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像一般哲学教育的功效一样，可以使人少所武断，多所保留，亦即对知识更爱好些，更虚心些。其次，它扩大了人的视野，使人多所宽容。

一　哲学之性质

假如你没接触过（或刚接触）哲学，你一定最容易提出一个使一切大哲学家都感到棘手的问题，这就是：什么是哲学？

这个问题，在初学的人最容易提出，但研究下去，却又最会把它搁置；只有待另一批初学的人来问自己时，才又觉得很窘，才又忆起先前也曾使别人棘手过，并没曾得到过满意的答复。

这并非因弄哲学的人本领都差，所以弄不出一个定义来；也并非因为哲学这门学问不行，连个确切的定义也没有。

原来哲学这门学问，有三种特殊精神，使它不容易有满意的定义。第一，哲学根本注重的是推理过程，而推理结果次之。“哲学”一词最初的使用，是见诸波斯王克里萨斯（croesus）和希腊立法家梭伦（solon）的谈话，那时所用的即是一个动词，不是“哲学”，而是“去作哲学的思索”（philosophizing）。柏拉图《对话集》之引人入胜者在此，康德著作之难懂者也在此，因为他们都是赤裸裸地记录他们的推理过程的。有些人在没真正接触哲学时，他很想看哲学书，但等到真见了哲学书时就掩卷欲睡了，这都无非因为他所要的只是推理结果，而真正哲学书给的却是推理过程。

唯有推理过程，才是智慧的试金石。假若只重推理结果，则往往一个糊涂透顶的人的话，和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的话，便没有分别；糊涂和奥妙所以常常碰头！可是一看推理过程，则凌乱与清晰，浮薄与深入，脆弱与坚实，便判然了；于是鱼目遂不得混珠。幸而哲学家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哲学史将为糊涂人的糊涂话所充满了！——糊涂人最爱谈自以为是哲学的“哲学”。就哲学西文的字源讲，是爱“智慧”之意，现在可以更加足这意思，乃是爱“推理的智慧”之意。

因爱推理过程，轻推理结果，所以真正哲学中很少有一批批的定义。并且甚而对“哲学”一词的定义，也索性吝而不予了，这真是对初学的人不住的——对第一问先浇了一头冷水，所以无怪乎学哲学的人不多了！

第二，哲学的另一特殊精神，乃是重系统。世界上再没有比哲学更重系统的学问，也再没有比哲学家更爱系统的人物。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就已经表明了他有大哲学家的资格（孔子的确是哲学家，他临死时并自称为“哲人”）。因为重系统，所以一字一句，往往必须就整个系统中去看才有意义。哲学家最不爱由你凭空采取他一言半语去利用，同时他也最不爱由自己抽出一言半语去答复别人。因为如此，所以倘若一个初学者要他很简单地解释哲学是什么时，他自然觉得大费踌躇，而且很棘手了。倘若说简单了，他自己先不满足；说得细了，初学者又不易领会。这便是他的难处。

第三，哲学更有一特殊精神，就是学说每每有人格的背景，这是和物理、化学、地质、生物迥然不同的。在这点上，哲学有似于艺术。哲学之能灿烂光华，之能有丰富内容，之时常引人入胜、欲罢不能者都以此。只因为这种人格的背景之故，各家哲学便都有了独得的推理过程和独得的哲学系统，倘若你忽视创造某哲学系统者之人格时，你便将对这种哲学系统没法领会，即领会也是浮薄而不深入的。因此，那一字一句，就又不只要问它在某一种系统下的意义了，而且须问那是在某一人、某一家的系统下的意义。所以，假若哲学可以有定义时，也是有好些定义，而每一种定义，又必须把它背后的系统及创造者之人格，弄透彻了才能了然。但这岂是三言两语就行的？这是为初学者想下一适当定义之另一难处。

