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上划时期的大转变，这不是件易于出现的事。宋明理学发展到朱熹与王守仁，可谓已攀登上相反方面之两极峰，把宋明理学家所要窥探的全领域，早已豁露无遗了。再循着两路线前进的，自然会逐渐转成下坡路。但只要继续地向前，必然会踏上新原野，遇见新高峰。这是思想史演进的自然趋势。明末诸遗老，在北方有孙奇逢，有张尔岐，有李颙，有颜元。南方有黄宗羲，有陈确，有顾炎武，有王夫之，有张履祥，有陆世仪，有胡承诺。还有数不尽的在学术思想史上杰出的人物。较之宋初、明初一片荒凉，是天渊相隔了。这便已告诉了我们，宋明七百年理学所积累所蕴蓄的大力量。但他们面貌上虽沿袭前轨，精神上已另辟新蹊。有一部分，我已在二十年前的另一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叙述过。但那书主要在叙述清代的经学与考据。其实有清一代，承接宋明理学的，还成一伏流，虽不能与经学考据相抗衡，依然有其相当的流量与流力，始终没有断。这又告诉我们，宋明七百年理学，在清代仍有其生命。这是下半部中国思想史里不可磨灭的一番大集业。关于这一部分的材料，我在十年前，避日寇，流寓成都，曾广为搜集，另成一部《清儒学案》，交与国立编译馆。不幸迟迟未出版，而在胜利回都时，此稿抛落在长江里。我手边并未存一底稿，只留《序目》一篇，还可约略推见此书纂编之大概。但若我们真能了解了宋明两代的理学，有清一代对此方面之造诣，其实则精华已竭，无法再超越宋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