上开始有了人类与家畜的踪迹。这些比沿海居民更贪图安逸的人渐渐成为了内陆的牧民，成为了腹地开发者，成为了真正拥有祖国的人。这是人们第一次大规模地迁往内陆地区，对巴西的平衡与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次迁徙活动却要部分归功于圣保罗人的贪婪。善行与恶意在这番事业上并肩协力，虽然乍看之下十分矛盾，却在事实上深化了巴西的融合。十七世纪时，内陆的种植与畜牧业已经足以同北部相抗衡。热带的产业兴起得快，衰落得也快，永远摆脱不了全球市场的影响。而巴西则越来越意识到，它不能单纯地生产殖民地商品，而应全面发展国民经济；它要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生产，而不是听从宗主国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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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初，巴西已经十分富庶。随着葡萄牙帝国的衰落，由非洲开始，葡属殖民地都渐渐落到了英国与荷兰手中。巴西对于葡萄牙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正如编年史家所说的那样，当印度贸易带来的财富数不胜数，里斯本的黄金时代也渐渐远去了。自十七世纪开始，巴西便为葡萄牙带来了利润。人们早已忘却了在最初的岁月里，巴西总督要为每一个克鲁萨多写信恳请，诺布莱加则要乞求里斯本为新入教的信徒施舍一些旧的衣物。巴西人是优秀的供应者，他们为葡萄牙船只装满价值连城的商品，用自己的酬劳供养葡萄牙宫廷的官员，收税官也为葡萄牙国库增添了大量财富。巴西人同样也是优秀的消费者；一些“蔗糖大王”的财产与信誉甚至超过真正的国王，而对于葡萄牙生产的红酒、布匹、书籍，在其所有的殖民地之中，也再找不到更好的销售地。巴西就这样平静地成为广袤富饶的殖民地，它几乎不需要葡萄牙的流血牺牲，不会给宗主国造成任何困扰，也不需要太多的资本投入。无论在里约热内卢、巴伊亚还是伯南布哥，都不需要强大的驻军维持秩序。尽管巴西的人口不断增加，但除去几次小骚乱之外，从未有过正式的反叛。这里与印度或非洲不同，无需建造昂贵的堡垒，也不用送来巨额的投资；它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捍卫自己。
我们无法想象出一个比巴西更舒适的殖民地。这里的经济增长平稳安定，国内发展温和内敛，在世界上丝毫不引人注目。巴西的一切如此平静，产品又如此单调，在仓库里只有大包大包的蔗糖与烟草，自然不能激发出欧洲人的好奇心与想象力。墨西哥的征服、印加的黄金、波托西的白银、印度洋的珍珠、美洲农场主与印第安人的争斗以及加勒比海上的抗争，这一切成为了浪漫的诗人与编年史家写作的动力，吸引了年轻人不羁的思想，赐予了他们冒险的欲望。而巴西在两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从未赢得世界的关注。但是这种低调的隔绝却正是巴西的幸运。巴西之所以能够平稳发展，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它的财富、它的黄金和钻石，直到十八世纪初才发现。如果这些金子在十六、十七世纪便为人所知，那些大国一定会为此产生激烈的争吵；征服者会从秘鲁、委内瑞拉以及智利出发，偷偷潜入到巴西境内；这里就会变成万恶的战场，就会被奴役、被撕裂。而直到1710年，巴西才突然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黄金储备国。冒险家与征服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维列盖格农、沃尔特·罗里、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们也都同那个野蛮的时代一样，永远不会回来。曾经少数几个意志坚定的冒险者，仅靠四五艘船只就能征服整个国家，如今永远成为了历史。1700年，巴西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体，拥有自己的城市、要塞、港口。而比这些更有决定意义的是，民族团体也已经渐渐形成。它就像一支看不见的军队，愿为捍卫巴西流尽最后一滴血，为抵抗外国入侵牺牲最后一个人。即便是对于宗主国，他们也不愿意缴纳赋税。如今，他们只需要两样东西——时间，以及更多的人。对于富有耐心的国家而言，时间会使它变得更加强大。
米纳斯·吉拉斯金矿的发现并不单单是巴西与葡萄牙的国内事务；它更是一个世界性的事件，影响了整个时代的经济形势。根据维尔纳·桑巴特(5)的观点，在十八世纪末期，如果不是巴西金源对欧洲经济命脉的强烈刺激与渗透，就不会有欧洲资本主义工业的迅猛发展。直到那时，巴西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国家。可它骤然抛向市场的黄金的数量，在那个时代几乎无法想象。按照罗伯托·西蒙森(6)的计算（这个结果十分可信），在1852年发现加利福尼亚的金矿之前，美洲其他地方所出产的黄金总和都抵不上米拉斯·吉拉斯山谷这半个世纪的开采数量。墨西哥与秘鲁的黄金点燃了十六世纪的狂热，使全球的货币总值增加了一到两倍（伟大的孟德斯鸠在著作《西班牙的财富》中描绘了这一情景）。可是这些金子只占到巴西——这个一直受到歧视的殖民地——献给宗主国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依靠这些金子，废墟中的里斯本才得以重建；依靠这上缴给国王的“五一税”，巨大的玛芙拉修道院才能够建立。英国工业的迅速崛起正是得益于这金色的肥料；欧洲的商业与转型也正是由于这突然的暴富，才获得了即刻的动力。只用了短短五十年，巴西便成为“旧世界”的宝库，成为欧洲最富有也最值得嫉妒的殖民地。在那一瞬间，仿佛殖民者的所有梦想都得到满足，仿佛他们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黄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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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的故事从开端、发展到结尾都如此富有戏剧性，所以最好使用戏剧的形式描绘它的每一场、每一幕以及每一段情景。
