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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神话乃是近亲。在人类文化的早期阶段，它们二者的联系是如此密切，它们的协作是如此明显，以致几乎不可能把它们彼此分离开来：它们乃是同根而生的两股分枝。不管在哪里，只要我们发现了人，我们也就发现他具有言语的能力并且受着神话创作功能的影响。因此，把这两种人类独具的特性归之于同一渊源，对于哲学人类学来说，是颇有诱惑力的。这样的尝试是常有人做的。麦克斯 · 米勒 f.max muller 就曾发挥出一个古怪的理论，把神话解释为只是语言的一种副产品。他把神话看成是人类心灵的某种病态，而其原因则需在言语能力中去寻找：语言就其本性和本质而言，是隐喻式的；它不能直接描述事物，而是求助于间接的描述方式，求助于含混而多歧义的语词。根据米勒的看法，神话正是起源于这种语言固有的含混性并且总是从中寻取精神的养料。米勒说：
“ 神话学的问题在事实上成了心理学的问题。并且，由于我们的心灵主要是通过语言才对我们成为客观的，这个问题于是也就成了语言科学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 …… 我把神话称作语言的病态，而不称为思想的病态的缘故。 …… 语言与思想是不可分割的，因此 …… 语言的病态同时也就是思想的病态 …… 把至高无上的上帝说成是犯下了一切罪恶的、被人欺骗的、对妻子发怒对孩子粗暴的存在者，这无疑是一种病态、一种思想状态异常的明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真正疯狂的明证。 …… 这是一个神话病理学的病例。 ……
古代语言是一种很难掌握的工具，尤其对于宗教的目的来说更是如此。人类语言除非凭藉隐喻就不可能表达抽象观念；说古代宗教的全部词汇都是由隐喻构成，这并非夸张其词。 …… 这就是经常发生各种误解的根源，其中有许多在古代世界的宗教与神话中一直保持着它们的地盘。 ”
但是，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类活动看作只是一种畸型，看作某种精神的病态，这简直不能算是对它的一种适当的解释。为了理解神话和语言在原始人那里仿佛是孪生兄弟这一现象，我们并不需要这种莫名其妙牵强附会的理论。神话和语言二者都是基于人类的一种很早很普遍的经验，一种关于社会性的自然而非物理性的自然的经验。一个儿童早在学会说话以前，就已经发现了与他人交流信息的其它更简便的手段。遍及于整个有机界的那种由于不安，痛苦和饥饿，畏惧或恐怖而发出的叫喊， 〔在人这里〕 开始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式。它们不再是简单的本能反应，因为它们是在更有意识更为自觉的方式下进行的了。当无人照料的婴儿以多多少少清晰的哭叫声来要求母亲或保姆来到自己身边时，他知道自己的哭叫能有意欲的效果。原始人把这种最初的基本的社会经验转移到了自然的总体上去。对原始人来说，自然与社会不仅是最紧密地相互联系着，而且是一个难分的整体。没有什么泾渭分明的界线可把这两个领域分离开来。自然界本身不过是个大社会一一生命的社会。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巫术语词的用处与特殊功能了。对巫术的信仰乃是深深地植根于生命一体化的信念之中的。在原始人心中，在无数情况下所体验到的语词的社会力量，成了一种自然的甚至超自然的力量。原始人感到他自身被各种各样可见和不可见的危险包围着，他不能指望仅仅以物理的手段来克服这些危险。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无声无嗅的死寂的世界，而是能够倾听和理解的世界。因此，如果能以适当的方式向自然力提出请求，它们是不会拒绝给予帮助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抗拒巫术的语词，诗语歌声能够推动月亮 carmina vel coelo possunt deducerelunam 。
当人第一次开始认识到这种信念乃是虚妄的，认识到自然的无情并非因为它不愿意满足人的要求，而是因为它不理解人的语言，这时对人一定是个沉重的打击。在此他不得不面临一个标志着人的理智生活和道德生活之转折点和危机的新问题。从那时起，人一定发现他自己处在深深的孤独之中，从而被极度的寂寞感和彻底的绝望感所笼罩。如果他不能发见一种在拒斥巫术的同时又能另辟一条更富希望之路的新的精神力量，那他简直就不可能摆脱这种寂寞感和绝望感。人们试图凭藉巫术语词来征服自然的一切希望都已破灭；但也因此，人开始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关系了。语词的巫术功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语词的语义功能。语词不再具有神秘的力量，它不再具有直接的物理的或超自然的影响力。它不可能改变事物的本性，也不能左右诸神或魔鬼的意志。但尽管如此，它并非是无意义的，也不是无力量的。它并非只是声音的振动 flatus vocis ，并非只是一阵空气的轻微波动。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并不是它的物理特性而是它的逻辑特性。从物理上讲，语词可以被说成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从逻辑上讲，它被提到了更高的甚至最高的地位：逻各斯成为宇宙的原则，并且也成了人类知识的首要原则。
这个转折发生在早期希腊哲学中。赫拉克利特仍然属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所说的 “ 古代自然哲学家 ” σi αpxαioiφνoioλoγoi 这一类希腊思想家。他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现象世界上。他不承认在现象世界即 “ 变 ” 的世界之上，还存在着一介更高的领域，一个纯 “ 有 ” 的理想秩序或永恒秩序。然而，他并没满足于变化的单纯事实，而是力图寻出变化的原则。根据赫拉克利特的看法，这种原则不应在物质事物中寻找：不是物质世界而是人类世界，才是正确解释宇宙秩序的关键所在。在这个人类世界中，言语的能力占据了中心的地位。因此，要理解宇宙的 “ 意义 ” ，我们就必须理解言语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能发现这个方法 —— 以语言为中介而不是以物理现象为中介的方法 —— 那我们就找不到通向哲学的道路。虽然在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中，甚至连语词、逻各斯也并非只是人类学的现象，它并不囿于我们人类世界的狭隘范围，因为它具有普遍的宇宙真理。但是，他已不把语词看成是一种巫术的力量，而是从语义功能和符号功能的意义上来理解它了。赫拉克利特写道： “ 不要听从我，而要听从语词－逻各斯，并且承认一切是一。 ”
早期希腊思想就这样从自然哲学转到了语言哲学。但是在这里又遇到了新的重大困难。或许再没有什么问题比 “ 意义的意义 ” 更令人困惑不解和众说纷纭的了。即使在今天，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也仍然是各执己见，相持不下。古代哲学不可能全面地直接解决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而只能给予一个尝试性的解答。这个解答，是根据早期希腊思想普遍接受并且似乎是牢固确立了的一个原则所作的。当时所有不同的学派 —— 不管是自然哲学家还是逻辑学家 —— 都是从这样一个假定出发的，即如果在认知主体与被认知的实在之间没有一种同一性的话，那么知识这种东西就是无法解释的。唯心论与实在论虽然在这个原则的运用上各不相同，但都一致承认这个原则的真理性。巴门尼德宣称，我们不可能分离存在与思维，因为它们是同一的。自然哲学家们则在一种严格的物质意义上来理解和解释这种同一性：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人的本质，我们就会发现，这里也存在着自然界到处发生着的同样的元素组合。小宇宙作为大宇宙的精确副本，使得对大宇宙的知识成为可能。正如恩培多克勒所说： “ 我们是以自身的土来看土，以自身的水来看水；用自身的气来看神圣的气；用自身的火来看毁灭性的火。更用我们的爱来看 〔世界的〕 爱，用我们可厌的恨来看它的恨。 ”
