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邵《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隋唐志均列入名家。凉刘昞为之注。唐刘知幾《史通·自序篇》及《李卫公集·穷愁志》均有称述。此外罕有论及者。宋阮逸序惜其由魏至宋，历数百载，鲜有知者。然阮乃云得书于史部，则实不知本为魏晋形名家言。其真相晦已久矣。按汉魏之际，中国学术起甚大变化。当时人著述，存者甚尠。吾人读此书，于当世思想之内容，学问之变迁，颇可知其崖略，亦可贵矣。兹分三段述所见，一述书大义，二叙变迁，三明四家（名法儒道）。
一
书中大义可注意者有八。
一曰品人物则由形所显观心所蕴。人物之本出于情性。情性之理玄而难察。然人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故识鉴人伦，相其外而知其中，察其章以推其微。就人之形容声色情味而知其才性。才性有中庸，有偏至，有依似，各有名目。故形质异而才性不同，因才性之不同，而名目亦殊。此根本为形名之辨也。汉代选士首为察举（魏因之而以九品官人），察举则重识鉴。刘邵之书，集当世识鉴之术。论形容则尚骨法。昔王充既论性命之原，遭遇之理（《论衡》第一至第十），继说骨相（第十一），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其原理与刘邵所据者同也。论声则原于气禀。气合成声，声应律吕。故整饰音辞，出言如流，宫商朱紫发言成句，乃清谈名士所尚。论色则诚于中形于外。诚仁则色温柔，诚勇则色矜奋，诚智则色明达。此与形容音声，均由外章以辨其情性，本形名家之原理也。论情味则谓风操，风格，风韵。此谓为精神之征。汉魏论人，最重神味。曰神姿高彻，神理隽彻，神矜可爱，神锋太，精神渊箸。神之征显于目（邵曰：“征神见貌，情发于目”），蒋济作论谓观其眸子可以知人。甄别人物，论神最难。论形容，卫玠少有璧人之目，自为有目者所共赏。论神情，黄叔度汪汪如千顷之陂，自非巨眼不能识。故蒋济论眸子，而申明言不尽意之旨。盖谓眸子传神，其理微妙，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宣也。《抱朴子》曰：“料之无惑，望形得神，圣者其将病诸。”《人物志》曰：“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二语均有鉴于神鉴之难也。
二曰分别才性而详其所宜。凡人禀气生，性分各殊。自非圣人，材能有偏。就其禀分各有名目（此即形名）。陈群立九品，评人高下，各为辈目。傅玄品才有九。《人物志》言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师氏之任也。有法家，司寇之任也。有术家，三孤之任也。有国体，三公之任也。有器能，冢宰之任也。有臧否，师氏之佐也。有智意，冢宰之佐也。有伎俩，司空之佐也。有儒学，安民之任也。有文章，国史之任也。有辩给，行人之任也。有雄杰（骁雄），将帅之任也。夫圣王体天设位，序列官司，各有攸宜，谓之名分。人材禀体不同，所能亦异，则有名目。以名目之所宜，应名分（名位）之所需。合则名正，失则名乖。傅玄曰，位之不建，名理废也。此谓名分失序也。刘邵曰：“夫名非实，用之不效。”此谓名目滥杂也。圣人设官分职，位人以材，则能运用名教。袁弘著《后汉纪》，叙名教之本。其言有曰：“至治贵万物得所而不失其情。”圣人故作为名教，以平章天下。盖适性任官，治道之本。欲求其适宜，乃不能不辨大小与同异。《抱朴子·备阙篇》云：“能调和阴阳者，未必能兼百行，修简书也。能敷五迈九者，不必能全小洁，经曲碎也。”蔡邕《荐赵让书》曰：“大器之于小用，固有所不宜。”皆辨小大，与《人物志·材能篇》所论者同（持义则异）。当世之题目人物者，如曰庞士元非百里才，此言才大用小之不宜也。《昌言》云：“以同异为善恶。”《抱朴子》云：“校同异以备虚饰。”《人物志》曰：“能出于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异。”曰能识同体之善，而或失异量之美。曰取同体也，则接论而相得。取异体也，虽历久而不知。皆论知人与同异之关系也（参看《论衡·答佞篇》贤佞同异）。
三曰验之行为以正其名目。夫名生于形须符其实。察人者须依其形实以检其名目。汉晋之际，固重形检，而名检行检之名亦常见。《老子》王弼注曰：“圣人不立形名以检于物。”夏侯玄《时事议》云：“互相形检，孰能相失。”《论衡·定贤篇》云：“世人之检。”傅玄曰：“圣人至明，不能一检而治百姓。”皆谓验其名实也（检本常作验）。刘邵有见于相人之难，形容动作均有伪似。故必检之行为，久而得之。如言曰：“必待居止然后识之。故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奉，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然后乃能知贤否。此又已试，非始相也。”（刘注云：“试而知之，岂相也哉？”）《人物志》八观之说，均验其所为。而刘邵主都官考课之议，作七十二条及《说略》一篇，则《人物志》之辅翼也。