第一幕开始于1700年前不久，在米拉斯·吉拉斯的山谷中。那时的米拉斯·吉拉斯还没有成为一个州府，只是一片无人居住的土地。一天，从圣保罗的一个小居民点陶巴特出发，几个人骑着马或驴子朝远方的小山前进。维利亚斯河也流经那里，在山谷中留下曲曲折折的印记。与无数其他的圣保罗人一样，这些人的启程十分随意，既没有固定的路线也没有确切的目标。他们只是希望带回一些有用的东西：或者奴隶，或者牲畜，又或者是贵金属。接着便是出人意料的发现：他们中的一个人，不知道是已经得到密报还是仅仅出于偶然，竟在河沙中发现了几粒黄金。他将这些金沙装在瓶子里，带到了里约热内卢。就像历史上常常发生的那样，这种神奇的金属带有令人嫉妒的色彩，只要看上一眼，就会引起狂热的迁徙。从巴伊亚，从里约热内卢，从圣保罗，成千上万的人匆忙赶往那里。他们或骑着马和驴子，或徒步行走，或乘坐圣弗朗西斯科河上的船只。这时，舞台监督需要在台上增添大量演员——水手抛弃了轮船，士兵逃离了营地，商人丢掉了买卖，牧者离开了神坛；而那些黑色的群体则是赶往郊野的奴隶。起初，这表面看来的幸运差点酿成史无前例的灾祸。蔗糖作坊废弃了，烟草生产也停止了，因为它们的负责人离开了这里，带走了奴隶。他们期待在米纳斯·吉拉斯，只用一周甚至一天的时间，就能得到耐心劳作一年的财富。船只不再装卸货物，往来欧洲的交通也中断了。一切都陷入停滞之中，中央政府不得不下达法令，禁止劳动力向内陆转移。就在沿海地区因为人口撤离而面临灾难的时候，内陆地区却因为移民的突然到来而遭受到与米达斯王相同的厄运：尽管拥有金质的餐具，却不得不忍受饥饿。这里有充足的金沙与金块，却没有面包玉米，也没有牛奶干酪。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没有水果、牲畜、粮食，无法养活这几万乃至十几万的移民。所幸的是，商人们也付出了十倍的努力，因为他们预计这里的货物能买到五倍甚至十倍价格，还可以用纯金作为交换。通过水路与陆路，运往这片荒野的食品与工具越来越多。人们开辟出了公路，利用起了圣弗朗西斯科河。这条夹杂着泥沙的河流此前一直做着平静的白日梦，几个月中都不会有一条船经过，如今却成为了最繁忙的河道。由奴隶推动的船只在河中来来往往，牛拉着车子在地上不断穿梭，而梦寐以求的金子则在小皮革袋中旅行。这项狂热的活动突然侵袭了这个平静的、几乎在睡梦中的国家。
然而，淘金热一直都是恶性的高烧。它刺激着神经，燃烧着血液，使眼神变得贪婪，让意识变得浑浊。短短一段时间，便出现了血腥的争斗。圣保罗的发现者抗击着后来的外乡人，一个人辛苦得来的财富会被另一个人用匕首夺走。然而在悲剧之中还混杂着荒诞可笑的因素。那些昨天还在乞讨的人们，如今却穿着奢侈可笑的服装卖弄；掘金者刚刚获得的财富，又在赌场上一输而空。第一幕的结尾十分有戏剧性：在狂热地挖掘了成千上万个地方之后，居然发现了比黄金更为珍贵的东西——钻石。
第二幕。一个新的主角登上舞台：这是代表葡萄牙权利的巴西总督。他视察了新发现的州府，以便保障国王能从中抽取五分之一的黄金。为了维护这里的秩序，在他身后站着成队的士兵和凶猛的骑士。他建立起了一个铸币厂，规定开采的黄金必须如数上缴铸造金币，以此保证严格的税收。尽管这些乌合之众不愿交税，但他们的反抗遭到了镇压。就这样，冒险者的无序活动慢慢变成了王权下的稳定产业。在黄金产地渐渐发展起数个广阔的城市：富镇、皇镇与阿尔布克尔克镇。这些城市迅速建起了棚屋与泥房，为十多万人提供了庇护；在当时，无论纽约或是北美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与之匹敌。对于这些城市的生活状况，我们已经无从得知，甚至那个时代的世界也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葡萄牙决定保护自己的财富，下令禁止任何外国人靠近金矿，甚至一个钟点都不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地区都被钢铁包围起来；在每个十字路口都设置了关卡，随处都能见到日夜巡防的士兵。没有一个旅行者能够进入这片区域，淘金者在离开前也要接受严格的检查，以防他们私带金沙外逃。一切违反政府规定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关于巴西金矿的消息，一个字也不能透露；寄往国外的信件，一封也不能发出。安东尼尔(7)所写的那本关于巴西财富的书籍，也在审查中遭到禁止。只有葡萄牙了解巴西的价值。它使出了一切手段进行监视，避免引起其他国家的贪婪与妒忌。只有王室与金矿的官员知道哪里能够开采钻石与黄金，也只有他们知道国王究竟从中获取多大的利益。葡萄牙在那一个世纪中所得到的利润，直到今天也很难估计。但是我们可以肯定这绝对是笔巨大的财富，因为五分之一的金子都流向了空荡的国库，而所有二十四克拉以上的钻石也都直接归政府所有，突然暴富的殖民地还从宗主国购买了大批商品，还有奴隶进口的高昂税收——为了尽快开采出黄金和钻石，奴隶的进口数量也成倍增长。葡萄牙这才发现，当它失去印度与非洲统治权的时候，恰恰是这块土地——《葡国魂》从未为它歌唱，乞丐和流氓才是真正的殖民者——成为了它最宝贵的殖民地。
这出黄金悲喜剧的第三幕持续了近七十年，并渐渐转向了悲剧。第一个场景是既相同又不同的富镇。说它相同，指的是自然风光，是荒芜的深色山丘与流经峡谷的河流。说它不同，指的是这座城市，是那些高大的白色教堂与伫立在山巅的雕塑。在总统府邸周围建起了奢侈的别苑，这里的居民富有而受人尊敬，却不再是乐天的挥霍者。这里少了一样能够给街道、酒馆、商业带来活力的东西，少了一样能够点燃人们的眼睛、使气氛活跃起来的东西，这样东西就是黄金。河水仍在流动，依旧荡起泡沫，依旧将沙子冲积到河岸旁边。可是这里的沙子，无论经过怎样的冲洗筛滤，都只是无用的沙子而不是闪光的黄金。曾经只要派遣几十个奴隶在这里淘金，就能够一夜暴富。如今，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维利亚斯河中淤积的金子，也已经消耗殆尽。若要开采山下的金子，则需要更高的技术与繁重的工作，那是这个国家、这个时代都不具备的条件。于是，转变出现了：富镇变得日益贫穷。昔日的淘金者穷苦而又悲伤，他们带着驴子、黑奴及少许家当离开了这里；四散在山峦各处的奴隶窝棚，也都在风雨之下冲毁坍塌。骑兵们撤离了，因为这里已经没有值得守卫的东西；政府也没有工作需要处理，甚至连牢狱都已经空置，因为富镇已经没有值得偷抢的居民。黄金的闹剧已经散场。
第四幕有两个场景同时上演：一个在葡萄牙，另一个在巴西。第一个场景开场于里斯本的王宫。宫廷议会正在召开。在国库报告中，议院们听到了可怕的消息：从巴西运来的黄金越来越少，国库的亏空越来越大。由于无法得到资助，彭巴尔侯爵建立的工业联盟已经濒临破产；开端宏大的里斯本重建工程也已经陷入停滞。既然无法从巴西获得黄金，那么钱从哪里来？这其中的损失又如何才能弥补？葡萄牙驱逐了耶稣会士，没收了他们不值一文的财产。在《葡国魂》的理想之国消失之后，“黄金国”的美梦也破灭了。世人总是为黄金迷惑，它许人幸福，却一个字也不予兑现。葡萄牙又退回到原先的模样，成为一个平静的小国。而正是因为这平静的美好，它才值得喜爱。
