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经过我也从津田君那里听说了：藤野先生委托矢岛君查找嫌疑人，并叮嘱他今后照顾周先生。也许是矢岛君毕竟拥有可以称作东北人道德中特有的洁癖性这种素质，或者是从他信仰的基督教中感悟到了反省的美德，忽然哭起来，坦白说写那封信的人就是他，并对这次愚蠢的误解深表歉意，还说要辞去干事的职务，推荐津田君当下一任干事。津田君觉得难以接受，结果，干事就由矢岛君和津田君二人共同担当。因为四面八方都圆满收场，津田君拍着我的后背叫“军师，军师”。军师也好，什么也罢，只是我的没办法中的办法意外地获得了成功而已。
周先生说道：“我总是请藤野先生修改笔记，所以引起这样的误解也是有情可原的，我反而觉得对不起矢岛君。以前不太喜欢他，在互相交谈中，才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我讽刺地问他：‘你是基督教徒吧？’他认真地点点头，说：‘是的，并不是基督教徒就不犯罪。反而像我这样有许多缺点、又总是犯罪的坏人才会成为基督教徒。教会是我这样易犯过失的人的医院。是krankenhaus（德语，“医院”之意）。而福音是我们herz（德语，“心理”之意）病人的krankenbett（德语，“病床”之意）。’
矢岛君的话铭刻在我心里，我也突然想敲敲krankenhaus（德语，“医院”之意）的门。我现在的确是kranke（德语，“病人”之意），于是便信步去了教堂，不过，对于西方夸张的礼仪，还是有不能接受的地方，很失望。今天的说教正好是旧约的《出埃及记》的几处，讲摩西把他的同胞从奴隶的境遇中解脱出来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听到这些，我不禁毛骨悚然。
在埃及城市的贫民窟里，百万同胞们整天都喧噪、怠惰地打发日子，摩西面对他们讲述脱离埃及的大理想，摩西‘口齿不伶俐、舌头也不伶俐’，笨嘴拙腮地四处游说，反倒使大家很迷惑。后来他就又是呵斥又是哄骗又是怒吼，终于带领大家成功地脱离了埃及。
但在之后的四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们却迷失在荒野里。追随摩西脱离了埃及的百万同胞，非但不感谢他，大家都发牢骚，并且诅咒摩西，说因为他爱管闲事，才会造成他们今天这种悲惨的结局。脱离了埃及，一点儿好处都没有。啊，想一想还是在埃及的时候好，奴隶也好、什么也好都没有关系，面包能吃得饱饱的，肉锅里炖着鸭和葱。
‘我们在埃及的土地上，坐在炖肉的锅旁，吃着面包的时候，即便是让耶和华的手杀死我们，那也是幸福的。而你却把我们领到这片荒野，我们全都会饿死的。’他们口无遮拦、毫无理智地抱怨着。我联想到自己国家现在的民众，感到十分痛苦，实在无法听完这次布道，于是中途逃了回来，实在太寂寞了，就跑到你这儿来了。绝望，不，说绝望有些讨厌，那是煞有介事的词语。说什么好呢？所谓的民众，大体就是那样吧。”
“虽然我对圣书里的事一无所知，但那个叫摩西的，最后还是成功了吧？在西奈山的山顶，指着约旦河的美丽流域，便能看到他自己的故乡。不是有这样精彩的地方吗？”
“唉，可是，在那之前的四十年的岁月里，他的同胞们要忍受不吃不喝的痛苦。能做到吗？不是五年十年，而是四十年。我越来越不明白了。今年夏天是在东京度过的，我所得到的感受还是对挽救民众的怀疑。请原谅我的喋喋不休。在松岛时的高谈阔论是愉快的，但今晚的告白却是暗淡的。”
周先生笑了一下，又接着说道：“我刚才笑了。为什么笑呢？埃及的奴隶一定也不时地露出这种莫名的微笑。即使奴隶也发笑。不，也许正因为是奴隶才发笑。我在仙台街上散步时曾留意过俘虏的表情，那些人几乎不笑。这表示他们还抱着某种希望。即便只是抱着想早日回国的焦虑，也是比奴隶要强的。我偶尔给那些人烟，他们的表情显得理所当然。这表明他们还没有沦为奴隶。”
那时，在仙台的俄罗斯俘虏多时达到两千人，分别被收容在荒町、新寺小路附近的寺院，或是宫城原野的小木屋里。从那年的秋天开始这些俘虏被允许可以自由地在市内散步，我虽然不知道俄语的正确发音，但他们不停地说想要パピロス，我猜想那大概是烟的意思，就连仙台的孩子们不知什么时候也记住了这个パピロス，常对俘虏们说：“想抽烟吗？”俘虏们一点头，孩子们就高兴地跑到烟店，买来烟给他们，很是得意。