四曰重人伦则尚谈论。夫依言知人，世之共信。《人物志》曰：“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然依言知人，岂易也哉。世故多巧言乱德，似是而非者。徐幹《中论·核辨篇》评世之利口者，能屈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人物志·材理篇》谓辩有理胜，有辞胜。盖自以察举以取士，士人进身之途径端在言行，而以言显者尤易。故天下趋于谈辩。论辩以立异，动听取宠，亦犹行事以异操蕲求人知（《后汉书》袁奉高不修异操，而致名当世。则知当世修异操以要声誉者多也）。故识鉴人伦，不可不留意论难之名实相符（徐幹云：“俗士闻辩之名，不知辩之实”）。刘邵志人物，而作《材理》之篇，谓建事立义，须理而定，然理多品而人异，定之实难。因是一方须明言辞与义理之关系，而后识鉴，乃有准则。故刘邵陈述论难，而名其篇曰材理也（按夏侯惠称美邵之清谈，则邵亦善于此道）。
五曰察人物常失于奇尤。形名之学在校核名实，依实立名因以取士。然奇尤之人，则实质难知。汉代于取常士则由察举，进特出则由征辟。其甄别人物分二类。王充《论衡》于常士则称为知材，于特出则号为超奇。蒋济《万机论》，谓守成则考功案第，定社稷则拔奇取异。均谓人才有常奇之分也。刘邵立论谓有二尤。尤妙之人含精于内，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实乖反。前者实为超奇，后者只系常人。超奇者以内蕴不易测，常人以外异而误别。拔取奇尤，本可越序。但天下内有超奇之实者本少，外冒超奇之名者极多。故取士，与其越序，不如顺次。越序征辟则失之多，顺次察举则其失较少。依刘邵之意，品藻之术盖以常士为准，而不可用于超奇之人也。然世之论者，恒因观人有谬，名实多乖，而疑因名选士之不可用。如魏明帝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吏部尚书卢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须有以验其后。今考绩之法废，故真伪混杂。”明帝纳其言。诏作考课法。卢毓、刘邵同属名家。毓谓选举可得常士，难识异人。循名案常，吏部之职。综核名实，当行考绩。其意与刘邵全同也。
六曰致太平必赖圣人。刘邵曰：“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夫品题人物基于才性，圣人之察，乃能究其理，而甄拔乃可望名实之相符。邵又曰：“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盖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主设官分职，任选材能，各当其宜，则可以成天功。是则人君配天，正名分为王者之大柄。诚能以人物名实之相符，应官司名分之差别，而天下太平。然则太平之治，固非圣王则莫能致也。魏世钟繇、王粲著论云：“非圣人不能致太平。”司马朗以为伊颜之徒，虽非圣人，使得数世相承，太平可致。按刘邵曰：“众人之明，能知辈士之数，而不能知第目之度。辈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不能识出尤之良也。出尤之人，能知圣人之教，不能究之入室之奥也。”夫圣人尤中之尤，天下众辈多而奇尤少。甄别才性，自只可以得常士。超奇之人，已不可识，而况欲得圣人乎。圣人不可识，得之又或不在其位。则胡能克明俊德，品物咸宜，而致治平欤。依刘邵所信之理推之，则钟王之论为是，而司马朗之说为非也。