另一个场景发生在米纳斯·吉拉斯，同第一个场景完全不同。淘金者们带着骡马、奴隶和全部家当从荒凉的山上下来，发现了一块肥沃的土地。他们就此停留，建立起小的居民点与城市；船只在圣弗朗西斯科河上来来往往；商品运输繁忙。在这块曾经无人耕作的土地上，建立起了新的州府，各种产业如火如荼。葡萄牙的灾难成为了巴西的幸运：为了代替消失的黄金，他们找到了更加珍贵的东西——一块能够开花结果的崭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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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统计学的观点来看，这场米纳斯·吉拉斯的淘金热是向内陆地区的第一次大迁徙，对巴西的经济发展与民族形成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不是这种持续不断的迁徙，在如此广袤的国土上很难保持国民的同一性。在巴西，从南大河州到亚马逊地区，各地的方言几乎没有差异；从大西洋沿岸到几乎无人到达的戈亚斯，每个地方都保持着同样的习俗；尽管气候不同职业不同，这里的人民却拥有相同的特质。这里的人与土地的关系不像欧洲，人民不用被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之上，而是像世界上所有的大国一样可以自由迁移。尤其是在巴西，土地尚且没有主人，每个人都可以随意占领，每个人都是这里的开拓者与流浪者。他们不像欧洲的农民，无需为传统所禁锢；他们愿意背井离乡，乐于抓住每一个机遇。因此，巴西经济史上的重大变迁，不只是从一个垄断商品到另一个垄断商品（也就是所谓的产品周期），也同样反映了不同地域的变化。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不仅可以使用商品的名称，也可以使用不同的区域来命名每一个历史阶段。木材时代、蔗糖时代与棉花时代发展了北部，创造了巴伊亚、累西腓、奥林达、塞阿腊与马兰尼昂。米拉斯·吉拉斯则建立于黄金之上。里约热内卢的兴盛得益于国王的避难。“咖啡帝国”则推动了圣保罗的崛起。而昙花一现的橡胶产业促成了马瑙斯与贝伦的迅速繁荣。在下一个时代，在钢铁冶炼的时代中，哪一个城市将迅速崛起，如今还是一个未知之谜。
这种寻找经济支点的过程如今仍在进行，因为巴西人天性热爱迁移，而外来人口的融入又使得这种倾向愈发强烈。先是非洲移民，继而是欧洲移民，他们不断促进着巴西的扩展，缩小着社会等级间的隔离程度，并将民族精神置于地域差异之上。无论在哪里都常常听说某人来自巴伊亚或南大河，可是如果仔细调查，就会发现他们的父母其实出生于另一个州府。得益于这种混合与迁移，巴西统一的奇迹才能持续到今天。如今，随着通讯技术的日益发达，广播报纸作用的日益增加，维持国家的统一也更加容易。尽管西属南美领土面积不及巴西，人口也没有巴西多，却由于各州府的区别统治，分裂成阿根廷、智利、秘鲁与委内瑞拉，它们分别讲着不同的方言，奉行着不同的习俗，拥有着不同的人口构成。而巴西中央政府则从一开始便奠定了统一的基础，因为无论民族还是经济层面，“统一”一旦赢得人心，便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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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列出宗主国与殖民地、葡萄牙与巴西之间的收支平衡表，就会看到十九世纪初期之前，收支关系一直在不断移动。从1500年到1600年，是巴西在接受葡萄牙的给予；宗主国需要派遣船队、官员、士兵、商品、商人及殖民者，并且那里的白人数量也是殖民地的十倍。1700年左右，收支开始向巴西偏移。到了1800年，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九万一千平方公里的葡萄牙同八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巴西相比，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在巴西，仅仅黑奴的数量就比葡萄牙总人口还多；而在经济层面上，日渐衰落的宗主国更无法同新大陆相比。凭借着国内的黄金钻石，凭借着棉花、烟草与蔗糖，凭借着牲畜、矿石以及丰富的劳动力，巴西的经济不断增长，已经不需要任何援助。母亲已经不再养育儿子，而是由儿子供养母亲。在里斯本地震期间，巴西至少向葡萄牙提供了三百万克鲁萨多用于重建；而葡萄牙的所有富裕人家，若不是在巴西拥有产业，就是同那里的城市港口有贸易往来。对于这小小的卢济塔尼亚故乡而言，巴西就是一个世界。
然而巴西越是强健有力，葡萄牙就越害怕它会变得过于强大而脱离宗主国的保护。巴西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可是葡萄牙却还将它当作小孩，企图控制它的行为，阻止它的独立。那时的美国早已实现了区域自治，巴西却不能生产织物，只能从葡萄牙进口；也不能建造船只，以保证葡萄牙商人的利润。对于学者、技师与实业家来说，在巴西根本没有用武之地。这里不能印刷书籍，不能出版报纸；随着耶稣会士被驱逐出境，最后一个传播教化的人也离开了。葡萄牙必须遏制巴西的经济独立，切断它同世界市场的联系，使它继续扮演奴隶与殖民地的角色。因此，如果巴西越不独立、不开化、不团结，对葡萄牙而言就越好。所有争取独立的运动都遭到残酷的镇压。葡萄牙驻巴西的军队早已无需抗击外国入侵，因为本土军队会完成这个任务；而葡萄牙军队的真正使命是与殖民地对抗，捍卫国王的经济领地。
然而历史又上演了同样的剧目：谨慎与理智数年不得的目标，依靠暴力便可以一蹴而就。恰恰是欧洲的独裁者拿破仑解放了这个南美国家。凭借着迅捷的法国部队，他迫使葡萄牙国王匆忙离开里斯本，也迫使他第一次来到巴西——这个为他建造了王宫别苑，为他的家族、他的帝国效忠了几百年的地方。对于这个殖民地来说，这还是第一次——到达这里的不是收税官或者警察，而是布拉干萨家族的后代，是国王若昂六世，以及所有的贵族、僧侣与王室成员。
然而，人们一旦尝到自由的滋味就会爱上它，在得到完全无限的自由之前就不会罢手。即便是同海外“旧世界”的松弛联系，也让巴西感到无比煎熬。直到1822年成为帝国，巴西才开始了真正的独立。或者更确切地说，直到那时，巴西才开始具备了独立的条件，因为它的独立仅限于政治层面；而在经济层面，巴西对英国和其他工业国的依赖程度比对葡萄牙更甚。里斯本的禁令一度阻碍了巴西经济的发展，使它未能投入到十八世纪末改造世界的工业革命中去。在巴西独立之前，其殖民地商品出口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因为这里拥有奴隶，劳动力价格低廉。在经济层面，巴西依然是美洲的龙头老大。直到宣布独立之后，巴西的出口总额依旧在美国之上，有几年中甚至与英国不相上下。可是在十九世纪，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要素——机器。在利物浦与曼彻斯特，只需一台蒸汽机与十几个工人，就能抵得过上百甚至上千个奴隶创造的价值。从那之后，手工生产便再也不能同机器工业相抗衡，就像赤裸的土著人无法用弓箭战胜大炮一样。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这种落后是致命的，而另一个不利条件则加剧了这种情况。尽管巴西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矿藏品种，却恰恰缺少十九世纪最具决定性的能源——煤炭。