“我给那些人烟，他们很平静，我反而不好意思了。甚至感到是种侮辱。难道这些俘虏看出我是支那人了？他们知道支那现在马上就会沦为列强的奴隶，因此，仅仅对我有种优越感？不，这的确只是我的偏见。是的。我这次在东京感到的就是这种偏见。我很不安。对于救济自己国家的民众也感到十分不安。现在想起来，自己当时在松岛的高谈阔论十分幼稚。在怀念自己当时的单纯幼稚的同时，也感到很羞愧。一想起来就脸红。或许我总是醉心于天真的理论吧！我当时自认为深知支那的现状，但那全是少年天真的个人独断而已。
我什么都不懂。现在变得越来越无法判断了。不要说支那的现状了，就连我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男人都不明白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同胞说我是日本迷。甚至说我是汉民族的背叛者。更有人到处传言，说看到我和日本女人一起散步。为什么我会这样不讨大家喜欢呢？是因为我说了支那的坏话、表扬了日本的忠义哲学吗？还是因为没有和他们一起直接投身于革命运动？我对于他们的那种革命热情深有同感。现在黄兴派和孙文派也就要实现合作，成立支那革命同盟会了。而大部分留学生都是同盟会的成员，据他们说支那革命马上就要成功了，但我又为什么这样悲观呢？他们的气势越是高扬，我的心情越是低落。你怎么样？
我小时候，看到别人热烈地鼓掌，也跟着一起鼓掌，现在想起来，十分不好意思。听到慷慨激昂的演说，我内心很激动，可是看到别人热烈鼓掌时，我却无论如何不能为这场演说鼓掌。内心的感动越大，鼓掌之类的越是对演说者的无意义的虚礼，反而失礼。我觉得沉默更能表达真正的敬意，变得厌恶起鼓掌的喧噪来。学校开运动会时的拉拉队也是同样的。另外关于基督教，我非常尊重基督教的‘像爱自己那样爱邻人’的思想，有时很想追随基督教，可是教会中夸张的动作却阻碍了我的信仰。你也曾对我说过：我虽是支那人却不说孔孟之语。对你们来说，这有些不可思议，其实我是尽力不说的。我讨厌那些口口声声讲着孔孟之道的人。像藤野先生那样的好人，当他说古圣贤的话时，我便捏把汗，暗自想：停止吧。
我们从小就被支那的儒者先生们强迫背诵令人讨厌的古圣贤的话。这样我们就被培育成了讨厌儒教的男子。我绝不是轻视孔孟思想。这种思想的根本，或说成是‘仁’，或说成是‘中庸’，或说成是‘宽恕’，有许多种说法，而我认为是‘礼’。‘礼’的思想是很微妙的。用哲学术语来讲，‘礼’是爱的思想表达法。人类生活的痛苦可以说尽现了爱的表现的困难。这种表现的拙劣，正是人们不幸的源泉。只要能解除这种所谓‘礼’的思想的束缚，那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秩序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人们一定会一边颂扬，一边身体力行的，而且也便能从所有的屈辱、束缚的痛苦中被解救出来了。
而儒者先生们在教授时，却将‘礼’作为最不重要的行为准则，使之堕落成君主侮辱臣子，父亲束缚儿子的伪善手段了。这种倾向很早就表现出来了，魏朝时的竹林隐士等等，就是因为无法忍受‘礼’这种思想的堕落，逃到竹林、饮酒度日的。他们的礼仪非常差。时常赤身饮酒。当时的所谓‘道德家’们骂他们是无赖、是背叛道德的人，不，即便是现在，优雅的正人君子们也仍对他们的行为十分反感。其实那些竹林隐士们也并不认为自己的生活很崇高。但是没办法，除了竹林之外，他们无处可住。
人们滔滔不绝地把‘礼’作为名目，对于反对自己的人贯以‘不孝’的污名，打倒他，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财富。非常虔诚地信奉‘礼’本来面目的人们，看到伪善者滥用‘礼’，很不平，却无力挽回。反正没办法，就这样吧，从此以后连‘礼’字都不提，他们抱着这种愚直的偏见跑了出来，反过头来开始说‘礼’的坏话，开始做赤身饮酒这样粗俗的事。可是心底里，把礼教作为宝物一样珍视的，在当时其实只有这些人。