七曰创大业则尚英雄。英雄者，汉魏间月旦人物所有名目之一也。天下大乱，拨乱反正则需英雄。汉末豪俊并起，群欲平定天下，均以英雄自许，故王粲著有《汉末英雄传》。当时四方鼎沸，亟须定乱，故曹操曰：“方今收英雄时也。”夫拨乱端仗英雄，故许子将目曹操曰：“子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也。”（此引《后汉书》）而孟德为之大悦。盖素以创业自任也。又天下豪俊既均以英雄自许，然皆实不当名。故曹操谓刘备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而玄德闻之大惊。盖英雄可以创业，正中操贼之忌也。刘邵《人物志》论英雄，著有专篇，亦正为其时流行之讨论。其所举之例为汉高祖，所谓能成大业者也。志曰：“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雄者，明胆兼备，文武茂异。若胆多则目为雄，韩信是也。明多则目为英，张良是也。此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傅巽目庞统为半英雄，亦当系谓其偏至）。若一人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然成大业者尤须明多于胆，高祖是也（参看嵇康《明胆论》）。按汉魏之际，在社会中据有位势者有二。一为名士，蔡邕、王粲、夏侯玄、何晏等是也。一为英雄，刘备、曹操等是矣。魏初名士尚多具名法之精神，其后乃多趋于道德虚无。汉魏中英雄犹有正人，否则亦具文武兼备有豪气。其后亦流为司马懿辈，专运阴谋，狼顾狗偷，品格更下。则英雄抑亦仅为虚名矣。
八曰美君德则主中庸无为。此说中糅合儒道之言，但于后述之。
二
汉末晋初，学术前后不同。此可就《人物志》推论之。本段因论汉晋之际学术之变迁。
《隋志》名家类著录之书除先秦古籍二种共三卷外，有：
《士操》一卷，魏文帝撰；
《人物志》三卷，刘邵撰。
此二书之入名家，当沿晋代目录之旧。其梁代目录所著录入名家者，《隋志》称有下列诸种：
《刑声论》一卷，（撰者不明）；
《士纬新书》十卷，姚信撰；
《姚氏新书》二卷，与《士纬》相似（当亦姚信撰）；
《九州人士论》一卷，魏司空卢毓撰；
《通古人论》一卷，（撰者不明）。
以上共九种二十二卷，与《广弘明集》所载梁阮孝绪《七录》名家类著录者相合（惟卷数二十三当有误字）。然则刘邵书之入名家，至少在梁代即然。《刑声论》者，疑即形声，言就形声以甄别人物也。其余诸书，从其名观之，亦不出识鉴人伦之作。至若姚信，乃吴选部尚书，而《士纬》现存佚文，如论及人性物性，称有清高之士，平议之士，品评孟子、延陵、扬雄、马援、陈仲举、李元礼、孔文举，则固品题人物之作也。《意林》引有一条曰：“孔文举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阴向阳，雄倬孤立。”其说极似《人物志·九征篇》所载。然则魏晋名家与先秦惠施、公孙龙实有不同。
名学有关治道伦常，先秦已有其说，兹不具论。《汉书·艺文志》论名家而谓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名学已视为研究名位名分之理。《隋志》云，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贵贱，各控名而责实，无相僭滥者也。其说仍袭《汉志》。然控名责实，已摄有量材授官，识鉴之理亦在其中（晋袁弘《后汉纪》论名家亦相同）。《人物志》、《士纬新书》之列为名家，自不足异也。
现存尹文子非先秦旧籍，或即汉末形名说流行时所伪托之书（兹已不可考）。其中所论要与汉晋间之政论名理相合（《隋志》名家有尹文而无公孙龙、惠施）。据其所论，以循名责实为骨干。如曰：“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王伯厚《汉志考证》名家下曾略引此段）检形定名，为名家学说之中心理论。故名家之学，称为形名学（亦作刑名学）。
溯自汉代取士大别为地方察举，公府征辟。人物品鉴遂极重要。有名者入青云，无闻者委沟渠。朝廷以名为治（顾亭林语），士风亦竞以名行相高。声名出于乡里之臧否，故民间清议乃隐操士人进退之权。于是月旦人物，流为俗尚；讲目成名（《人物志》语），具有定格，乃成社会中不成文之法度。一方由此而士人重操行，洁身自好，而名教乃可以鼓舞风气，奖励名节。一方清议势盛，因特重交游，同类翕集而蚁附，计士频踧而胁从（崔寔语）。党人之祸由是而起。历时既久，流弊遂生。辗转提携，互相揄扬。厉行者不必知名，诈伪者得播令誉。后汉晋文经、黄子艾恃其才智，炫耀上京。声价已定，征辟不就。士大夫坐门问疾，犹不得见。随其臧否，以为予夺。后因符融、李膺之非议，而名渐衰，惭叹逃去。黄晋二人本轻薄子，而得致高名，并一时操品题人物之权，则知东汉士人，名实未必相符也。及至汉末，名器尤滥。《抱朴子·名实篇》曰：“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为贤，塞者为愚。”（《审举篇》亦言及此）天下人士痛名实之不讲，而形名之义见重，汉魏间名法家言遂见流行。