如果接受这个一般理论，那么 “ 意义的意义 ” 又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意义必须根据存在来解释。因为存在或实体，是把真理与实在联系结合起来的最普遍的范畴。如果这两者之间没有至少是部分的同一性，一个语词就不可能 “ 意谓 ” 一个物。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联系一定是自然的联系而不是约定的联系。没有这样一种自然联系，人类语言的任何语词都不可能履行它的职务，而会成为难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个前提 它不是产生于一种语言理论而是源于一种一般的知识理论 ，我们也就直接面临着拟声说，似乎只有这个学说才能在词与物之间搭起桥梁。但是，这座桥梁在我们第一次打算利用它时，就已有崩坍的危险。在柏拉图看来，只要把拟声说的一切结论都发挥出来，就足以驳斥这个学说本身了。在柏拉图的对话《克拉底鲁篇》中，苏格拉底以他的佯装无知的方法接受了这个学说，但是他的接受仅仅是打算以拟声说自身固有的荒谬背理性来毁灭掉它。柏拉图对这种认一切语言起源于声音摹仿的理论的叙述，是以滑稽而讽刺的方式结束的。但尽管如此，拟声说仍然流行了许多世纪。即使在当代文献中它也绝没有消失，只是已经不再以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中那种幼稚的形式出现了。
反对拟声说的明显理由就在于，在分析普通言语的语词时，我们在大部分情形中根本找不到声音与对象的这种假定的相似性。不过，只要指出人类语言从一开始起就经历着变幻衰灭，那么这个困难是可以消除的。因此我们不能使自己满足于语言的现存状态。如果我们想要发现把语词及其对象联结起来的纽带，我们就必须追溯到语词的起源。我们必须从衍生词追溯到根词，必须去发现词根，发现每个词的真正的和最初的形式。根据这个原理，词源学不仅成了语言学的中心，而且也成了语言哲学的基石。古希腊语法家和哲学家们使用的最初的词源学，其缺点是缺乏理论的或历史的严密考虑。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以前，没有出现任何建立在科学原理之上的词源学。直到那时为止，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各种最离奇古怪的解释都很容易得到承认。除了肯定的词源学以外，还有著名的悖理推论类型的否定的词源学。只要这些理论体系没有被驳倒，关于在词与物之间有着自然联系的理论在哲学上似乎就是正当而可辩护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一般的考虑从一开始起就妨碍着这个理论。古希腊智者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赫拉克利特的追随者。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甚至说，智者派的知识理论毫无新颖之处，只不过是赫拉克利特 “ 万物皆流 ” 说的派生物和必然结论而已。然而，在赫拉克利特和智者派之间，有着一个根深蒂固的区别。对前者来说，语词、逻各斯，乃是一个普遍的形而上学的原则，它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和客观有效性。但是智者们却不再承认被赫拉克利特看成是万物及宇宙和道德秩序之根源和第一原则的那个 “ 神圣的语词－逻各斯 ” 了。在语言理论中，不是形而上学，而是人类学起了主要的作用。人成了宇宙的中心。用普罗塔哥拉的名言来说就是： “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 因此，在物理事物的世界中寻找对语言的解释，那是徒劳无益的。智者们建立起了一个研究人类言语的新的更简单的方法。他们是最早有系统地讨论语言学和语法学的问题的。然而他们并不是在单纯的理论意义上来讨论这些问题的。一个语言的理论还必须完成其它更迫切的任务：它应当教会我们在实际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如何说和如何做。在五世纪的雅典生活中，语言成了为明确具体的实践目的服务的一个工具。在伟大的政治斗争中语言是最有力的武器。，没有这个武器任何人都别想 〔在政治生活中〕 扮演主角。正确地运用语言并不断地加以改进和磨炼，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为了这个目的，智者们创立了一个新的知识分枝：不是语法学也不是词源学，而是修辞学成为他们的主要关切对象。在他们关于智慧 sophia 的定义中，修辞学占据了中心的位置。所有关于语词名称的 “ 真理性 ” 和 “ 正确性 ” opθotηs 的争辩都成了无用的和多余的了。名称并菲旨在表达事物的本性，它们并没有客观的对应物。它们的真正任务不是要描述事物，而是要激发人类的情感；它们并非只是传递观念或思想，而是要促使人们去行动。
至此，关于语言的功能和价值，我们已经得到了三重概念：神话学的，形而上学的和实践的。但在某种意义上讲，所有这些解释看来都是不切题意的，因为它们全都没有注意到语言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人类最基本的发音并不与物理事物相关，但也不是纯粹任意的记号 signs 。无论是自然的存在 φσeiν 还是人为的存在 θσei 都不适用于形容它们。它们是 “ 自然的 ” ，不是 “ 人为的 ” ；但是它们与外部对象的性质毫无关系。它们并非依赖于单纯的约定俗成，而是有其更深的根源。它们是人类情感的无意识表露，是感叹，是突进而出的呼叫。这种感叹说由一个自然科学家 —— 希腊思想家中最伟大的科学家提出来，决不是偶然的。德谟克利特第一个提出这个论点：人类言语起源于某些具有单纯情感性质的音节。稍后，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又根据德谟克利特的思想而力主同样的观点。这种观点对语言理论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直到十八世纪，它还以几乎相同的形式出现在维柯和卢梭这样一些思想家之中。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这种感叹说的巨大优点是很容易理解的。在这里，我们似乎不必再只是单纯地依赖于思辨，我们已经发现了若干可证实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并不限于人的领域。人类的言语可以归溯到自然赋予一切有生命物的一种基本的本能：由于恐惧、愤怒、痛苦或欢乐而发出的狂叫，并不是人类独具的特性，而是在动物界中到处可见的。再没有什么能比把言语这个社会事实追溯到这种一般的生物学原因更貌似有理了。如果我们接受德谟克利特及其弟子与追随者们的理论，语义学就不再能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而成为生物学和生理学的一个分枝了。
然而，这种感叹说只是在生物学本身找到了一个新的科学基础时才臻于成熟。仅仅把人类言语与某些生物学事实联结起来还是不够的。这种联系必须建立在一个普遍原理之上。这样的原理是由进化论提供的。当达尔文的著作出版时，以最大的热情对之欢呼的不仅仅是科学家和哲学家，而且也包括语言学家。奥古斯特 · 施莱歇尔 augustschleicher -- 他最早的一些著作表明他曾是一个黑格尔的学生和追随者 —— 变成了达尔文的信徒。达尔文本人一直是严格地从一个自然科学家的角度来研究他的课题的。然而他的一般方法是极易应用于语言现象的，并且甚至在这个领域他似乎也开辟了一条前所未知的蹊径。在《人与动物的情感表达》一书中达尔文指出，富于表情的 expressive 声音或动作是由某些生物学需要所支配，并依照一定的生物学规律来使用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古老的语言起源的不解之谜就能以严格经验的和科学的方式来解答了。与此同时，人类语言不再是 “ 国中之国 ” ，而成了一种普遍的自然天赋。