当时如果他们不采取这种‘背德者’的态度，便不能维持‘礼’的思想，时代的‘道德家’们表面上一副非常正派、很优雅的样子，实际上却正在破坏‘礼’的思想，他们全然不相信礼教。而相信礼教的人却变成‘背德者’逃入竹林，像无赖一样天天喝大酒。我现在虽然不想逃入竹林、赤身喝酒，可是心情还是徘徊在竹林中的。我已经看透了儒者先生们伪善的举止。关于这一点，在松岛的旅馆，就应该向你告白。人的思想如果被客厅里的恭维利用了，那就毫无意义了。我想从那不洁思想的死骸中逃脱、憧憬着新学问才离别故乡到了南京的。那以后的事，在松岛时我都对你说了。
可是，我今年夏天去东京后，更加迷失在痛苦的竹林深处了。对我来说，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不，即使明白，我也不敢明确地说出来。如果我的疑惑不幸实现了，我可能除了自杀，别无他选。啊，这种疑惑仅仅是我的妄想就好了。说得清楚些吧，我最近感到留学生同胞的革命运动，有种不祥的夸张动作的气息。我不能与他们狂热的动作合拍，也许是我不幸的宿命。我认为他们的运动绝对正确。我尊敬孙文、信奉三民主义并珍视它。这是我最后唯一的依靠。如果这个思想也抛弃我，我便成了浮萍、奴隶。但即便如此，我现在还是步了竹林名士的后尘。我做了很多努力。留学生们的热情肯定没有错。‘我们一起呐喊怎么样？说‘难为情’，那是你虚荣。你有不健康的虚无主义者的气息。你的脸上流露出了奴隶的微笑。注意！放逐心中的黑暗，即便不自然也没关系，试着填些明亮的光吧！’我斥责自己、鞭鞑自己、想规定自己的航向、把住舵，甚至想成为革命党会员。可是……”说着，周先生突然不安地问我“几点了？很晚了吧？”
我告诉他了时间。
“是吗？我可以再打扰你一会儿吗？”他浮现出了难看的、低声下气的笑容，“我最近越来越不理解别人的心情了。连支那人都无法理解，不同国籍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有些过分依赖你了。不只是你，还有藤野先生和你这儿的房东夫妇，对我太好了。矢岛君他们的那封信，我反倒觉得爽快。因为支那人劣等，所以不可能取得好成绩，态度十分清楚。这样一来，我的心情平静了、释然了。我受不了温情。今后请你也直言不讳吧！我在这儿和你谈到这么晚，你不讨厌吗？没关系吗？”
我没回答他。我想：如果是这种过分客气的客人，或许他借宿那地方的人也会讨厌吧。
“你好像生气了，但我似乎只对你放心。那次松岛碰面以来，总是让你听这些无聊的唠叨。医学救国嘛，”说着，他笑了，“拼凑了幼稚的三段论法，把那称之为什么屁道理、什么科学。为什么我这样畏惧科学呢？孩子喜欢火柴，很可爱。可是孩子使用科学武器，会怎样呢？反而可能会酿成惨事。因为孩子只想着玩。病好了，马上就去河里游泳，旧病复发，就再回来。
凭借科学的威力，让民众觉醒，鼓励他们抱有新生的希望并为之努力，不久又引导他们怀抱维新信仰，这不就成了三段论法了吗？全是可耻的办法、是屁道理。我已全部抹杀了科学救国论。我现在必须更踏实地重新考虑怎样才能拯救支那。摩西为了拯救自己的民族花了四十年。我在无计可施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必定会想起日本的明治维新。日本的维新靠的不是科学的力量，这是千真万确的。维新，以水户义公编撰大日本史为开端，契冲、春满、真渊、宣长、笃胤，另外，还有写日本外史的山阳等一群著述家的精神启蒙，拉开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序幕。并没有把materiell（德语，“物质”之意）的慰乐作为教化的手段。这正是称明治维新成为奇迹的原因。
用科学的手段来拯救自己的国民是非常危险的。那是西方人以侵略为目的，驯服别国民众的手段。对于本国国民的教化首先应该靠启发国民的精神。先治好国民肉体的疾病，使其抱有新生的希望，随后再教化他们的精神，这种循序渐进的深谋远虑一概不需要。不仅是旁人，即便是我自己，如果现在领会了像日本的忠义一元论那样明确直接的哲学，那就得救了。信奉忠义一元论的人大概只有在吃冰激凌、含奶糖、看无声电影这样短暂的时间里，才会稍微放松一下精神、暂时忘记这种信仰吧。日本的这个一元哲学，不张扬，永远把接受命令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默默地执行，因此我对这个哲学十分放心。
