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日本东北的某个村子行医的一位老医师的手记。
前几天，一位自称是这里报社记者的中年男子来找我，他胡须满面，脸色也很灰暗。
“我听说您毕业于现在东北帝大医学部的前身——仙台医专，没错吧？”他问我道。
“是这样的。”我这样回答了他。
记者又一边从怀兜里掏出小记事本一边急切地问道：“您是明治三十七年入学的吧。”
“我记得的确是那个时候。”我回答道，并对记者不平静的态度感到很不安。确切地说，对我来说，与这位报社记者的谈话由始至终都很不愉快。
“那个人很好。”淤血般的脸露出轻薄的微笑，“这样说来，您应该一定认识那个人了。”他用强硬得近乎呆板，甚至有些指责的语气说道，并翻开记事本伸到我的鼻尖前面。翻开的那页上用铅笔大大地写着“周树人”三个字。
“是的，我认识。”
“是吗？”记者似乎很得意地说。“他应该是与您同届的吧。而且，这个人后来就以鲁迅为笔名出现在支那文坛上，成为了大文豪。”记者语气似乎有些兴奋，脸也有些发红了。
“这件事情我也知道。不过，即使周先生后来没有成为那样有名的人，即使仅仅是当年与我们一起在仙台学习、游玩的周先生，我也一样尊敬他。”
“啊。”记者睁圆了眼睛，一副似乎十分吃惊的表情说道：“也许他年轻的时候就很伟大吧。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天才吧。”
“不、不是那个意思，用通俗的话来说，年轻时代的周先生的确是一个真诚的、真正的好人。”
“比如说，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记者伸出了一条腿又继续说道：“其实，我是读了鲁迅先生的一篇叫做《藤野先生》的随笔，了解到鲁迅先生在明治三十七、八年，也就是日俄战争的时候，在仙台医专读书，并得到了名为藤野严九郎的先生的照顾……嗯，文章中大概是这样的，于是我想在我们报刊的正月首刊上发表这种关于中日亲和美谈的文章，而又听说您那时候也正是在仙台医专学习，于是我便来这儿，想与您聊聊。那时的鲁迅到底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当时就经常是一副深沉忧郁的表情呢？”
“不，不是的，”一面这样说着，我一面变得忧郁起来了，“倒也没觉得他当时有什么很奇怪的地方。怎么说才好呢……他那时十分聪明又十分沉默……”
“请您不必有太多顾虑，我并不是想写鲁迅先生的坏话。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是为了我们东方各国的亲和关系，才想将这个作为新年读物写出来的。尤其是，这也是与我们东北有关系的事，说起来，还可以刺激地方文化的发展。因此，就请您为了我们东北文化的繁荣，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尽情地畅谈吧！绝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不，我并不是在顾虑什么。”不知为什么，那天，我心情很沉重。我说道：“无论如何，也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我绝没有想要隐瞒什么的意思，只是我在想，像我这样一个俗人的一些无聊的记忆，真的对您有帮助吗？”
“要知道现在已经不是什么事都需要谦虚地说一些客套话的年代了。要不这样吧，我问您几个问题，只要您能想起来的，就请您毫无保留地告诉我。”
于是记者问了我足足一个小时当时的事情，并带着一副对我语无伦次的回答十分失望的表情离开了。但即便如此，今年正月，这家地方报纸还是发表了题为《中日亲和之先驱》的文章。文章是以我的回忆录的形式写的，并且连载了五六天。真不愧是有商业手腕啊，通过巧妙的取舍竟能把我的那番语无伦次的话写成十分有趣的文章，我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