然而，这里仍然有着根本的困难。关于语言起源的生物学理论的创导者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是从这样的假设出发的：从感叹词到言语有一条直接的通道。但这种假设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而已。需要解释的并不是人类言语的单纯的事实而是它的结构。对这种结构的分析才能揭示情感语言与命题语言之间的根本区别。这两种类型的语言并不是同一层次的。即使从发生学上来说把二者联结起来是可能的，但从这一类型到另一相反类型的过渡在逻辑上也总是有一个从这一个种到另一个种的过渡问题 metabasiseis allo genos 。就我所知，没有一个生物学理论曾经成功地消除过这种逻辑上和结构上的差异。我们没有任何心理学的证据表明，任何动物曾越过了命题语言与情感语言的分界线。所谓的 “ 动物语言 ” 总是全然主观性的，它表达各种各样的情感状态，但并不指谓或描述对象。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历史的证据表明，人，即使在其文化的最低阶段曾经处在单纯的情感语言或手势语言中。如果我们要采取严格的经验方法，那就必须拒斥这种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是可疑的和臆测的假设。
事实上，对这些理论的仔细考察总是使我们看到，正是这些理论所依赖的原则本身是有问题的。只要这个论证稍一展开，这些理论的捍卫者们就会被迫承认并且强调那些他们最初不假思索地加以否认或至少是极度轻视的差异性。为了说明这个事实我将选择两个具体的例子，一个选自语言学文献，一个选自心理学和哲学文献。奥托 · 叶斯柏森 otto jespersen 或许是对语言起源这个古老的问题仍保持强烈兴趣的最后一个现代语言学家。他并不否认，以往对这个问题的一切解决都是不充分的。实际上他自信他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方法，可望取得更大的成功。叶斯柏森声称：
“ 由我提出并首先坚持采用的方法就是：把我们现代的语言一直追溯到历史与我们掌握的材料所容许的限度。 …… 如果靠着这种追溯的过程，我们最终能到达这样一种发音阶段：这些发音不再被称为真正的语言，而只是某种先于语言的东西 —— 那么问题就会解决了。因为转化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而无中生有，则是人类理智绝不能理解的。 ”
根据这个理论，这样的转化是在人的发音 utterances 被用作代表名称时发生的。在此之前，它只不过是表达情感的喊叫或悦耳的乐句而已。通过将发音作名称使用，最初一直是各种无意义的声音的混合体，就突然成了思想的工具。例如，一些声音的组合，如果能和着某种旋律来唱，而且在击败或杀死敌人后用作欢庆胜利的赞歌，就可能变成代表那个特殊事件乃至代表那个杀敌英雄的专有名称。通过把这种表达隐喻地转移到类似的情况，人类语言就得以发展下去。但恰恰正是这个 “ 隐喻转移 ” 一语概括地包含了我们的全部问题。这样的转移意味着，以前一直只是强烈情感的无意流露和吼叫的音调，正履行一个全新的任务：它们在作为传达确定意义的符号而被使用。叶斯柏森本人引证了贝恩菲 benfey 的一个以观察为根据的看法：在感叹声与语词之间有一道宽阔的鸿沟，足以使我们认为感叹声乃是对语言的否定。因为感叹只有在人不能说话或不愿说话时才被使用。而根据叶斯柏森，语言则是在 “ 传达的要求大于感叹的要求 ” 时产生的。但他的理论并未对这关键的一点加以说明，反而将它作为预先假定的前提。
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德 · 拉古那 grace
de laguna 在其《言语：它的功能和发展》一书中所发挥的论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问题的更详细更周密的论述。在叶斯柏森的著作中常常可以发现的那种相当奇异的概念，在这里被取消了。从喊叫到说话的转折被描述成一个逐渐客观化的过程。依附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具体情景的原始感情的性质变得多样化了，同时与那些知觉到的具体情景的特征区别了开来。 “…… 对象出现了，它是被认识到而不是被感觉到的。 …… 与此同时，这个不断增长着的制约条件采取了系统化的形式。 …… 最后， …… 实在的客观秩序出现了，世界真正为人所认识了。 ” 这种客观化和系统化，确确实实是人类语言主要的和最重要的工作。但是，我看不出来一种纯粹的感叹说如何能解释这决定性的一步。在德 · 拉古那教授的解释中，感叹声与名称之间的裂罅并没有被构通，相反地倒是更为明显了。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说来，那些倾向于相信语言是由单纯的感叹状态发展而来的作者们，都趋向于断言，归根结底，在感叹声与名称之间的差异性是比它们之间假定的同一性更大更显著得多。例如，伽狄纳一开始说，在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之间有着 “ 基本的同质性 ” 。但当进一步发挥他的理论时，他不得不承认，在动物的音调与人类的言语之间有着如此重要的区别，以致几乎掩盖了那种基本的同质性。表面上的相似性实际上仅仅是质料上的联系，它并不排斥，反而是突出了形式上和功能上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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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起源问题，在任何时候都对人类心灵有着不可思议的诱惑力。人类在其蒙昧初开之际就已对此感到惊奇。许多神话都告诉我们，人是如何从上帝本身那里或靠着一个神圣的导师的帮助而学会说话的。如果我们接受了神话思想的这个首要前提，对语言起源的这种兴趣就是容易理解的了。神话所知道的唯一的解释方法，就是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并从事物的这种原始阶段引伸出物理世界与人类世界的现状来。然而，同样的倾向居然还流行在哲学思想中，则是令人惊讶，大谬不然的。但许多世纪以来，在这里，系统的问题都被发生学的问题掩盖了。发生学的问题一旦解决，其它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 这已经被看成是一个预定的结论了。然而，从一般认识论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毫无道理的臆断。知识论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经常在发生学的问题和系统的问题之间划一条鲜明的分界线。把这两种类型的问题混为一谈是危险的，是易入歧途的。这个在其它知识领域中似已牢固确立的方法论公理，在讨论语言学问题时怎么竟会被弃之不顾了呢？！占有关于语言的充分历史证据，以便能解答世界上所有的语言究竟是源出于一个共同的词干还是源出于各种不同的和独立的根源，从而一步一步地追溯各种方言和语言类型的发展 —— 这自然是最有兴趣和至为重要的事。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足以解决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哲学上，我们不能满足于事物的单纯变动不止和事件的编年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这里总得承认柏拉图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哲学知识乃是关于 “ 存在 ” 的知识，而不是关于单纯的 “ 变 ” 的知识。诚然，语言并没有超乎时间之外的存在，它并不属于永恒理念的王国。变化 —— 语音的变化、同源语的变化、语义的变化 —— 乃是语言的基本要素。但尽管如此，对所有这些现象的研究并不足以使我们理解语言的一般功能。我们对每一种符号形式的分析都依赖于历史资料。关于神话、宗教、艺术、语言 “ 是什么 ” 的问题，不可能以纯抽象的方式用一个逻辑定义来回答。另一方面，在研究宗教、艺术、语言时，我们又总是碰到属于不同知识类型的一般结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分别加以讨论，仅仅依靠历史的研究是无法处理也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