对于自己深深信仰的东西，还是不要过分狂热、骚动的好。在东京的我的朋友，口口声声不断地喊‘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好像这就是区别人类与非人类的标志性词汇，那么，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信奉者，不是要马上跑到竹林里去了吗？不，这一定是我怪僻的妄想，我已经连三民主义是什么都弄不清楚了。但是，我必须相信他们的热情。不，确切地说，必须尊敬他们的热情。他们正在为了把自己的国家从独立的危机中解救出来而拼命呐喊。而我除了和他们步调一致地东奔西跑以外别无它路。我虽不是革命党员，但也绝不是胆小鬼。我随时准备和他们一起牺牲。我的船舵，不管我希望与否，已经定在一定的方向上了。
我现在必须为他们做些什么，那么，先怎样做好呢？一想到这儿，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忧郁的竹林。那些人说我是民族的叛徒，说我是日本迷。可是，我想：那些人如果不背叛民族，就算幸运了。总之，我不懂政治。对我来说，与党员的增减、谁当干部这些事情相比，我更在意一个人心中的间隙。明确地讲，与政治相比，我现在更关心教育。不是高等教育，而是民众的初级教育。我没有独特的哲学和宗教。我的思想是贫弱的。我只是想把我一心一意信仰的孙文的三民主义，浅显易懂地教给民众，促使民族自觉。仔细想想，我作为那些人的朋友能起到的小作用，也许只在做这样极其低微的工作上面。
可是，即便如此，对于我这样能力有限的人来说也绝非轻松的工作。如果我当一名医生，在大家的帮助下也许会成功，但如果我当教育者，会怎么样呢？看了日本明治维新的例子，我觉得对民众的教育，著书立说是最有效的，可我却连一篇文章都写不出来。与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相比，要成为支那的赖山阳，对我来说要难上百倍。最后，我发现政治家、医生、教育者，一切的一切，自己都没有希望，于是，今天去了教会，寻求krankenbett（德语，“病床”之意），却听到了不吉利的奴隶的故事，十分吃惊，就跑到你这儿来了，说了这么多傻话，我简直就是滑稽演员。失礼了。很无聊吧。到此，滑稽演员要退场了。你的房东好像还没睡，一定很意外地在听我说话吧？那个支那人在说什么呢？讨厌！还不早点回去，害得我们连门也关不了。我最近心不在焉、也很困惑。我变了吧？我想只有你能理解我，能理解我吗？我最近决定谁也不相信了，那么，告辞了。”
我说：“拜托你一件事，请在门外站一分钟。”
周先生很困惑，微微点了点头，出去了。
我向房东的卧室大声喊道：“太太，周先生走了。”
“啊，让他带上伞就好了。”房东太太只说了这句。很清爽。她明白我的意思。
我去找应该站在门外正在听我们对话的周先生，周先生不见了，黑暗中只有雪在纷纷地下着。
这毕竟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不能说自己记得准确无误，但“一个国家的维新，不能依靠西方的实用科学，而是应该致力于民众的初级教育，如果不改造他们的精神，维新不是很难成就吗？”第一次从周先生口里听到这种疑问，的确是在那个大雪的夜晚。周先生的这种疑问，不久便使周先生开始关心文章，这大概就是后来文豪鲁迅诞生的原因吧！可是，最近大家说由于所谓的“幻灯事件”，周先生的心里突然涌出了这种疑问，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些出入。听说后来鲁迅自己也写了仙台时代的回忆，文章中也说由于所谓的“幻灯事件”，才使自己弃医从文了。