虽然因为哲学有这三种特殊精神（重推理过程，重系统，带有人格背景），所以不易为初学者下定义，但假如你真能把握以上这三点，也许你见了是哲学的，就已经不会交臂失之，见了不是哲学的，也不至轻易许以哲学之名了。什么“少谈主义，多谈问题”，什么“为一切科学之综合”……这许多说法都和真正的哲学不相干。假如你读得哲学书（是名著而不是流行的小册子）多了，你又自然可以渐渐尝出什么是“哲学味”来。就像诗是什么？很不好答；但久读诗的人，却自会辨出诗味之厚薄有无来。

常有人把哲学和思想相混，但二者并不同。有何不同？正可用上面所说三种精神验之。又有人常把哲学和文化相混，但二者也有距离。距离何在？也可用上面所说三种精神验之。一个在思想史上有地位的人，不一定在哲学史上有同等地位；一件在文化史上有意义的事，不一定在哲学史上有同样意义。明乎此，才不至向哲学史中妄加索求，以致失望。

二　哲学史之领域课题及其价值

哲学史一方面不同于一般哲学书，另一方面也不同于一般历史。

哲学书包括哲学家自著的书，和关于哲学家的哲学的书。哲学家自著的书，只在说明一家的推理和推理所得，其中个人色彩自然很浓，这种书读去是栩栩如生，往往虽则一脔一滴，也像顶上等的佳肴美酒一般，其味无穷。真要做哲学家，或真要在哲学里尝点滋味，自以读这种书为最值得。

关于哲学家的哲学的书，无论如何好，不会像原著同样详尽，至于“神理气味”，更不知冲淡多少，损失多少，歪曲多少了。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假若写这种书的人，也是一个哲学家。但这种“例外”却极不常见，常见的乃是一些不三不四的末流读物，讲他人哲学而失了原样，既无光彩，又无色泽。这种书真是以少读（最好不读）为佳了。

哲学史是讲别人的哲学的，自然不同于头一类哲学家自著的书。那么，它有点像第二类无聊的关于哲学的书了，但又有很不同处，这就在它所负荷的历史的意义。它不只在说明种种哲学，而且在说明这种种哲学之有机的发展线索，同时，它又不止注意在哲学本身，而且顾到哲学的外围，这就是它要问哲学的发展是在什么样的地理历史环境下进行的，以及又如何扩散出去，影响了其他文化诸部门的。因此，哲学史有它特殊的课题，虽以哲学与历史学为凭借，可是它却不限于哲学和历史，同时也不能以二者代之了。因它有独立的存在价值，所以与只是附庸于哲学，而讲关于哲学的书，便大不同了。不过，无论多好的哲学史，却决不能代替哲学（那是只有哲学家的著作才能代表），这一点，必须认清。

真正的哲学史，应当对于凡和哲学发展有关的一点一滴的事都不放过；它所注重的，应当是这些事之背后所代表的内在的意义；它应该寻出某一种学说之最早的发明者，以及此后发展之最清晰的轨迹；它应该确切检定出某一种学说都是吸收自何种成分；最后，哲学史的著者更应当对整个的哲学演进有一个动力学的解释，以指明决定演进的因素究竟何在，换言之，他应该有一个深入的、形而上学的史观。本书为篇幅所限，为写给初学的性质所限，尤其为著者才力所限，自然不足语此。但真正的哲学史所要求者如何，却似乎应当在这里告诉给读者。

哲学史与一般的历史却又不同。一般的历史是以政治经济的变动为线索的，但政治经济上的浪潮之起伏，殊不必与哲学思潮上之高下相凑拍；例如在希腊政治上到了颓势了，哲学反而发达到了顶点；因此对于哲学史的处理便与对于一般历史的处理有出入了。第一，二者划期不必完全相同；第二，二者所用的范畴也不必完全一致（正如文学史上的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就是文学史上的范畴，自有其文学史上的意义，与一般历史不必相关一样，在哲学史上亦然）；第三，同一人物，同一事件，在二者的意义上更不必完全相符，在一方面意义很重大者，在另方面也许极轻微；第四，一般历史重时代先后，哲学史则更重思想系统，其重要确视时代先后而过之，因此，在哲学史中未必没有从一般历史上看来是次序颠倒了的事，换言之，此即一般历史上的先后是纯乎时代的，而哲学史上的先后，则须兼为逻辑的。