汉末政论家首称崔寔、仲长统。崔寔综核名实，号称法家。其《政论》亦称贤佞难别，是非倒置。并谓世人徒以一面之交，定臧否之决。仲长统作《乐志论》，立身行己，服膺老庄。然《昌言》曰：“天下之士有三可贱。慕名而不知实，一可贱。”王符《潜夫论》主张考绩，谓为太平之基。文有曰：“有号则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非人。”徐幹《中论》曰：“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仲尼之所以贵者，名实之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刘廙《政论·正名篇》曰：“名不正则其事错矣。”“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实。”“行不美则名不得称，称必实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实无不称于名，名无不当于实。”据此诸言，可征形名、名形之辨，为学术界所甚注意之问题。
《人物志》者，为汉代品鉴风气之结果。其所采观人之法，所分人物名目，所论问题，必均有所本。惜今不可详考。惟其书宗旨，要以名实为归。凡束名实者，可称为名家言也。（《后汉书·仲长统传》注曰：“名实，名家也。”）《材能篇》曰：“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愚以为此非名也。”盖名必当实，若非实事，则非名也。《效难篇》曰：“名犹（疑由字）口进，而实从事退。”又曰：“名由众退，而实从事章。”（此二语似系引当时常用语）前者名胜于实，众口吹嘘，然考之事功，则其名败。后者实超于名，众所轻视，然按之事功，则真相显。二者均月旦人物普通之过失也。夫邵既注意名实，察人自重考绩，故作都官考课之法。其上疏有曰：“百官考课，王政之大较。”且核名实者，常长于法制。邵作有《法论》（《隋志》入法家），又受诏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按魏律以刑名为首篇，盖亦深察名实之表现也。
王者通天地之性，体万物之情，作为名教。建伦常，设百官，是谓名分。察人物彰其用，始于名目。以名教治天下，于是制定礼法以移风俗。礼者国家之名器（刘邵劝魏明帝制礼作乐），法者亦须本于综核名实之精神。凡此皆汉晋间流行之学说，以名实或名形一观念为中心。其说虽涉入儒名法三家，而且不离政治人事，然常称为形名家言。至于纯粹之名学，则所罕见。然名学既见重，故亦兼有述作。魏晋间爰俞辩于论议，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其后乃有鲁胜注墨辩，为刑（依孙校作形）名二篇。爰俞之言今不可知。鲁胜则仍袭汉魏名家之义。其叙曰：“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又曰：“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又自谓采诸众集为刑（形）名二篇，略解指归云云。如其所采亦有魏晋形名之说，则是书指归，必兼及于政治人事也。
魏晋清谈，学凡数变。应詹上疏，称正始与元康、永嘉之风不同。戴逵作论，谓竹林与元康之狂放有别。依史观之，有正始名士（老学较盛）、元康名士（庄学最盛）、东晋名士（佛学较盛）之别。而正始如以王何为代表，则魏初之名士，固亦与正始有异也。魏初，一方承东都之习尚，而好正名分，评人物。一方因魏帝之好法术，注重典制，精刑律。盖均以综核名实为归。名士所究心者为政治人伦。著书关于朝廷社会之实事，或尚论往昔之政事人物，以为今日之龟鉴，其中不无原理。然纯粹高谈性理及抽象原则者，绝不可见。刘邵之论性情，比之于宋明诸儒；论形名，较之惠施公孙龙之书，趣旨大别。后世称魏晋风气概为清谈玄学。而论清谈者，多引干宝《晋论》。如曰：“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然魏曹羲，何晏、邓飏之党与也。其《至公论》曰：“谈论者以当实为清。”则谈并不主虚薄也。又曹羲之言，乃论清议臧否，而魏初论人物者固亦甚贵名检也（当实为清，本循名责实之意）。
魏初清谈，上接汉代之清议，其性质相差不远。其后乃演变而为玄学之清谈。此其原因有二：（一）正始以后之学术兼接汉代道家（非道教或道术）之绪（由严遵、扬雄、桓谭、王充、蔡邕以至于王弼），老子之学影响逐渐显著，即《人物志》已采取道家之旨（下详）。（二）谈论既久，由具体人事以至抽象玄理，乃学问演进之必然趋势。汉代清议，非议朝政，月旦当时人物。而魏初乃于论实事时，且绎寻其原理。如《人物志》，虽非纯论原理之书（故非纯名学），然已是取汉代识鉴之事，而总论其理则也。因其亦总论理则，故可称为形名家言。汉代琐碎之言论已进而几为专门之学矣。而同时因其所讨论题材原理与更抽象之原理有关，乃不得不谈玄理。所谓更抽象者，玄远而更不近人事也。