在十九世纪，认为历史的方法是对人类语言进行科学地研究的唯一途径这种观点仍然是十分流行和普遍接受的。语言学的所有巨大成就都来自于这样的一些学者：他们对历史的兴趣是如此浓厚，以致几乎把其它所有的思想倾向都排斥了。雅各布 · 格林 jakob grimm 首先为日耳曼语系的比较语法学奠定了基础。印欧语系的比较语法学则由葆朴 bopp 和鲍特 pott 所开创，并由施莱赫尔 a.schleicher 、卡尔 · 勃鲁格曼 karl brugmann ，和德布吕克 b.delbruck 所完善。第一个对语言学历史的原则提出疑问的是赫尔曼 · 保罗 hermannpaul 。他充分意识到，单单作历史的研究不可能解决人类言语的所有问题。他坚决主张历史的研究始终迫切需要系统的研究作补充。他宣称，对于历史知识的每一分支来说，都有一门与之相应的科学，它用来处理这些历史对象逐渐形成的一般条件，并且探究在人类现象的一切变化中保持不变的那些因素。十九世纪不仅是历史学的世纪而且是心理学的世纪。因此，设想语言学历史的原则应当在心理学的领域中去寻找，就是十分自然甚至不言而喻的了。这也就成了语言学研究的两大基石。布龙菲尔德 leonard bloomfield 指出：
“ 保尔和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仅仅研究印－欧语系，并且由于他们对描述问题的忽视而拒绝对那些其历史尚是未知的语言进行研究。这种局限性使他们远远不知道非印－欧语系的语法结构类型；而后者本可以使他们看到，即使印－欧语法的基本特征 …… 在人类语言中也决不是普遍的。 …… 然而，在 〔对语言的〕 历史研究的伟大洪流之旁，却另有一股虽小但却在加速流动着的一般语言学研究的潮流。 …… 某些研究者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描述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自然联系。 …… 历史－比较与哲学－描述这两种研究趋势的合流，已经弄清楚了一些对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印－欧语派学者还不清楚的公理 …… 对语言的所有历史研究都基于对两套以上的描述资料的比较。这种研究的精确性和完善性仅限于描述资料所允许的范围以内。而要描述一种语言，则绝不需要任何历史的知识。事实上，一个让这样的知识来影响他的描述的观察者，必然会曲解他的资料。我们的描述如果要给比较工作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就必须是不带成见的。 ”
这个方法论原则在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和哲学思想家的著作中得到了最初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经典的表述。威廉 · 冯 · 洪堡 wilhelmvon umboldt 最早把世界上的各种语言进行分类并把它们归纳为某些基本的类型。为了做到这一点，使用纯粹历史的方法是不行的。他所研究的语言不再只是印－欧类型了。他的兴趣确实极为广泛，涉及到了语言现象的整个领域。他利用他兄弟亚历山大 · 冯 · 洪堡 alexandervon humboldt 从美洲大陆探险带回来的丰富资料，第一个对美洲土著语言进行了分析性描述。洪堡在他论人类语言多样性的巨著第二卷中写出了第一部关于美拉尼西亚语和印度尼西亚语这种南岛语系的比较语法。然而，对这种语法来说，并没有什么历史资料可以利用，这些语言的历史完全是未知的。洪堡必须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必须走出他自己的道路来。
然而他的方法仍然是严格经验的方法，它们是基于观察而不是基于思辨。但是洪堡并不满足于对特殊事实的描述。他直接从这些事实中抽取出极为广泛的一般结论。他强调，只要我们把语言看成只是 “ 语词 ” 的集合，那么要真正洞察人类语言的特性和功能就是不可能的。各种语言之间的真正差异并不是语音或记号的差异，而是 “ 世界观 ” weltansichten 的差异。一种语言并不只是语辞的机械聚合。把语言割裂为许多语词，就会把语言弄得支离破碎。这种做法对语言现象的任何研究来说如果不是灾难性的，至少也是有害的。洪堡坚持认为，语词，以及根据我们的普通概念组成语言的各种规则，实际上只能存在于连贯的言语行为之中。把它们看作分离的实体， “ 只不过是我们笨拙的科学分析所带来的死板产物。 ” 语言必须被看成是一种能 energeia ，而不是一种功 e rgon 。它并不是现成的东西，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它是人类心灵运用清晰的发音表达思想的不断反复的劳作。
洪堡的著作不仅在语言学思想中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进步，它也标志着语言哲学史上的一个新纪元。洪堡既不是专门研究特殊语言现象的学者，也不是象谢林或黑格尔那样的形而上学家。他追随康德的 “ 批判 ” 方法，并不耽迷于对语言的本质或起源的思辨。语言的起源问题在他的著作中甚至从未被提及。在他的著作中占显著地位的是语言的结构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单单靠历史的方法加以解决，这在现在已是被公认的了。不同学派不同领域的学者们，都一致强调这个事实，描述语言学决不会由于历史语言学而变得多余。因为对我们直接可以理解的那种语言的各发展阶段的描述，始终是历史语言学的基础。从一般思想史的观点来看，有一个事实是饶有趣味而又引人注目的，即语言学在这方面也经历了我们在其它知识分支上所发现的同样的变化：原先的实证主义被可称之为结构主义的新原则所取代。古典物理学曾深信，要发现运动的一般规律，我们总是必须从对 “ 质点 material
point 运动的研究出发。拉格朗日的《分析力学》就是建立在这个原则之上的。稍后，被法拉弟和麦克斯韦尔发现的电磁场定律，趋向于相反的结论。显而易见地，电磁场不可能被分割成单独的各个点。电子不再被看成是有其自身实存的独立实体，而是被定义为作为整体的场中的一个极限点。由此，产生了新型的 “ 场物理学 ” ，它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古典力学的旧概念。在生物学中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从二十世纪初流行起来的新的整体论，已经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有机体的古老定义。他们坚持说，在有机界里 “ 整体先于部分 ” 。这些理论并不否认进化的事实，但是他们不再用达尔文和正统达尔文派的看法来解释这些事实了。至于心理学，整个十九世纪除少数例外基本上都遵循着休谟主义的路线。解释心理现象的唯一方法就是把这些现象都还原为最初的元素。一切复杂的事实都被看成只是简单的感觉材料的积累聚集。现代格式塔心理学已经批评和排除了这种思想，并由此开辟了一条新型的结构主义心理学道路。