在这个关键时刻，几乎所有的机械与交通工具都要依靠煤炭驱动；可在巴西广袤的国土之上，居然连一个煤矿都找不到。每公斤煤炭都要从远方进口，用巨额的蔗糖作交换，而蔗糖的价格却在不断下跌。因此所有的交通方式都变得十分昂贵。不仅如此，由于群山遮挡，铁路建造也十分落后，而且进程缓慢。在欧洲与北美，工业生产与运输速度逐年加快，已经提高了百倍千倍；可是巴西的土地却不肯出产煤矿，连绵的山脉制造了巨大的困难，蜿蜒的河流也仿佛在同新世纪作对。结果很快显露出来：每过五年巴西就会落后一大步。尤其是在北部地区，由于交通不够发达，已经陷入到不可避免的衰退之中。在这个时期的美国，从东向西、由南向北都建起了密集的铁路网络；可在几乎同等大小的巴西，十分之九的地区都不得不依靠步行。在密西西比河、哈得孙河与圣洛伦索河上，蒸汽机船川流不息；但在亚马逊河与圣弗朗西斯科河上，却连一根烟囱也很难见到。在那个时代的欧洲与美国，煤炭、工厂、商业中心、钢铁工业、城镇、港口齐心协力，抓紧每分每秒工作生产，全国产能也在逐年提高；而巴西在进入十九世纪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依然像在十八世纪、十七世纪甚至十六世纪那样停滞不前，只能生产单一的原材料，在世界市场中没有任何发言权。
就这样，经济贸易衰退了，巴西也从美洲国家的龙头老大掉到了第二或者第三的位置。十九世纪初期巴西的经济状况有些自相矛盾。尽管巴西是世界上铁矿石最多的国家，可它的所有机械工具却必须依赖进口。尽管这里棉产量十分丰富，可棉织品却必须从英国购买。尽管这里有着无尽的森林资源，可它却连一张纸都生产不出。所有无法通过原始手工生产方式获得的产品，都必须从国外进口。巴西同之前一样，必须有充足的资本才能组织起工业生产，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可自从金矿枯竭之后，巴西资金缺乏，所有的铁路、工厂以及大型企业都必须由英国、法国或比利时建立，仿佛巴西仍是一个殖民地，不得不受到全世界的盘剥。在那个时代，以丰富能源为支撑的生产活力是国民经济的决定性因素；而巴西却仍然保留着古老的生产方式与贸易手段，几乎完全陷入衰退之中。巴西经济又一次跌入谷底。
可是这个国家却有着无尽的潜力，能够通过迅速转型化解掉每一场危机。这也是巴西发展中的特点，一旦主要出口产品陷入困难，马上会有另一种商品取而代之，并且更加有利可图。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巴西屡次创造经济奇迹：十七世纪时蔗糖产业迅速崛起，十八世纪发现了钻石与黄金，而十九世纪的救世主则是咖啡。在继“白色黄金”与“金色黄金”之后，它开启了“棕色黄金”的时代，之后又短暂地被“红色黄金”橡胶所取代。巴西凭借咖啡取得了举世无双的胜利，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前半期，一直处于垄断地位：最古老的因素再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土地的肥沃、种植的简便与生产过程的原始，正是这些特点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咖啡不能用机器种植，只有在这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奴隶的价值才会高于机器的飞轮。就像蔗糖、可可、烟草一样，咖啡也能给人带来极致的享受；它其实正是蔗糖与烟草的补充品，因为在宴饮之后，这三样东西是最理想的搭配。
每次都是土地、肥沃的土地将巴西从危机中解救出来。老牌国家原有的美食，在这片土地上会变得越发美味；在巴西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咖啡都不会如此茂盛香醇。早在几个世纪之前，这种产品及功效已经为人所知。咖啡于1730年移栽至亚马逊区域，又于1762年引进到里约热内卢；可在那时它被看作奢侈品，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在十九世纪初的统计表格中，咖啡的产量远在棉花、皮革、可可、蔗糖以及烟草之下。其实正如它的两个哥哥烟草与蔗糖一样，是欧美人对这种商品的习惯创造了不断增长的需求，刺激了咖啡的种植与生产。十九世纪下半叶，咖啡的生产与销售大大增加，巴西也成为了全世界的供应商。它需要不断加大生产力度才能满足需求；成千上万乃至上百万劳动者因此涌向圣保罗；桑托斯建造起了最大的港口与仓库，在繁忙时节，一天就会有三十条蒸汽机船前来运载咖啡。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咖啡出口为巴西经济带来稳定；我们可以来看一组巨大的数字。从1821年到1900年的八十年间，巴西出口的咖啡总价值为170835000英镑；而到今天为止的出口总额，则达到了二十亿。仅此一项就弥补了巴西大部分的进口与开销。但在另一方面，这也使得巴西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咖啡价格，甚至巴西的货币价值都要视咖啡的市场行情而定。一旦咖啡价格下跌，巴西币也随之贬值。