我想那大概是他根据特定的情况，将自己的过去四舍五入、简明地整理后写成的吧。所谓人类的历史，常常必须要这样简明扼要地编写。是什么原因使周先生一定要把自己的过去这样“戏剧性”地组合呢？这一点，我无从可知。只是，在他叙述自己过去经历时，支那的形势、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作为支那代表作家的他自己的位置，如果从这些方面出发并认真地追溯下去，或许可以得到值得肯定的答案。愚笨的我把握不好这些细微的困境之中周先生的心态。
美女一转身就变成了魔鬼，这在戏中是常有的事，可是在人类的生活中，不可能会有这样鲜明的转变。人内心的转变，别人当然无法明白，就连其本人也并不十分明白吧。很多时候，人不知不觉地意识到自己体内流着不同的血液，感到愕然。第二年的春天，的确发生了所谓的“幻灯事件”。但我认为那并不是周先生的转折点，那件事只是他注意到体内血液变化的契机。他绝不是由于看了那个幻灯片才马上立志于搞文艺的。一言以蔽之，那是因为他很久之前就喜欢搞文艺。这是俗人的极其庸俗的判断，连我自己也觉得扫兴，可是我只能这样认为。如果不喜欢那条道路，就绝对搞不下去。我倒认为点燃周先生素来对文艺的爱好之情的那个淘气鬼，与其放那部幻灯片不如播放一部反映当时沸腾于日本青年中间的文艺热潮的片子，这样做对周先生的刺激也许更为直接。
说起当时日本的文艺热潮，相当了得，有种“不谈文艺，非人也”的气势。即使在仙台，虽然不知道是否真的在读，但女学生们抱着诗集呀、小说呀得意洋洋地漫步，被称作“星堇派”，她们大多戴着眼镜，神经质地皱着眉，鄙视地看着粗俗的我们。仙台的剧场还经常上演文化剧。庸俗的我最终也没能抗拒这股热潮，偷偷地读了藤村的新体诗。东北的仙台都是这种盛况，那么繁华的东京又是怎样的呢？一定超乎我们的想像吧！
周先生暑假去了东京，最先感受到的不就是澎湃的文艺浪潮吗？不就是书店里洪水般的文艺书籍吗？不就是神情异常认真地在洪水中游着的大群青年男女吗？周先生一定是想知道这些人究竟在追求什么，才与他们一起在书店里徘徊的。这样，事实上他买了许多文艺书带回了仙台。并说那些爱看文艺书的人是自己的竞争对手。这种文艺热情在他的心目中徐徐燃起的同时，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心里的是本国青年们的革命呐喊。医学、文艺、革命，换句话说，科学、艺术、政治，他被卷入三者的混沌旋涡中。
周先生后来大量的著作，我几乎都没有读过。因此，我不知道什么是所谓大鲁迅文艺的功绩。可是有一点我知道，他是支那最初的文明患者。我所知道的仙台时代的周先生，苦于近代文明之病，为寻求其病床，甚至叩响了教会之门，可是，那里也没有救济之法。像往常一样，他又退了下来。懊恼的结果，这个品质高尚正直的青年，脸上甚至浮现出了奴隶的微笑。混沌的产物是自我厌恶。他对于文明的感情，的确可以称之为支那可怜的先驱者之一。这样，这种痛苦内省的地狱，越来越接近所谓人间百感图的文艺了。文艺原本就是他喜欢的路，疲惫的他爬上了这个病床，稍感舒适。当然这只是我庸俗的独断。人的心里就连当事人也不能说清楚，何况像我这样的才疏学浅的人，更是不能弄懂别人的心理了。可是，巷议的鲁迅的转机，我无论如何不敢苟同，所以才胆敢辞不达意地说了一大通话。
那个大雪之夜以后，大约过了一个月，我记得是明治三十九年正月前后的事。那时，周先生已经有一周左右没有来教室了。一问津田君，说是因为闹肚子而卧床不起了。于是我从学校回去时便顺到周先生的宿舍去探望。周先生像病人一样，脸色发青，但见我去了就马上起来了，还不听我的劝阻，立刻叠了被子。“什么？我已经没事了。据津田医生的诊断，怀疑是pest（德语，“瘟疫”之意），我被宣告没希望了。但是个特大的误诊。只是因为正月里吃多了鲱鱼子。日本正月里反而净吃些鲱鱼子呀、豆子呀这类不精细的东西来庆祝，真是个痛快的国家啊。”
我看了看散在桌面上的众多书籍，几乎全都是文艺书。德国雷克拉姆的书最多，另外还有日本的森鸥外、上田敏、二叶亭四迷等人的著作。“论文艺，哪个国家的好？”我钻进了被炉，与周先生面对面，像往常一样问着愚蠢的问题。