如果语言学现在采取这同样的方法并且越来越关注于结构问题，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以前的观点丧失了一切重要性和人们对它们的兴趣。然而语言学研究已不复是在一条直线上运动，不复是专门论述言语现象的编年史次序，而是正在描述一个有着两个不同焦点的椭圆曲线。某些学者甚至认为，把描述观点与历史观点 它是整个十九世纪语言学的鲜明特征 结合起来，这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错误。索绪尔 ferdinandde saussure 在他的演讲中宣称， “ 历史语法 ” 的全部观念都必须被抛弃。他坚持说，历史语法乃是一个混合概念。它包含两个全然不同的概念，这二者不可能化简为一个公分母，不可能溶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按照索绪尔的观点，对人类言语的研究并不是一门科学的课题而是两门科学的课题。在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必须时刻区分开两根不同的轴：即 “ 共时性之轴 ” axis ofsimultaneity 和 “ 历时性之轴 ” axis of suc cession 。语法就其本性和本质而言，是属于前一种类型的。索绪尔在语言 lalangue 与言语 laparole 之间划了泾渭分明的界线。语言是普遍的，而言语的过程，作为一个时间过程，则是个别的。每一个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说话方式。但是在对语言的科学分析中，我们并不关心这些个人的差异，而是在研究一个遵循一般规则的社会事实 —— 这些规则是完全独立于个别的说话者的。没有这样一些规则，语言就不可能完成其主要任务，就不可能作为语言共同体所有成员之间的交流手段。 “ 共时性 ” synchronical 语言学研究不变的结构联系； “ 历时性 ” diachronical 语言学则研究在时间中变化和发展的现象。语言基本的结构同一性应当以两种方式来研究和考察。这种同一性既是质料的同一性又是形式的同一性；不仅体现在语法系统中，而且也体现在语音系统中。语言的特性就依赖于这两种因素。但是，音位学的结构问题要比句法或词法的结构问题发现得晚得多。而在言语的形式中有着一种秩序和连贯性，这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对这些形式进行分类并把它们归纳为一些明确的规则，就成了科学的语法的首要任务之一。这种研究方法还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相当完善了。近代语言学家们仍然提到约成于公元前350－250年的巴尼尼 panini 的梵语语法，把它看作人类智慧最伟大的丰碑之一。他们认为，直到今天还没有其它语言被这样完善地描述过。希腊语法家们对他们在希腊语言中发现的言语的部分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并且对所有句法的和文体学的问题都很感兴趣。然而，问题的质料方面在那时是未知的，而其重要性直到十九世纪初仍然是未被认识到的。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用科学方法研究语音变化现象的最初尝试。近代历史语言学家开始研究相同语音的对应性。1818年，拉斯克 r.k.rask 指出，日耳曼语的语词在语音上与其它印－欧语的语词有着规律性的形式上的联系。雅各布 · 格林在他的德语语法中，对于日耳曼语与其它印－欧语言之间语音上的一致性作出了系统的阐释。这些最早的观察材料成了现代语言学和比较语法学的基础。但是它们仅仅是在历史的意义上被理解和解释的。雅各布，格林正是从对以往历史的浪漫向往中获取了他最初和最深切的灵感。同样的浪漫精神也引导弗里德里希 · 施莱格尔 friedrich schlegel 去发现印度的语言和智慧。然而，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语言学研究的兴趣被另一种理智冲动所支配：唯物主义的解释开始占了上风。所谓 “ 新语法学家们 ” 的宏伟抱负就是想要证明，语言学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是相同的。如果语言学想要成为一门精确科学，那就不能满足于那些描述特殊历史事件的笼统的经验规则，而应该去发现在逻辑形式上比得上一般自然法则的规律。语音变化的现象看来证明了这种规律的存在。新语法学家们否认有什么孤立发生的语音变化。在他们看来，每一种语音变化都遵循着不容违反的规律。因此，语言学的任务就是把人类言语的一切现象都追溯到这个基本的层次 —— 语音规则上。这种规则是必然的，不容例外的。
在特鲁别茨柯伊 trubetzkoy 的著作以及在《布拉格语言学派著作集》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中所发挥的现代结构主义，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它并不放弃在人类言语现象中寻找出 “ 必然性 ” 的希望，相反，它还强调这种必然性。不过对结构主义来说，正是必然性这个概念本身应当重新解释，它应当在目的论的意义上而不是在单纯因果关系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并不只是音和词的集合，而是一个系统。另一方面，语言的系统秩序不能根据物理的因果性或历史的因果性来加以描述。每一种方言在形式和质料两方面都有其自己的结构。如果我们考察不同语言的音素，就会发现不同的类型，这些类型是不能归之于一个一成不变呆板僵硬的模式之下的。在选用这些音素时，不同的语言就表现出了它们自己独有的特性。尽管如此，我们总是可以揭示出，在一种特定语言的音素中存在着一种严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假设的，不是必然的。我们不可能从一般的逻辑法则先天地演绎出这种联系，而只能依据我们的经验材料。然而即使是这些经验材料也显示出一种内在的连贯性。一旦我们发现了一些基本的材料后，我们就能从它们身上推得另一些与这些材料有必然联系的材料。布吕达 v.bondal 把这个新结构主义的纲领表述如下： “ 我们必须研究语言结构的各种条件，把音位学和词法体系中可行的和不可行的，偶然的和必然的东西区别开来。 ”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观点，那么人类言语的物质基础甚至语音现象本身，就都必须以新的方式从不同的方面来加以研究了。实际上我们不再能承认有单纯的物质基础。形式与质料之间的区分乃是人为的，不适当的。言语是一个不可分解的统一体，它不可能被分割成形式与质料两个独立和孤立的成分。正是这个原则构成了新的音位学与旧的语音学之间的区别。在音位学中，我们研究的不是物理的声音，而是有意义的声音 significantsounds 。语言学感兴趣的不是声音的自然性质，而是声音的语义学功能。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学派曾深信，语音学和语义学需要根据不同的方法分别加以研究。言语－声音被看成只是物理现象，从而能够而且必须根据物理学或生理学来加以描述。从 “ 新语法家 ” 的一般方法论观点来看，这种概念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必需的。因为他们的基本论点 —— 语音学规则是不容例外的 —— 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的：语音变化独立于非语音的因素。既然语音的变化只不过是发音习惯上的变化，它也就被看成是必定在每一偶发事件中都会影响一个音素的，而不管包含这个音素的特殊语言形式的性质如何。这种二元论在晚近的语言学中消失了。语音学现在不再是一门独立的领域，而成了语义学本身的组成部分。因为音素不是一个物理的单位，而是一个意义的单位，它已经被定义为 “ 辨义性语音特征的最小单位 ” minimum － unit of distjnctive sound － feature 。在任何音调的众多声学特性中，有某些特性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总是用来表达意义的差别，而其它特性则无辨义作用 nondistinctive 。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音素系统，即辨义系统。在汉语中，音的抑扬顿挫是改变语词意义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而在其它语言中，这样的变化则并无意义。每一种语言都从无限多的物理声音中择取有限数量的音作为它的音素。但是这种择取并不是任意的，因为这些音素构成了紧凑连贯的整体。它们可以被归并于某些一般的类型，归并于某些语音形式。这些语音形式似乎是语言中最稳固最典型的特性。萨丕尔 sapir 强调指出了这个事实：每种语言都具有使自己的语音型式维持原样的强烈倾向：
“ 我们将把语言形式 —— 语音形式和词法 —— 中那些重要的一致性和歧异性归之于语言的自发倾向，而不是归之于忽而这样聚合忽而那样聚合的一些单独而零散的特性的复杂结果。语言或许是一切社会现象中最富独立性、最具坚韧性的了。要分解其独特形式还不如消灭它容易。 ”