只是那文章写到的周树人也好，恩师藤野先生也好，就连是我自己，也让我觉得好像写的是别人一样，很陌生。我个人的事情被写成怎样都无关紧要，但看到恩师藤野先生还有周先生被描写得与我心底的影像大相径庭，那时候我感到非常痛苦。这大概是我当时回答得乱七八糟的原因。只是那样面对面如连珠炮般地被提问，我好像不由得就变得语无伦次了。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愚笨的人来说，一时间找不到特别合适的形容词，一紧张，自言自语的某句无聊的话却被对方记下，并曲解我的意思的地方一定不少。总之，我是很不善于这样一问一答的谈话的。因此我对这位记者的来访感到十分困惑，因为自己语无伦次的回答也很生自己的气，记者走了后，我还难过了两三天。
终于到了正月，读了报纸上连载的文章后，觉得很对不起藤野先生和周先生。自己已经年过花甲，即将到了离开这个世界也未尝不可的年龄，如今我认识到，将心底里真实的影像准确地描画下来传达给后人，并非没有意义。尽管如此，我无意要针对那家报纸连载的文章《中日亲和之先驱》，也无意要挑毛病。像那种怀有社会的以及政治性意图的读物，用那样的写法也是不得已吧。即使与我心底里的画像不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而我，一个在农村行医的、碌碌无为的医生，仅仅是以一种对过去的恩师和旧友的思慕之情来描写，与怀有社会的或是政治的意图相比，我想尽量客观地描绘我对他们的印象。虽说如此，其实我也并没有什么准备。
有这样一句话，“与其宣扬大善，不如积累小善。”纠正恩师和旧友的形象，似乎是很小的工作，但这也许确实是与人伦这种大道相通的事情。总之，这是需要年事已高的我拿出全部精力来做的工作。这些日子，东北一带总是响起空袭警报，令人惊恐，但是每天都是晴朗的好天气，我的朝南的书房即使没有火盆也温暖如春，我有快乐的预感，写作好像能够顺利地进行，不会因为敌人地空袭而受阻。
说到我心底里的画像，其实也很难保证它的准确性。即使我想如实地描绘，但仅凭我留下的愚凡的印象，很可能像群盲摸象时围成的圆那样，将一些十分重要的地方忽略。何况那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我的愚凡的印象也已经有些模糊了，即便我决心如实地描绘恩师和旧友，也不禁有些底气不足。因此，我决定不抱有太大的幻想，而是怀着一种哪怕只能反映片面的真实也就满足了的心情下笔。人一上了年纪，无论是发牢骚，还是辩解，都不能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反正我也写不出什么名文、美文来，就不再罗罗嗦嗦地申辩、不再左顾右盼了，只求“辞能达意”，能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你所不知道的，别人也将它舍弃吧！”
我毕业于东北的一个偏僻的乡村中学，然后，来到被称作是东北第一大都会的仙台。明治三十七年的初秋，我成为了仙台医专的学生。同年二月日本对俄宣战，我刚到仙台的时候，辽阳一下子被日本攻陷，紧跟着日本又发动了对旅顺的总攻击。而这时性急的人们一边高喊着“我们一定能够攻下旅顺”，一边已经开始商量胜利后如何开庆祝会的事了。尤其是从属于被称作榴之冈队的黑木第一军的仙台第二师团第四联队，首战（也就是鸭绿江渡河战役）就取得了胜利，接着又参加了辽阳战役并立了大功。这些战绩被仙台的报纸以“神勇的东北兵”等等十分引人注目的题目不断连载，在叫做森德座的小剧场里还上演了名为“辽阳陷落万万岁”的乔装戏剧，全市都沸腾了。我们医专的学生也穿戴着崭新的制服制帽，怀着似乎期待着世界黎明的心情在学校附近的广濑川对岸，也就是供奉着伊达家三代灵牌位的瑞凤殿里拜祭、祈祷战争的胜利。
大多数的高年级学生志愿当军医，希望能马上奔赴战场。要说起当时人的想法，也不知该称作是单纯还是意气风发，住宿的学生们彻夜地讨论关于新武器发明的事情。而那些讨论，让人现在想起来还忍俊不禁呢。比如，谈到了让旧藩时代的鹰匠训练鹰：先在鹰背上绑好炸药，然后让鹰从高处俯冲下来，落在敌人火药库的屋顶上，从而可以炸掉敌人的火药库。还有，比如在子弹里塞进辣椒，并使它正好在敌人军队的上方爆炸，这样就可以使敌人的眼睛被辣得看不见东西，等等。学生们当时十分热衷于谈这些很原始但又很奇妙的发明，尽管这些话题与文明开化时期学生该谈的很不相适宜。而且我还听说医专的两三个学生联名，把用辣椒将眼睛弄坏的方法寄稿给了部队大本营。