“这个，”周先生那天十分快活，说，“文艺好像国家的反射镜一样。国家艰苦奋斗的时候，便会诞生出好的文艺。虽然表面看文艺不过是柔弱男女的玩物，似乎和国家兴亡没什么关系，可其的确能显示出一个国家的国力。可以说是无用之用，不可小视。我想了解埃及、印度的文艺，可是几乎找遍了东京所有的书店，连一册也没找到。印度比支那拥有更古老的文明，因此我觉得印度应该有人作为民族的骄傲，已经觉醒了，并正在尝试做反抗他民族压迫的文艺。我只是爱讲讲道理，欠缺诗和小说方面的才能，所以想找到那些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作品译成支那语，让我的同胞们读。可即便是翻译，文章写得差也不行啊。现在仍在国内的我的内弟作人，对不起，他的笑容和你有些相像，他从小文章就写得比我好得多。现在我想，今后向弟弟请教，不妨兄弟合作，一点一点地进行文艺翻译。所以最近，我练练笔、写些文章。”说着他从桌子的抽屉中取出一本笔记，哗哗地翻着。“就是这个，怎么样？不，即使请你看，支那语的文章，你也看不明白吧，我把这段给你译成日语吧。”
他在便笺上行云流水般地写了数行，而后突然脸红了、犹豫地递给了我。我一读觉得是名文，就不顾周先生反对，便硬是把那便笺拿回家了。为什么呢？也许是想做纪念吧。我那时并没有预感到就要与周先生分别了。为什么会奇妙地迷恋一张便笺呢？真的是有第六感吗？从那以后，我一直都把那张便笺夹在笔记里，上课无聊时，就偷偷地拿出来，一边读一边怀念远方的周先生。毕业的时候，那张便笺却被一个学友抢去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可惜。但那是后话了。当时周先生写的文章，因为被我反复诵读，内容至今也还大致记得。讲的是周先生关于文章本质的看法。
“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
因为我记性不太好，也许有两三处不太准确，语调弱的地方就是我拿不准的，原文可是比这好上十倍的名文，请您想像一下吧！
我觉得，该短文的主旨，指出了与他从前说的那种“为帮助同胞的政治运动”的文艺多少有些差异的方向，不过，“不用之用”一词让人感到含义丰富。终归还是“用”。只是不具有像实际的政治运动那样的对民众的强大指导性，而是渐渐地浸润人心，发挥使其充实之用的东西。我想是这种意思吧。这样解释文艺我认为一点儿都不保守，反而非常健全。这种写法让我们这些文艺的门外汉都能隐约感受到其巨大的力量。也是在那天或是别的哪一天，周先生还即兴说了些给我很大启发的话。
“遭遇海难，自己被卷入汹涌的波涛中，并被摔打在海岸上，拼命抓住的地方是灯台窗沿。‘哎呀，真高兴！’刚要喊救命，向窗内一看，守卫灯台的夫妇俩和他们的小女儿正安安稳稳地吃着幸福的晚餐。‘啊，不行。’遇难者忧郁了一瞬，没有喊救命。忽然大浪打来，一口吞没了这个腼腆的遇难者，冲向了远方。我们假设有这样的故事。遇难者已经不可能得救了，他被卷在汹涌的波涛中，也许那是一个暴风雪之夜，他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死了。当然，守卫灯台的人一无所知，仍然全家和乐融融地吃着饭。要是暴风雪之夜，应该看不到月亮和星星。故事的结局谁也无从知晓。有人说事实比小说更离奇，即使是谁都不知道的事实，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存在的。而且，在谁也没有亲眼看到的人生角落发生的事实，往往有更高贵的宝玉闪闪发光。把这样的事用天赋的不可思议的触角挖掘出来就是文艺。因此，文艺创作比被世人表彰的事实更接近真实。如果没有文艺，世界将满眼空隙。文艺可以把不公平的空洞，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地填满。”
听了这些话，我这样的俗人也似乎明白了：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文艺这种东西，就会像注油少的车轮那样，无论开始时怎样流畅快速地运转，也许马上就会损毁。可是，一想起热心指导周先生学习医学的藤野先生，我便悲哀起来，深深地叹气。那时，藤野先生还什么都不知道，依旧每周一次认真地用红笔为周先生修改笔记。不过教书的人对自己的弟子是很敏感的，藤野先生似乎也觉察到最近周先生对医学研究不那么上心了，于是经常把周先生叫到研究室，说些什么，而且在那之后我也有两三次被叫到了研究室。