上项转变，可征诸于《人物志》一书。其可陈述者凡二点：（甲）刘邵论君德，本道家言。人君配天，自可进而对于天道加以发挥。此项趋势最显于王弼之书，待后论之。（乙）《人物志》以情性为根本，而只论情性之用。因此自须进而对于人性本身加以探讨，才性之辩是矣（按魏中正品状，品美其性，状显其才。故当时不论性情而辩才性。此盖与实际政治有关）。才性论者，魏有傅嘏、李丰、钟会、王广。嘏与会均精于识鉴（嘏评夏侯玄、何晏等事，见《魏志》本传注及《世说》。会相许允子事，见《魏志·夏侯玄传》注）。李丰曾与卢毓论才性（丰主才性异，见《魏志·毓传》）。毓本好论人物，作《九州人物论》。而丰亦称能识别人物（《魏志·夏侯玄传》注）。盖皆是与刘邵同类人物也（王广待详）。按何邵《荀粲别传》（《魏志·荀彧传》注及《世说》注）云：
太和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
《世说·文学篇》云：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
注引《傅子》曰：
嘏既达治好正，而有清理识要。如论才性，原本精微。
合观上文，嘏所善谈者名理。而才性即名理也。虚胜者，谓不关具体实事，而注重抽象原理。注故称其所谈，原本精微也。至若玄远，乃为老庄之学，更不近于政事实际，则正始以后，谈者主要之学问也。又《世说·德行篇》注引李秉（原作康，误）《家诫》，言司马文王云：
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
按自东汉党祸以还，曹氏与司马历世猜忌，名士少有全者。士大夫惧祸，乃不评论时事，臧否人物。此则由汉至晋，谈者由具体事实至抽象原理，由切近人事至玄远理则，亦时势所造成也。
综上所言，正始前后学风不同，谈论殊异。《人物志》为正始前学风之代表作品，故可贵也。其后一方因学理之自然演进，一方因时势所促成，遂趋于虚无玄远之途，而鄙薄人事。《世说·言语篇》曰：
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
魏初名士谈论，均与政治人事有关，亦金华殿语也。东晋名士听讲《礼记》，虽觉入心，而叹其未关至极。则风尚之已大有变迁，盖可窥矣。
三
《人物志》一书之价值如何，兹姑不论。但魏初学术杂取儒名法道诸家，读此书颇可见其大概。故甚具历史上之价值，兹略述于下。
汉魏名家亦曰形名家，其所谈论者为名理。王符《潜夫论》曰：“有号则必称于典，名理者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废人。”此谓典制有号，相称则官无废职，人物有名，见效则位无废人。然则名理乃甄察人物之理也。傅玄曰：“国典之坠，犹位丧也。位之不建，名理废也。”据此，则设位建官亦谓之名理。荀粲善谈名理，据《世说》注，似其所善谈者才性之理也，此皆名理一辞之旧义。后人于魏晋玄学家均谓长于名理，失其原义矣。按名家以检形定名为宗而推之于制度人事，儒家本有正名之义，论名教者，必宪章周孔，故《人物志》自以为乃依圣人之训。其序曰：
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之论，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应作依，名见《九征篇》，依《全三国文》据宋本作伪）似之难保。
刘邵叙列人物首为圣人，有中庸至德。次为兼材，以德为目（伊尹、吕望又如颜子）。次为偏至之材自名。此乃三度，谓出于仲尼之三等也。此外则抗者过之，拘者不逮，谓出于孔子所言之狂狷。至若乱德之人，一至一违，称为依似，则是孔子所斥悾悾无信之人。刘邵分别品目，大较不出于此，均自谓本于儒教也（书中引儒义尚多，兹不赘）。应詹上疏谓元康时乃以玄虚弘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正始之间则不然，盖魏世名分礼法本为时尚，读者并为儒书，家教犹具典型。即阮嵇放达，亦似有疾而为，非以乱道（戴逵《放达为非道论》）。晋兴以后则不然矣。