更有血气方刚的学生，觉得进行种种发明的议论还不够劲，半夜爬上宿舍的房梁上吹喇叭，于是，这种军队喇叭便又在仙台的学生们中间流行起来了。学生们一方面觉得这种讨论啰哩啰嗦，全是废话，应该停止，一方面又想将活动搞大，于是鼓吹成立喇叭会。总之，刚开战的头半年，国民的豪情壮志几乎能将敌人吞没，但却令人感到有些太过夸张又有些可笑。当时周先生就笑着说：“日本人的爱国心太单纯了。”周先生这样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过分。当时不只是学生，即使是仙台的市民也偷偷地像天真的孩子一样骚动不安。
在此之前只知道农村的几条旧街道的我，有生以来初次看到了有大城市味道的事物，兴奋不已，又接触到了弥漫于整个城市的异常活跃的状况，变得更无心学习了，每天都无所事事地在仙台的大街上闲逛。
把仙台称作是大都会，也许会被东京人笑话。而那时的仙台，已经将近有十万人口，电灯之类的东西也早在十年前甲午战争的时候就有了。像松岛座、森德座这样的地方，在耀眼的灯光照射下，经常定期的有一些出名的歌舞伎演员的表演。而入场费也有只要五分钱或者八分钱，就是以大众的低廉价格站着欣赏表演的所谓“站立席”。像我们这样的穷学生一般要买“站立席”的票，当然这一类的只是一些小剧场。除此之外，还有像“仙台座”这样的轻轻松松就能容纳一千四五百人的气派辉煌的大剧场。到了正月或者盂兰会这样盛大的节日，最有人气最出色的演员会在大剧场演出，当然门票也是很贵的。除了正月或盂兰会以外，仙台一年活动不断，像浪花节呀、魔术表演呀，还可以看无声电影等等。在东一藩巷还有一个叫做“休闲馆”的很不错的小说书场，随时都有义大夫（曲目名）或者单口相声表演，东京有名的艺人几乎都来这里表演过，我们还在这里看过竹本吕升表演的义大夫，感觉很过瘾。
那时侯仙台的市中心有很多时髦的洋房，芭蕉也搬到了仙台的市中心居住，但从繁华这点来说，市中心还是不及东一藩巷的。东一藩巷晚上的热闹是十分特别的，演出一般要进行到晚上十一点左右，在松岛座的前面一般都插着旗帜，十分威武，而且一般还都挂着五六个让人不由得止步的十分刺眼的招牌，上面写着什么“四谷怪谈”啦，“鬼故事”啦等等，还有一些很受欢迎的男招待，在门口大声招呼客人的声音。最令我们怀念的，是这里的酒馆、荞麦馆、天妇罗店、斗鸡菜馆、烧烤、年糕小豆汤、烤红薯、寿司、野猪肉、鹿肉、火锅、牛奶店、咖啡店……总之，东京有而仙台没有的东西，恐怕也只有市内铁轨吧。仙台既有大商场、面包厂、糕点店、洋货店、乐器店，又有书籍杂志店、干洗店和洋酒厂、进口香烟店，还有叫做“兄弟轩”的西餐馆、可以听唱机的小店、照相馆、台球厅、夜间花店……间连着间、店连着店，家家都挂着装饰灯，呈现出让人感觉不到是夜晚的花街的趣味。熙熙攘攘的人群使人觉得小孩子似乎马上就有走失的危险。而这一切已经足以让我这个从没去过东京小川町、浅草或是银座的乡下人惊叹不已了。
仙台的藩祖政宗公，似乎就是一个十分时髦的人物。据说，早在长庆十八年就常常派支仓六右卫门常长出任特使，前往罗马，令其他藩的保守派们瞠目结舌。而政宗公给仙台带来的影响一直波及到明治维新以后。仙台市内到处都有基督教会，其影响已经到了若要谈论仙台风气则一定要考虑基督教的程度。基督教风气很浓的学校也比比皆是，明治时代的文人岩野泡鸣，年轻时代似乎就是在东北学院接受的圣书教育。另外，听说明治二十九年岛崎藤村从东京来到仙台的东北学院任教，教授英语和作文。我在学生时代一反常态地喜欢读藤村在仙台时写的诗，我还记得他的诗风也是受了基督教的影响的。就这样，当时的仙台虽然在地理上看，似乎离日本的中心很远，但在所谓文明开化这一点上，却从很早就与日本中心的进展紧密地融合了。
我为仙台城市的繁华感到吃惊，另外，让我震惊的是仙台到处都是学校、医院、教会等等文明开化的设施。仙台从江户时代起就有审判所，维新以后又有了高级法院，后来又出现了控诉院。在仙台，律师的广告牌多得使人吃惊，这大概是由于仙台自古以来就有注重法律这一传统的原因吧。裹着红毯子的身体结实的乡下人每天都在街上悠闲地溜达，他们显得那样的自然，使同为乡下人的我也安慰了许多。