“周君最近好像不大精神，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班里有没有人对他使坏？”“和周君商量研究的thema（德语，“题目”之意）了吗？”“是不是心里厌烦解剖实习啊？其实日本的病人如果知道死后的leichnam（德语，“尸体”之意）解剖会对医学做出贡献，反而自己希望如此。这点你告诉周君了吗？”
先生的问题如枪林弹雨一般，我甚至有些厌烦了。对于这些，我总是敷衍着应答。周先生医学救国的信念动摇了，他进一步认真调查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并了解到一些思想家的著述引燃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导火线，但周先生现在觉得那些深奥的理论著作并不可靠，必须先着眼于对民众进行初步教育的文艺创作，于是他现在正在研究各国的文艺，要是向先生说明这种对他来说如晴天霹雳般的转变，先生会何其地惊愕，进而又会变得何其地失落啊，这样想来，愚钝的我也便只能含糊其词了。即便如此，一次我还是向周先生转达了先生的担心。
“这次我向藤野先生要了研究题目，不和我一起做吗？是关于缠足后的骨骼形状问题的，不是很有意思吗？”
周先生微笑着摇摇头，似乎已经觉察到了一切。暑假过后，周先生就总是冷冷的，虽然不是一副心地不良的表情，但就好像住在与我们隔绝的世界里面，见面时，大抵只是暧昧微笑一下。对于这一点，爱操心的津田君担心起来：
“那家伙怎么了？在宿舍里只是读那些无聊的小说，根本不学习学校的功课。那家伙也快成革命党会员了吧？不，难道是失恋了？总之，这种状态可不行。这次弄不好会不及格。他是被清政府选派来日本的秀才。如果日本不教给他像样的学问就让他回国，在清政府那儿岂不是很没有面子。因此，我们作为他的朋友，责任也很重大。最近他总是拿我当傻瓜，我试着劝了他好多次，他不出声，只是笑笑，我浑身直起疹子。如果你和他说说，也许他会听的。干脆哪天狠狠教训他一顿，怎么样？说‘醒醒吧！’，再给他几拳，说不定他会痛改前非、好好学习的！”
我实在后悔在这部手记的两、三个地方故意用了嘲笑津田君的伎俩。仔细想来，真正打心眼里喜欢周先生的不正是津田君吗？就要和周先生分别了，在我的宿舍开了小型的送别会。出席的有爱喝酒的木匠和他十岁的女儿、津田君、矢岛君两位干事、我和主角周先生。大家站着，举行了现在想起来还想噗哧大笑的音乐天才聚集的奇妙合唱：
崇高、厚重的恩师情啊
您教我知识的庭院，已经历了多少春秋冬夏
细思量，那已是久远的兴霜岁月
现如今，分别在我们眼前，一旦说再见
素日彼此间的亲密之情
亦勿相忘
唱着唱着，津田君突然背过身去哭了起来。嘴上虽然说着兴致勃勃的话，可是要与周先生分别了，他似乎比谁都难过。和津田君相处，能看到他这样好的一面，我变得不像从前那样害怕和讨厌城里人了。
后来试着与那位被误解乡村公子的矢岛君相处，也只是一个极端认真的人，就像周先生何时就仙台人所做的批评，仅仅是“怀有东北大诸侯的责任感，固执己见”。因为他过分拘泥于“仙台的面子”，所以初次见面时的寒喧也很生硬，显得目空一切。但如果我们不客气地顶撞他，他就会忽然不好意思起来，展示他的亲切和慷慨。我想正是为了掩饰内心的脆弱，他才那样目空一切地和人打招呼吧！我甚至想，公然给周先生写那种极不合适的信，绝非认为支那人劣等，表示侮辱，相反，那实在是包含着对于支那俊才的敬畏心情。这种敬爱之情生硬奇妙地一颠倒，就变成不许侮辱仙台似的抗争的逆反心理了，于是才写了那样不合适的信。极端认真的人，左思右想以后写的信，字写得像鸡爪子扒的似的，文章更是极其拙劣。总之，是个认真的人。那时看到周先生渐渐对学校的学习失去了热情，矢岛君怀疑自己写的混帐信是周先生不学习的原因，十分内疚，于是便送给周先生德语大词典，并帮他写作业，在学校听课的时候还总喜欢坐在周先生的旁边，像是在照顾周先生似的。可是，周先生还是不顾以藤野先生为首的大家的诚恳挽留，很快离我们而去了。