名法二家均言循名责实，其关系尤密，此可于刘邵、卢毓二人见之。刘作《人物志》，卢作《九州人士论》，同主依名选士，考课核实。毓与邵同定律，于刑律均有著述。毓所举之名人有阮武。武亦为法家，亦能知人，比为郭林宗。其所作《政论》言弩有法准，故易为善，明主张法于天下以制强梁之人。其告杜恕依才性能用为言，则亦兼名法家言也。又建立纲常，尊卑有序，设官分职，位人以材，本儒教正名制礼之义。然《韩非子》曰：“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此人主之所执。”则名分卑尊择人任官，在儒家为教化，而在法家则为主术。教化所以导善，主术乃以防奸。魏晋相继，篡逆叠起，权臣执柄，君臣危之，则不得不申尊卑之防。篡杀既成，窃国者自危，尤不得不再申正名之义。曹魏父子严刑峻法，司马父子奖挹忠孝，其迹虽殊，用意则一。故不但儒名二家相通，而其实则常实为法术之运用也。又考课之法原载儒书，然其意固在综核名实，则又法家之言。故论者多讥其专在止奸，而失于立本。故卢毓刘邵立考课之法而傅嘏上疏有曰：“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杜恕奏有曰：“世有乱人无乱法，若使法可任，则唐虞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又曰：“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据此则考绩托言源出圣王之治，而实阴取申韩之术也。按傅嘏论才性出于名家，杜恕作《体论》乃儒家言（《隋志》），殊少法家趣味。刘邵重考课，修刑律，其学虽合儒名，而法家之精神亦甚显著也。
魏文帝重法术，明帝奖经术，形名家言通于二家亦甚流行于世。然其时道家之学亦渐盛，终成正始玄风。故正始以前名士中颇兼老氏学而可称为过渡之人物。夏侯玄少知名，士大夫中声望极重。荀粲好道家言，赞泰初为一时之杰。何晏喜玄理，谓其深而能通天下之志。玄亦复崇奉自然，在魏代玄学家泰初之地位颇高，而时亦较早。然玄亦以知人见称于世，为中护军拔用武官无非俊杰（以此为司马氏所忌）。书议时事，评九品中正，陈建官之意，最中时弊。其论古无肉刑，与李胜往复，则知亦留心于法意。故夏侯泰初者上接太和中名法之绪，下开正始玄理之风也。钟会少尝受《易》与《老子》，反复诵习，曾论《易》无互体，与王弼之意相同，史亦称其与辅嗣并知名，则会固擅长玄学。会又长于识鉴，善论才性，集傅嘏等之说而为《四本论》，此论在魏晋甚流行，故史又称会精练名理也。《魏志》本传曰：“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为《道论》，而实刑（应作形）名家也。其文似会。”夫论以道名而内容为形名，其故何在，颇堪探索。
今本《尹文子》序曰：“其学本于黄老，大较刑（形）名家也。”高似孙《子略》论，亦言其杂取道法。《四库提要》云：“其书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陈治道欲自处于虚静，而万事万物则一一综核其实。故其言出入于黄老申韩之间。”魏代名家本采纳黄老之说，《尹文子》所陈与钟会之《道论》想大体不殊。《尹文子》似是汉末名家伪托之书，兹以无确证，姑不详疏。然魏世任嘏作《道论》，其书固亦为名家，其佚文多言政治人事，而《御览》引一条曰：
木气人勇，金气人刚，火气人强而躁，土气人智而宽，水气人急而贼。
此论人物之理与刘邵九征之说虽不全同，但任子《道论》，固亦形名家言也。
何晏、王弼已为正始之玄学家，与魏初名士不同（晏之《道论》自与任子《道论》有殊），然犹受时代之影响。平叔具有法家精神。选人各得其才（傅咸语），则亦善名家之术。至若辅嗣著书，外崇孔教，内实道家，为一纯粹之玄学家。然其论君道，辨形名，则并为名家之说。《老子注》自未受《人物志》之影响，然其所采名家理论，颇见于刘邵之书也。
《人物志》中道家之说有二：一为立身之道，一为人君之德。其言有曰：
老子以无为德，以虚为道。
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卑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
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锐，以自修为棚橹，静则闲嘿泯之玄门，动则由恭顺之通路。是以战胜而争不形，敌服而怨不搆。
《老子》曰：“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故君子以争途之不可由也，是以越俗乘高，独行于三等之上。何谓三等？大无功而自矜一等，有功而伐之二等，功大而不伐三等。（下略）
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
卑弱自持为刘邵教人立身之要道。《人物志》本为鉴人序材之书，此义似若与题无干，而书末竟加有释争一篇，则其于《老子》之说深为契赏，可以知也。
刘邵以为平治天下必须圣人，圣人明智之极，故知人善任。知人善任则垂拱而治，故能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使（序文）。此人君无为而治之一解也。晋裴上疏有曰：