我一面为仙台市内的文明开化感到兴奋，一面又自豪地游历了仙台周边的名胜古迹。为了祈祷战争胜利，我首先参拜了瑞凤殿，然后登上了向山，俯瞰仙台全市的风貌。我莫名叹了口气，向右边望去，远远的太平洋烟波渺茫，真想大喊几声，年轻的时候，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会觉得对自己来说是很重大的事情，欢心雀跃。之后，我又到了著名的青叶城旧址，当我自由地进出于那还像原来一样万分庄严的城门时，我在想，要是自己出生在政宗公的时代会怎么样呢？接着，我又分别走访了三泽初子的墓（民间也有人认为是先代萩政冈的墓）、支仓六右卫门的墓、尽管没钱却不想死的六无斋林子平的墓。我在墓前深深地鞠躬，来表达自己对他们的缅怀之情。除此之外，我还去了榴之冈、樱之冈、三龙温泉、宫城原野以及多贺城址等等。最后，我决定向远方延伸我探索的足迹，利用这两天的休假，去游览号称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岛。
从仙台出发，我徒步走了大约四里路来到了监釜。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秋风冷飕飕的，我不禁有些心里没底儿了，便决定明天再去松岛游览。当晚我只参拜了监釜神社，然后在监釜的一家古老破旧的便宜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起了个大早，搭上了去松岛的游船。
搭这条船的共有五六个人，其中有一个和我一样穿戴着仙台医专制服制帽的学生。他鼻子下面留着短短的胡子，看上去似乎比我大，可是他那缝着一圈绿线的医专的制帽还很新，帽上的徽章也闪着耀眼的光，于是我断定他肯定是今年秋天才刚刚入学的新生。我觉得自己在教室里似乎也曾见过他一两次。可是，那年学校面向日本全国招生，因此新生一共有一百五十人，不，也许更多。什么东京帮啊、大阪帮啊，来自同样地方的学生们各自成帮结伙。
他们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到了仙台的大街上，都是三五成群地在一块儿嬉闹，从我乡下的中学到医专来的学生只有我一个，再加上我天生不爱说话，如您所知，又很土气，便没有跟那些新生在一块儿开玩笑的勇气，反倒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越来越孤独了。我借宿的地方离学校很远，不用说我与那些同届的学生们没有什么亲密的交往，就连我的房主，我也很少与他们说话。这是因为尽管仙台人说话时东北味也很浓，但他们一听我的乡下口音，也立刻会觉得这不是本地话。东京的普通话，倒不是我不会说，但我觉得，别人都知道我是从乡下来的，如果勉强地、装模做样地说普通话，很可耻。我的这种感受只有乡下人才会理解，如果我满嘴的乡下话，会被人耻笑；如果我很努力地说普通话，也许会更加被人嘲笑，因此，除了沉默寡言，我别无他法。
我那时与其他新生疏远，除了语言上的障碍以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作为医专的学生，有种优越感，不齿和那些人说话。一只鸟停在枯枝上时，它的姿态是美丽的，它漆黑的羽翼看起来闪闪发亮。如果数十只鸟聚在一块儿喳喳乱叫，那就会让人觉得好像垃圾一样索然无味。同样的道理，如果医专的学生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一边走路一边大笑，那么制帽就会变得毫无尊严，让人看起来既愚蠢又肮脏。我要维护自己作为一名“高级学生”的尊严，便经常躲避他们。说是因为这些理由，倒还算冠冕堂皇。但坦白地说，还有一个原因。我刚入学时，对仙台感到很新鲜，于是整天在街上到处溜达，常常无故旷课，便自然而然地与其他新生疏远了。
在松岛的游船上，遇到那个新生时，我吃了一惊，心情很不愉快。我本以为自己是这条船上唯一高洁的学生，准备得意地进行松岛之旅，却没有想到船上会有个和我一样穿戴着相同制服制帽的学生。而且那个学生很像城里人，十分文雅，无论怎么看，都比我更像个秀才，真是个碍眼的家伙。一定是个每天都准时到校、努力学习的好学生。他用十分清澈的眼睛看了我一眼，我十分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样怎么行呢？如果有两只鸟儿停在船舷上的话，那么不好看的、翅膀颜色也不鲜艳的那只一定很不起眼。我有些伤感，便蜷缩地坐在了离那个学生很远的一个角落里，并且尽量不朝那个学生的方向看。我想他一定是个东京人，要是他一会儿十分流利地跟我说起普通话来，那可坏了。于是，我彻底把脸转向一边，装作一副完全沉醉的样子，欣赏松岛的风光。我太在意那个学生了，就连芭蕉笔下描写的：