然而，一种语言的 “ 独特形式 ” 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当面临这个问题时，我们总是有进退维谷之感。我们必须避免两种极端，这两种极端的解答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不适当的。如果每种语言有其独特形式这个论点，是指不必在人类言语中寻找任何共同特征，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纯粹语言哲学的思想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但是，从经验的观点来看，容易遭到责难的主要不是这些共同特征的实际存在，而是对这些共同特征的明确表述。在古希腊哲学中，正是 “ 逻各斯 ” 一词暗含着并支持着认为言语活动与思想活动有着根本同一性的观点。语法与逻辑被看成是具有同一对象的知识的两个不同分枝。即使那些其体系已经大大背离了古典的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现代逻辑学家，也仍然持同样的见解。 “ 归纳逻辑 ” 的创始者约翰 · 斯图亚特 · 穆勒 john stuart mill 就明确说过，语法是逻辑最基本的部分，因为它是对思维过程进行分析的起点。在穆勒看来，语法的原理与规则乃是使语言形式和思想的普遍形式相符合的手段。但是穆勒并不满足于这个论断。他甚至假定，一个特殊品词系统 —— 一个从拉丁语法和希腊语法中推演出来的系统 —— 有着普遍的客观有效性。在不同的品词之间的差别，在名词的格、动词的时态和语气，以及分词的作用等等之间的差别，都被穆勒认为是思想的差别，而不仅仅是语词的差别。他宣称： “ 每个句子的结构，就是一个逻辑的课题。 ” 语言学研究的进展使这种理论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因为人们一般都已认识到，词类系统并不具有一种固定不变的特征，而是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词类系统。此外，还可以看到，即使是那些从拉丁语系衍生而来的语言，它们的许多特征也不可能用拉丁语法的通常术语和范畴来充分地表达。法语的研究者们常常强调指出，法语语法如果不是由亚里士多德的弟子们所写的话，一定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形式。他们认为，拉丁语法的特征应用于英语或法语，已经导致了许多重大错误，并且已经证明这种做法对于不带成见地描述语言现象是严重的障碍。当我们考察不同于印欧语系的那些语言时，许多我们认为是基本的和必然的语法特征就都失去了它们的价值或至少是变得非常不确定了。那种认为一定存在着一个确定的和唯一的词类系统，而这种系统又是理性的言语和思想的必要组成部分的看法，已经被证明是一个错觉。
所有这些并不必然证明，我们必须放弃一个建立在理性原则之上的普遍语法这种古老概念。但是我们必须重新界说这个概念，必须在新的意义上系统地阐述这个概念。把所有的语言都削足适履地强行塞入一个唯一的词类系统，这肯定是徒劳无益的。许多现代语言学家甚至都已警告我们提防 “ 普遍语法 ” 这个概念本身，认为它与其说是表达了科学的理想，不如说是表达了一个偶象。不过，并非这个领域的所有研究者们都持这样一种坚决的极端态度。一直有人在竭力维护和捍卫哲学语法的概念。奥托 · 叶斯柏森曾写了一本专论语法哲学的书，在那里他试图证明，在那些依赖于实际发现的每种语言的结构的句法范畴之外、之上或之后，还有一些范畴，它们独立于现存语言具有的多少有些偶然的事实。这些范畴是普遍的，因为它们适用于一切语言。叶斯柏森提议把这些范畴称为 “ 纯理论的范畴 ” 。他还认为，语法学家的任务就是在每一种事例中研究纯理论的范畴与句法范畴之间的关系。同样的观点也被另一些学者如耶姆斯泰 hjelmstev 和布吕达所表述。根据萨丕尔的看法，每种语言都同时包含着某些必然的不可或缺的范畴与另一些有较多偶然性质的范畴。因此，一般语法或哲学语法的观念，决没有由于语言学研究的进步就变得无效，只是我们再不能期望用以往尝试过的简单方法去得到这样的语法了。人类言语所必须履行的不仅是普遍的逻辑任务，而且还是社会任务。这种社会任务是依赖于语言共同体的特殊社会条件的。因此我们不可能期望在语法的形式与逻辑的形式之间有着实在的同一性和一一对应性。关于语法形式的经验的和描述的分析，在提出的任务和导致的结果方面，都是不同于例如卡尔纳普在其《语言的逻辑句法》中所作的那种结构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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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找出能引导我们穿出扑朔迷离的人类言语迷宫的阿里阿德涅彩线，我们可以以双重的方式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努力去寻找一个逻辑的和系统的次序，或者一个编年史的和发生学的次序。在第二种方式下，我们试图把各种独特的方言和不同的语言类型追溯到一个在前的较为简单和无定形的阶段。这一类尝试是十九世纪的语言学家们经常进行的。当时的流行见解就是：人类言语在能达到其现存形式以前，一定曾通过一个没有任何明确的句法或词法形式的阶段；语言最初是由简单的要素 —— 单音节的词根所组成的。浪漫主义喜欢这种观点。 a. 施莱格尔 a.w.schlegel 就曾提出一个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语言是从较早的无组织无定形状态发展而来的。它从这种状态中以固定的秩序逐一过渡到更高级的一些阶段 —— 过渡到分离阶段、合成阶段、词尾可变化阶段。根据施莱格尔的看法，有词尾变化的语言是这种进化的最后阶段，它们是真正有机的语言。一般说来，透彻的描述分析已经摧毁了这种理论所依据的证据。汉语 它常常被引证来作为由单音节词根组成的语言的一个例子 或许就可以被看成是词尾变化阶段先于它现在的分离阶段的。我们不知道有什么语言竟会是没有形式的即没有结构的成分的，虽然形式联系的表现，诸如主语和宾语的区别，定语和谓语的区别，在各种语言中是极为不同的。无形式的语言不仅作为历史构成物是极可怀疑的，而且它本身也会陷入语辞矛盾。最不开化的民族的语言也决不是无形式的，与此相反，它们总是呈现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对世界上的语言具有最渊博知识的现代语言学家梅耶 a.meillet 宣称，没有什么已知的方言能使我们对原始语言有丝毫的观念。人类言语的所有形式，就其以清晰而恰当的方式成功地表达了人类的情感和思想而言都是完善的。所谓的原始语言，就其符合于原始文明的状况和原始心灵的一般倾向而言，与我们自己的语言之符合于精致深奥的文明的目的并无二致。例如在班图语系的语言中，每一个名词都属于一定的类，而每一个这样的类都具有它特有的前缀。这些前缀不仅出现在名词身上，而且根据一个要求语法一致以及数、性、格等一致的非常复杂的体系，在与这个名词相关的句子中的其它一切成分中都必须重复这些前缀。
对于独特方言的多样性和语言类型的异质性，哲学家的看法是与科学家的看法大相径庭的。语言学家对此感到欣喜，他投身于人类言语的海洋之中而不希望探测它的真正深度。而在所有的时代中，哲学则总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莱布尼茨曾强调，没有一种普遍的文字，我们就永远找不到一种普遍的科学。现代符号逻辑遵循着同样的趋向。但是，即使这个任务完成了，人类文化哲学将仍然不得不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分析人类文化时，我们必须接受具有具体形态及其多样性和歧异性的事实。语言哲学在这里所面临着的，是在每一种符号形式的研究中都出现的同一困境。所有这些形式的最高的，确实也是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把人们统一起来。但是，这些形式如果不同时把人们加以分开和分离，就不能造成这种统一。这样，确保文化的和谐性的努力，反而成了最深刻的不和与纷争的源泉。这是巨大的矛盾，是宗教生活中的辩证法。同样的辩证法也出现在人类言语中。没有言语就不可能有人们的共同体。然而，对这种共同体来说，又再没有比言语的多样性更重大的障碍了。神话与宗教拒绝把这种多样性看成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事实。它们宁可把它归之于人的错误和罪过，也不把它归之于人的本性和万物的本性。许多神话都与《圣经》中 “ 巴比伦塔 ” 的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使在现代，人也仍然深深地向往着那人类只拥有一种共同语言的黄金时代。他回顾他的原始状态就象回顾失去的伊甸乐园一样。要建立一种亚当的语言 lingua adamica -- 人类最早祖先的 “ 真正 ” 语言，一种不仅是由约定俗成的记号所组成，而且正是表达了万物的本性与本质的语言 —— 的古老梦想，即使在哲学的领域中也没有完全消失。这个建立亚当的语言的问题，继续被十七世纪的哲学思想家和神秘主义者们认真地讨论过。