然而咖啡价格下跌最终变得无法避免。巨大的需求量促使种植园主不断扩大种植面积，而市场又缺少有效的经济计划来制止这种过度生产，危机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为了避免引发更大的灾祸，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预，一会儿收购部分产品，一会儿对新建农场课以重税，一会儿又将购得的咖啡倒入海中，以阻止其价格下跌。然而危机却一直潜藏着。1925年一袋咖啡的价格是五英镑，1936年便降到了一个半英镑；与此同时，巴西币的贬值则更加严重。可对于国内经济平衡与财政稳定而言，咖啡时代的终结却是一件好事，因为巴西的盛衰终于不用维系在咖啡起伏不定的价格上面。经济危机又一次成为巴西的优势，它让巴西及时认识到孤注一掷的危险，使它的经济发展愈发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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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似乎在巴西经济之王咖啡的身旁，还有一个觊觎王位的强劲对手，那就是橡胶。它确实有理由为自己的篡位辩护，因为它并非咖啡那样初来乍到的移民，而是这个国家的土著。出产橡胶的乔木hevea brasiliensis(8)原产于巴西亚马逊地区。早在欧洲人发现它珍贵的汁液之前，那里就有三千万棵橡胶树。土著人有时将橡胶液作为防水材料，涂在船帆或器皿之上。1736年，这一消息首次由康达米尼记录下来，当时他正在亚马逊区域旅行。可是这种黏性物质并不能用于工业，因为温度稍高或稍低都会破坏它的性能。十九世纪初期，只有少量用原始工艺制成的橡胶产品出口到美国。直到1839年，查尔斯·古德耶尔发现橡胶在经过硫磺处理之后，便可以对温度不那么敏感。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橡胶摇身变成了“五巨头”之一，成为了现代社会最不可或缺的资源，其重要性堪比煤炭、石油、木材以及钢铁。人们需要它来制作管道、鞋底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种产品；而在发明了自行车与汽车之后，橡胶的重要性更是与日俱增。
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巴西始终垄断着橡胶原料的生产。三叶橡胶树只在亚马逊丛林才有，这是巴西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也因此享有定价权。为了捍卫自己的垄断地位，巴西连一棵橡胶树也不许出口。它一定记得，在从法属圭亚那引进了几株咖啡之后，它便一举挫败了这个最危险的敌人。像米纳斯·吉拉斯发现黄金时一样，亚马逊原始森林立即掀起一股“热潮”，而在此之前，这里还仅仅是蚊子与昆虫的乐园。随着“红色黄金”时代的来临，大批移民再次涌入到一个无人居住的地区。由于突然遭到洪水侵袭，塞阿腊有七万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受聘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将自己卖给几间公司，从贝伦登船沿河而上，开赴到荒凉的丛林之中。这些区域遭到了疯狂的开发，甚至改变了当地的法令与监管，米拉斯·吉拉斯的故事又再度上演。尽管割胶工人并非奴隶，却在实际上遭受着奴役。因为他们签订了劳动合同，不得不束缚在原始森林这“绿色的坟茔”中；而企业家又贪心不足，除了橡胶本身的利润之外，他们还以四五倍高的价格向工人出售生活必需品。如果有人想要了解这段时期的恐怖细节，可以去读费雷拉·德·卡斯特罗的现实主义杰作(9)，里面详细描绘了这可耻的时代。割胶工人的工作极其悲惨：他们居住在简陋的棚屋里，同一切人类文明相隔绝；他们要先用镰刀开辟道路才能找到橡胶树，然后割开树体为树木“放血”；每一天，他们都要顶着烈日往返数次，将得到的乳液煮沸。尽管在几个月的劳作之后，他们已经精疲力竭，被疾病折磨得虚弱不堪，可是在罪恶的计算之下，他们依然亏欠着老板，因为后者将把他们带到此地的费用也包含在内，并对他们的食品花费大加盘剥。如果这些不幸的人们想要逃离这个美其名曰“劳工合同”的牢笼，就会被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像奴隶一样抓捕回来。从此以后，这些人只能戴着镣铐工作。
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可耻的劳动剥削，正是得益于巴西的垄断地位与全球对橡胶日益增长的需求，利润也高到惊人的程度。十八世纪时富镇与皇镇的身影似乎又回来了，迅速积累的财富又一次在蛮荒之地建起了奢侈的城镇。不仅贝伦富裕起来，千里之外还出现了一座新兴的城市——马瑙斯，它的奢侈与浮华足以将里约、圣保罗和巴伊亚通通踩在脚下。这里建起了柏油马路、银行以及拥有电灯的宫殿，这里有宏伟的商业机构与私人别墅，这里还有巴西最大最奢华的剧院，它建造在原始丛林之中，其费用高达千万美元。每个人都在金钱的海洋中遨游。一康托巴西币相当于二百美元，可他们花起来却仿佛那只是一先令；巨大的蒸汽机船载着巴黎伦敦最精致的货物，越来越频繁地光顾着亚马逊河上游区域。每个人都从事着与橡胶有关的买卖，每个人都因此获利。可是橡胶树却在为此流血，成百上千的割胶工人则暴毙在这森林深处的“绿色坟茔”中。靠着“液态黄金”，整整一代人都富裕起来，就像他们在米拉斯·吉拉斯峡谷中的祖先一样。国家无疑也从中获利，橡胶出口的迅速飞跃，已经慢慢逼近咖啡。而汽车时代的到来，更是提供了无限可能。短短十年之后，马瑙斯已经成为了巴西乃至全世界最富裕的城市。
然而，这个气球的爆炸却比它的上升还快。只要一个不怀好意的人就能将它刺破。这是一个英国青年，他巧妙地运用行贿的手段，避开了对携带橡胶树种离境的禁令，足足带了七万克种子回英国。它们起先种在邱园(10)中，后来最早的植株便移植到了锡兰、新加坡、苏门答腊和爪哇岛。至此巴西便失去了垄断地位，国内橡胶生产也不断下滑。马来半岛的橡胶种植整齐有序，上千棵树木像士兵一般排成一线，割胶工人的工作也比原始森林中更快更便捷，因为无需事先开辟稠密的树林。原始即兴的生产又一次成为了现代化高级组织的受害者。
橡胶生产的衰落十分迅速，就像一场雪崩。在1900年，巴西尚且生产了26750吨橡胶，而亚洲只生产了区区四吨。到了1910年，巴西仍以42000吨的优势占据首位，此时亚洲的产量为8200吨。可是到了1941年，巴西37000吨的产量已经无法与亚洲的71000吨相抗争。从此之后，衰退日益严重。1938年，巴西的橡胶产量仅为16400吨，而马来半岛则生产了36500吨，荷兰殖民地300000吨，印度尼西亚58000吨，锡兰52000吨。而即使这可怜的16000吨橡胶，价格也只有最初的几分之一。马瑙斯的剧院再不能像从前那样接待欧洲的顶级剧团，财富消失了，“红色黄金”的美梦也结束了。这是又一个时代的终结，但它已完成了自己的秘密使命：它唤醒了一个沉睡的州府，赋予它生机与活力，并在商业与交流中建立起了它与整个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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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期，巴西发展的内部规律又一次体现出来，那就是：它很容易受到主产品利润的诱惑，永远都需要一场危机才能完成转型，而其发展过程中这些循环往复的危机总是能够变成优势。巴西最后一次大转型并非遵循世界市场的意愿，而是来自于它自己的意志，因为在1888年的法令中，巴西彻底废除了奴隶制。