故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分业既辨，居任得人，无为而治，岂不宜哉！
裴本以善名理见称，并作《崇有论》以尊名教，与喜玄虚者不同，尚为魏初学术之余响。与其说有相似者为郭象，《庄子注》有曰：
夫在上者患于不能无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断，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则群才失其任，而主上困于役矣。
郭象之说其所据虽别有妙义，而此处解无为之治与上文无异也。此解亦见于王弼《老子注》，其文曰：
夫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者，能者与之，资者取之，能大则大，资贵则贵，物有其宗，事有其主。如此则冕旒充目而不惧于欺，黈纩塞耳而无戚于慢，又何为劳一身之聪明以察百姓之情哉？
魏明帝至尚书门欲案行文书，尚书令陈矫跪阻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帝惭而反。此具见当时此类学说当世上下共知，今世推克特它（dictator）大权独握，百事躬亲，在下者亦不敢进以此言，即言之，在上者亦必所未喻也。
知人善任，治平之基。知人必待圣王，圣人之所以能知人善任，则因其有中庸至德。中庸本出于孔家之说，而刘邵乃以老氏学解释之。《人物志》曰：
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
夫中庸之德，其质无名，咸而不碱，淡而不，质而不缦，文而不缋，能威能怀，能辩能讷，变化无方，以达为节。
若道不平淡与一材同用好，则一材处权，而众材失任矣。
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也。
圣德中庸，平淡无名，不偏不倚，无适无莫，故能与万物相应，明照一切，不与一材同用好，故众材不失任（无名）。平淡而总达众材，故不以事自任（无为）。和洽谓魏武帝曰：“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亦是同意。
知人善任，名家所注意。中庸应变乃采道家之说。此不独在政治上有此综合，而其所据乃有形而上之学说也。此则见于《尹文子》。《尹文子》固形名家而参以道家。其书首曰：“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依宇宙说，道无名无形，而器则有名有形。就政治说，君德配天，上应天道。故君亦无名，不偏，而能知用众材，百官则有名而材各有偏至。器以道为本，臣亦君为主。此合虚无名分为一理，铸道德形名于一炉也。
刘邵仍是名家，此义仅用之于政治，王弼乃玄学家，故既用此义于解君德，而且阐明其形上学之根据。《论语》皇疏四引王弼云：
中和质备，五材无名。
此称美圣德，文意与《人物志》全同。《老子》曰：“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王注曰：
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复使归于一也。
夫道常无名，朴散则为器（有名），圣王亦无名，但因天下百行殊类而设官分职，器源于道，臣统于君也。故三十二章注又曰：
道无形、不系、常、不可名，……朴之为物，以无为心也。亦无名，故将得道，莫若守朴。
道无形无名，圣君法天，故莫若守朴。圣德守朴则中庸平淡，可役使众材（如智勇等）而为之君（即不为人所役使）。故注又曰：
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百官分职）。朴之为物，愦然不偏，近于无有，故曰莫能臣也（谓君也）。
故三十八章注有曰：
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无名无形）。故显之而无所尚，彰之而无所竞。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
君德法道，中和无名，因万物之自然（故二十七章注曰：“圣人不立形名以检于物。”《后汉纪》卷三袁论首段可参看），任名分而恰如分际（故三十二章注曰：“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则可以成天功而跻于至治也（《列子》注引夏侯玄语，疑亦可如上解，兹不赘）。
总上所言，刘邵、王弼所陈君德虽同，而其发挥则殊异，《人物志》言君德中庸，仅用为知人任官之本，《老子注》言君德无名，乃证解其形上学说，故邵以名家见知，而弼则为玄学之秀也。