然而，语言的真正统一性 如果有这种统一性的话 ，不可能是一种实体的统一性，而必须更确切地被定义为一种功能的统一性。这样的统一性并不以任何质料的或形式的同一性为前提。两种不同的语言，无论在它们的语音系统，还是在它们的词类系统方面可能都代表着两种相反的极端，这并不妨碍它们在语言共同体的生活中履行同样的职务。这里重要的问题，不是手段的差异性，而是它们在目的上的一致性。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共同目的在一种语言类型中会比在另一种语言类型中达到得更加完善。洪堡一般是不愿对特殊方言的价值下判断的，但即使是他，也仍然把有词尾变化的语言看成是一种典型和模范样态。对他来说，词尾变化的形式，是唯一有规律的形式，是完全一致并遵循严格规则的唯一形式。现代语言学家已经警告我们提防这样的判断。他们告诉我们，并没有共同的和唯一的标准可以对各种语言类型作出评价。在比较各种类型时，或许一种类型有一定的优点，但是严密的分析常常使我们相信，我们所说的某种类型的缺点可能会被另一些优点所补偿和抵消。萨丕尔宣称，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语言，我们就必须使自己摆脱偏爱之心，使自己习惯于以同样冷静而又关切的超然态度来看待英语和霍屯督语。
如果人类言语的任务只是复制或摹仿事物的既定秩序或现成秩序，那么我们几乎就不可能保持这种超然的态度。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两种不同的摹本中，归根结底必定有一个更好些；必定有一个更接近原本，而另一个则较为远离原本。然而，如果我们认为言语具有创造的和构造的功能，而不是单纯的复制功能，那么我们就会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假如这样的话，具有至上重要性的就不是语言的 “ 功 ” work ，而是语言的 “ 能 ” energy 。要计量这种能，我们就必须研究语言过程本身，而不是简单地分析它的结果、产物和最终效果。
心理学家们一致强调，若不洞察人类言语的真实本性，我们关于人类心灵发展的知识就是不彻底不充分的。然而，关于言语心理学的方法，仍然有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无论我们是在心理学的实验室还是语音学的实验室里，或是仅仅依靠内省的方法去研究言语现象，我们总是得到同样的印象：这些现象是如此转瞬即逝、变幻不定，以致使追求稳定性的一切努力全都落空了。那么，在不会说话的生物 —— 还未学会说话的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 —— 的心理态度，与那种以一个充分掌握母语的成人为特征的心灵结构之间，基本的区别究竟何在呢？
出乎我们的意料，根据言语发展中的不正常事例倒是比较容易回答这个问题。前面提到的海伦 · 凯勒和劳拉 · 布里奇曼的病例已经说明了这一事实：随着对言语的符号系统有了最初的理解，儿童生活中一个真正的革命就发生了。从这一刻起，他的全部人格的和理智的生活都采取了全新的姿态。粗略地说来，这种变化可以说成是，儿童从一个较为主观的状态走向了一个客观的状态，从单纯的情感态度走向了理论的态度。这样的变化虽然很不引人注意，但在每个正常儿童的生活中都是可以看到的。儿童本人是清晰地意识到这个新工具对其精神发展的重要性的。他并不满足于以单纯接受的方式被教导，而是积极地参加到言语过程中去。而这个过程同时也就是逐步客观化的过程。海伦 · 凯勒和劳拉 · 布里奇曼的教师们已经告诉我们，这两个儿童一旦理解了名称的用处，是如何急不可待地继续追问着她们周围一切物体的特殊名称的。这也是正常的言语发展中的一般特征。梅杰 d.r.major 指出： “ 儿童从第二十三个月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尽力给事物命名的狂热，仿佛要告诉别人这些事物的名称，或要使我们注意他正在审视的事物。他会看着、指着，或把手放在一个东西上，说着它的名字，然后再看着他的同伴们。 ” 这样的态度，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名称在儿童的精神成长中有着头等重要的功能的话，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如果一个正在学习说话的儿童只是不得不学习某个词汇，不得不在他的心灵和记忆中印上一大堆人造的和随意的声音，这就是纯粹的机械过程。要一个儿童不带任何勉强地来从事于这样的机械过程，那一定是非常吃力和厌倦的，并且一定需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因为要他做的一定是与实际的生物需要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在某一时期总会出现在每一正常儿童身上，并且被所有的儿童心理学家所描述的那种 “ 对名称的渴求 ” hunger for names 则恰恰证明了相反的情形。它提醒我们，我们在这里正面临着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靠着学会给事物命名，儿童并不只是在他原先的关于现成经验对象的知识中加上了一张人为记号的目录表，而毋宁是学会了构成那些对象的概念，学会了与客观世界打交道。从此以后，这个儿童就站在更坚实的地基上了。他那含混模糊、波动不定的知觉以及朦胧的情绪，都开始采取了一种新的姿态。可以说，这些知觉和情绪围绕着作为思想的一个固定中心和焦点的名称而具体化了。没有名称的帮助，在客观化过程中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就始终都有在下一瞬间再度失去的危险。一个儿童有意识地使用的最初一些名称，可以比之为盲人借以探路的拐杖。而语言作为一个整体，则成为走向一个新世界的通道。这里的一切进步都开辟了新的视野，开阔和丰富了我们的具体经验。想要说话的渴望和热情，并非出自单纯的要学习或使用名称的欲望，而是标志着企图探知并征服一个客观世界的愿望。
在学习一门外语时，我们仍然可以体验到与儿童的那种经历相仿的经验。在这里，仅仅获得一种新的词汇或使我们自己熟悉一套抽象的语法规则，那是不够的。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但仅仅是最初的、次要的一步。如果我们不能学会用这种新的语言来思考，那么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一般说来，要达到这种要求是极其困难的。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常常提出这个问题：一个儿童究竟如何可能靠他自己的努力去完成一项成人决不可能以同样方式完成或根本就不能完成的任务。回顾我们前面的分析，或许可以回答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在意识生活的较晚和较高级的状态中，我们决不可能再重复那最初引导我们进入人类言语世界的过程。这种过程在儿童幼稚的、敏捷的和顺应性强的早期阶段中，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说来奇怪， 〔学外语〕 真正的困难更多地是在忘掉旧语言方面，而不是在学习新语言方面。