所以，哲学史不同于哲学，也不同于一般历史。它自有其领域，自有其课题。它又像所有其他学术一样，可以不必问研究了有何好处，而自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但是，虽然可以不必问有何好处，却仍不碍果有些好处。例如，至少它像一般哲学教育的功效一样，可以使人少所武断，多所保留，亦即对知识更爱好些，更虚心些。其次，它扩大了人的视野，使人多所宽容；说不定因为研究哲学史，民族间彼此的了解加大加深了，心理上的距离便可以缩短，国际间的仇恨或者可以减少。（目前正在进行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还不是因为民族间心理的距离太远了吗？）

三　西洋哲学史之内容

一部完全的哲学史，应当是世界的，至少也应当包括西洋、印度和中国。现在这本小书，却是以西洋的哲学为限，正如书名所已指明的；但是说真了，也还不能概括西洋哲学的全部，却只是欧洲几个国家的哲学而已。

不过，欧洲这几个国家的哲学，自古代希腊发展到现在，却已经确乎成为一种有机的一贯的整体了，这是和印度哲学、中国哲学一对照，便立刻见出它是确乎另具一种独特的面目，值得专述的。

以中国人的文化教养而去看西洋哲学时，有五点是和我们的胃口格格不入的，然而这五点却又确乎是做了西洋哲学的神髓和传统的。这五点是：一是“神”的观念；二是“全体性”的观念；三是“绝对”的观念；四是“善”与“恶”相矛盾，而又承认其应当并存的看法；五是战斗的色彩。这五点几乎是在中国哲学里所绝不容存在的，然而在西洋哲学中，却正弥漫了任何时代，笼罩了任何哲人。

因为它和我们的看法有如此的距离，所以倒有仔细探究的必要了。况且我们现在所急需的，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其实就是西洋化，也就是在各方面要达到（西洋文化所一般达到的）水准，那么，我们自不能不寻一寻西洋文化的核心和源头——西洋哲学了。

也只有对照了西洋哲学，我们才可以反省出自己的优长究竟何在，以及弱点何在来。闭门谈文化，向壁谈国故，便往往有视腐朽为神奇的危险；同时真是精华之所在，也或者竟熟视无睹，反以为糟粕了。西洋文化的各部门，因为经过近代科学的洗礼，所以都已趋于明晰和条理了，我们却有许多方面，都还没到澄清泥滓的地步。因此，单就方法言，我们应当借助于西洋学术者已经多极，哲学不过其中之一而已——以上也便是学习西洋哲学史的几个重要意义。

普通对于西洋哲学史的划分，大都为三个时期：一是上古时期，其中主要的是希腊哲学，包括公元前六二五年（即中国周襄王廿七年）至公元后四七六年（刘宋废帝四年，此为旧罗马灭亡之年），有一千一百零一年的历史。二是中古时期，即所谓“中世纪”，其中主要的是经院哲学，包括公元四七六年至一四五三年（明景泰四年；此为新罗马——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年），有九百七十七年的历史。三是近代，凡近代主要的哲学活动都在内，包括自一四五三年至现在（一九四〇年），有四百八十七年的历史。但现在我要根据时代精神的划分，稍为改动一下。即上古时期断至亚里斯多德 [3] 之死，即公元前三二二年（周显王四十七年）为止，那么，大体上便可说有了二千五百年的历史之西洋哲学，头三百年属古代，次一千八百年属中古，后五百年属近代。最活跃，最丰富的是近代！

这三大时期的不同点，主要是在世界观的不同，和心理上态度的不同。古代人的世界观是有限的，他之重视客观界（即宇宙）是过于主观（个人）的；近代人的世界观则是无限的，乃是重视主观有甚于客观的。至于中世纪，则只是一方面做了前一时期的传统之继续，另一方面又做了后一时期的思潮之潜流而已。各别象征了这三个时期的人物，便是柏拉图、但丁和歌德。

在下面各章里，西洋哲学史的幕次第揭开，请留心瞧那些名角的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