我记得那是在第二学年期末的时候。雪化了，榴之冈的垂樱开始盛开，校园里的山樱也和褐色稚叶纠缠在一起开出了饱满的花，我们正在着手准备期末考试的时候，发生了所谓的“幻灯事件”，周先生那令人怀念的身影忽然从我们周围消失了。像我前面所说的，周先生并不是看了那个幻灯画面后，马上从医学转向文艺的，事实上，这种方针的变化，很久以前就在一点点地进行着，可是，不得不承认“幻灯事件”至少成了让周先生最终下定决心的借口。
老师就放些风景呀、时事片呀让我们欣赏。像华严瀑布呀、吉野山呀，色彩非常美丽，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时事片有旅顺港封锁、水师营会见、奉天入城等等，日俄战争的画面格外多。那些勇猛的场面一出现，我们这些学生就会兴奋地拍手喝彩。
那个学年末的一天，微菌学的课上，203高地激战、三笠舰的画面出现时，我们照例大声喧闹着拍起手来，这时，画面忽然变了，出现了一个支那人因为做了俄罗斯的军事侦探而被处刑的场面。听了老师的说明，我们又起劲地鼓起掌来。这时，阴暗的教室的侧门轻轻地开了，我认出跑到走廊里的学生是周先生。我理解周先生的心情，觉得不能不管他，便随着他悄悄离开了教室。但走廊里已经看不到周先生的身影了。上课中的校舍一片寂静。我从走廊的窗子向校园望去，看到了周先生。他正仰面躺在山樱树下。我来到校园，凑到周先生的身旁一看，他正闭着眼睛，令我意外地悄悄笑着。
“周先生。”我小声叫他，他蓦地坐起来，说道：
“我就知道你会跟来的。别担心，亏了那张幻灯片，我终于下定决心了。看到我的同胞，想法改变了。我马上回国。看了那场面，已经不能无动于衷了。我国民众依然处于那种懒散萎靡的状态啊！友邦日本在举国勇敢作战，他们却充当其敌国的侦探，那种家伙的想法我不知道，嗯，多半是被金钱收买了吧。比起叛徒，聚在周围麻木地参观的民众们那愚蠢的脸更让我难以忍受。那是现在支那民众的表情。依然是精神问题。对于现在的支那来说重要的不是身体的强健。那些围观的人不是都体格健全吗？这更使我坚信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医学并非紧要。精神革新！国民性改造！如果像现在这个样子，支那将永远无法确立真正独立国家的尊严。灭清兴汉也好，立宪也好，只是改变了政治口号而已，东西的质地不变，不是没有用吗？因为我这段时间离开了那些表情茫然的民众，心里就定不下来明确的目标，迷茫、不知所措。今天我的目标确定了。看了那个片子，挺好。我马上弃医回国。”
我想已经不应该阻止他了，可还是顺嘴说道：“那藤野先生……”
“啊，”周先生低下头，“是啊，我辜负了先生的期望，很难过，可以说到今天为止我在学校里磨磨蹭蹭就是因为这个。可是——”他抬起头，“可是，不得不做。看到那些同胞的表情，已经不能再左顾右盼了。日本的忠义一元论，不就是这样吗？是的，我终于能够领会那种哲学的含义了。回国之后，首先为了改变那些民众的精神发起文艺运动。我的一生都将奉献于此了。
不管怎样，暂且回国，和仍在故乡的弟弟商量，一起发刊文艺杂志，杂志的名字，今天，就是现在，也完全决定了！”
“什么名字？”
“《新生》。”他微笑着回答。那笑中一点儿也看不出周先生自己称之为“奴隶的微笑”那种卑屈的影子。
老医师的手记到此为止了。我自己（太宰治）又附加了如下数行，仅供手记读者参考。
让全世界引以为荣的东方文豪鲁迅先生逝世于昭和十一年秋，大约是在先生逝世前的十年，也就是昭和元年前后，先生四十六岁的时候，发表了名为《藤野先生》的小品文。选摘部分如下：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的我的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后来在日本要出版鲁迅先生选集，当日本的编辑问先生选哪部作品好时，先生说随便选就行了，但《藤野先生》一定要收入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