儿童最初开始形成一个客观世界概念的那种心理状态，在我们身上已不复存在了。对成人来说，客观世界作为言语活动的一个成果，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样态。在某种意义上，言语活动决定了我们所有其它的活动。我们的知觉、直观和概念都是和我们母语的语词和言语形式结合在一起的。要解除语词与事物间的这种联结，是极为艰难的。然而，当我们开始学习一种新语言时，我们就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努力，把这两个因素分离开来。克服这个困难，总是标志着在语言的学习中迈出了新的重要的一步。当领悟了一门外语的 “ 神韵 ” 时，我们总会有这样的感觉：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有着它自己的理智结构的世界。这就象在异国进行一次有重大发现的远航，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的母语。歌德说过： “ 谁不懂得外国语，谁也就不了解本国语。 ” 要是我们不懂任何外国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对自己的语言也是无知的，因为我们看不出自己语言的特殊结构和显著特征。不同语言的比较使我们知道，绝没有什么精确的同义词。两种语言中相应的词很少指称同一对象或活动。它们适用于相互渗透的不同的领域，从而使我们的经验具有多重色彩的视域和各种各样的外观。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不同的语言，尤其是在那些根本不同的语言类型中所使用的分类方法时，这一点就变得尤为清楚。分类是人类言语的基本特性之一。命名活动本身即依赖于分类的过程。给一个对象或活动以一个名字，也就是把它纳入某一类概念之下。如果这种归类永远是由事物的本性所规定的话，那么它就一定是唯一的和始终不变的。然而，人类言语中出现的名称，不可能用任何这样不变的方式来解释。它们并非被派定专指称实体性的东西，指称独立存在的实体，倒毋宁是被人的兴趣、目的所决定的。但是这些兴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分类也不能在随意制造的人类言语中去寻找，而是基于我们感觉经验中某些经常重复出现的因素。没有这样的重复出现，我们的语言概念就没有支撑点和立足地。但是，知觉材料的联合与分离，是依赖于对一个参照系的自由选择的。没有什么刻板不变、预先制成的体制可以使我们的分类和再分类工作一劳永逸地建立起来。即使在相近语系并且一般结构也都一致的语言中，我们也找不到完全相同的名称。如洪堡所指出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月亮这个词虽然都指称同一个对象，但并不表示相同的旨义或概念。希腊语的 “ 月亮 ” mèn 是指月亮的 “ 衡量 ” 时间的功能，而拉丁语的 “ 月亮 ” luna ， luc － na 则是指月亮的清澄或明亮状况。这样，我们就已经明显地分离开了并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同一对象的两个非常不同的特性。但是，这种活动本身，这种全神贯注凝聚集中的过程，则是相同的。一个对象的名字并没有权利要求成为该对象的本质，它不打算成为 “ 存在者 ” φσeiν ，并不打算给我们以一事物的本来面貌。一个名字的作用永远只限于强调一事物的一个特殊方面，而这个名字的价值恰恰就在于这种限定与限制。一个名字的功能并不在于详尽无遗地指称一个具体情景，而仅仅在于选择和详述某一方面。把这个方面分离出来并不是消极的活动而是积极的活动。因为在命名活动中，我们从多种多样的、零散的感觉材料中择取出了某些固定的知觉中心。这些中心不同于逻辑思想或科学思想中的中心。普通言语中的语词并不根据我们表达科学概念时用的同一标准来衡量。与科学的术语相比较，普通言语的语词总是显出某种含糊性，它们几乎无例外地都是这么模糊不定和定义不确，以致经受不住逻辑的分析。但尽管有这种不可避免的固有缺陷，我们的日常语词和名辞仍然不失为走向科学概念之路的路标。正是运用这些日常语词，我们形成了对于世界的最初的客观视域或理论视域。这样的视域不是单纯的 “ 所予 ” ，而是建设性的智慧努力的结果。而这种努力若不始终借助语言的作用就不可能达到它的目的。
然而，这个目的不是在任何时间都能达到的。上升到较高水平的抽象，上升到把握更一般更广泛的名称和概念，乃是一个困难而费力的任务。对语言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来研究那最终导向完成这个任务的精神过程的特性。人类言语是从最初较具体的状态进展到较为抽象的状态的。最初的名称都是具体的，它们依附于对特殊事实或特殊活动的领悟。我们在自己的具体经验中所发现的一切细微差别，都被精密而详尽地加以描述，但是它们并未被归于共同的种属之下。哈墨－波克司脱 hammer － purgstall 写过一篇论文，在那里他列举了阿拉伯语中关于骆驼的各种各样名称。用于描述骆驼的语词不下五、六千个。然而其中没有一个给予我们一个一般生物学的骆驼概念。所有的这些名称都是表征骆驼的形状、大小、颜色、年龄以及走路姿态等具体细节的。这些划分仍然远不是任何科学的或系统的分类，而是为完全不同的目的服务的。在许多美洲土著部落的语言中我们发现，对于一个特殊的动作例如行走或敲打，有着多得令人惊讶的语词。这些语词之间是一种并列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用拳头打与用手掌打不能用同样的词来描述，用武器打与用鞭子打或棍子打又必须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在对巴凯里语 —— 巴西中部一个印第安部落的方言 —— 的描述中，斯泰恩说， 〔那里〕 每一种鹦鹉和棕榈树都有它自己的名称，却没有一个表达 “ 鹦鹉 ” 这个类或 “ 棕榈树 ” 这个类的名称。他说： “ 巴凯里人是如此依附于无数的特殊概念，以致对于共同的特征毫无兴趣。因材料过于纷然杂陈，这些土人不能简括地掌握它们。他们所有的虽然只是小钱，但是就这种小钱之多而论，他们却应该说是极其富有的。 ” 事实上，一种现成的方言是丰富还是贫乏，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衡量尺度。每一种分类都是被特殊的需要所决定和支配的。并且显然地，这些需要是根据人们社会文化生活的不同条件而变换着的。在原始文明中，对事物具体的和特殊的方面的兴趣必然占优势。人类言语总是符合于并相应于一定的人类生活形式的。在印第安人部落中，对纯粹 “ 共相 ” 的兴趣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根据某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特征来辨别物体，这就足够了，也是更重要的。在许多语言中，对待圆的东西不象对待正方形或长方形的东西那样来处理，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性，而这些性是以特殊的语言手段例如使用前缀来加以区别的。在班图语系的诸语言中，我们发现二十多种名词的性类。在土著美洲人部落例如阿尔衮琴人的语言中，有些物体属于有生命的性，而另一些则属于无生命的性。即使在这里也很容易理解这些区别在原始人心中具有特殊的兴趣和极端的重要性的现象以及这种现象的原因。比之于我们用抽象的逻辑的类名词来表达，那些区别确确实实是更富表现特征和更具鲜明差别的。从具体名词到抽象名词的同样的缓慢过渡过程，还可以在对事物性质的命名过程中加以研究。在许多语言中我们都发现大量的颜色名称。一种特定颜色的每一个别色调都有它的特殊名字，而我们的一般名词 —— 蓝、绿、红等等，则是没有名称的。颜色名称根据物体的性质而变化着：例如灰色一词，可以用来形容羊毛或鹅，而形容马时则用另一个灰色的名称，在形容牛时又要换一个灰色的名称，而当说到人的头发和其它某些动物的毛时，则还要另外使用一个形容灰色的词。这也同样适用于数的范畴：在指称不同类的物体时，就要求用不同的数词。因此，在人类言语的发展中，上升到普遍的概念和范畴的过程是显得非常缓慢的。但是，这个进程中的每一个新的进展，都导向更为广泛的概观，都导向对我们的知觉世界作出更好的定向和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