这条法令刚刚颁布便对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其影响之大不亚于帝国制度的覆灭。大批黑人沉醉在自由之中，离开乡村向大城市涌去。那些只有靠着免费劳工才能盈利的行业，如今都歇业了；失去了奴隶的农场主，也都丧失了一大半财产；不仅如此，咖啡原先的耕作与种植就不足以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相抗衡，如今更是陷入危机。最初的呼喊再一次回响：巴西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劳动力、居民，不惜一切代价！政府不能像以前那样被动冷漠、放任自流，而要设法吸引欧亚移民，系统地推进移民进程。在咖啡时代之前，巴西的移民仅限于耕种土地。1817年，若昂六世通过欧洲中介调来2000名瑞士殖民者，他们随后建起了一块名为新弗里堡的殖民区；到了1825年，南大河州来了几个德国人，慢慢地在巴西南方聚集了120000名德国移民，并在圣卡塔琳娜和巴拉那地区发展起了德国殖民中心。但是所有这些移民活动都由移民者主动发起，或者由私人机构负责。直到出现了这种规模巨大且有利可图的新产品，而又缺少奴隶进行耕作，巴西——尤其是圣保罗——才决定以更大的规模推动移民，为缺少资金的移民者提供路费，为所有有志于耕种的人提供土地。在那段时间，每年的资助费用就高达一万康托。可是只要巴西打开国门，便有大批移民涌入。1890年，巴西移民人数从66000人上升到107000人，1891年，移民人数打破历史最高纪录，达到了216760人。从此之后，尽管移民人数有所波动，但却一直居高不下。直到最近由于移民条件限制，移民人数才开始每年下降约20000人。
在最近的五十年中，欧洲移民总数达到了四五百万。他们为巴西带来了极大的活力，并在文明及种族层面上提供了巨大优势。在近三百年中，由于不断引进黑人奴隶，巴西人种面临着肤色不断加深，不断非洲化、野蛮化的威胁。而在不识字的奴隶影响之外引入欧洲因素，则能够在总体上提升巴西的文明程度。意大利人、德国人、斯拉夫人和日本人不仅从他们的祖国带来了工作的活力与热情，同时也带来了文明社会的标准与期望。他们能读会写，拥有科学技能。巴西人已经习惯了有奴隶的日子，炎热的气候也消耗了他们的力量；而移民们则拥有更快的工作节奏。他们本能地寻找同祖国气候最相近的地区，以便保持自己原先的生活方式，因此南方的南大河州、圣卡塔琳娜州和巴拉那州成为了这一时期——也即“活黄金”时代——最活跃的地区。对于圣保罗州、南大河州、圣卡塔琳娜州和巴拉那州的各个城市来说，移民就是米拉斯·吉拉斯的黄金，就是圣保罗的咖啡。他们代表着决定性的动力，也是一如既往的活跃力量，他们创造了新的居民点和就业机会，他们创造了工业也促进了文明。正是由于他们来自于世界各地——意大利、德国、斯拉夫、日本、亚美尼亚——巴西才能如此完美地保留它最古老的方法：相互融合、互惠互利。正是得益于这种同化的力量，新的元素才能如此之快地融入其中。新一代人已经能够自然而然地相互合作，彼此享有同样的权利，以便实现巴西最古老的理想：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拥有统一的语言及统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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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五十年里移民所带来的进步，正是对废除奴隶制这一善行的奖赏。二十世纪初期，共有四五百万欧洲移民。他们带给巴西的幸运，不仅是最大的，而且是双重的。因为不仅有如此之多强健的劳动力，就连他们到达的时刻也恰到好处。如果这些移民到得再早一些，如果这些意大利人与德国人再早到一个世纪，那时巴西的葡萄牙文明还十分脆弱，外国的语言与风俗就会侵占掉这些地区，巴西的一大片国土就会彻底地意大利化或者德国化。而这些移民到达巴西时，世界主义依旧盛行；倘若推迟到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就会受到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拒绝学习新的语言或接受新的风俗。他们会偏执地将自己束缚在故国的意识形态之上，从而对巴西的语言思想不屑一顾。正如巴西黄金发现得不早不晚，才能推动经济发展而无损于民族统一；又像萨尔瓦多的咖啡时代，恰恰开始于巴西经济衰退的灾难之中；欧洲的大量移民只有在那个时刻到来，才能为巴西发展发挥最大的作用。他们非但没有使巴西外国化，反倒加强了巴西原有的民族因素，使它变得更加特别也更加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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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到了二十世纪，巴西的内部规律仍然适用：它依旧需要通过危机来实现转型。幸运的是，这一次危机并不在巴西内部，而是在大洋彼岸：欧洲的两次战争为巴西经济重组提供了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巴西意识到，将所有产能都投入到一种出口产品中，却不发展自身的工业，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咖啡出口停止了，也就中断了巴西经济的命脉，整个国家都不知道该将商品销往何处。与此同时，由于航海风险上升加之战时物价飞涨，许多生活必需品也都无法进口。巴西的贸易平衡完全依赖于大量稳定的咖啡输出，却丝毫未曾注意到国内贸易。如今咖啡贸易遭受重大摆动，迫使巴西着手调整，恢复发展部分工业。这次发展一经推动便展现出充足的活力。在最近的几年里，不幸的欧洲一直生活在对战争的恐惧之中，其一切生产也都在为军事服务。原先需要从欧洲进口的一大批工业或手工产品，如今都可以在巴西生产，并且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权。如果一个人离开几年之后再回到巴西，一定会倍感惊奇。因为曾经的外国商品都已被国产商品所替代，并且在短短几年之内，巴西便摆脱了对外国技术人员及领导者的依赖。正是由于这些变化，在二战中巴西才没有遭受到像一战时那样的冲击。这一次，咖啡及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下跌依旧无法避免，但是它对圣保罗的影响远远不及金矿枯竭对米拉斯·吉拉斯或者橡胶危机对亚马逊的影响。巴西工业已经习得英国古谚的智慧，明白不能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如今的工业基础比原先更稳固，因为它不再依靠一个单一的垄断商品或者中心商品，也不用再束缚于世界市场的波动之中。