“岛岛相连欲冲天，微波窄起惊云巅。
叠叠重重形无单，左边分开右边连。
分分连连共缠绵，如怜子孙情无边。
劲松蓊郁遮人眼，虬枝海风共寒暄。
苍然古景自不凡，巍巍山祗神公现。
造化天公在人间，泼墨道明需万年。”
如此绝景也是以一种忐忑的心情欣赏的。船刚一靠雄岛岸，我便第一个跳下船，象逃跑似的快步朝山那边走去。啊，终于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松了一口气。
宽政年间，出版《东西游记》的著名医师桔南谷在他的《松岛纪行》中写道：“来松岛游玩的人，一定要坐船，而且一定要登富山。”因此，尽管有直接到松岛的火车，但我还是特意先徒步走到监釜，再从监釜搭船来到这里，可惜我却与一个跟自己穿戴着完全相同制服制帽、而且看起来又比自己优秀很多的学生共搭了一条船，我没了兴致，即便面对这并不亚于洞庭西湖的日本第一美景，也无心欣赏了。只觉得自己看到了海、岛、还有松，其他什么感觉都没有，十分遗憾。
于是，我决定先登富山，鸟瞰松岛的全景，来弥补一下乘船时的遗憾，便疾步朝山的方向走去。可是哪儿才是富山呢？我完全弄不清楚。算了，哪儿都无所谓，总之，先登上高的地方，俯瞰松岛湾全景，也算完成了任务。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浪漫的心情了，像个粗野的男人一样，拨开秋草，沿着细细的山路朝山顶走去。走累了，我就停下来，回头看一看松岛湾。不行，还远远不够，如果就这么点儿景色，桔氏绝不会有这样的赞叹：“松岛由八百零八个相互连接的小岛组成，宛如一幅风景画，并与支那的西湖十分相似，极目远眺，飘飘渺渺，如烟如梦，堪称天下第一的绝景。”
桔氏一定是站在更高的地方眺望的，我一边给自己打气，一边向山的更深处走去。不一会儿，我发觉自己好像走错路了，陷入了苍郁的树林中，根本没有能向下眺望的地方，我赶紧穿过树丛一看，发现自己好像是走进了山的里侧，所能看到的风景，是平淡无奇的田地。这样的景色只要坐上沿东北线行驶的火车，随处可见。看来，我是登过头了。我感到很无聊，便一屁股坐在草地上。忽然觉得有点儿饿，便吃起了借宿那家为我准备的饭团子，吃饱了，我就倒在地上睡着了。
迷朦中传来一阵悠远的歌声，侧耳细听，是那时的一首小学校园歌曲，叫《云之歌》。
“转瞬间你已跨过山
定眼看时你又漂到海那边
唯有你才如此奇妙变幻
云呀云呀云呀云
看着你变成雨化作雾
如此灵怪如此神奇
云呀云呀云呀云……”
听着这歌声，我不禁哑然失笑，也说不上是跑调了还是怎么的，总之，实在是糟糕。唱歌的并不是小孩，而是一个有着副怪里怪气公鸭嗓子的大人。那真是一种令人吃惊的歌声。我上小学时唱歌也很差劲儿，能唱好的只有《君之代》这首歌。不过，同刚才那位令人吃惊的家伙比起来，我想自己唱的或许还要好一些。我默默地听着，而那家伙却愈加旁若无人、肆无忌惮起来，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唱着这首《云之歌》。也许那唱歌的人早就知道自己唱得不好，为此很苦恼，才在这远离人烟的山里悄悄地练习唱歌吧。这样想来，同样唱不好歌的我，不由得对那练习唱歌的家伙产生了几许同情，涌起想去见识见识那家伙的冲动。
我站了起来，寻着那不堪入耳的歌声传来的方向在山里转悠着。那歌声忽远忽近，但始终没有停止。我转着转着，最后差点儿没和那个唱歌的人撞个满怀。我很不安，而那个人似乎更加狼狈和尴尬。他就是刚才我遇到的那个模样像秀才的学生，他白净的脸变得通红，很害羞地笑了，说：“刚才……失礼了。”
他说话有口音，肯定不是东京人——我很快就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我因为对自己的乡下口音很苦恼，所以对别人言语中的乡音土语才那么敏感。我想：说不定，他是来自我故乡那一带的学生呢。于是，便对这位唱歌的“大天才”产生了亲近之感。
“不不，是我失礼了。”我也特意露出故乡口音说道。在我的身后，是长满了松树的小山，在这儿观赏松岛湾的景致相当不错。
“啊，真是一处好景致呀！”我和那学生并肩站在山上，眺望山下号称日本第一的美景。
“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我不太懂得欣赏景色，我刚才在山上溜跶时就在琢磨：这松岛的景色到底好在哪里呢，真是想不通。”
“我也搞不清楚。”那学生用别扭的东京话说。“不过，我觉得大体上还是明白的。这种安静，不，应该说是寂静。”他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了，苦笑着说了一句德语：“silentium（德文，“安静”之意）。实在是太静了，静得令人不安，我就大声唱起歌来，可还是没有用。”
我本来想说“不，您的歌声把整个松岛都震动了。”不过还是没说出来。“过于安静了，真希望这里能再多些什么。”那个学生认真地说，“到了春天，会怎么样呢？海岸，樱花漫堤岸，花瓣波上散，雨做伴。”
“是呀，春天要真是那么美，倒是能让人理解了。”他可真是个有趣的人，我想着，并暗暗佩服他能脱口说出俳句。
“这种景色似乎很适合老年人。实在是太单调，太缺乏情趣了。”他又乘兴说了这句无聊的话。
那学生点烟的同时，脸上浮现出似有似无的微笑。“不，这大概就是日本的情趣吧，总是让人觉得还想要什么东西，沉默。sittsamkeit（德语，“庄重”之意），也许真正的艺术就是这种感觉吧。可惜我还不太懂。我只是奇怪为什么古代的日本人会选这样寂静的地方作为日本三景之一呢。这里毫无尘世之气，我们国家的人是无法忍受这种寂静的。”
“您家乡是哪里？”我不假思索地问道。
对方露出奇异的笑容，无声地看着我的脸。
我感到几分茫然，再一次问道：“是东北吗？是吗？”
对方的脸色突然不高兴起来：“是支那，您不会不知道！”
“啊。”我突然明白了。听说今年仙台医专来了一名清国留学生，并和我们同时入学。这样看来，他就是那个清国留学生了。怪不得歌唱得不好，说话时也是一副演讲的语调，十分生硬呢。是这样啊，这下全明白了。
“真对不起，我实在是不知道。我来自东北乡下，既没有朋友，又觉得课程无聊，经常缺席，因此对于学校的事，什么都不知道，我是只孤独的鸟。”能这么流利地说出自己想的事，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
这是我后来想到的事了，我是那样害怕和从东京、大阪等地方来的学生相处，虽然不至于讨厌所有的人，但是，就连对借宿的那家人也无法敞开心扉。这样一个认生的我却能与来自遥远异国的留学生毫无芥蒂地亲密交谈，这应该归功于周先生人格的伟大魅力。还有一个比较卑劣的原因，那就是只有在和周先生谈话时，我才能把自己从乡下人的忧郁感中完全地解放出来。事实上，我和周先生谈话时，丝毫都没有为自己的乡下口音感到苦恼，总是能很轻松自在地说话或是开玩笑，这一点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我还暗暗逞强、鞭策不会卷弯儿的舌头，用东京的语调说话，对方如果是日本人，一定会对故意卷着舌头说话的乡下人感到厌烦，我还曾经为此被人大声地嘲笑过。而这位异国来的朋友，似乎没有注意过这点，从没嘲笑过我的口音。有一次，我曾经这样问他：“您不觉得我的口音奇怪吗？”
他十分诧异地说：“当然没有了，我觉得您说话时抑扬顿挫，很容易懂。”
总之，我看到了讲东京话比我还费劲的人，觉得心情好多了。这说不定就是我和周先生亲密交往的开端。可笑的是，我因为比一个清国留学生的日语好而产生了自信。因此，我在松岛的那个山坡上，知道对方是支那人之后，充满了勇气，颇为自负地说道：“您要是会说德语，我就跟您用德语对话。”
像只孤独的鸟的我，竟然说出了这种令人作呕的装腔作势的话来了，但那个留学生似乎很喜欢“孤独”这个词。
他一边自言自语着“einsam”（德语，“孤独”之意），一边看着远方思考着什么，突然说：“但我是wandervogel(德语，“候鸟”之意)，我没有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