贸易平衡得到保证，因为一个部门的损失能够从飞速的工业增长里得到弥补。曾经需要从德国或者其他封锁国家进口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当地原料在巴西国内生产。拿破仑战争直接决定了巴西的独立，希特勒战争则推动了巴西工业发展。正是因为它知道如何保证政治独立，才能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捍卫经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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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现在展望未来总是件危险的事情。如今，巴西拥有广袤的国土、五千万人口和人类最伟大的殖民成就，可它的发展却刚刚开始。在其发展过程中会遭遇种种困难，如今还没有完全克服；即便它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有些问题依旧十分棘手。若想公正地评价这项成就，就必须考虑到它曾经遇到并仍将遇到的诸多困难。若要评价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意志力，最好的标准就是看他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究竟越过了多少障碍。
巴西要想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潜力，必须克服两个主要困难，其中一个比较明显，另一个却很难看得出来。隐蔽的危险一直潜藏于国民的健康之中，对此巴西政府并没有忽略或轻视。在巴西这个和平的国家也存在着一些血腥的敌人，它们每年夺去的生命数量不亚于战乱国家的一场战役。他们必须不断地同成千上万的小东西作战，同根本看不见的微生物作战，同蚊子以及其他传播疾病的媒介作战。
其中最主要的敌人依旧是肺结核，每年都有二十万人因此丧生。巴西人由于体格较弱，极易受到这种“白色瘟疫”的感染。肺结核在北部尤为严重，因为那里的居民依旧处于营养不良或者说营养缺陷的状态，而这种情况却发生在一个粮食充足的国家。巴西政府已经着手与这一病症及其传染源对抗，并且会逐年加大抗击力度。然而，如果药品与现代科技不能治愈这种困扰了人类数十年的病症，巴西就无法打败这个危险的敌人。正如梅毒之所以渐渐失势，并且可能很快灭绝，也是由于埃尔利希疗法的作用。
巴西的第二个敌人是疟疾，它几乎天生便适应北部气候。由于甘比亚疟蚊的意外入侵，这个敌人的势力愈发巩固。1930年，来自达喀尔的几只甘比亚疟蚊悄悄进入巴西，就像所有的水果、作物、动物以及人类一样，很快便适应这里并开始大量繁殖。
第三个敌人是麻风病，在人们还没有找到迅速根治他的方法之前，只能用隔离的方法对其加以控制。所有类型的疾病，即使并不致命，也会对生产力造成巨大损害。尤其在北方地区，由于气候原因，其生产力已经比欧洲和北美相差许多。尽管从数据上来说，巴西拥有四五千万人口，可是其生产活动远远比不上同等数量的美国人、日本人或者欧洲人，因为那些地方拥有更为健康的人口和更加适宜的气候。有相当数量的巴西人并未参与经济活动，也不生产任何东西；根据统计数据，巴西无业以及无固定职业的人口大约有两千五百万（西蒙森(11)：《国民经济及生活水平》），而他们的生活水平极其低下，尤其是在赤道附近地区，有时的饮食条件甚至比奴隶时期还差。无论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健康角度，如何将亚马逊丛林以及内陆边远地区的居民融入到国民生活中，仍然是政府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若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在巴西，作为生产推动力的人口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土地以及地下资源也很少得到开发。在这种情况下，巴西的困难是显性的，并不像疾病那样留在暗处。而这种困难的根源在于人口与交通发展的不平衡。我们不能被圣保罗和里约的有序文明所迷惑。那里有无数的摩天大楼与数以万计的汽车；可是只要从海滩向内陆行进两个小时，现代化的柏油马路就会为糟糕的路况所取代。一场暴雨之后，几天都无法通车。内陆地区由此开始，里面几乎没有任何文明。一旦远离了主干道，无论向左还是向右都将是一场冒险。铁路连领土的肌肤都未曾刺入；再加上巴西有三种轨距标准，轨道之间很难相互连通。不仅如此，巴西的火车既慢又不实用，如果从里约向愉港、巴伊亚或者贝伦出发，乘船的速度会比火车还快。巴西境内大河（如圣弗朗西斯科河或甘河）稀缺，不能满足航行需求。再加上航空资源缺乏，巴西的大部分领土只能依靠个人远征才能到达。这个巨人依旧承受着血液循环系统的折磨：血液无法运送到整个机体，许多重要部分完全处于萎缩状态。因此大量珍贵的资源依旧沉寂在地下，等待着开发与利用。如今已经知道这些资源的确切位置，可是如果没有可能的运输方式，即便开采出来也毫无用处。有铁的地方却没有铁路或轮船，不能将煤炭运送过去；那些适宜牲畜成长繁殖的地方，也没有办法得到牲畜。这是真正的恶性循环。生产无法快速发展是因为没有公路；公路也不能在一朝一夕建成，因为其建造养护都耗资巨大，而崎岖荒芜的地区车辆稀少，根本无法得到足够的回报。若想发展汽车这种新的交通方式，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因为二十世纪的巴西缺乏燃料，土壤之中没有石油，就像它在十九世纪缺少煤炭一样。除了酒精之外的汽车燃料，全部都要依赖进口。为了快速解决交通难题，必须有大量资本投入，而巴西并不具有这个条件。巴西资金一贯紧缺，即便公共部门的贷款利率都达到了8％，私人借贷的利率更高得多。米雷斯的贬值屡次发生。对南美金融市场的不信任慢慢演化成一种本能，使得北美与欧洲大资本家的投资过于谨慎；而在另一个方面，最近几年里政府也十分保守，不愿将关系到经济命脉的行业全部交到外国资本家手中。所有这些因素都放缓了巴西的工业化进程，使其无法同欧洲和北美相提并论。欧洲的资本活动如此频繁草率，而巴西却落后了几十年。若想加快这个国家、这个世界的发展速度，必须拥有两个条件：一是雄厚的资本积累，二是持续的人口流动。然而由于最近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问题，人口流动遇到了巨大困难，规模也受到很大影响。美国银行滞留了大量资本，却无法获得利息；欧洲有限的土地上则聚集了过多人口，使他们的精神状态过于拥堵，不断产生突如其来的政治疯癫；而巴西则患上了贫血症，缺少足够的人口建设如此广阔的土地。旧世界的良药也能缓解新世界的病痛，那就是在两者之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输血，将欧美的人口与资本耐心谨慎地输往巴西。
从新大陆发现的第一天开始，巴西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然而这块应许之地上的可能性永远比困难大得多。正是因为这里的潜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它才能成为巴西乃至全人类的巨大贮备。除了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因素之外，巴西身旁还有一位真正的魔术师，那就是现代科技。我们了解现代科技的力量，却无法预计它今后的成就。
几年之后的今天，如果有人回到巴西，就能惊喜地看到科技的成就，看它如何将这里变得更加团结、自主、有序。这里的祖祖辈辈都曾受梅毒侵扰，人们谈起它就像说到感冒一样自然，可是得益于埃尔利希的发明，梅毒如今几乎灭绝。可以确信在不久之后，卫生学也能减少其他疾病的传播。以里约热内卢为例，几十年前还是黄热病最可怕的高发地区，如今已经成为卫生层面上最安全的城市。我们期待着科技有朝一日也能够解放北部，那里的瘴气与自然灾害仍在危害人类的健康，那里人们的劳动能力依旧受到高烧与营养不良的威胁，真希望他们也能过上积极高效的生活。五年前，从里约到贝洛奥里藏特(12)尚且要花费十六个小时，如今乘坐飞机只要一个半小时；如果要从里约前往亚马逊丛林的心脏马瑙斯，现在只需要两天时间，之前却需要二十天；半天到达阿根廷，两天半到美国，两天到欧洲，所有这些数字只在今天才可能实现；而在明天，航空技术又会将这些数字压缩一半。巴西地域广大，各处相距甚远，这个造成经济困境的主要问题在理论层面已经解决，实际上也在逐步改善。谁又知道在短时间之内是否又会发明出新的飞行器械或者其他根本想象不到的产品，从而将所有的交通难题一并解决。即便是另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热带气候会降低个人的工作能力，影响居民的健康与活力——也在科技的帮助下慢慢消解。尽管如今只有少数奢侈的地方才拥有空调设备，但在不远的将来，它们一定像寒带国家的暖气一样普遍。无论谁看到巴西已经取得的成就以及仍在作出的努力，都会相信对它而言，战胜一切困难不过是时间问题。甚至时间也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标准，而会在机器与人类智慧的推动下加速前进。热图利奥·瓦加斯执政期间一年将会比佩德罗二世时期十年的产量还多，甚至能抵得上若昂六世时期整整一个世纪的产量。只消看一眼这里城市的发展之快，各种组织的迅速成长以及潜能的高效转化，就会感到这里的一小时要比欧洲长，而之前的感受却恰恰相反。无论从哪个窗口探望出去，都能看到建设中的房屋；无论在远方还是近处，都能看到崭新的住宅；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这里日益增长的创业精神与欢乐气氛。巴西那些不为人知的潜在活力都汇合成为一股新的力量：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很长时间以来，无论是文明还是进步，无论是生产还是工作，巴西都习惯于落在欧洲之后。它是如此谦逊，在它的目光中还带有殖民地的怯懦，仿佛大洋彼岸的旧世界比它更有经验、更有智慧也更加美好。然而欧洲却被愚蠢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蒙住了双眼，又一次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也使巴西的新一代人愈发独立。戈比诺嘲弄地写道“巴西人做梦都想住在巴黎”的那个时代已经远去。如今，没有一个巴西人，甚至没有一个来到巴西的移民愿意再回到旧世界去。而他们想要完全依靠自身发展的野心，也反映了他们的乐观主义态度与全新的冒险精神。巴西已经学会了从未来的角度思考问题。如果他们想要筹建某个部委，比如现在的劳动部及战争部，就会建得比巴黎、伦敦、柏林的任何一个部委都大。如果他们计划建造一座城市，就会按照现在的五倍或者十倍人口来规划。对于新的意志而言，任何事情都能够实现。在长时间的犹疑与谦逊之后，巴西已经学会考虑自身的广袤，学会计算无尽的可能，仿佛马上就能成为现实。巴西明白疆域就是力量，并且能产生更大的力量；真正构建一国财富的并非黄金或资本，而是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劳作。何况巴西的国土面积与整个旧世界一样大，哪个国家能比它拥有更多未曾利用的土地呢？疆域并非只是物质，还是精神力量；它能扩展人们的视野与灵魂，赋予这里勇气与信心，使他们敢于开拓进取；疆域广大的地方不仅拥有时间，而且拥有未来。凡是居住在巴西的人，都能听到未来翅膀的强劲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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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詹姆斯·布莱斯（1838—1922），英国学者、法学家、历史学家、自由政治家。著有《南美：观察与印象》一书。
(2) 葡萄牙语中，巴西（brasil）与木炭（brasa）形似，巴西木原意是“木炭般的木头”，也即“红木”。
(3) 中世纪的一种金币。
(4) 鲁伊·巴尔博萨（1849—1923），巴西作家、法学家、政治家。
(5) 维尔纳·桑巴特（1863—1941），德国社会学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
(6) 罗伯托·西蒙森（1889—1948），巴西工程师、实业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7) 即安德烈奥尼（1649—1716），意大利耶稣会士。安东尼尔是他的笔名。
(8) 即三叶橡胶树，亦称巴西橡胶树。
(9) 全名若泽·玛丽亚·费雷拉·德·卡斯特罗（1898—1974），葡萄牙作家，十二岁时移民巴西。这里指的是他于1930年发表的小说《荒野》，主人公阿尔佩托是一个二十六岁的葡萄牙法律系学生，由于政见不同被迫移民至巴西贝伦。在同他的舅舅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到亚马逊丛林成为了一名割胶工人。
(10) 即英国皇家植物园。
(11) 即罗伯托·西蒙森。
(12) 即belo horizonte，葡萄牙文意为“美丽地平线”，为米拉斯·吉拉斯州府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